中国姑娘
据说，当时一天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一起坐在南特大学的教室，戈达尔问维亚泽姆斯基有没有她的同学可以给他引见引见。于是，戈达尔进入的南特大学左翼学生聚会的小圈子，随即激发了他的创作《中国姑娘》的灵感。
银行家女儿维罗妮卡、青年演员吉罗姆、从乡村来到巴黎的女佣人伊沃娜、画家基里洛夫和大学生亨利5个激进的左翼青年，暑假在维罗妮卡借来的住宅里组成了一个学习毛主义的小团体“马列主义共产党”支部。房间里堆放着一大批小红皮书，墙壁上醒目地挂着手写的毛泽东语录。5个青年人开始长时间的高谈阔论，演员吉罗姆上场解释新戏剧和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大街散发传单受阻等事。女佣伊沃娜谈起她出生的农村，谈她来城市谋生、业余当妓女，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活生生的证明。而“中国姑娘”维涪尼卡认为“造反有理”，她渴望更加激进的行动，爆炸或暗杀，她上台号召大家炸掉巴黎大学，卢浮宫和法兰西喜剧院，并悔恨自己出生于资产阶级。然后，5人出现分歧开始争论，而争论的中心是红色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和赫鲁晓夫苏联的修正主义，毛认为一分为二，要强调阶级斗争，而修正主义要合二为一。美国的作用当然必不可少。毛主义者认为美帝国主义必然要彻底的消灭真正的共产党，所以必须选择和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毫不妥协的暴力革命；而认同修正主义的一派相信美国可以容忍并愿意伸手援助和接受“修正主义”，因此要放弃暴力革命，和不妥协的斗争。随着争论原本清晰单纯的信仰变得越来越复杂和迷离了。而争论越来越激烈，年青人的思想各自趋向不同的极端，最终导致分裂各人走向各自迥异的命运。有人退出，有人自杀，有人选择恐怖行动。影片里的“中国姑娘”就是一个坚定的毛主义者，在电影里说出：“炸掉巴黎大学”。其思想与中国文革毛泽东提出的拆墓、毁庙，砸烂孔家店是一致的。而最后当维涪尼卡认真策划一起一个暗杀行动时，年青的革命组织散伙了。
这时假期也结束了。“支部”解散5个青年离去后，房子的真正主人们从外地回来了，他们取下墙上的“条条道路通北京”一条条毛主义的标语。然而，这时画外响着维洛尼卡用法语述说的毛主席的话语：“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影片中的场景充满了各种符号和对比，在剧情进程中不断采用字幕、标语口号、人物画像等进行穿插，在戈达尔的电影里，演员经常直接以演员的身份说话，比如镜头里一个小偷在偷窃后经过了漫长的逃跑比如从巴黎骑着自行车都快到德法边境了，那个小偷突然转头告诉你，他是这部电影里的演员正在拍戏。我有时不能肯定喜欢艺术电影的人是喜欢艺术电影还是喜欢表现出喜欢艺术电影。2017年《三联周刊》采访戈达尔，在问及：针对现在的商业主义、好莱坞电影席卷世界的状况，是否能更详细说明一下？戈达尔回答说：谈到美国支配，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新浪潮”的时代，我们支持过一种美国电影，那是为了反对欧洲电影，或者说是为了反对好莱坞。那是一种叫做小电影的B级电影，那时我们的立场受到相当的攻击。但在文学方面，我比写《飘》的玛格丽特·米切尔更支持埃德加·爱伦·坡和梅尔维尔，所以人家说我反美我觉得有点可笑。关于好莱坞，对我来说是很奇妙的。现在的好莱坞和过去相比变化很大，真正的制片人不在好莱坞，在好莱坞的都是代理商和律师。我觉得好莱坞是一种做法上的成功，是有经济意味的工厂和梦的混合的方法成功。为什么大家喜欢好莱坞电影？我也喜欢，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自己每周五晚上和周六去看电影时，如果看挪威和日本糟糕的电影，还不如看那些美国的糟糕电影。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跟糟糕的瑞典和希腊电影相比，更喜欢糟糕的美国电影。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一些人认为《中国姑娘》是戈达尔最好的作品。诗人阿拉贡曾为此写了一篇《论拼贴》的论文，赞扬戈达尔在该片中运用的“七拼八凑”、“寻章摘句”的拼贴手法，认为《中国姑娘》的“新的小说结构”是他的一大发明。
影片甫一拍出立即遭受到诸多批评，电影里的左翼青年被认为太过虚假可笑，批判说戈达尔在影片中歪曲学生的形象，但一年后“五月风暴”爆发，人们突然意识到这部影片其对学生运动的惊人预示，于是又是一片称赞之声，称赞戈达尔的敏锐。的确，相比1967年戴高乐对法国国民致辞时的“平静心情”，戈达尔在1967年显示出艺术家的天才的敏感。而“五月风暴”过后，随着社会主义变得臭名昭著，资本主义逐步获得了绝对的正义性，人们又发现了《中国姑娘》是对于共产主义、毛主义、中国文革的巧妙而深刻的讽刺。或许，戈达尔通过生硬、突兀、凌乱的拼贴、摘抄，出戏入戏的转换，极大增加的他的电影的信息含量，从而把作者自身的观点渐渐模糊，使电影随着复杂逐渐由对于事件的解释演变成事件本身，即达到戈达尔所谓的真实。据说戈达尔对于他的《中国姑娘》预见性曾不无得意表示说：“我认为《中国姑娘》具有相当真实的成分。很凑巧地，影片杀青后一年就发生了五月学潮，由此可见其中真的有些真实的东西，只不过我是在事件真正成形之前就拍好电影了。这正是我热爱电影的地方。总之，我们可以利用电影来做这些事，来观察外表形式的酝酿过程和胚胎学。”
除了那些视觉符号《中国姑娘》的对话也很有意思。当然，我根本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但已经做出了太多的评论。因此，这里出于一向谨慎的习惯，我援引一段法国人写的关于《中国姑娘》的评论。我假定这位作者是看过这部影片的并且理解了：
“影片最后一段里，主人公作了一场离奇的冒险，戈达尔给这一章起名叫“剧场元年”，他这里借用的题目和场景，显然是来自罗西里尼的《德意志元年》（Germany Year Zero）。跟罗西里尼的主人公一样，这部影片的男主角也来到同样的废弃街区，走进同样的地下空间，不过他不像那个孩子，没有感到世界已经毁灭，他重新认识到戏剧艺术的茫然探索有什么意义。罗西里尼给自己影片起名“元年”，是为了纪念那个曾被毁掉的世界，也是为了铭记那个为极端观念所害的孩子。而戈达尔在这里借用这个影片名称，就是针对罗西里尼影片里的场景：一个孩子在玩跳格子的游戏，而他身后的世界是一片废墟。说到底，戈达尔这部影片的寓意，就是从男主角这个演员和女主角这个恐怖分子之间的对立中体现出来：其实没有元年或是起点，没有什么世界要拯救、什么世界要埋葬。这里只有一张幕布，当幕布拉开，一个孩子出现，他就是那个演员，他演这个孩子，演的轻松自如，尽管他的肩上，既有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又有一个充满新生的世界，他肩负着这两重世界的重量。或是在这里孩子表演的游戏，或是在另一部作品里孩子在迷茫中选择的死亡；或是革命斗争，或是戏剧表演；如果有人想把这其中的关系想个清楚，就必须想想自己的立场。以上就是我们的结论，这部关于两种马克思主义的电影，是对剧场的一次沉思。”
不过，戈达尔积极参加了“五月风暴”的革命运动。1968年5月15日，国家剧院奥德翁被青年们占领了，院长因向青年们表示了同情在事后受到处分；米歇尔·比托尔带领着一群作家占领了作家协会办公室；而几乎同时，戛纳电影节开幕，在开幕式上戈达尔和特吕弗等一干左翼导演强烈抗议，在戈达尔高呼了“当我们的同志在巴黎的街垒前倒下时，我们不能再继续节日了”之后，刚刚开幕的电影节就闭幕了。于是，戈达尔立刻奔回巴黎，开始摄制一系列反映当下运动的时事短片他的著名的“电影传单”，并在学校和工厂巡映。16日，巴黎附近的雷诺汽车厂开始罢工，18日，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完全瘫痪了。
五月风暴
简单来说，就是拒绝游泳的法国大学生的一系列运动到了五月使得索邦这所法国最古老的大学因骚乱而被迫关闭。法国一反警方不得进入大学的传统冲入校园，花了三个小时在和学生斗争后逮捕五百余名学生。学生和过往青年们一起用石块在卢森堡广场建起了第一处街垒，战斗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天，烟雾、瓦斯、爆炸、叫喊、掷石战充斥了拉丁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N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萨特、波伏娃等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数万名示威者挥舞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旗帜黑旗和革命的象征红旗，高唱《国际歌》游行。九日，萨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尔、莫里斯·布朗肖等联署一份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阿拉贡奔赴奥居斯特·孔特广场，在科恩－邦迪陪同下发表演讲。但政府拒绝释放被捕者，所有和谈和调解均告无效，左岸于是爆发更大规模示威。两方发生严重肢体冲突。电影电视工作者介入，媒介使斗争立刻传遍全法国，南特、斯特拉斯堡群起响应巴黎。5月11日晚，左倾总理蓬皮杜结束在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回到巴黎，即发表电视讲话，同意青年们的要求，下令警方撤出索邦，但一切已经太晚。13日，法国总工会(CGT)、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组织八十万人横穿巴黎的游行。索邦被学生收复，接下一周内，“占领运动”成为主调：各大中学校、工厂、商店、建筑均被青年控制。
到了18日，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完全瘫痪。这时的巴黎标语、口号、传单满天，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响彻云霄。五月的巴黎成为了一场狂欢节，梦幻的乌托邦仿佛实现了。二十日，萨特乐观地预言：“社会主义和自由结合了！”到了24日，戴高乐终于发表了著名的5分钟讲话，名言却回响至今：“改革，是的！把屎拉在床上，不！”（La réforme oui, la chie-en-lit no），chie-en-lit 源于中世纪的一种狂欢节，在这些节日人们可以不工作而尽情胡闹，其中就有把屎拉到床上。27日，革命群众在夏特莱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总理密特朗呼吁戴高乐辞职，左翼力量团结在一起，试图以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建立过渡政府。然而，29日，戴高乐失踪了。整个巴黎传言将军准备自杀。但实际上，戴高乐乘机到达德国巴登—巴登，会见了驻德国法军总司令马索，军方表示完全效忠总统。于是，当戴高乐在30日下午4点30分发表对全法人民讲话，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下月进行大选。当晚，戴高乐分子组织了支持将军的游行，人数也达到了50万。
6月1日，工会试图组织“选举＝背叛”的示威，但大潮已经渐落。警方采取严密措施禁止示威和集会，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被杀。6月10日，选举开始。拉丁区布满了警察，16日，撤离索邦。30日，议会投票，戴高乐分子大获全胜，“五月风暴”结束了。当然，风暴的余波延续进1970年。直到今天法国还经常发生运动、罢工，这是传统与革命已经无关了。
如果否定了革命的暴力的正义性，就是肯定反革命的暴力的正义性，就是否定了革命的正义性。革命于是就变成一场闹剧。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让心里痛快痛快，宣泄，或者，为日后恢复常规的生活增添一点优雅的悲情。
1972年2月法国工人皮埃尔·奥维内被枪杀。当时奥维内年仅23岁，是前雷诺汽车公司的工人，毛主义者，“无产阶级左派”的成员。他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雷诺公司开除。2月25日，奥维内回到雷诺公司门口散发“无产阶级左派”的政治宣传品，被该公司的一个保安当场开枪打死，史称“二月枪杀案”。事件成为“无产阶级左派”，乃至五月风暴后整个法国革命左派发展的一个转捩点。3月4日，20万人举着旗帜在沉默中为奥维内送葬，其中包括思想界领袖萨特、波伏瓦和福柯，送葬的队伍绵延长达7公里。但是，法共和法国总工会的人却没有来；对于奥维内的被杀，法国工人也没有起来罢工抗议。因此奥维内葬礼那天，阿尔都塞不停地对周围的人说：“今天我们埋葬的不是奥维内，而是左派政治。”
或许《中国姑娘》以及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不会给人们任何真实有用的思想，它只不过为评论者提供一个东西，使得评论的人能通过诠释证实自己已有的观点，并依附于戈达尔、莎士比亚、马克思们的用晦涩而耀眼的光环。所以，艺术家的政治永远只是艺术，思想家永远是那些评论的人，而当用政治创造的艺术时，艺术才真正变成政治。新中国曾经有过一部红色奇书，它的诞生是国家政权操纵作家的手系统生产的一部书的极好例子。与好莱坞的工业化生产电影可以交相映照。
在戈达尔的《中国姑娘》的最后，维罗妮卡决定进行她的暴力革命的实践，她坐上了火车，但列车里遇到一个哲学家，一个真正干过革命的男人。两人开始了一番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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