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人骨髓中永远的炎症，气候稍变，随即发作，苦涩、心酸、疼痛，敏感、激愤、扼腕叹息、锥心泣血、拍案而起，都是正常反应。
回首百余年，竟无一事圆满，无一人完美。倒不是说其他时代有，而是这个时代的事与人往往同时包含着更加极端的对立、更加巨大的反差，更加惊人的分裂。就拿国人自豪的抗日战争胜利来说，国共两党虽然都曾出力，但都该不好意思争夺功劳，最后定音的一锤是越境的苏联铁甲雄师和美国的原子弹（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抨击美国投弹，唯独中国应该鼓掌，否则几倍死去的是华人）。如果靠国共两党，别说各有算盘，就算真正齐心协力，也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再多个八年，我也不会吃惊。有人指责共产党掣肘，其实若非有共产党在旁鼓噪挑刺儿，依老蒋与德国的关系，能否在二战中搭对车，不无疑问。真正实行多党监督合作，会鞭策各党收敛恶，竞绽美。
中国人的牺牲可歌可泣，上层社会的腐败无能愚昧可笑却让人撞墙吐血。1877年，清政府赎回了由英国人自行修建的上海至吴淞铁路后，立马兴高采烈地全部拆除。英国人憋爆了脑袋也搞不懂中国人中了什么邪。我也整不明白，只知这是朝廷的意思与民众的感情，沿线民众早就不满，此前曾经一举捣毁了英国佬的办事处。那冲天怒火与文革时火烧英国代办处不相上下。
中国人的抗敌热情无与伦比，生猛的义和团前仆后继，不能说他们只是迷信“刀枪不入”符咒。妇女也不甘落后，尤其是下层妇女，按未婚、已婚、丧偶（划分的规则很奇怪）分别组成红灯照、黑灯照、砂锅照（这些一定是无聊男人取的名字，在威慑洋人的同时，也失敬于妇女），尤其是砂锅照，法力惊人，善用“金汤”“经血”等，能将洋鬼子化为类似秽物。姑姑、大妈、奶奶们，你们固然神勇，不过轮到我们讲述给后辈听时，有点儿、、、、、、张不开口哇。
上层贵妇们则令人气结，日寇攻占朝鲜，从缴获的清军物资中公布了一封军官老婆的来信，其中大秀体贴恩爱，说是家里积蓄丰饶，足够愉快享受，可别犯傻拼命，俺等你全须全尾的回来（不好意思，最后一句是我添加的酱油醋，不过，按书信逻辑推演潜台词应该八九不离十。这些情意款款的悄悄话最终送了老公性命）。假如未来再次与日本开战，不知会有多少感人信件被披露？且不说独子的老妈们，光想想大奶、二奶、小三小四老五团们，“徐上将”“谷中将”一伙甭管有几个手机一定会齐齐打爆的。内容嘛，你懂得。
要说也不能全怪老娘们儿，当年北洋水师的军服上就是以“寿”字多少确定官阶大小的，大官寿多，小官寿少。怨不得大官要惜命保命，原来早有定制。军人而谈长命，那还打什么仗！方伯谦临阵脱逃，寿字想必也起了作用。日军无寿字，故无一怯懦退缩避战。文贪武怯历来是中国官僚制度肌体上的毒瘤，动啥手术都去不了根。林总说，枪声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死在战场上！没有这股狠劲，千万别到军队里去丢人。而有这股狠劲的，也千万别到地方上指手划脚。
甲午战败，痛定思痛，有人建议聘用日本退休首相伊藤博文为光绪顾问，指导大清的政事。这是不计甲午血恨的大度，还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朝鲜人安重根不说废话，三枪取了老儿性命。几十年后，蒋介石聘用了冈村宁次。也算是完成了一次先辈的遗愿吧。
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广总督叶名琛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逻辑：洋人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需要和广州人做生意，所以必不至于在此轻启战端，没有严加防备，甚至当英军攻占炮台的消息传来，还坚信大仙指示“十五日无事”，结果当了俘虏。现在面对东海、南海局势，也有人和叶总督的逻辑相似，未知日后如何应验。更不知万一不幸做了俘虏，能否有叶总督的气节。
洋枪队长戈登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了大功，1864年临回国时，给李鸿章留下了二十条肺腑之言，其中不乏有益建议，如，培养中国自己的外语、税务人才以改变依赖老外的状况；广泛推广电报业务；与外国谈判签约，应在中国境内，否则容易落入圈套，“失其本心”。还有一条，可能日后最令李中堂感慨万千：“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如果能够实行，恐怕他第一个要把翁同龢送到菜市口去。对日战争，翁师傅是极力主战的，然而，在北洋军费上却以“浪费”为借口百般克扣，致使军备陈旧，炮弹不足。以廉洁大儒自命的他曾对弟子透露阴暗内心“我正想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这种把个人恩怨掺入国家利益，不惜让国家蒙受巨大损失的恶劣做法，百死莫赎。“宰相合肥（李鸿章）天下瘦，司农常熟（翁同龢）世间荒。”这是看了最不知该做啥表情适宜的文字游戏。
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满清与南方革命党的和议代表会面时的景象，满清代表唐绍仪西装领带呢大衣法式皮帽，俨然华侨；而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则是老式长袍，活脱遗老。似乎接触之初，就清楚表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这种结构成分贯穿了中国近现代的各党各派。
中国教育自古以来都是为了培养做官的人才，民国初，科举虽废，旧习不改。学生对专职教师不感兴趣，而对在政府机关兼任高官的，哪怕讲课敷衍，每个学期都照发旧讲义的，仍然追捧，为的是日后“朝中有人”可得照顾。蔡元培认为这是教师、学生中盛行腐败颓靡风气的原因。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后，第一次对学生演讲，就明确宣布“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很赞赏民国元年由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创办的“进德会”的三必戒（不赌不嫖不纳妾）五选认戒（不作官吏、不当议员、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在校大力推广，并建立体育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等引导学生趋向健康的精神娱乐，还成立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和创办《新潮》等杂志，培养学生自立与服务社会的能力。同时他还辞退不负责任的混日子教师，聘请一些有学识、肯认真教书的新人，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支持文学革命与思想自由。经过这些举措，北大的面貌为之一新，由死气沉沉，变为朝气蓬勃，成为真正站在中国前列的高等学府。将近一个世纪后，当年的教育改革成果还剩下多少？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揭开了中国教育停滞倒退的真相。这一点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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