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德艺双馨的政治家。从他捍卫主权、推翻清帝、构建国体这三方面的所做所为，便可略见一斑。
“间岛”问题之后，据于右任回忆，袁世凯因此盛赞宋才，奏请朝廷赦免并拟任其四品京堂官职，被拒。袁又委托驻日公使给2000酬金。初不肯受，公使执意不回，宋就将此款全赞助了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并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 间岛一事，面对日方的利诱威逼、朝廷先前的追捕和后来的奖赏，以及一些冲动和狭隘的革命党人的嘲讽，宋教仁均不为所动，坦然对之曰：“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
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上的贡献，一方面印证其理性和爱国，另一方面，也体现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1905年，宋教仁就读日本法政大学（后入早稻田），认真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了西方民主思想和宪政制度。他翻译了《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日本宪法》等10来种书籍，创办了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后将其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担任过上海《民立报》主笔，并介绍和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些都为他以后主张内阁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他规划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提供了它山之石。
宋教仁爱国没有条件，抗清也义无反顾。他与黄兴一道，于1904年2月创建了华兴会（黄任会长，宋任副会长），并策划在当年11月慈禧七十岁生日那天，在长沙、岳州（即现在的岳阳）、衡阳、宝庆（即现在的邵阳）、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不料事情泄密失败而流亡日本。1907年春，宋教仁潜返东北发展反清组织，筹建同盟会辽东支部，联络东北“马侠”李逢春等人，策划在沈阳发动武装起义，又因泄密而行事艰难。黄花岗起义流血后，革命党精英损失惨重，斗气非常低落。艰难之际，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胆识，否定了孙中山在沿海地区零敲碎打型策略，提出了极富战略眼光的三策论：一是中央开花，即联络北方军队，争取占领京城，一举推翻清廷。二是在长江流域一带建立革命组织，渗透与扩展并举，择机起义，以期阻断南北、掌握主动、控制全局。三是在边陲角地，揭竿而起，再徐图北进。战略一为上策，但真正行动起来，困难重重；战略三已被边远省地的多次起义失败证明为下策；唯有战略二最为实际，可视为中策而实施。于是，宋教仁和谭人凤等人一起，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中部总部成立后，宋教仁作为领军人物，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各地分会，大力加强了各革命团体间的联系和联合，并制订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浙同时起义的战略部署。与此同时，宋教仁以两湖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为基础，亲自或派人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鼓吹革命，并筹款购买武器弹药，致使两湖地区革命形势空前高涨，最终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而首义的成功也证明了宋教仁的远见卓识。
早在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便以高屋建瓴之势，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简称《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既是一个具有明显的三权分立性质的法律文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宪法文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长，又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简称《临时组织法》）。而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以《鄂州约法》和《临时组织法》为蓝本制定的。这一系列举措，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奠定了基本政治架构， 为中国未来十余年宪政实验提供了法律基础，也让中国人首次了解了一个全新的政治运作模式。
但是，仅有核心法纲还不够，必须有相应的施政机构与之配套才行。在讨论民国国体时，当时的革命党人一派赞同总统制，一派赞同内阁制。简单地说，总统制指由总统担任国家元首、独揽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一种政府模式；而内阁制，治理国家的是国会，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只代表国家，不负责实际政务（笔者注：摘自凤凰卫视节目---〈岳麓英豪青春志-四-宋教仁〉）。宋教仁清楚中国传统，深知“帝制易倒，专制难除”，深感“革命成功的政党或首领，也可能蜕化、独裁”，而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是权力不受制约。因此，他立举内阁制，寄望用较低的社会交易成本，换得政治透明和行政的高效。宋教仁说：“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不过，这一主张，遭到以孙中山为首的总统派的强烈反对。最后，总统派获胜，宋教仁也服从大家的选择。可笑的是，当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一改初衷，转而赞同宋教仁的内阁制。如此“因人立法”，不仅视法律如儿戏，也非常短视，因而也就为以后的“二次革命”师出无名、草草失败埋下了祸根。
宋教仁推崇内阁制，但并不拘泥和照搬西方模式。他看到当时的中国地方级政府各自为政，国家一盘散沙，就主张中央集权以免国家陷入分裂之危险。这又与不少革命党人的观点相左。在定都问题上，孙中山等革命派舍不得离开南方的大本营而欲选南京，但遭到宋教仁的强烈反对。因为他对日俄的狼子野心看得很透，故而从民族大义出发，主张定都北京，以加强对满洲和外蒙的控制力、凝聚力和对日俄的威慑力。从宋教仁不计个人得失，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举动中，我们再次看到其闪亮 的人格。
袁世凯接任大总统以来，一方面跋扈专权，一方面又操纵控制当时的亲袁大党共和党。与此同时，革命党人斗志涣散，又各自为政，眼见新生的共和国一步步走向消亡。危急关头，宋教仁再次展示其卓越政治家的责任、勇气和远见。在征得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后，1912年8月，宋教仁毅然解散了同盟会，而将之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促进会合并，成立了一个新党，命名为“国民党”。换句话说，宋教仁是国民党真正的缔造者。
宋教仁创建国民党的目的，是试图更改游戏规则，以宪政模式，变血腥的政治夺权为和平的政党轮替，以政见与提案来获得政权。用他的话来讲，是 “我们要实现真正的共和，要以党争代替战争。”解散同盟会，很多革命党人不能理解，宋教仁向他们耐心解释，“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笔者注：摘自凤凰卫视）而对于新生的国民党的任务和目标，宋教仁公开自己的政见：“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通过宋教仁的领导和其他革命党人的共同努力，国民党朝气勃勃，蒸蒸日上。1913年2月，国会参众两院举行选举。国民党在716个议席中赢得了392个席位，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其它如第2大党共和党获得120个议席，第3大党统一党获得18个议席，第4大党民主党获得16个议席）。
国民党的胜利，令袁世凯坐立不安，也让他对宋恨爱交织。为收买宋教仁，据说袁曾有意让宋出任总理，并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任其自由支用。但宋只略取少许（约二三百元）以示谢意，余下悉数归赵。正当宋教仁踌躇满志，拟北上和袁世凯商谈国事时，于1913年3月20日在离沪赴京的上海火车站，被带毒的子弹射中，两天后，魂归沅浦。
宋教仁在临终前，通过于右任留下遗嘱：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宋教仁又授意黄兴，电告袁世凯：“……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每读到此，不禁砰然心动---叹遁初之功德，怒小人之卑劣，悲渔父之遗愿，羞自身之苟且。
我认为，君子有两种。洁身自好的小我，可以拒高官厚禄和金钱诱惑，而保持个人优秀的道德情操；为国为民的舍我，则以理性、智慧和胸怀，而肩负崇高的社会道德情操。革命者，也有两种。为人民赴汤蹈火，甚至牺牲生命，是为创业英烈；革命成功后，如何引领国家，走出历史的循环，为民族的长远利益鞠躬尽瘁，贡献毕生，是为兴业栋梁。而宋教仁，无论是在小我舍我，还是在创业和兴业这两方面，都堪称典范。
百年前的春天，一个年青人，用他三十二岁短暂的生命，为新生共和，喋血神州。遁初先生倒下了。但他的理想、理性、人格和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已浇注成我心中永远的泰山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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