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蒙古一直到后期才改善了歧视儒生和汉人的政策。忽必烈时期最担心的是南人的反抗，也确实出现一次造反，让忽必烈对南人不敢信任。

实际上蒙古最信任的是色目人，其次是汉人，即长江以北地区的中国人，最不信任的是南人，即长江以南的中国人。忽必烈也是夹在中国文化和蒙古传统势力中不得安宁，两都巡游也是这种文化摇摆的表现。但蒙古对道学的遏制其实是好事，明的历史证明，当儒家只剩下道学，而没有了经世致用学问时，国家的治理能力就大大下降。文官阶层的道学化导致了基层权力与中央脱节，使直接面对农民的治理被胥吏承包。而这些人不算官员，不拿俸禄，只有靠盘剥农民取利。从明万历开始的国家治理失败很大程度就是源于整个文官阶层的道学化，只论道，不讲术。也就是现在说的只务虚不务实。再就是皇帝的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不作为。空担了一个极权独裁的架子，却没有负起责任。致使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国家处于解体状态。本应该由国家负责的救灾赈济最后成了造反的李自成做的事，而当时崇祯的银库里并不缺赈灾的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