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蜀轶事: 25. 避祸“六四”

1989年5月2日，我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一封挂号信。这是鲁迅文学院发给我的通知书，叫我5月28日去报到，参加为期半年的文学创作学习。我爱好写作，经常写些小说散文之类的寄到杂志社去，由于水平低，都被退了稿。我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些“豆腐干”文章，但始终难登文学大雅之堂。我又报名参加鲁院函授学习，写了几篇小说散文稿寄去。大概编辑老师看我还有点“孺子可教”的潜力，就通知我脱产学习半年。

我拿着通知书去找王校长请假。王校长见我去北京学习，一口就答应下来，准了我半年假。他还当场叫来教导主任，把我上的课找别人代替。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把要去北京学习半年的消息告诉大家，然后把代课老师请进教室向同学们做了介绍。

我很兴奋，梦寐以求的文学写作之路从此就要展开。我决心到北京认真学习，努力提高写作水平，争取毕业后走上作家之路。

交待完教学工作的第二天下午，我突然感到心慌意乱，心里很不舒服。我以为自己发病了，就到校医室去找程医生。程医生给我测了血压，听了心跳，也沒有发现问题。他建议我去县医院捡查一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到县医院找做了一翻捡查，也未找到原因，只给开了两天安神镇静的药。

第三天晚上，我越来越坐立不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个人就在寝室里走来走去，心里很乱很难受。

下晚自习时，忽听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原来是民师班一个叫龙永会的女生来看我。这个女生有三十多岁，个子比较高大，说起话来总是笑嘻嘻的。

“赵老师，恭喜你，祝贺你！我代表全班同学来看望你。”她是那个班的干部。她满脸堆笑，手里还提着一个装衣服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衣服。

她把衣袋里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说，“这是我买来送你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我说，“谁请你买的？我又不缺穿的。”

她说：“看你平时上课穿的衣服，哪件出得了门？拜得了客？这是去北京，要见大世面，不要被人瞧不起。”

说罢，就把衣服全部拿出来，放到椅子上，要我试试合不合身？从内心说，我很感谢她！我这人一向不注重穿着，即使当了教师也是一身农民打扮，一是经济拮据，二是觉得四十来岁的人了，也用不着那么讲究。在她的热情坚持下，我试穿了两件，还别说，件件都很合身，仿佛定身量制的一样。她看了也很高兴。

我数了数，一共好几件衣服。有外衣，有内衣，有长裤有短裤，还有一条漂亮的围巾。我长这么大，从未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我再次被感动了。我收下衣物说：“一共用了多少钱，我从北京回来就还你。”她说：“谁要你的钱？这是送你的。”我把衣服装叠起来还给她，说：“不收钱我就不要!”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去收受学生送的东西，像什么话？我永远都做不出这样的事。

她把衣物袋往椅子上一摔：“不要就丢了吧，”说完拉开门气冲冲地走了。

我这人有个怪毛病，自已的事情要由自已做主，最恨别人包办代替。哪怕你心地再好，沒有得到我的认可去替我办事，我都不大高兴。我把衣物收起来放到衣柜里，懒得和她计较。我准备从北京回来后再把钱还她。

经过这个小插曲以后，我的心里还是慌慌乱乱的，成天坐卧不安。有天晚上，我到宣传部去找梁文举。那天他值班，办公室里只他-个人。我把去北京进修的事跟他说完后，又说：“这几天好生奇怪，成天都心慌意乱，坐下不是，站也不是，连觉都睡不着。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梁文举想了想说：“这真有点怪。我看还是小心一点好。” “那怎么办呢？”我又问道。他说：“我建议这次你就别去了，今后还有机会。生命只有一次，万一去出了车祸，你那些娃儿怎么办？”俗话说，听人劝，得一半，听了梁文举的劝告，我又回到学校。

梁文举的话虽然有些道理，但到北京进修的念头仍然沒有打消。我的心里还是乱还是慌，还是坐立不安。怎么办呢？突然想起到农村栽秧也许能减轻心里的慌乱。那是最累的农活，干一天活下来，腰酸腿疼，连背都不敢伸直。那时候，我的三爹已经从成都退休回老家种地去了。现在正是插秧季节，我要回去帮三爹栽秧，我要用繁重的体力劳动把我慌乱的精神平定下来。

正是农历四月间，农村里一派繁忙景像。田野里，油菜早已收割，小麦已经熟了，南风吹来，荡起一阵阵金黄的麦浪。收割后的油菜田里，已经放满了水，农民架着耕牛正忙着犂田插秧。劳动力多的人家田里，插好的秧苗已经绿绿一片了。

三爹已经六十多岁，不能下田干活。见我回来帮他栽秧，高兴得很。他又请了一个邻居过来，让我们两人下田帮他栽秧，他在田坎上担秧苗。他们天天又是酒又是肉的招待我，使我非常开心。在三爹家住了两天，当我帮他栽完秧后，又回到了学校。

从农村回来以后，我的心里平静了很多。几天繁重的体力劳动，累得我倒头就睡。我又去农业局找我老弟，他也劝我别去。我的心虽然还不能平静下来，但我决定不去北京了。

六月一日，突然在电视上看见上百万的学生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游行。他们举着旗帜，愤怒高喊着“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行进在东西长安街。晚上就坐在天安门广场，始终不肯离去。为了驱散示威人群，警察连北京人从未见过的催泪弹也用上了。人们的情绪被点燃起来，反抗越来越激烈。我开始后悔了，要是我这时在北京，一定会冲在游行示威队伍前面，采访记录这些生动的场景。作为鲁迅文学院的一个学员，一定不会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两天的新闻我一点也不放过。反官倒是人民的心声，我从内心为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人民而骄傲！

斗争越来越激烈，连军队也开始介入了。驻扎在石家庄的38军和驻扎重庆的54军已经开到北京城外。以张爱萍上将为首的7名将军联名致信中央军委，请求不要把军队开进城，更不能向学生开枪。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人民群众的行动，不但感动了军队干部，连总书记赵紫阳同志也感动了。他公开站出来接见示威群众，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由于总书记的支持，人民的反腐反官倒斗争情绪更加高昂。许多中央领导人支持和学生对话解决问题，但少数人不同意，他们决定对示威的人民群众进行镇压。6月3月晚上，张爱萍将军接到下面报告，军队己经进域了。

首先进城的是54军的部队，他们开着坦克架着机枪，气势汹汹开进北京城。北京市民也行动起来，他们手拉手肩并肩组成一道道人墙，阻止军队到天安门镇压学生。

为了镇压“师出有名”，有人竟然秘密下令把牢房里的犯人放出来混迹群众之中，去放火焚烧部队的军车，寻找镇压的借口。军队和人民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双方开始大打出手。一辆辆的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声大作，火焰熊熊。坦克从手无寸铁的人群中碾压过去，尸横遍野，血流满地。

38军军长拒不执行进城镇压学生的命令，当场免职拘捕。一个副政委代理军长把部队开进城去，沿途枪声大作。38军一个当团长的老乡说，他敢保证，他们军队进城后都是朝天放枪，沒有伤及一个群众。他们的军长后来被军事法庭判了刑，但老部下们都很同情他，对他的家属特别照顾。

6月4日示威群众遇难以后，风向大变，中央把这次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同情这次事件的人都倒了霉。总书记赵紫阳被定为反党份子，七将军勒令写检讨。据说张爱萍上将始终不写，他认为自己沒有错。又一次政治大清查运动开始了。凡是那几天到过天安广场的人一个也跑不掉，都要写捡查写交待，接受公安机关的审查，拘留的拘留，关押的关押。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狂热燥动的心情突然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心不再慌意不再燥，仿佛平静的池水一样宁静。

这时候，我才庆幸自已没有去成北京！要是去了北京，即使不被坦克碾死，也要被乱枪打死。我跪在地上，面对西方，一遍又一遍感谢上苍对我的暗示，感谢神灵对我的庇护，感谢祖先对我的保佑!要不是他们显灵阻止，我早就变成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