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蜀轶事: 20. 结婚

上大学的理想触礁以后，我对未来心灰意冷。

母亲再也坐不住了，悄悄托人四处给我找对象。按照家乡的风俗，老大没有结婚，老二就不会有人上门提亲，母亲很着急。

这一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弟弟比我小三岁，已经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

在我们家乡，男子二十，女子十八正是结婚的最佳年龄。像我这样的岁数还没结婚的已经寥寥无几。

我们居住在一个边远的山沟里，那儿穷得很。土地不多，坡却很陡。没有水源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风调雨顺的年份还有一口稀饭吃，遇到旱灾可就惨了。地里的禾苗干得成了柴禾，一根火柴就能把地里的庄稼烧得干干净净。

我们家乡的姑娘长大了都想嫁到山外去，那里自然条件好，劳动轻松还吃得饱饭。

我们家乡地处蓬射两县交界处，翻过一座山梁，就到了蓬溪地界。

我们这里的青年小伙子，从没有人娶到过平坝地区的姑娘。那里的姑娘即使又驼又癞，也不愿嫁到我们这个山沟沟里来。我们的青年男子结婚除了找本地的姑娘就是到比我们更穷更偏僻的蓬溪农村去找。

母亲瞒着我，找了好几个本地的姑娘。人家一听说我们是两兄弟，只有三间房子，生怕今后分家没有住处，都摇头拒绝了。

母亲不甘心，又托人到二十里外的牛啃土去找。那里的山比我们这里更高，沟比我们这里更窄。这里有户人家有三个女子，一个已经出嫁，还有两个在家待嫁。

媒人是我们村的，姓卫，人家都叫她卫老婆子。据说她有个亲戚住在那里，她很会说话，她说我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人品好，是大家公认的“乖娃儿”。她说我虽然是两兄弟，房子不宽敞，但我弟弟在柳树代课，以后弟弟转了正就不会回来跟我分房子了。

经她添油加醋一番游说，女家居然有些动心，答应到我家来看看。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

过了几天媒人带着姑娘“相亲”来了，那天我正在地里劳动，母亲找人把我找回家和女方见面。

我从没有单独和一个姑娘在一起说过话。我羞得面红耳赤，眼睛看着地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午饭过后媒人把大家叫到一起问我说：“有没有意见？”

我一点感觉也没得，耸着脑壳不说话。

媒人以为我害羞，就又对我说：“不好意思没关系，摇头不算点头算。”

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站在一旁的母亲忙说：“我这娃儿面子浅，见了姑娘怕羞。我做主了，我们没有意见。”

女方也表示没有意见。

我的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对结婚毫无兴趣。我不甘心在这山沟沟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过一辈子。

客人走后，我对母亲说：“我不想结婚。”

母亲说：“儿呀，我晓得你心气高，你是家里的老大，你都二十好大几了，你不结婚你弟弟怎么办呀？”

“要结你去结，反正我不结。”我说。

母亲见我不答应，她上前几步，走到我的面前，突然一下子跪了下去……

我的心像被鞭子抽打一样。

我刚三岁，父亲就丢下我们到川北行署工作去了。母亲一个人在家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把我们拉扯大。六O年“大跃进”，她饿得得了水肿病，两条干瘦的大腿肿得有小桶大，亮晃晃的一按一个坑，连路都走不得。在公社医院里她还把医生发给治肿病的细糠饼偷偷藏起来，等我和弟弟去了拿出来给我们吃。

五岁那年，我们家穷得连一颗盐都没有吃的。我们家乡盐井多，隔一两里路就有一口盐井，早晨天刚麻麻亮，采盐水的工人就上班了。母亲拿起一个土罐罐跑到盐井边帮他们“打圈圈”（帮工人采盐水）。往往在盐车上劳作两个小时才能踩起来一挑盐水。采盐工人等盐水放出来，就给母亲舀上半瓢装进罐中，母亲把它拿回来给我们下饭。

六岁那年我背上长了疥疮，家里穷得一分钱都拿不出来。母亲四处借不到钱，狠了狠心，把一把祖传多年的铜香炉拿到洋溪街上当了买药给我治疮。

我感谢母亲，是她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把我们养大成人。

看见母亲跪在我的面前，我的心都碎了。

我不能再任性了，为了母亲我只好屈服了。

我把她从地上扶起来说：“结就结吧。”

我们结婚时间定在七二年腊月二十八号。二十七号那天，洋溪镇逢场，我上街置办结婚用品。走到草街子碰到了高中同学梁文举，听说我要结婚他二话没说，把箩筐扁担一捡就跟我一起去迎亲。

我准备了二十斤猪肉、三十斤大米、十把挂面、三斤红糖，放在一个挑子里作为聘礼。另外还有二十斤白酒，这些都是媒人事先谈妥的。

弟弟在柳中代课，说好白酒由他买回来，但他在文景渡过河时等不到渡船过不了河，耽误了时间。眼看已经下午三点钟了，他买的酒还没拿拢，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又等了半个钟头，眼看太远已快撂山了，弟弟还没有回来。我只好把家里仅有的八斤白酒装到挑子里，担起来和梁文举一起上了路。梁文举没有走过崎岖的山路，一路上都是我挑的担子，快到女方家门了我才放下来让给他担。

由于弟弟误事，二十斤白酒的许诺没有兑现。女家的哥哥很不高兴，脸黑得像锅底。他当着众多客人的面在堂屋门口挂了一杆秤，把我送来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称重量。一边秤还一边气愤的叨念着这样拿少了，那样又不够秤……

我一生中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股无名的怒火从心底冒起来：“这婚老子不结了！”

我撂下挑子回头就跑。

我跑到半山腰，媒人和梁文举也一齐撵上来。他们拦住我的去路，劝我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忍忍气算了。”

我在山路上坐了半个多钟头，等心里平静以后，才很不情愿地跟着他们走下山去。

女方的家境非常贫穷。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洗脸，连洗脸盆都没有一个。洗脸水放在一个木桶内，几十个客人都用一桶水洗脸，这个洗了那个洗。我和杨同学都很不习惯，扭干帕子简单擦了擦脸了事。

女方的嫁妆也很简单，一床花面子被盖，一床有些发黄的棉絮，一个木制的洗脚盆和一个木制的便桶。她的父亲早在大跃进时期饿死了，她的哥哥是个木匠，这两件木器都是她哥哥送给她的陪嫁品。

吃过早饭，我们就起程了。没有来时的重担，我感到浑身轻松。

新娘和媒婆走在最前面，我和杨同学走在后边，中间是送亲客和抬嫁妆的人。陪嫁的东西都绑在两根竹杆做的架子上，被子放在洗脚盆里，上面缠了一根红布条；便桶盖上也缠了一根红布条。据说是为了添喜避邪。

送亲的人不多，只有她的哥哥、嫂嫂、和她嫂嫂背上背的小侄女。我们这支稀稀拉拉的队伍走到离我们家一里路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噼噼叭叭的鞭炮声。新娘在媒人的陪同下，忽然放开脚步，飞快向前走去，把后边的人拉下好长一段距离。据说这是家乡的风俗，新娘第一次上婆家要跑得快，今后这个家才发得快。

我们家的宴席是摆在院坝里的，叫做坝坝宴。饭桌是正方形的，每桌坐八个人。我们家的人缘好，前来贺喜的人很多。全生产队的大人小孩都来了，加上远方来的亲朋好友，一共坐了二十多桌，气氛非常热闹。

午饭以后，近处的客人都先后告辞回家去了，远处的客人全部被我们留了下来，等到第二天早上吃了拜客早饭以后再离去。

那年的腊月只有二十九天。我是腊月二十八日结的婚，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平常时候，每家人结婚办喜事，都把客人安排在地铺上睡。主人在屋子的地板上并排放上几床晒垫，上面铺一层谷草，再在谷草上铺上棉絮、床单、被子，十几个人像并红苕种一样躺在地上，晚上起身上茅厕很不方便。

我们家对面的小山坡上是公社医院，快过年了，医院里的病人都走了，床铺全部空了出来。为了让客人们晚上睡得舒服一点，我找到医院的负责人，请他找人把病床上的床单被褥全部撤去，然后换上干净的被单。

当天晚上，我把远方来的客人全部安排在公社医院住宿。但我好心做了坏事，我忘了这是要过年了，客人们有些忌讳到医院去住。

有个客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我：这是送我们进医院吗？

我这才知道自已做了傻事。父亲知道情况后，马上和我一起，到住宿地一一向客人陪礼道歉。好在大家看在平时的交情上，才没有太过计较。

夜已经深了，我安排好客人睡下以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桌上的煤油灯还亮着，我床上的被褥已经全部撤去，铺的盖的全是新的东西。新娘怕冷已经睡着了，不时发出一阵阵鼾声。

我脱了外衣上床，刚一躺下，一个硬梆梆东西咯得我背上生疼。我摸起来拿到灯下一看，原来是一颗干枣。这时我才记起，下午铺床时女人们说的话：枣子枣子，早生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