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蜀轶事: 28. 我的伯父

“你的伯父年轻时箫洒英俊，一表人材。他个子高高的，头戴一顶博士帽，身穿一件长大衣，站在讲台上，就像天神下凡一样。”师校老师陈忠凡对我这样说。

“那时我还在洋溪小学读书”，他说，“有一天早晨教室里来了一个新老师，他的像貌把全斑同学都惊呆了。”

那是解放前夕的事情，听说这个人是个共产党，为了躲避国民党搜捕才到这个偏僻的小镇来的。我们都叫他陈老师，至于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很神秘，平时很少说话，除了上课，学校里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他只给我们上了两个月的课，就不见人影了。那时刚刚解放，有人说他去新政府上任去了。陈忠凡老师告诉我的这些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那时我很小很小。

我的伯父年轻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脑子里一点印象都没有。据父亲讲，我的伯父的确是个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当年在成都当伙计时入的党。四川要解放时，省城里大肆抓捕共产党，他才躲到我们乡下来的。他一直在外工作，很少回家。我跟他根本没有见过面。

妈妈告诉我说：“你伯伯解放那年的下年还是回过家的。那是他回来跟你伯妈离婚。”

我的伯父是解放前结的婚，是我婆婆一手包办的。伯妈是蓬溪县的，身材很修长，模样也不错。不知什么原因，他就是不喜欢她。结婚当天晚上，当人们推推拉拉刚把他们送进洞房，伯父突然大叫肚子疼，全家人都吓倒了，请的请郎中，掐的掐鼻子，忙乱了大半夜才消停下来。第二天早晨，等大家醒来时才发现，他巳经离家出走了。

伯伯回来离婚的理由是解除“包办婚姻”。我那时还很小，不知道什么叫“包办婚姻”。只听妈妈私下里说他是个“陈世美”，当了官就不要家里老婆了。

伯伯那次回来只呆了一天，他到乡政府去办完离婚手续就走了，从此就没有再回来。我对伯父的印象相当模糊。

一九五一年秋天，伯父在川北行署民政厅当了一个科长。行署的胡主任听说伯父是射洪人，就叫他当向导，陪同胡主任到三台绵阳广元去考察。

那时候，当干部的跟老百姓没啥区别。他们考察浚有坐车，也没有骑马，完全是步行。胡主任个子不高，瘦瘦的，却很能走路。他们从南充出发，一天走了一百二十多里，当天晚上就到了洋溪镇。

我的父亲当时在洋溪镇草街子开香烛铺子，胡主任就住在香烛铺里。他们没有通知县上，也没有让区上知道。胡主任睡的父亲的床，警卫人员在铺子门面上打地铺。父亲不敢睡觉，一夜都在街上放哨，生怕出了意外，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第二天早晨，他们吃了早饭就要走。临走前，胡主任问我父亲：“你想不想出去工作？”父亲说：“想。但我只有小学文化。”

胡主任问：“你最善长什么？”

父亲说：“我的算盘打得好。”

“那你就去做会计工作。”胡主任说罢，就写了一张字条交给父亲，让他去南充报到。父亲在南充砖瓦厂当了几年会计，后来调动到成都驷马桥第二机砖厂工作。

川北行署撤消合并到四川省以后，胡主任去了北京，我的伯父被分到重庆水轮杌厂任秘书。专门管理文件和为领导起草发言稿。

水轮杌厂是个半军半民的工厂，主要生产枪支大炮。厂里的主要领导都是南下干部，文化水平很低。有一次厂里召开大会，党委书记在台上作报告，照着他写的稿子念，念得结结巴巴的，很不通畅。

我的伯父坐在台下听了很着急，不觉小声说道：“我写得那么清楚，他都念不通顺。不知是个啥水平？”

旁边有人听见了，就把他的话悄悄报告了书记。没过多久，书记就把秘书给他撤了，调到子弟学校去当校长。

文化革命我串联到重庆，特地到他们子弟校去找他。听说校长也是当权派，我不敢贸然去见他，就在学校里看起大字报来。正是文化革命的高潮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楼上挂到楼下，到处都是“打倒某某，打倒某某”的批判文章。我紧张地在那些人名被打上红叉叉的大字报中寻找伯父的名字，却没有找到。我松了一口气，后来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看到一张大字报，上面才有伯父的名字。原来他已经从校长贬为教导主任了。

我找到伯父的时候，他正在寝室里做家具。他身穿厂里发的蓝色工作服，一手拿锤，一手握凿，叮叮咚咚干得很起劲。仿佛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与他毫无关系似的，他完全把自已置身于世外桃园。

我的伯父是八一年退休的，退休前巳从教导主任贬成了一个普通教师。他一生无儿无女，住的是集体宿舍。他的工资不高，每次调资他都把机会让给家庭困难的同事。他常对我说：“我一个人生活，这点工资足够用了，能帮别人一点是一点，他们都比我困难。”

伯伯自从五零年和伯妈离婚以后，就再也没有结过婚，他不是陈世美。

后来听父亲说，伯父在川北民政厅工作时，曾经有过一段恋情。那个女的叫刘中芳，是川北地下党负责人刘中询的妹妹。刘中询和伯父都是地下党内的同志。

刘中芳在南充财政部门工作，对伯父很爱慕。他们本来谈得好好的，过段时间就去登记结婚。不料有天晚上天下大雨，刘中芳去看伯父，谈着淡着她竟然主动和伯父上了床。

第二天，迂腐的伯父竟然主动向组织交待了他们的行为，还请求组织处分。

刘中芳听到消息，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她骂伯父是“白痴” 、是“混蛋”。 是一根筋，是不可理喻的家伙！从此以后，再也不愿和伯父来往。

伯父退休第二年，我把他接回射洪，住在我们学校里。他在重庆没有住房，退休金也不高。后来得了帕金生病，生活不能自理，我们给他请了一个护工护理他。他那点退休金根本不够请人。他虽然生活入不敷出，但他从不写信向他们单位叙说自已的困难。

幸亏我的父亲退休有一笔钱，伯父请护工的钱完全由父亲承担。我的父亲是零八年去世的，他在去世前嘱咐我说，“你伯伯一生很不容易，你要负责照顾到底，我留下的钱任他用！”

伯父是在父亲去世以后的第三年去世的，享年九十岁。

他们单位派人来看他时，他巳悄无声息地走了两个月了。他们单位的领导了解情况以后，不无感慨地说：“陈老师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生前总把利益让给别人，有了困难也不说一声。连死后都怕给领导添麻烦。这样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过。”

伯父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也是离奇的一生。别人干革命，越干地位越高；他干革命，地位越干越往下降，科长一秘书一校长一主任一教员，这就是他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