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说说“暴力”的问题了
恶的本质是理性的不足。被恶蒙蔽的人是最可怜的，所以耶稣说饶恕他们吧。
道德人士也一直在贬低暴力，就是说到马克思，也忍不住要追究其暴力问题。再远近一点，文革，十月革命，巴黎公社就不说了，统统都是暴力的代名词。
对于理性世界来说，自然性本身就充满了暴力，人如果屈服于内心无法抑制的冲动，就可能重新为暴力所掌握。人类虽然建立了一个理性的世界，但还是涌动着暴力的暗流，在自然界和人心之中永远存在有一种骚动，人类只能是部分地服从于秩序。所以，监狱永远是人满为患，暴力并不稀罕，也很正常。
然而，为什么人类存在杀人的禁忌，却并不反对战争？暴力是一种物理形式，还是暴力并不在于形式？如果暴力作为恶，非暴力是否代表了一种理性的崇高呢？
有一个具有真理性的论点是说：“禁忌的存在就是为了被违反”。如果理解了禁忌对理性逻辑的无动于衷，也就必须思考“非暴力”的非理性性质。 战争是一种有组织的理性行为，它是暴力，但是一种有理性的暴力。由此，暴力被戴上了一种在它被禁止之前所没有的特殊光环：“暴力”之所以经常的得到允许，甚至被规定，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有序的暴力，世界就会回到动物性的无序暴力。是有组织的暴力和禁忌共同塑造了人类的理性社会。那些经常地、有规律地发生的“暴力行为”并不是在毁灭暴力禁忌的稳定性，它就如爆炸之于压缩，暴力是给无限膨胀的熵能量戴上了一圈“耗散”的光环。
事实上，有组织的暴力，可能并不具有暴力的形式，它只是一种理性的建构，但可以完成暴力的全部功能。
如果有一种强势在威胁我，要剥削我的劳动，要剥夺我劳动的权力让我一无所有，或要夺走我钟爱的女人，或住所。但是，如果我不再眷恋财物，不再介意我的自身，如果我已经扼杀了我内心对心爱女子的情感，我也不在意露宿街头。那么，也就无法强迫我屈从它的意志了，因为我所剩下的，已经不是恐惧，或欲望所能左右的东西。如此一来，我作了一种完美的战略性撤退，退入了一个内在世界，我的“物自身”（noumenal self）。如此，外界的邪恶意图，都已无由触及。我已经退隐到我的内心，惟有在那里，我才是安全的。这就是禁欲主义者、寂静主义者、斯多噶学派、佛门圣徒、以及各种教徒，或非教徒所一惯使用的“自我解脱”（self—emancipation）之途。他们逃离了世界，逃开了社会与舆论的枷锁，其方法是某种深思熟虑后的“自我转变”（self—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使他们能不再介意那些世俗的价值，独立的自处于一种安全的崇高形式。
当外在世界变成格外贫瘠、残酷或不义时，就逃人真我的内在堡垒，这种“理性圣徒”式的“内在移民”（inner emigration），坦率说来，其效果就如某种强势或“隐形的说服者”（hidden Persuader）让他的子民丧失了原有的期望，通过将一种给予的生活方式进行“内化”（internalize）而得到“解放”。正如哲学家伊比克底特斯 （Epictetus）比他的主人感到更自由，据说这位有名的好人，道德人士，非暴力主义者，在受拷刑的时候也觉得快乐。但是，伊比克底特斯所创造出来的哲学，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