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为虎作伥的杂孽，将良心出卖给了魔鬼。他们在帮魔鬼发声洗白。他们继承了那些亲手杀人者的狡辩：没有名字就不算数字，数字不精确到个位就不算数。没有数字就根本没杀过人。最无耻者假装善人，说仇恨让人心灵扭曲，面目可憎。反倒要被杀者去爱杀人者，去赞美杀人者的心灵？你们为了钱可以为魔鬼卖命。但不是所有人都那么贱。钱只能偿财物，不能抵命。血债只能血偿！
朱成山：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制造了这些话术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成山】
日前，上海震旦职业学校教师在课堂上公然质疑南京大屠杀数字的真实性，在网络上引起公愤。笔者曾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道：“宋庚一的种种错误言论表明，其自身对历史知之甚少，却站在日本右翼势力的立场上胡言乱语，跟着日本右翼势力起舞，是彻头彻尾的媚日分子。”[1]
立场问题反映出教育工作者说话做事的价值倾向。宋的过错，就在于不应该站在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史的立场上，把教书育人的岗位当作为日本右翼势力在中国的代言场所。
实际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就煞费苦心地在否定侵华史上的立场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话术体系。本文主要以南京大屠杀为例，揭示部分话术。还望读者朋友们不要掉入他们设置的话语陷阱中去。
全盘否定术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的‘白发三千丈’式的夸大了的伪证”。[2]
日军当年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早已经被一系列铁证证明，也早已被国际社会所公认。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总有那么一些人忽视大量历史事实，抛出翻案言论。
1972年，日本右翼学者铃木明采取所谓的“采访”方法，专门寻找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旧军人作伪证，加上不顾事实的炮制后，他在《诸君》杂志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等文章，还被赐予“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
不久之后，他以《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书名，正式在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书籍。此书一再重版，被右翼奉为圭臬，长期以来被作为“虚构论”者的根据，甚至被作为教科书审定时辩护的依据。
80年代中期，日本又冒出了一名虚构派代表人物——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他在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公然为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翻案招魂。
他把松井石根《阵中日记》的原文修改了900多处，把“数万人”改为“数千人”，极力“论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虚构的。就是这样一本造谣者的专著在日本却深受欢迎，在4个月时间内曾连续再版了5次。
偷换概念术
“南京市的人口只有20多万人，怎么会有30万人的大屠杀？”“从当时的资料看，除了呆在安全区的20万难民外，南京市内的市民几乎是没有了。” [3]
一些日本右翼学者故意把南京国际安全区20多万的人口，说成是南京市的总人口数。
而据史料记载，1937年初，南京市的人口总数达到了101多万人。随着日军开始侵占上海，逼近南京，并对南京城狂轰滥炸，一部分有条件的市民逃离南京，南京的人口急剧下降，但至日军占领南京之前，仍然有50多万南京市民滞留在南京。加上守城的中国军人和从上海、苏州、无锡等江南地区的难民先后来到，南京沦陷前的人口约有60多万人，其中超过20多万人躲进了国际安全区避难。
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右翼人士鼓噪“南京市民当时全部被国际安全区保护起来”，这绝对不符合事实真相，譬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常志强、杨明贞等人，当时他们和全家人都没有躲进国际安全区。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夏淑琴（资料图）
过小损失术。
还有的日本右翼学者提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为“4万人”[4]，更夸张的观点称“杀人的事件只有49起。在哪里也算不上大屠杀”[5]，笔者将持这种观点的人称作“过小损失派”。
“过小损失派”以秦郁彦、板仓由明等为代表，他们一方面认为攻进南京的日军，确实屠杀过南京市民，另一方面又否认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提出了屠杀“总数也只有3.8万至4.2万人”。
他们通过“小部分肯定、大部分否定”的办法，向世人灌输这样的观点：“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们例举所谓的种种理由，提出：“从审判资料上看，或是说日军杀死30多万人，或是说日军杀死20万人，或是说日军杀死10万人。”[6]
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没有30万人”，“埋葬数至多不过1300到1500具”“城内埋葬数至多为623具。”[7]凡此种种，不一而论。
其目的就是妄图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历史判决，否认中国方面保留的当年最原始的埋尸记录，否认战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案调查数据，否认海内外众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物、证据！
这种以论证“过小损失”为手段的话术，其实是一种更为巧妙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
瞒天过海术
“汉语中的‘屠杀’意思，包括战死者和战伤者。如此说来，中国所说‘30万以上’的数字，不全是遇难者。”[8]这是日本南京大屠杀否定派代表人物犬饲总一郎得出的结论。
1995年7月，以东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一些中青年教师，组成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提出要自由地编纂历史。而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只是犬饲总一郎和藤冈信胜等日本右翼学者肆意曲解汉语来蒙骗世人的卑劣伎俩。
他们还刻意引用了松井石根的说法：“我军入南京城后，竟发生不少强奸及抢劫事件，以败坏皇军威德。……因本事件受军法判决之官兵，达104人。”[9]在这里，他们把远东国际法庭认定的“在占领南京的一个月中，南京城内发生了将近2万起强奸案”[10]修订为“104起”，妄图以瞒天过海的形式，大大减轻日军的罪行。
观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新华网资料图）
贼喊捉贼术
“掠夺、强奸、防火不是日本军所为，而是中国人干的”。[11]这是日本右翼学者又一种贼喊捉贼的话术。
他们造谣说道：“自（1937年）12月7日蒋介石政府和军界首脑逃离南京，至13日南京陷落，这五天期间南京城内外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人自己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中国军队抢劫、放火、破坏造成的损失，比日本军队轰炸、炮击造成的损失，要多出十倍以上。”[12]
他们指责“东京审判，把中国士兵的坚壁清野和残兵败将的残酷掠夺暴行、强奸和杀人等，全部扣到日本官兵头上，并以此来定罪。”[13]
他们大肆污蔑中国违反国际法使用便衣队，说什么“日本人不同于中国人，他们丝毫不以奸淫为乐趣”……这些谬论为侵华日军涂脂抹粉的同时，千方百计地贬低和抹黑中国人的形象。他们疯狂地叫嚷着为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翻案，为日军鸣不平，并试图把污水泼给中国人。
的确，中国军队在撤退过程时曾出现过小范围的相互枪战的混乱情况，但闭口不谈日军干出的烧、杀、淫、掠的暴行，而去争论中国军队的这类行动，这是他们惯用的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我们断然不能允许。
战场特殊术
“在南京发生的若干‘强奸和抢劫’，这在作战行动中是常事，想完全杜绝那些头脑发热的士兵的强奸和抢劫行为，哪个国家（军队）也很难做到。”[14]
这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又一种诡辩，他们用“战场特殊论”，意图为当年日军在南京的强奸和抢劫等犯罪行为洗白。不仅如此，他们还竭力宣传当时侵占南京的日本部队是“军纪严明”和“秩序井然”的。[15]
为此，他们还特意引证了《朝日新闻》记者守山于（1937年）12月21日所发的一组照片和文章，称日军当时在南京街头给居民理发、发糖果和香烟等。[16]当然，这些摆拍和虚假的宣传，难以掩盖日军在南京的种种罪行。
对日偏见术
一些日本右翼学者指责《拉贝日记》“被过度润色”，经过“拉贝自身的露骨篡改”，甚至攻击当年留在南京担任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将流言蜚语当作事实”。[17]
他们只承认和使用作为“加害者”的日本方面的资料，对第三国证人资料则一律斥责为“对中国友好的外国人的偏见”，中、美、英、德记者的现场报道则是“共同的反日宣传”。他们说当年留在南京的外籍证人拉贝、马吉、贝茨、费区等都是“亲中国的外国人”“一开始就对日军抱有严重的偏见……把日军称作‘侵略者’”，并狡辩说，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由一些由反日亲蒋的美、英、德三国人员控制的”。 [18]
他们对来自受害者方面的资料，统统视作是“中国政府的偏颇宣传”，提出政治组织的话，不足为信。
彻底检证术
散布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据“疑点重重”，需要彻底检证，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又一手法。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在日本展转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2000年1月23月，他又以这一题目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进行演讲，激起了日本反战人士的反对。他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以所谓的“历史检证”为借口，对南京大屠杀所有的证人证据一概予以否定。他还罗列了一些现象，大言不惭地说“日军通报的强奸事件有10件左右”，全是“自编自演的强奸剧”[19]等等。
特别是他指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本人和家庭受害时，例举8岁女孩（夏淑琴）对马吉说的话、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在《通向南京之路》书中的话和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的许传音的证词中间存在模糊之处——夏淑琴的年龄是7岁还是8岁（虚年还是实龄），家中死亡人数是7人还是11人（夏家亡7人，同一院内的哈国梁一家亡4人），从而得出结论是南京大屠杀“疑点重重”。[20]
当80多岁高龄的夏淑琴勇敢地赴东京地方法院作证时，他不敢与夏淑琴见面对质而选择撤诉，夏淑琴当庭提出反诉，并最终打赢了这场跨国官司。
无独有偶，日本某企业一个技术人员松村俊夫也在日本公开出版了一本名为《南京大屠杀大疑问》的书籍，公开诬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是“假证人”，李、夏两位幸存者在日本提起诉讼，他很快败诉。
他顽固地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什么“仅仅限于南京之战并将其定为‘屠杀’，只能让人想到那是抱有什么意图？”“所谓南京事件，不过是作为军队行动的枪杀二三百人而已”，并且那也是为了排除中国人和中国军队的抵抗不得已的行为。[21]
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话术”还有不少，不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些。值得指出的是，在否认日本侵略史和侵华罪行方面，他们也有种种令人发指、卑鄙无耻的“话术”。
例如，“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被说成是对中国的侵略，然而，我（即日本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却要对此提出重大异议。”[22] “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没有一本教科书说是日本干的”“该事件无疑是中国军队发动的”[23]等等。
他们还无耻地说：“日本开战完全是自存自卫的行为。当时存在着A（美国）B（英国）C（中国）D（荷兰）包围圈。日本处境非常艰难。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日本向南方出兵。”[24]
他们还恬不知耻地说：大东亚战争“是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之间的生存斗争”，“日本是想解放亚洲”“亚洲各国人当初都对日本人表示感谢”。[25]
谈及 “侵略”二字时，他们认为“‘侵略’的定义未定”，“日本没有侵略（别国）领土的野心，欧美各国才是侵略者”。[26]
其他还有：
“东京审判是盟国强加给战败国的‘对人道的犯罪’。”[27]
“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在东京审判中突然冒出来的”，“所谓南京大屠杀这等事是不可能存在的”。[28]
“慰安妇是商业行为”，“有关慰安妇的话完全不可信”，“是彻头彻尾的谎言”。[29]
……
总而言之，日本右翼势力绞尽脑汁，制造出一系列的“话术”，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历史真相，混淆视听，洗刷日本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然而此举注定是越描越黑，最终必将是徒劳的。
2019年12月3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前排左一）、夏淑琴（前排左二）、艾义英（前排右一）及新确认死难者周万荣的女儿陶秀华（前排右二）在家祭活动现场。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