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四岁的时候大人突然变得很奇怪。那时很少有楼房，我们家和七八家人住在一栋平房里。夏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们在附近的球场上搭了很多棚子，每家一个棚子。我们晚上不回家睡觉，都睡在棚子里。我们刚开始很开心，因为可以和小朋友在球场里疯玩到很晚。可后来我们住烦了，床都是门板做的睡得很不舒服。我们吵着要回家睡在自家更舒服的床上。
大人于是吓唬我们说是要地震了，可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地震。于是大人就给我们解释，说地震的时候老鼠和蟑螂会搬家，井里会莫名其妙地冒热水，天上会出现奇怪颜色的云彩，房子和电线杆都会倒塌，地上会裂开很大的缝，人都会掉进那个大缝里，一直掉到地球的深处的岩浆里烧死。
我们听了都很害怕，老老实实在棚子里又住了好久。可是一直没有看到老鼠蟑螂搬家，地上一个口子都没裂开过，地震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大人们忍不住了，纷纷地搬回家里。我们也搬回来了，和我们一起搬回来的还有那个防震棚。爸爸把棚子拆了，运到自己家的后门外，重新搭起来。
爸爸喜欢自己动手修东西。他不知道从哪找了个电铃，那几个晚上，我每夜都在焊锡和松香的味道里睡着了。爸爸严肃地告诉过我和姐姐，如果电铃响了，我们一定要跑到后门外的那个棚子里躲起来，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许回来。
有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在靠近后门的厨房里玩，突然铃声大作。姐姐机灵，飞快地跑出后门躲到棚子里了。而我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惦记着爸爸还在前面的房间。我不往后跑，反而往前跑去找爸爸。我看到爸爸正在拨弄那个电铃。他看到我很生气，骂我是个笨蛋，把我揪到防震棚里，狠狠地打了我的屁股，好痛啊。现在想想我爸爸可能是在做地震的演习，不过他应该事先告诉我们一下呀。
没有多久他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妈妈给我们穿上了白衣服，在左袖别上了黑袖套，再三告诫我和姐姐一定不许傻笑，否则会给父母亲惹来很多的麻烦。幼儿园的老师在我们衣服胸前上别了一朵大白花。每天早晚的高音喇叭也从以前的天天放东方红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变成了哀歌。父母亲们都被集中到大礼堂去默哀。我们这些没人管的孩子就爬到礼堂门前的小山坡上看热闹。大礼堂里黑压压的全是人，时不时就有大人晕过去，也不知道是哭晕的还是热晕的，都被担架抬了出来。
后来他们又说四人帮被打倒了。记得妈妈带我们上街游行，每人发一面纸做的三角形的小旗子，各种颜色的都有。我们举着小旗子跟着大人喊口号。小旗子很好看，我很喜欢，妈妈说游行完了我可以留下小旗子。旁边的阿姨还把她的送给了我，我天天枕着我的小旗子睡觉。终于有一天我醒来发现小旗子都破了，我哭着喊着让妈妈用饭粒子把它们粘好。可是妈妈说太烂了，已经补不好了，她把小旗子都扔进了垃圾筒。
单位买了电视，每天晚上在球场上放电视。父母亲经常打发我和姐姐搬着小板凳去占位子，这样吃了晚饭就可以去看电视了。我看到电视里的有个老女人戴着黑边眼镜一言不发地坐在被告席上，后面还站着解放军战士，大人们说她就是四人帮的头子。
再以后有两个工人伯伯带着他们的儿子还有好多的红薯干，来找我爸爸，让我爸爸给大哥哥们补习数理化。他们说马上又可以考大学了。我经常坐在床边吃着红薯干看着我爸爸在给大哥哥们讲课教他们怎么做题目。
又过了好几个月到了夏天，工会的女工干部来找我妈妈说，“你家旋妹子也六岁多了吧，别再去幼儿园了，直接上小学去吧。”妈妈觉得很奇怪，说不是要满七周岁才能上学吗？女工干部说，“你不知道啊，今年湖南有个11岁的小孩考上了大学。四个现代化需要人才啊，现在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隔壁的留洋到八月份才五岁，人家爸妈今年都让他上一年级。你可不能落后呀。”妈妈一想也是，上小学比幼儿园便宜，干嘛不去，就帮我报了名。
妈妈刚开始不想让我上学是有原因的。用她的话说，我小时候比较地缺心眼。那个时候大人无聊的时候就拿小孩子开玩笑，经常开的玩笑就是，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从垃圾堆捡来的孩子。聪明一点的孩子都不信。不过我比较地缺心眼，我信。经常有背着背篓来工地捡破烂的农村妇女。妈妈说那个背背篓的女人才是我的亲生母亲，养不活我把我扔到垃圾堆里，现在我长大了能干活了，她就想接我回家去帮她干活。大人还告诉我乡下没有东西吃，小孩要带弟弟妹妹，还要干很多的活，狗想吃屎的时候还会追在小孩屁股后面咬。我非常害怕，每次看到背背篓捡垃圾的女人，我都赶紧跑回家躲起来。别人问我干嘛，我总悄悄告诉他们说，“千万别作声，别让我妈妈听见我在这，她又想来接我回家了。”大人们笑得直打跌，骂我嫌贫爱富，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谁才是我的亲生母亲。
隔壁的留洋在我们这群笨孩子里绝对是个异类。留洋的爸爸并不是知识分子，他爸是电影放映员，他妈妈在食堂煮饭。但留洋的爸爸是个有眼光的人，从他给留洋起的这个名字就知道他对孩子寄予的希望有多大。我现在想他爸爸肯定看了很多内部电影，在70年代初普通的父母还在担心孩子们长大后会不会下乡，他居然有了出国留学这个概念，给孩子起了这么神气的名字。
留洋虽然小，可没人敢欺负他，相反他是附近小孩讨好巴结的对象。那时候的娱乐活动少，几部电影来回放，大人不愿意带小孩翻来覆去地看那些旧电影，但孩子们没事干，还是想去。我们奉承留洋，让他求他爸爸放我们进去看免费电影。他爸心情好时，会让我们几个小孩提前进电影院。我们没买票，不能坐在正面看。他就让我们搬着小板凳，坐到银幕后面看反面电影。反面电影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坐得特别近，看得特清楚，虽然任何东西都是镜像对称。不过很快留洋就嫌我烦，不肯带我去了。因为我小时候缺心眼，偏偏又特别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电影中任何一个人物出场，我就会追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烦得他不行。看不成免费电影，我有点悻然。但想想电影都是黑白的，还经常烧断片子，又是反面的，不看也就算了。
在我们这群成天只知道滚铁环，打弹子，玩香烟纸，搓泥巴的笨孩子中，留洋透出不一样的气质。留洋是个聪明孩子，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出身，不象我这样经常为将来会被亲娘接回家而苦恼。我们还不太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已经会背床前明月光了。我们十以外的加法得脱了袜子上，他已经会背九九表了。九九表在我们这群浑沌未开的孩子心目中，就和哥尔巴赫猜想一样是数学王冠上璀璨的明珠啊。
谢谢那位从未谋面的谢师兄，我想我们那年应该是第一届被政府鼓励提早上学的孩子。我和留洋一起上学了。留洋在我们这群提前上学的孩子中又是最小的，最超前的。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是小神童，家长经常拿留洋来激励小孩子。他在爸爸单位成了个小名人，很有一点远学谢彦波，近学小留洋的意思。那个时候老师也卯足劲了想多出少年大学生。上学没多久，老师就把她们觉得学得好的孩子家长找来问同不同意孩子跳级。很多年后听我妈妈说，老师当时也把她叫去了。她有点惊讶，没想到缺心眼的我读起书来还不错。不过我妈没同意我跳级，她觉得二年级和一年级学费一个价，为啥要跳级啊。留洋跳了。留洋五岁就上了二年级，二年级的孩子都是满了七周岁才开蒙读书的。所以当时二年级的孩子至少是八岁，还有一半是九岁的。
留洋在学校里很拉风，经常有高年级的女生跑到他们班探头探脑看小神童。
不过遗憾的是小神童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成了方仲永。我们虽然搬走了，但父母亲还是回去探望过朋友几次的。听说留洋越来越普通，还陆陆续续地留了好几级。真可惜，不知道为什么留洋变成了留级。我们当年都那么看好他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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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于是吓唬我们说是要地震了，可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地震。于是大人就给我们解释，说地震的时候老鼠和蟑螂会搬家，井里会莫名其妙地冒热水，天上会出现奇怪颜色的云彩，房子和电线杆都会倒塌，地上会裂开很大的缝，人都会掉进那个大缝里，一直掉到地球的深处的岩浆里烧死。
我们听了都很害怕，老老实实在棚子里又住了好久。可是一直没有看到老鼠蟑螂搬家，地上一个口子都没裂开过，地震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大人们忍不住了，纷纷地搬回家里。我们也搬回来了，和我们一起搬回来的还有那个防震棚。爸爸把棚子拆了，运到自己家的后门外，重新搭起来。
爸爸喜欢自己动手修东西。他不知道从哪找了个电铃，那几个晚上，我每夜都在焊锡和松香的味道里睡着了。爸爸严肃地告诉过我和姐姐，如果电铃响了，我们一定要跑到后门外的那个棚子里躲起来，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许回来。
有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在靠近后门的厨房里玩，突然铃声大作。姐姐机灵，飞快地跑出后门躲到棚子里了。而我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惦记着爸爸还在前面的房间。我不往后跑，反而往前跑去找爸爸。我看到爸爸正在拨弄那个电铃。他看到我很生气，骂我是个笨蛋，把我揪到防震棚里，狠狠地打了我的屁股，好痛啊。现在想想我爸爸可能是在做地震的演习，不过他应该事先告诉我们一下呀。
没有多久他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妈妈给我们穿上了白衣服，在左袖别上了黑袖套，再三告诫我和姐姐一定不许傻笑，否则会给父母亲惹来很多的麻烦。幼儿园的老师在我们衣服胸前上别了一朵大白花。每天早晚的高音喇叭也从以前的天天放东方红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变成了哀歌。父母亲们都被集中到大礼堂去默哀。我们这些没人管的孩子就爬到礼堂门前的小山坡上看热闹。大礼堂里黑压压的全是人，时不时就有大人晕过去，也不知道是哭晕的还是热晕的，都被担架抬了出来。
后来他们又说四人帮被打倒了。记得妈妈带我们上街游行，每人发一面纸做的三角形的小旗子，各种颜色的都有。我们举着小旗子跟着大人喊口号。小旗子很好看，我很喜欢，妈妈说游行完了我可以留下小旗子。旁边的阿姨还把她的送给了我，我天天枕着我的小旗子睡觉。终于有一天我醒来发现小旗子都破了，我哭着喊着让妈妈用饭粒子把它们粘好。可是妈妈说太烂了，已经补不好了，她把小旗子都扔进了垃圾筒。
单位买了电视，每天晚上在球场上放电视。父母亲经常打发我和姐姐搬着小板凳去占位子，这样吃了晚饭就可以去看电视了。我看到电视里的有个老女人戴着黑边眼镜一言不发地坐在被告席上，后面还站着解放军战士，大人们说她就是四人帮的头子。
再以后有两个工人伯伯带着他们的儿子还有好多的红薯干，来找我爸爸，让我爸爸给大哥哥们补习数理化。他们说马上又可以考大学了。我经常坐在床边吃着红薯干看着我爸爸在给大哥哥们讲课教他们怎么做题目。
又过了好几个月到了夏天，工会的女工干部来找我妈妈说，“你家旋妹子也六岁多了吧，别再去幼儿园了，直接上小学去吧。”妈妈觉得很奇怪，说不是要满七周岁才能上学吗？女工干部说，“你不知道啊，今年湖南有个11岁的小孩考上了大学。四个现代化需要人才啊，现在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隔壁的留洋到八月份才五岁，人家爸妈今年都让他上一年级。你可不能落后呀。”妈妈一想也是，上小学比幼儿园便宜，干嘛不去，就帮我报了名。
妈妈刚开始不想让我上学是有原因的。用她的话说，我小时候比较地缺心眼。那个时候大人无聊的时候就拿小孩子开玩笑，经常开的玩笑就是，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从垃圾堆捡来的孩子。聪明一点的孩子都不信。不过我比较地缺心眼，我信。经常有背着背篓来工地捡破烂的农村妇女。妈妈说那个背背篓的女人才是我的亲生母亲，养不活我把我扔到垃圾堆里，现在我长大了能干活了，她就想接我回家去帮她干活。大人还告诉我乡下没有东西吃，小孩要带弟弟妹妹，还要干很多的活，狗想吃屎的时候还会追在小孩屁股后面咬。我非常害怕，每次看到背背篓捡垃圾的女人，我都赶紧跑回家躲起来。别人问我干嘛，我总悄悄告诉他们说，“千万别作声，别让我妈妈听见我在这，她又想来接我回家了。”大人们笑得直打跌，骂我嫌贫爱富，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谁才是我的亲生母亲。
隔壁的留洋在我们这群笨孩子里绝对是个异类。留洋的爸爸并不是知识分子，他爸是电影放映员，他妈妈在食堂煮饭。但留洋的爸爸是个有眼光的人，从他给留洋起的这个名字就知道他对孩子寄予的希望有多大。我现在想他爸爸肯定看了很多内部电影，在70年代初普通的父母还在担心孩子们长大后会不会下乡，他居然有了出国留学这个概念，给孩子起了这么神气的名字。
留洋虽然小，可没人敢欺负他，相反他是附近小孩讨好巴结的对象。那时候的娱乐活动少，几部电影来回放，大人不愿意带小孩翻来覆去地看那些旧电影，但孩子们没事干，还是想去。我们奉承留洋，让他求他爸爸放我们进去看免费电影。他爸心情好时，会让我们几个小孩提前进电影院。我们没买票，不能坐在正面看。他就让我们搬着小板凳，坐到银幕后面看反面电影。反面电影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坐得特别近，看得特清楚，虽然任何东西都是镜像对称。不过很快留洋就嫌我烦，不肯带我去了。因为我小时候缺心眼，偏偏又特别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电影中任何一个人物出场，我就会追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烦得他不行。看不成免费电影，我有点悻然。但想想电影都是黑白的，还经常烧断片子，又是反面的，不看也就算了。
在我们这群成天只知道滚铁环，打弹子，玩香烟纸，搓泥巴的笨孩子中，留洋透出不一样的气质。留洋是个聪明孩子，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出身，不象我这样经常为将来会被亲娘接回家而苦恼。我们还不太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已经会背床前明月光了。我们十以外的加法得脱了袜子上，他已经会背九九表了。九九表在我们这群浑沌未开的孩子心目中，就和哥尔巴赫猜想一样是数学王冠上璀璨的明珠啊。
谢谢那位从未谋面的谢师兄，我想我们那年应该是第一届被政府鼓励提早上学的孩子。我和留洋一起上学了。留洋在我们这群提前上学的孩子中又是最小的，最超前的。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是小神童，家长经常拿留洋来激励小孩子。他在爸爸单位成了个小名人，很有一点远学谢彦波，近学小留洋的意思。那个时候老师也卯足劲了想多出少年大学生。上学没多久，老师就把她们觉得学得好的孩子家长找来问同不同意孩子跳级。很多年后听我妈妈说，老师当时也把她叫去了。她有点惊讶，没想到缺心眼的我读起书来还不错。不过我妈没同意我跳级，她觉得二年级和一年级学费一个价，为啥要跳级啊。留洋跳了。留洋五岁就上了二年级，二年级的孩子都是满了七周岁才开蒙读书的。所以当时二年级的孩子至少是八岁，还有一半是九岁的。
留洋在学校里很拉风，经常有高年级的女生跑到他们班探头探脑看小神童。
不过遗憾的是小神童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成了方仲永。我们虽然搬走了，但父母亲还是回去探望过朋友几次的。听说留洋越来越普通，还陆陆续续地留了好几级。真可惜，不知道为什么留洋变成了留级。我们当年都那么看好他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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