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想说的东西（“对象”），我们的语言够不着。而那些子虚乌有的东西，我们又能说得义正词严的。人话究竟还有多少能靠得住？用这样的语言作的思辨我们还能信赖吗？哲学怎么能用这样的工具去完成“探求世界存在的本质”的重大使命呢？除了和现实世界严重脱节外，自然语言还充满了含混、不确定、歧义、情绪色彩、暗示、双关等等。语言哲学家没有一个满意的。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都觉得有必要分析和规范出一种适合哲学的清晰的语言体系，甚至可能造出一种终极清楚的“逻辑语言”。
后来日常语言派的兴起强大，以及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转变，基本宣告了这种改造试图的终结。建立人工语言的努力，也都转向符号学或机器语言的方向，离开了日常语言领域。显然，为人所用的语言，就是这么说的，只能是这么说的，将来还会是这么说的。语言确实在不断进化，但进化的推动力来自为了更宽泛地适应复杂的生活场景，而不是去迎合哲学的纯粹。哲学只是语言海洋中的一朵浪花。后期维特根斯坦说，日常语言的地面是粗糙的，但摩擦力给人一种踏实感（大意）。我们应该在“语言游戏”中学习游戏。意思是，不要去跟规则死磕，要在规则体系内练习怎样玩得更好。
从“原子主义”回归到“整体主义”。语言不再被认为是沿着一条“边线”和实际相连，而是整体编织在生活的“游戏”之中。所以，维特根斯坦会说出：“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用法即意义，在逻辑上是有大问题的。但“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让我们不必经逻辑分析的曲折过程，直接去理解语言。描述语分析有时固然能瓦解概念的表层意义，但从来不能消灭一个词或一个概念。因为既然被构造出来，即使毫无意义，也必然有其用途。texasredneck网友分析了“人民”一词，很深刻。并发出了罗兰夫人式的感叹：人民，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但是对他关于“如果大家都知道了“人民”只是一个无实指的摹状词，许多坏事就不会发生了”的联想，我认为是忽视了用法。
人民这个摹状词（描述语），内涵和外延不定。不像人类、国民、公民、股民等，可以靠确实的共相界定出来。有的时候我们模糊地认为大概就是指大多数或绝大多数。但不一定。比如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人民”就不包括黑人。人民币也不归大多数“人民”所有。但是你不能说这个词没有意义，也确实不是个空集，至少说话人是把自己包括在里面的。所以，从意义上分析看不清。而人民这个词是怎么被使用的呢？一般有两种用法：第一是作为一个字（两个字）用在名称里，比如“人民币”和“人民饭店”。其实没有特别意义，不表明性质和所有关系。你不能靠宣称是“人民”就要求拥有人民币，同样人民政府也和“人民”没有关系。这种用法简单。引起混淆的是第二种用法，就是政治上的指称。
政治家最喜欢使用这个词，表面上看，是要把一群人团结在一起，但实际上，这个词是用来划分和剔除的，当作一把卖肉的斩刀。这里的关键要看用法。政治家每次提到人民，把那些人包括在内，是见机行事的，也决不事先告诉你。但是，每次使用，目的是要把哪些人分出去，踢出这个概念范围，是明确的。使用人心里从不含糊。有的时候是“牛鬼蛇神”，有的时候是“地富反坏右”；有的时候是“科级以上”官员；有时候是“年收入二十五万以上”；有时候是“非法移民”；有时候是小罗斯福（林登在竞选时指责小罗斯福不“属于人民（of the people）”）。人民一词，不是因为意义含混造成各种后果，而是这个词本身就是出于这些目的来使用的。在语词的层面上，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但是在使用层面上，每次使用时的“意义”是明确的。
当政治家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这个时候，其实他是对“帝王将相”说：不是你们，绝对不是你们。。。另一位在说：“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时，其实他在说：心中有数的“有些人”你们听着：有些人我和你们不是一伙的，有些人我可以不鸟，有些人我可以不管。。。但是，通过“人民”一词的使用，把原来搞分裂的，装扮成正在搞团结。只能说这位，是使用语言的高手，可为（政治家的）万世楷模。所以维特根斯坦说：“一个人懂得太多就会发现，要不撒谎很难。”这就是政治和哲学的区别。
用法分析可以帮助揭示词句真正表达的意义。概念的意义比单纯名称要复杂许多。为了搞清概念的意义是怎么决定的，语言哲学家们翻遍了指称、意象、行为、使用、心理、场景、语境、引用、提及、参考、隐喻等等。最终也没有能够统一“意义”的意义。但是，他们发现，哲学研究，到最后一定归向“意义”研究。美国语言哲学家奎因，总结为“语义上行”。这种策略就是“把关于事质差异的讨论转变为关于语词差异的讨论”。而“语义上行”其实是对语言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本体论哲学家们曾经为“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上千年都没争出个结果。事实上也永远不可能争出什么。因为正确的讨论应该是问问双方是在什么意义上何种系统中使用“存在”这个词，问题就容易得到澄清了。奎因认为罗素的描述语理论已经解决了“存在”一词的意义问题。就是是否某个自变元的值是空集？“外部世界是否存在”其实是在问“有没有一个东西（元素）落在“外部世界”这个词的指称范围内。且不说在哲学领域作这种争论和不合适，即使相关争论真出了什么结果，那最多也就是改变一下“外部世界”一词的内涵外延，而不是物理学上的发现。
奥巴马和罗姆尼竞选，双方都宣称自己代表了“真正的美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我们先不考虑口是心非的可能，这看这个宣称本身。既然双方针锋相对，那么至少有一方是虚假的？可是，如果我们真去找寻什么是“真正的美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注定会使徒劳的。不过，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双方是在什么意义上何种系统中使用“人民”这个词，就会有所启发。前面我们说过，“人民”这个词的意义取决于每次的具体使用。政治家不会主动告诉你他们的定义，因为他们希望尽可能把你向“全体美国人”方向引导。我们只得去寻蛛丝马迹进行分析。奥巴马坚持要对二十五万美元年收入以上阶层增税，那他的“人民”可能不包含这些美国人。而罗姆尼说，47%的美国人不纳税，“我的工作不是为这些人伤脑筋”。那他的“人民”最多不超过53%的美国人。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找找他还会把其它什么人再踢出这53%。顺着这些分析下去，如果我们能大概理解这两个人使用“人民”这个概念的方法，而在他们各自的“意义”上，这一宣称有可能双方都是真的！这里“人民”概念的意义决定了这个句子的意义。
奎因把语义上行再加强一步，他认为，使用不同的语言体系或理论体系，先天就包含了一种“本体论的承诺”。什么东西存在不存在，不依赖于语言。但人们说什么东西存在不存在，依赖于语言体系的使用。你使用道家的，佛家的，逻各斯的，物理的语言体系，就会对世界有不同的考察方式，对“存在”一词给予不同的“值域”，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我们通过语义上行进行逻辑分析，就可以找出各种本体论之间的分歧所在，看看有没有辩论的共同基础。语义上行其实化解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使大部分形而上学问题变的无实际意义。
对于形而上学本体论来说，语义上行肯定是一种偷换和偷懒。但语言哲学家们都很坚定。“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考察是语法性的考察，哲学研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现象的陈述方式，即现象的可能性。当概念思辨明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就发生了。语言转向被阿佩尔总结为：古代哲学注重本体论；近代哲学注重认识论；二十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
维特根斯坦第一个提出“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他说这句话很放心。因为从当年柏拉图的“哲学家王”时代，哲学包括一切知识，到今天，科学已经远远跑到哲学前面，担负起探索世界求真知的全部重任。所以天塌下来也有高个子扛着了。他说这句话也很无奈。哲学的方法是思辨，工具是语言。科学用的方法是实验，工具是技术。当人们对世界的探索远远超过经验感觉的范围，必须依赖技术手段和技术工具时，哲学就不再适合承担实证求真的工作。留给概念思辨能做的，只有哲学，还有文学艺术。这些，都只能在语言范围内，做“游戏”了。
很多人不忿哲学失去智慧女神王冠的位置。辩解说，哲学可以通过不断汲取各个科学学科的最新进展，从而成为“科学的科学”。这也越来越不可能了。根子还在于语言障碍。设想一下，如果各门科学停止向哲学或我们的日常语言输送新的概念和语词，哲学家通过什么去理解科学发现的新知识和理论？很不幸，这种现象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的最新成果，已经日益不可能为外行人所理解。因为它们越来越形式化，与哲学互通有无的可能越来越低。诸如用宇宙大爆炸解释时间起源，用量子力学解释股票，用相对论解释。。。
种种，都是只会被专业内人士笑话。因为现代科学的系统方法，把技术概念和结论的意义严格限制在系统之内，在这门学科的内部。即使是人文学科，如人类学和经济学，也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形式化的趋势和努力。比如前几年美联储伯克南推出的“量化宽松”术语，就是主动去与日常用语划清界限。使用语言概念作工具的哲学，不可能与科学兼容。“哲学剩余的唯一工作就是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
种种，都是只会被专业内人士笑话。因为现代科学的系统方法，把技术概念和结论的意义严格限制在系统之内，在这门学科的内部。即使是人文学科，如人类学和经济学，也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形式化的趋势和努力。比如前几年美联储伯克南推出的“量化宽松”术语，就是主动去与日常用语划清界限。使用语言概念作工具的哲学，不可能与科学兼容。“哲学剩余的唯一工作就是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
压垮我们对人话最后信心的一根稻草，可能并非来自哲学，而是来自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语言哲学家所说的语法，其实是把语言看作是世界的逻辑形式，从而关心的是逻辑关系是怎样通过语句表达出来的。语言学家的语法，是实质性语法，关心我们怎样说出正确的语句形式。双方是表面相关但根本不同的。所以，维特根斯坦不满意日常语言学派走得太远，批评说“他们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语言学家”。而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又是另一种东西。其理论指出语言能力是作为人的一种生物本能（或者一些器官的“官能”）。这种理论，难免不让我们联想到，眼睛只能看到一定波长的光线，耳朵只能听到一定频率的声音；胳膊肘只能向里拐膝盖只能向后弯等等。生物能力总是为了一定的目的服务而进化出“方向”，从而限制了其它目的的使用。更让我们害怕的是，乔姆斯基宣称他的“普遍语法”研究，不是思辨的结论，而是一个科学实证假说，可以接受实验证伪的。学术上，我们不吝给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大师以无限敬仰；但在生活中，一个无名科学家的小实验结果，都要超过一千个顶尖哲学家的毕生思辨，更让人放心和容易接受。
语言转向是无可避免的。传统哲学家们骑着毛驴，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上月亮的目标。他们在地上一条一条地寻路，希望最终能发现一条通向月亮。可以想象，他们能做的，除了郁闷地抽驴屁股外，就只能痴痴地仰望星空。语言哲学家们指出了上月亮不是不可能的，可靠骑驴子是不行的。需要交给航天学家和宇航员去做。罗素那一代人固然还处于对“形而上学”的逆反期。即使后来温和一些的日常语言学派也说：形而上学命题本身并不一定是无意义的，但这些命题的真理性往往根植于语言本身的结构。而传统哲学却以为它们是在描述自在世界的本质结构，从而导致了很多胡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美丽姑娘正在脱衣服，她要到池塘里去洗澡。一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忽然，一列火车开过来，挡住了视线。等火车过去后，衣服在岸边地上，姑娘已经在水里，只有头露出来。一个愤怒的声音叫出来：这该死的火车！我这是第六遍看这部电影，每次它都不早不迟偏在关键时候开过来。。。这时，我听到后排罗素在对维特根斯坦小声嘀咕：这位是个本体论形而上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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