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最初就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国家间竞争。葡萄牙有国王的大力支持，把大航海变成了国策，而西班牙则主要是私人行为。两国因为竞争关系，曾一度搞得关系非常紧张，于是就请教皇来仲裁。教皇觉得既然欧洲的地盘都是我的，那未知世界也都属于教土。当时也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参与大航海，所以，教皇对葡西两国的仲裁也非常简单，未知世界一分为二，东边归葡萄牙，西边归西班牙。后来又搞了个托尔德西利亚斯协定，将东西分界线往西挪动到涵盖了现在的巴西东岸，正式地将未知世界一分为二。“按照现在的计算方式，它的位置大约在西经46度30分。这条新的分界线在大西洋中间，大约在佛得角群岛和位于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之间，它给了葡萄牙人充分的空间，让他们能够从水路进入非洲大陆。”而为西班牙服务的哥伦布则按自己的设想向西大西洋探索。
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谁也没想到，这个在当时看起来对葡萄牙有利的划分，后来却给了西班牙一份意外的大礼。
其实，处于那个时代的人，谁也没有超越时代的高瞻远瞩，毕竟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麻烦和眼前利益。法国那时的争霸对象是哈布斯堡王朝，内部则陷入强化王权和削弱贵族的斗争中；英国则是把法国当作主要对手，生怕百年战争胜利后的法国会入侵英国；即使同样热衷大航海的西班牙，那时的主要任务也是将持续了七百年的宗教战争进行到底，要驱逐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摩尔人。也是天公作美，非常巧合的是，当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时，西班牙恰好驱逐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摩尔人。
中世纪欧洲的一大特色，就是王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姻，相互继承，很多战争都是这种复杂的继承关系引发的。当时的欧洲是货真价实的封建割据和家天下，家比国大，家为先，国居后。这点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极其类似。也因此，欧洲的觉醒在国家层面上就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当时欧洲最大的家天下就是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家族靠着联姻轻轻松松成了世界之王，在查理五世时期，哈布斯家族控制的国家和疆域达到极致。不仅控制了西班牙、奥匈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波西米亚和北非突尼斯，甚至跨越大西洋，成了墨西哥的国王。西班牙攫取的殖民地也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资产，但当时的查理五世对南美殖民地并不怎么重视，因为从海外殖民地获得税收微不足道。
意大利半岛上的两个海上强国威尼斯和热那亚依然热衷于地中海的海权，美滋滋地与奥斯曼帝国做着贸易，乐呵呵地充当着奥斯曼和欧洲国家的中间商，靠揩欧洲国家的油赚的盆满钵满，因此对探索新航路的大航海毫无兴致，以至于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不得不投靠西班牙。等到后来葡萄牙掌握了印度洋航线，对威尼斯的贸易霸权造成直接威胁时，这个地中海海上强国则悔之晚矣。待到1538年，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在希腊西部海域，击败两倍于己的西班牙和威尼斯为主的欧洲联合舰队后，威尼斯不仅向奥斯曼割地赔款，而且彻底失去了地中海海上霸权。
奥斯曼在苏莱曼苏丹时期，达到了帝国的顶峰。在与奥斯曼的争斗中，此时的欧洲整体上处于下风。地中海已经被奥斯曼海军控制，彻底阻断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联系。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欧洲来说，失去地中海霸权，恰恰是塞翁失马，迫使欧洲战略转移，将目光聚焦于大西洋探险。失去了地中海，获得了大西洋和美洲大陆。这真是丢了芝麻，捡了西瓜。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凡事不能死磕，要懂得变通和另辟蹊径。
当然，探险活动必须能够良性循环。又穷又小的葡萄牙之所以能够完成大西洋到印度洋的探险壮举，不只是靠他们的坚韧不拔精神和对财富的渴望，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条以探险养探险的良性发展道路。葡萄牙原本就在非洲西海岸从事黄金贸易，正是这些从非洲获得的黄金资助了一次又一次的探险活动。等占领佛得角后，葡萄牙就以佛得角为跳板，从非洲获得资源和财富来支持一次次的探险活动，后来的西班牙也一样，靠的是从印第安人那抢来的黄金和奴役印第安人开采金矿获得了向美洲大陆内部持续探险的经费。
而明朝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则是纯粹的国力消耗，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也因此，即使当时世界最富的大明王朝，也无法持续支持这种航海活动。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没有经济支持的政治活动无法进行，没有经济效益的政治活动也不可持续。
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大明王朝正经历最后一个短暂的兴盛时期。那时离土木堡之变已经近半个世纪，当时的明孝宗皇帝，励精图治，广开言路，革除时弊，被后世誉为弘治中兴，但他对世界悄然发生的变化浑然不知。
后来的史学家对中国为啥错过大航海红利和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有诸多论述，很多都是一种马后炮式的聪明。其实说中国错过大航海完全是一种西方式思维，当时中国即使知道大航海有巨大红利，也不会参与其中，这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这也可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所作所为得出这个判断。中国是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家，朝贡体系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对外只讲王道，不讲霸道。王道是以德服人，国家不以大欺小，对小国弱国都一视同仁。朝贡虽然名义上好听，实际上都是赔本买卖，等于中国花钱安抚周边国家别生事端。所以，那时中国即使发现了美洲，也绝不会搞以强凌弱的殖民主义那一套。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仁善内涵。
另外，明朝的战略重心始终在北方。自朱棣时期收复了安南，将今天的越南变成中国的一个省，西南就安定了。郑和下西洋后，南洋国家全部仰慕大明，没有生事的，只有日本的海盗偶尔生事，但那时还没有坐大，而东亚的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属国，与明朝相安无事。唯有北面的蒙古一直是大明的安全威胁。自朱元璋起兵反抗蒙古统治后，蒙古是越打越小，可无论怎么打，蒙古各部落隔一段时间还会再来抢劫，顺道还搞点恐怖活动。朱棣时迁都北京，就是为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明朝曾多次远征大漠，每次征伐都劳民伤财，朱棣就死在北征得归途，明英宗还因御驾亲征被蒙古瓦刺给俘虏了，史称土木堡之变，可每次安定时间也维持不了多久。尽管明朝软硬兼施，征伐和联姻两条腿走路，也无法让北方边境持久安宁。
1514年葡萄牙船队到达中国南方海岸时，明朝恰逢正德年间，大明王朝被一个活宝皇帝统治着。而此时的北部边关不断被蒙古鞑靼部落侵袭骚扰，明军无能为力。自朱棣之后，明朝就再没出过一个能干的皇帝。以至于毛泽东读明史后非常气愤，说整个明朝只有朱元璋和朱棣两个不读书的人是好皇帝，其余都不是好东西。一个国家再强盛，如果连续被不成器的皇帝统治也会衰败，明朝就是如此。葡萄牙人那时野蛮豪横，中国边民对他们极其反感，可因为朱厚照与葡萄牙的翻译火者亚三关系很好，地方官员一直不敢清剿这些葡萄牙人。一直到明武宗驾崩的1521年，江彬被杀，火者亚三被处死，明朝与葡萄牙殖民者的矛盾才公开化，随后爆发了屯门海战，葡萄牙战败撤出屯门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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