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细读张爱玲 》节选。
《小团圆》的第三个意义就是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自
叙传文学”的发展。郁达夫当年引用过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
的一句话，“文学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自己身体力行，创造
了现代文学当中自叙传文体的第一个类型：“先私后公”——
最初写的是私人事情，后来却可以读出“公共”意义。比方说
《沉沦》，“私”就是他所谓的灵肉冲突、情欲苦闷、忧郁症⑶。
“公”就是读者看到的民族屈辱、山河沉沦。1921年初版时，
受日本私小说影响，作家说是写青年人的性苦闷和现代人的忧
郁症。可是到了 1932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郁达夫再解释
“沉沦”，就强调在他国异乡看到故土的沉沦，个人的性苦闷上
升为民族问题⑴，这就是“先私后公”。
第二类自叙传文学，就是“以私写公”，比方说巴金的
《家》，写他自己在四川的大家庭。谁都知道，觉慧原型是他自
己，觉新是他大哥。但是巴金动笔之时，不仅仅是为了写他一
个家，他有意要揭露当时中国的腐败，呼唤时代需要变革。大
哥在小说里爱上了梅，结果这段感情凄惨失败，可是现实原型
的梅表姐生了两个孩子，长得胖胖的。巴金把家庭戏改成时代
戏的时候，做了很多加工改造。丫鬟鸣凤，恋上了少爷，最后
保持贞节跳湖。在真的素材里边，鸣凤不是嫁给孔教会长，而
是嫁了个普通穷人，也没有反抗要自杀。巴金写成投湖，目的
就是要控诉。后来觉民还很钦佩地说，没想到鸣凤是这么烈性
的女子，好像在称赞女人为保清白自杀，其实这个就是鲁迅以
前批判过的节烈观。说明巴金有意批判封建家庭的礼敎暴力，
同时又无意间继承了某些道德传统。巴金的好处是真诚，不仅
写出了觉慧、觉民的反抗觉悟，也写出了他们的怯懦与局限，
但这也正是巴金自己的局限。所以巴金是明确的“以私写公”，以一个家庭写社会问题。
自叙传文学还有第三种写法，“私”就是“私”，我只管
“私”，我不管“公”。但是只要你写深了，读者在这个“私”
里面还是会看到“公”。要点就是抓住个别，一般就在其中。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围城》，很多人都研究《围城》的时代意
义、社会主题，抗日时期知识分子的软弱、旧社会老百姓战争
期间的困苦无奈等等。可是这个故事要是背景不是抗日、不是
军阀混战，或者是内战什么的，照样存在，《围城》里方鸿渐的
问题放到今天，依然存在。
《小团圆》跟《围城》一样属于第三类自叙传文体。《围城》
里边我们只能想象、假定方鸿渐有钱锤书的影子，钱锤书没承
认过，杨绛是否认的；但《小团圆》清清楚楚，张爱玲写信的
时候说，至少一部分是她自己的事情⑴。当然作家的自叙传并不
等于都在写作家私事。迟些我们要专门谈论，多少情节属于九
莉，哪些故事归张爱玲，这在《小团圆》里是有意混淆的，而
这种混淆是有文学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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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书开端，我们一再强调，张爱玲是一个在文学史上
无法安放的作家。她在文学史上到底是在什么位置？中国现代
文学史本来可以理出很清晰的三条线索：第一条就是从鲁迅到
1930年代的“左联”、巴金，到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直到
50-70年代“干预生活”（或被“生活”干预），再到80年代
“伤痕反思文学”，90年代张承志等人提倡的“以笔为旗”等等。
总之，文学忧国忧民、干预生活、批判社会，对国家前途很重
要，文学必须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
学的第一条主线：“呐喊”。
当然，这个“呐喊”当中也有“彷徨”，周作人所谓文人
“自己的园地”，就是第二条主线。代表人物有周作人与写《勢
草》的鲁迅，还有郁达夫、梁实秋、林语堂、废名、丰子恺、
沈从文、钱锤书等等，一直到后来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
虽然“自己的园地”也要集体化、国有化，这类作品一度较难
延续；但是港台海外还有董桥、白先勇、余光中等等。在80年
代“寻根文学”以后，中国作家又强调文学的独立性。赵园写
过一本书叫《艰难的选择》⑴，讲的就是中国作家又要坚持文学
的独立性，又要忧国忧民，也就是李泽厚概括的“救亡”与“启
蒙”两条线索之间的矛盾。
但是，在这两条现代文学主要发展脉络后面，更有一条长
期被我们忽略的第三条线索。简单地说，就是从鸳鸯蝴蝶派到
张恨水，从金庸、古龙、琼瑶、李碧华，延续到今天的网络文
学。民国人口说是“四万万五千万”，其中识字人口约占25%,
约一亿人⑵。阅读《新青年》和鲁迅的文学人口大概又只占识字
人口中的百分之十几，换句话说，百分之八九十识字的人读鸳
鸯蝴蝶派，读张恨水,1949年以后他们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故
事会》（发行量常年几百万），到今天他们读网上的盗墓穿越玄
幻小说。这很正常，因为在五四的时候，新文学的读者人口只
是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几。虽然，阅读《新青年》、胡适、鲁
迅的百分之几的少数国人，后来决定了中国文化，甚至中国社
会的发展方向。但是不能忽略这第三条线索，就是民国识字人
口里面大多数读的是鸳鸯蝴蝶派。这一点在香港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鸳鸯蝴蝶派路线在香港从来就是主流。即使今天，全中国
人口中三分之二以上，还是初中和小学程度。如果不理解国情，
请想想这个百分比。
三条线索，张爱玲在哪里呢？张爱玲她似乎不在“呐喊”
战斗的主流，她还特别有意表明，为什么不参加斗争，她要和
谐。但是她这种有意对主流挑战，像《中国的日夜》这样的文
章，是不是也是一种政治责任感？反主流是否说明她很在乎主
流？张爱玲也许可以属于第二条线索，就是忠于“自己的园地”
（尤其是早期和晚年），但是她的特点是从来不排斥鸳鸯蝴蝶派、
张恨水这类的作品，或者她是用第三条线索，用通俗的鸳鸯蝴
蝶派方式在坚持第二种传统中的文学与文人的自主性。
但这是否构成另外一条线索，就是都市、感官、女性、现
代主义的线索。写都市的很多，茅盾、周而复、曹禺等等，但
大部分是用乡土文学价值观批判都市，歌颂、分析、享受都市
的是施蛰存、穆时英、刘吶鸥这条线索，当然还有早期丁玲，
但是张爱玲显然又在这条线索中往前发展了。这派注重都市感
官和电影手法的作家在政治上，常常跟东西洋殖民文化有点关
系，但这不完全能够归结为政治原因。如果我们把这条线索延
伸到1949年以后，而不是让现代文学停止在1940年代，那么在
台湾的中文文学发展，白先勇、苏伟贞、朱天心、朱天文，显
然都是往张爱玲的这个方向发展。香港的纯文学也是现代主义
为主流，如刘以賢、西西、也斯、黄碧云等等。张爱玲传统也
许还没有重要到可以和上述三条线索相提并论，但是显然张爱
玲不能完全归结到前面所说的忧国忧民、“自己的园地”和鸳
鸯蝴蝶派这三条主要线索之中。张爱玲始终在文学的主流旁边，
主流之外。但是，从“呐喊”到“流言”，今天回顾整个中国
现代文学史，谈论得最多的是鲁迅，其次就是张爱玲。
近20年来的“张爱玲热”，是不是也跟中国的城市化发展
有关系？中国近几十年来最大的成就和问题就是几亿人进城，
城市化程度越高，张爱玲这样的可以被当作“都市/小资/女
性”代言的作品，读者也就越多。对学术界来说，细读张爱玲
的过程，自然也是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但是在更大背景上，这
又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潮流有关系。当人们的意识形态从“宏大
叙事”转向“日常生活”，从“斗争”转向“和谐”的时候,
张爱玲的作品是不是显示出她的超前性和独特价值呢？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
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
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
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
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
孤独的。”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