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和三种“虚伪”
总之，以专制手段推行“理想”，无论什么类型的“理想”都会虚伪化。但从这里应该得到的教训不是应该反“理想”，而是应该反专制。因为常规的（即原教旨主义狂热期之后的）专制与其说依赖于理想主义，勿宁说更依赖于犬儒主义。笔者曾论述过“三个和尚无自由”的道理，而历史上人人争当“真小人”的痞风颓习，常常也是与其说消解了、不如说延续了专制弊端，这就是所谓“法道互补”的困境。而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反而是极为需要理想主义的。
当然由于人性的局限，非专制社会、民主社会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虚伪”。但许多深刻的思想家已指出：对“虚伪”也不可一概而论。好的制度安排（例如民主制下的权力制衡），可以使心存不良的人也受到制约而不能为恶，甚而不能不持续“虚伪地”行善（而不仅仅是言善）。极而言之，可以说是“一脑子男盗女娼，成天做仁义道德”。这总比“满嘴的（说而不做）仁义道德、一脑子男盗女娼”好吧？“小人”长期做“伪君子”，久而久之做习惯了，也就可能变成半真半假乃至全真君子了呢。
反之，坏的制度安排，则可能使不受制约的坏人肆无忌惮地为恶，同时却通过信息屏蔽而披上“善”的外衣，而此时他所强求于别人的“善”，实际上是要人为他 “无私奉献”，即黄宗羲斥责的“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种“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的虚伪，难道不比“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脑子（想想而已）男盗女娼”恶劣百倍？
而更坏的制度安排，则可能使好人也不能不为恶，而不那么好的人则为恶更甚，否则就可能在“恶胜善败”的竞争中被淘汰。换言之，如果说好的制度安排下小人会力求表现为“伪君子”，那么在这种更坏的制度下君子也不得不做“伪小人”。好的制度使人“伪善”——不仅言善而且行善，尽管心未必那么善。而更坏的制度却使人“伪恶”——未必言恶但必行恶，尽管心未必那么恶。而如果说长期行善到头来可能由“伪”成真，长期行恶当然也是如此，君子长期做“伪小人”的结果，往往也就成了真小人了。
如果说一般的专制大体属于上述第二种“坏制度”的话，那么我国历史上的法家专制，就基本属于这第三种“更坏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