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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作真时真亦假。—— 曹雪芹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 —— 作者
造假，并非某一个社会特有的现象。几乎有人的地方都会有造假的现象，比如谎报收入从而少纳税，多报利润以美化自己的经营业绩，甚至制造假的货币、假的信用卡，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在西方这么多年，我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造假行为。但是所有这些造假，和中国的造假比起来那就太微不足道了。中国社会中的造假如果不是空前绝后，那么也是登峰造极了。我不知道这问题是起自近代，还是古已有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近代中国的造假更加普遍和更加严重。
造假的动机和原因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如下应该是主要的：
好大喜功，粉饰面子，追求虚荣，从而胡编乱造，夸大政绩，无中生有；
一本万利，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指鹿为马，滥用权力，迫使下级按照自己的意思胡说八道，颠倒黑白；
逢迎拍马，出于利益，迎合权势，迫于权势，为个人的生存或者发达阿谀奉承。
但是，仅仅是这些动机和原因还不能使得造假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造假的普遍化需要有更多的条件，比如：
法律的缺失——社会对造假缺乏惩罚，从而使得造假实际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可能受到的惩罚。
道德的沦丧——也就是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样的道德准则，认为造假是生存的必要手段，从而滔滔的造假洪流成了社会时尚，心理障碍一旦消失，造假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
习惯的养成——法律无法约束，道德不予谴责，造假自会生根发芽，通行无阻，最后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从语言，到思维，到行动，都不得不假了。
造假带来的好处和求真带来的害处，这两者给所有的国人以诱惑和胁迫，使得他们不得不在造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人自己很明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谁是由于说真话而把官位坐稳了？绝无仅有，凤毛麟角；有多少是靠说假话办假事飞黄腾达的？那么就比比皆是，多如牛毛；有多少是由于说真话而断送仕途，甚至丢掉性命的？举不胜举；有多少是由于说假话而受到严惩的？少而又少。这样巨大的反差直接告诉普通的国人一个放之华夏而皆准的道理：说真话，没有好处，不仅会身败名裂，还可能家破人亡；说假话，才有好处，才能升官发财，还可能鸡犬升天。
中国历史上的敢于直言的高官，也许有那么几个，但就是这些凤毛麟角的仁人志士，也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轻者发配荒野，重者家破人亡。幸存下来的也只能在“江湖之远”担忧“庙堂之高”。我想起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如其人，于谦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却最终倒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下，其遭遇令人感慨。于是在华夏历史上，这样的人和事，就如同绝唱，已经永远逝去，他们的余音也早已淹没于世间蝇营狗苟的嘈杂之中。
在这样的历史积淀下，造假在华夏就不得不如火如荼，规模越来越大，动机越来越广泛，参与者越来越普及：小到蝇头小利，大到社会民生，都可以造假；低到市井商贩，高到达官显贵，都可以成为造假者。
造假在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和深刻的道德问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看到在中国甚至食品和药品都可以造假。这在西方是极其罕见的，至少我在西方这么多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道德底线的问题。在西方，有骗子，有强盗，甚至有杀人放火的。但是用假食品谋利的却闻所未闻，更不要说是用可以致病甚至致死的原料或添加剂制造的假食品谋利。
假名牌、假文凭、假证书、假发票、假履历、假皮鞋、假奶粉、毒火腿、毒酒、毒禽蛋、乃至假药、如此等等，林林种种，不胜枚举。对于盗版光盘和盗版书我就不说了，这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可的造假。
比造假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人对于造假的普遍认同感，这比造假本身更加令人担忧。甚至包括本应是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比如中国人办海外移民时很大一部分会在自己的文件上造假。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加拿大和美国使领馆都已知晓，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在中国没有哪个机构可以避免造假，公证也好，认证也罢，在造假的汹涌澎湃的大潮冲击下都只能随波逐流，甚至还不时兴风作浪。
在中国，造假势力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如此凶猛，远远不是别的国家可以比拟的，如此规模的造假根源何在？毋庸讳言，其根源便是精神上的造假。只有在精神上对于造假具有充分的准备，完全没有犯罪感，才有可能为广泛的造假扫平障碍、铺平道路，从而让造假从精神走向物质。
造假一定是从说假话开始的。在不断的人为折腾中、压力下，有谁不说假话可以过关？在座谈会和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在说假话，说违心的话，每个人也都知道别人在说假话，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自己照说不误。甚至说得激情四射、慷慨激昂、痛哭流涕。那份说假话的“真情”，着实可以感动那些不明白这些造假风气和习俗的人。那些批判文章和心得体会有一点点是真的吗？绝无仅有。报纸上的白纸黑字不也如此吗？于是说假话蔚然成风。
人人都知道是假的，却人人都效仿。一来是不得不这样做，只有这样做了才可以比较安全；再者是从心里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了才会有好处。这是一个培养撒谎的环境，于是星火燎原，渐渐蔚然成风。最后，说假话就成了一种习惯，即便到了其实说真话也不会伤害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假话连篇。很多国人说假话就如同巴甫洛夫证明的条件反射理论，本来说假话是重压迫使和利益引诱下不得已而为之，但一旦形成条件反射后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只要让他说话，哪怕没有危险，也假话连篇。就如同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最后只要铃声一响，哪怕并没有食物，也立即垂涎三尺。
这样的全民说假话，为全民造假扫清了道路。这是造假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办假事。办假事通常是应付上级或者民众，当然更重要的是上级。搞什么形象工程，虚报产量，夸大政绩，欺上瞒下，从而得到升迁，至少不丢乌纱帽。至于是否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利益，绝不在他们关心之列。我自己就经历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农业学大寨”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工程，绝少有造福于民的，几乎都劳民伤财，只是为了层层应付，让上级开心了，目的就达到了。风头一过，工程就可以收摊了。不求实效，但求壮观；无意造福民众，只求取悦上司。
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人羡慕造假。很多人告诫自己的朋友和子女，要向那些“聪明人”学习。在中国，这些“聪明人”就是那些溜须拍马吹牛整景的人，也就是那些见了人说人话，见了鬼说鬼话的人。很多人羡慕他们的“功夫”，靠说假话办假事受到了上面的青睐，从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好处，甚至鸡犬升天。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了全体民众和整个民族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不可小视，于是造假运动后继有人，越发如火如荼。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既然说假话、办假事已经摧毁了道德底线和心理障碍，那么造假货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鼓励和迫使人们说假话的社会必定导致人们办假事，从而导致人们造假货。同理，一个事事求真鄙视虚假的社会，绝不会容忍说假话或者办假事，从而不会出现造假货。
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民族的造假绝不始于近代，绝非今天才有。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在逼迫和引诱人民说假话，官员办假事。古代就有文字狱的传统，到了近代依然如故。因此普通人民甚至士大夫官僚都不可能不为说真话付出代价。“指鹿为马”也许是比较早的一种典型，只是不能肯定在秦朝这样的现象有多普遍。但是，在一个皇上自己都在异想天开长生不老，从而对假药梦寐以求的时代，造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皇帝自己相信假药、假现实和假来世，同时迫使大臣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进而大臣迫使手下官员，官员迫使底层民众，于是一个造假运动就这样自上而下开始普及和深入了。迫使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造假的登峰造极者应该是清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防范异族心存不满，清朝把文字狱普及深入和提高到空前的地步，这迫使整个社会和人民说假话、办假事。人们通过自己造假以避免受到迫害。说假话的习惯，大概在那时登峰造极，至今方兴未艾，可能还有继往开来之势。
如果说迫于生存而被迫造假似乎还情有可原，那么好大喜功而主动造假就绝难容忍。令人遗憾的是，这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蔚为风潮。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2005年据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到处剪彩开会，好不热闹，影响之大，甚至波及西方。这波及西方的不是郑和下西洋本身，而是对于其纪念的“轰轰烈烈”。甚至一些说法更甚，宣称北美也是郑和发现的，还有海图引以为证，当然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骗局。
关于郑和下西洋，常见的说法是这样的：在公元十五世纪初叶，明成祖朱棣派遣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前后七次下西洋（第一次出航在1405年，最后一次出航在1433年），访问了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非人民的友好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往往还会强调：“郑和所到之处，中国以先进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这完全不同于后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的名为交易、实为坑蒙拐骗烧杀抢掠的海盗行为。”于是，郑和俨然是和平的使者和友谊的典范，在贬低别人、溢美自己之间，就塑造了自己的“光辉形象”。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吹嘘宝船的宏伟、中国造船技术的发达，大大满足了虚荣心，又为争当代第三世界领袖找到了历史根据。
郑和下西洋在今天被描绘成了和平的使命，国与国之间友好与和睦相处的典范。这样一来，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似乎不是从600年前的明朝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中国今天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出发的。如此“古为今用”，不得不使人立即产生对这样的纪念活动动机的怀疑，从而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怀疑。那么郑和下西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史书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是类似活动中资料最少也最模糊的。民间传闻沸沸扬扬，这应归功于晚明万历年间罗懋登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巨大影响，以及东南亚华侨为纪念漂洋过海的先祖而对郑和事迹的诸多传说。但翻检可靠文献，却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据说是明代一切关于郑和航海的官方档案早已被毁。有说是明代禁海派官员的鼠目寸光，有说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有意为之，总之其结果就是我们只能从一些残缺不全的记载中了解这次航海事件。最重要的“证据”居然就是罗懋登的长篇小说，而罗懋登在“郑和下西洋”100年后才出生，并且既无科学工程训练，亦无考古历史背景。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先从郑和的船说起吧！按照《明史》记载，郑和的宝船的尺寸是长44.4丈，宽18丈，以明尺为0．317米计，折合长宽约为140米和57米（有的甚至说成是151.18米和61.6米）。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顾起元《客座赘语》、及郑和家谱的记载与之相同，似无疑问。
按照最近国人制作的模型，郑和的宝船就是（图11－1）中的样子。按照这样一个模型和尺寸，如果假定船的吃水深度仅仅为6米，这是很浅的吃水了，再假定船的方模比为65％，（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方模比应该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吨！
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吨的船吗？而且那是没有钢结构，全部都是木头做的。曾几何时，在“文革”时号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研制和建造成功被宣传得家喻户晓，媒体文件铺天盖地，还拍了一部堪称红色经典的电影《战船台》，欢呼这“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和“伟大胜利”。那么在明朝就用木头建造成功的三万吨巨轮又如何宣传呢？究竟是“文革”的万吨轮是经过了560年以后从明朝的三万吨退化到了文革时的一万吨的退化了和缩水了的郑和大船，还是明朝的造船术在560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嘘的伟业的三倍？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
少数人的造假本身已经十分恶劣，而广大民众对于造假的赞赏、默认和纵容则更为严重。前者是个别人对于社会的犯罪，而后者是整个社会对于前者的肯定，从而是整个社会的蓄意的造假。
近来发现，建造郑和船只的船坞在南京附近，其西接长江，考证为明朝为造船在长江边人工开挖的长方形大塘，在它与长江交汇处建有一个人工水闸。造船的工人们在作塘里搭起台架，在上面建造船只，船造好后，趁着江水涨潮的机会打开水闸，让江水进入作塘，将船浮起，这样船只就能漂入长江。其中最大的是第六作塘，简称六作（图11－2）。这就是六作今天的样子，“在2004年11月的考古发掘中，就是在这个深度发现了明代搭造宝船台架的木桩和“地龙”（即横亘水底的巨型木料）。”这就证实了明代的6号作塘就是这个深度，不超过6米。据考察，位于六作东面的五作、四作以及已被填埋的一作、二作和三作的深度都是一样的。所以造船专家的结论是，这里根本不可能建造尖底的船（福船型）。亦即，现在国人的“复原”模型所表現的尖底的“郑和宝船”，当时根本就没有建造的地方，因此宝船只能是平底船（沙船型）。
一些比较严肃的研究表明，郑和的平底宝船根本经不起风浪，即便将其吃水算作实际上不可能在“六作”造出的6.6米，其“稳度消失角”也只有48°。这样的性能，就是不算其它的问题，也绝不可能经得起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风浪。
而且，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和高度就大大超过了它，在等级森严的中国专制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
现代的航海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远洋航行必须是尖底船。只有尖底船才经得起风浪，原因之一是因为尖底船吃水深，在水线以下有很大一部分船体，这部分船体不受表面风浪的影响，在水线以上的船体受到风浪影响时，水线以下的船体产生的力矩可以抵抗这些影响，从而使得整艘船保持稳定。而平底船没有这样的特点，因此经不起风浪。这也就是为什么远洋船只都是尖底的，这也就是现在把郑和的船模型“复原”成尖底（福船）的原因。但是由于六作的挖掘数据否决了尖底船的可能，有的人又只好说其实大型的平底船（沙船）也是可以经得起风浪的。这样的自欺欺人和造假，几乎受到了国人万众一心的拥护。
事情还没有就此打住，按照“史书”记载，郑和船队是由240艘海船组成的联合舰队，船队的主体船舶为以上提到的排水量3万吨的宝船，外加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五类。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旗舰、战船、补给船、交通船等。郑和迷们总结道，大型宝船载员1000人以上，整个舰队二万余人，这不是探险队，而是航母战斗群了。唯一缺少的就是用瞎话再编造一些飞机出来。
如下表格是我综合了有代表性的两个“重量级”郑和研究权威的几个表格而成。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对郑和船队描述比较具体，并为广泛引用的资料，是明代罗懋登的小说《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也正是他们的数据来源。表格中吃水是他们猜测的，而排水量是他们按照这些数据计算的。不知为什么其中宝船没有给出排水量，也许他们也意识到3万吨巨轮有点过头了，因此不写为妙？但是表中那组成郑和船队的700艘万吨轮（1.5万吨），也足以让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人无地自容了吧？
序号 船名 数量 长（丈） 宽（丈） 吃水（米） 排水量（吨）
1 宝船 36 44.4 18 8
2 战船 180 18 6.8 4 1,703
3 坐船 300 24 9.4 5 4,033
4 马船 700 37 15 7.6 14,586
5 粮船 240 28 12 6 7,081
表11－1，两个郑和研究重量级人物的论文所引用的数据和研究成果。
细心的读者如果按照这两个“权威”的研究数据计算一下其“引经据典”和津津乐道的郑和船队的舰只总数和总吨位，便会大吃一惊：舰只总数1400余艘，总吨位1400万吨以上！要知道，清朝洋务运动时中国海军的总吨位才4万吨，今天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也不到200万吨，就是现在美国海军的舰只数量也只有435艘，总吨位也才800万吨。郑和船队的总吨位超过了现在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将近一倍！这可是出自两位“学者”和“权威”的研究，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另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古船模型研制中心主任、教授。应该说，这些荒唐可笑的结果绝不仅出于这两个“权威”，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郑和研讨会”上几乎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只有上上下下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因此，这些荒唐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梦呓，诠释着一个民族整体对造假的纵容和欣赏。
当然，正是这样的数据才使得一些国人感到亢奋，从而在感情上很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多么令中华民族“自豪”的“伟大创举”啊？首先，我们比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早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我们的船和舰队比西方的大了很多倍。如果这是真的，那就给咱中华民族挣足了“面子”，因此，这必须是真的！即便是假的，也必须是真的。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祟下，郑和的伟大航海和其宝船舰队粉墨登场了。由于郑和航海的路线并非如达迦马、哥伦布和麦哲伦那样是首创，而实际上在1200年以前，也就是在郑和以前数百年，就已经为人所知，并且郑和又是基本上沿着海岸线航行，所以即便真的到了东非，其航海本身亦非什么创举。正因如此，吹嘘海船的巨大和编制的庞大就成了不得不做的事情，否则无以弘扬中国的伟大。正因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郑和的宝船和舰队不是用技术造出来的，而是用瞎话编出来的，是用牛皮吹出来的。
郑和宝船和舰队的瞎话之所以流传甚广，正在于有人愿意编，有人热情说，有人乐意信。郑和宝船的尺寸和舰队的规模“凸显”出当时中国“举世无双”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这正可以用来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天朝风范、上国姿仪、古中国的光荣与梦想……都在这样的呓语中得到了升华。
郑和研究始自一百年前，当时的中国在欧洲人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也许太需要一段辉煌历史来支撑国人破碎的自尊心了，严格地说是面子。于是，“发现”自己的老祖宗原来在航海上也远远领先过来自海上的“侵略者”，的确很能振奋人心。学术研究一旦有了政治需求、关系到民族面子，便不可避免地取材考证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以求迎合上上下下的心理。即便是像梁启超这样的有识之士，也无法直面历史事实，而任凭其感情所误导，为了“民族大义”而领衔了“郑和下西洋”的造假运动。时至今日，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期间，居然连郑和发现美洲、澳洲，甚至环航世界这样的谎言都有广大市场，令很多国人为之振奋。
审视国人对这个造假的普遍热情便可知华夏在近代“假大空”星火燎原长盛不衰的原因了。如果仅仅是普通百姓对此随声附和，那还情有可原，毕竟无知总是可以作为过失的遮羞布。但是那些贵为高知学者对造假不仅不予质疑，而且兴风作浪，这就绝难用无知来解释了。他们为了利益和面子丧失了判断能力并践踏了道德准则。
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寸记录在官方正史《明史》中，这是二十四史中质量较高的一部。难道官方认可的记载也会瞎编么？遗憾的是，的确如此。中国史官对于数字一向漫不经心，夸大其词几乎成了传统。八百、十万，这些数字基本并非确指，而是形容奇多或奇少。翻阅青史，俯拾皆是的号称百万大军往往最多二三十万，乃至几万，几乎每场规模较大的会战专家们都得皓首穷经地去考证，名与实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而民间为了褒奖英雄，更是不免随意附会夸大。诸葛亮呼风唤雨，樊梨花翻江倒海，以讹传讹，算作豆棚闲话尚可，当作史实断然不行。有关专家为了证明郑和宝船之存在，甚至引《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样的小说为证，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不管这记载到底出于何处，朝廷正史也好，民间野史也罢，对于中国的文字记载，到底有多少可靠性，我们应该心知肚明。华夏不少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大可怀疑，不必回顾很远，看看非常近代的历史就知道，官方的文献是多么不可信。中国当时的权威文献记录：1958年，水稻单季亩产达到13万多斤，红薯单季亩产达到113万多斤。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宣称：“在一亩零七厘五的中稻田上，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这精确度胜于郑和的记录吧？现在应该知道我们的文字记载有多么可靠了吧？这样的吹牛和造假，如果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之久远，很可能会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又一个“伟大创举”而举世闻名。600年后世界完全有可能做到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到了那时，国人一翻中国文献，“发现”了就如同华夏近代“发现”郑和下西洋一样的“辉煌”，于是一阵惊喜：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超过了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伟大的我们，总是“世界第一”！哎呀呀！
编造瞎话和相信瞎话是瞎话得以弘传的充分必要条件。编造瞎话的和相信瞎话的人绝不愿意瞎话被戳穿，但又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编出更多的瞎话来弥补最初那个瞎话的漏洞，如此便形成一个瞎话链和瞎话市场。于是编造瞎话就成了一个有市场需求和可持续的职业，在今天的中国，此职业方兴未艾，从业者似乎绝无失业的担忧。
瞎话总是可以随便编的，但是当瞎话被质疑时就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对于造假者来说，最令他们恐惧的敌人就是科学。科学对于真伪的判别的一个标准就是其可再现性。如果是真的，那么给予同样的条件，就一定是可以再现的。我们可以按照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建筑水平，在南京六作重新建造这些船只，以此来证明当时的确有可能建造这些船只并可以下海经得起马六甲海峡的风浪的。其实造假者心里很明白，这样的再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本就是假的。
2005年开始有些人为了复制郑和宝船，弄得轰轰烈烈，终于在竭尽全力之后认定可以造出1500吨的“木船”，木料要从马来西亚进口才能合乎标准，其中金属的使用也不在少数，现代技术也都用上了。一个参与者骄傲地说，一根钉子就超过了2.5米。然后申明，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木船”。在举国支持之下如此折腾，也只能造出1500吨的“木船”，只有所吹嘘的郑和宝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当时郑和的宝船存在过吗？
同样值得质疑的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明朝在中国是一个相对弱的朝代，这样规模宏大的远洋航行到底始于什么动机？这今天仍然是一个迷。我们也许不知道其目的是什么，但还是可以逻辑地推断其目的不是什么。首先，其目的无关商业，因为其没有任何真正的商业作为；其次，其目的也无关探险，因为那些航线在郑和以前都已经被普遍知道；再者，其目的也无关宗教，因为皇帝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任何宗教理由出使东非。
更荒唐的说法是去找太子、剿叛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决策者的智商真是值得怀疑。那个时候到东非去找太子、剿叛军，和现在到月亮上去找失踪者和消灭恐怖分子一样荒唐。因此，最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至多是一个“政治娱乐”项目或者“面子工程”，亦即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宣传皇恩浩荡，招引万国来朝。那时永乐帝叔夺侄位，被视为僭主，海内人心浮动，也许需要借助这样的娱乐和宣传增加自己的信心和树立自己的形象——“海内存知己”做不到了，但是还可以来一个“天涯若比邻”么。
于是就有了声名赫赫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沿着别人早已经开辟的航线，几乎就是沿着海岸线，到东非去兜了一圈。由于是沿着别人开辟的航线，又是沿着海岸线航行，因此在航海史上没有地位是很自然的。那些郑和“粉丝”不必抱怨世界其它国家不把郑和下西洋当作一回事，更不用说当作一个航海的大事件，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大事件。不管其是否真的抵达了那些东非的地方，都不会给世界航海史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那些瞎话编造的“航空母舰”和超级舰队却是一个划时代造假的极好证据。
如果说《西洋记》还只是技术上的造假，那么对郑和下西洋的歌颂就是道德上的沦丧。退一万步讲，假定当时真的可以造出700艘万吨轮，那么郑和船队的远航意义是什么？郑和之前数百年，《西洋记》记载的郑和航线就已经存在。既然用比较小的船只进行远距离航海是可行的，就如同北欧的维尔京人以及其他海洋民族在郑和以前所证明的，那么如此庞大的郑和船队根本就是劳民伤财。这个对国民毫无意义的远航和秦始皇的地下陵寝如出一辙，是对人民利益的剥夺，是对道德准则的践踏。当时的虚无缥缈，被随后的《西洋记》变成了“神话”，被后世的国人顶礼膜拜热烈歌颂。在华夏，只要把皇恩浩荡渲染得轰轰烈烈，那么人民的福祉和利益就可视为粪土。如果说后世国人对这些瞎话的相信还可以解释为不谙科学技术，那么他们对这些造假的赞颂和喝彩只能被认为彻底践踏了以人为本的道德准则。无疑，他们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对于从造假中获得好处的期待，远远超过他们对过去造假中受到伤害的记忆。他们的整体性格，就是中国造假的土壤和基础，甚至始作俑者。
于是值得关注和担忧的是，这样一个当时官方都讳莫如深难以启齿的事件，如此在明朝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举动，到了600年后今天的中国，却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整个“600周年”的纪念活动搞得沸沸扬扬，当然还不仅仅在这些整数的年份，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都在期望这个“下西洋”的壮举给予中国人以面子和亢奋。郑和的光辉形象甚至出现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一个太监在他的皇上英明领导下，不惜劳民伤财，给远在天涯的“蕞尔小国”送去了皇恩浩荡。翻译成现代的华夏“八股”就是：郑和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给世界送去了和平的信息，加深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友谊。不仅如此，太监和皇上还越过了600年的时空隧道，给当今世界送来了和平的信息。于是明朝这样一个小朝廷俨然按照现代的标准成了国际关系的典范。一个残酷地压榨自己的人民并且不给自己人民任何权利的朝廷，居然可以是国际的友好使者吗？
请记住这条永不过时的定律：一个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绝无可能善待邻居！
600年前的造假在今天产生了如此震耳欲聋的回音和共鸣，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简直是对我们自己的讽刺，对我们智力的侮辱和对我们良知的践踏。明朝的皇帝和太监拿当时纳税人的钱挥霍的荒唐，加上后世人的造假，在今天被赋予如此崭新的时代意义，渲染得如此冠冕堂皇。此等殊荣，当事人一定始料未及。对于造假给予如此褒奖和厚爱，不能不使造假之庙香火不断，香客如云。
原始记载的模糊不清，解读文献的曲意附和，迎合上意的旧史新说，再加广大受众的添油加醋，由此共同制造出的郑和神话，可谓中国造假案的典型范例。这样千疮百孔的瞎话和荒唐，居然有这么多的人来附和与维护，不禁让人感叹华夏造假的人文基础之好。如果爱国主义要靠造假来支持，无疑是对华夏自己的辛辣讽刺；如果民族尊严要靠造假来提升，那必定是一条既丧失尊严也得不到面子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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