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声明的一点就是，对孔子的歧义主要是近百年来的事情，之前二千多年时间里，特别是独尊儒术之后，对孔子无论朝野，庙堂还是村夫，几乎没有什么歧义，那就是公认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是“万世师表”，甚至是“天若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即使有所歧义，也主要是在承认孔子作为“至圣先师”的前提下的歧义。没有人敢对孔子有所质疑。
但是，近百年来，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打倒孔家店”，以及“批林批孔”这样的事情呢？无论是反封建礼教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式的集体运动，其反孔的影响源应该说都是外来的因素。就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说，即使是儒法斗争，法家除秦始皇、毛泽东之外，都没有谁敢公开与孔子叫板。斗争是存在的，只是内部矛盾。因此对孔子的质疑与批判，是因为中国被迫遇到“三千年不遇之变局”。有了不同的参照物，人心思变，才导致了中国数千年尊孔崇儒的根基发生了动摇。
中国近百年时间里，发生的两次最著名的批孔倒儒运动，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次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第一次是自由民主宪政派与共产主运动者通力合作反孔反儒，因为,变革中国社会是他们共同的愿望,而孔儒思想就是维护旧统治秩序的。因此，当时除保守的儒家外，其他各派对孔子都没有什么好感。比如自由民主宪政派的胡适先生就提出的“让中国充分世界化”，同时反对由儒家（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派生出来的“名教”，同时主张“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引进自己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杜威的思维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来代替传统的“中庸之道”法。这是第一次用世界上的自由、民主、科学与人权标准来反思中国的儒家文化。之前的“辛亥革命”所依凭的价值观的动摇，也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们看到了，不仅是自由民主法治不如西方国家，即使按照儒家的仁义标准，也远不如西方。（秦晖先生的观点）因此，导致整个中国上下，人心思迁。辛亥革命，说是暴力革命，但是其实并没有打多少仗，死多少人。满清覆灭，随后而来的民国，基本上可以说是谈判桌上谈出来的，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而谈判，除了利益计算之外，要达成共识，还有一个价值观基础。那时各省独立，宣布脱离满清王朝，基本上是基于民主共和的共识。因此，民国初年，蔡元培首任民国教育总长，就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废止在中小学读经令，就是基于这种价值观共识的基础。
这个时候，因主张共产主义的这一派，如陈独秀、李大钊他们也极力反孔批儒，因为孔儒的思想学说不利于革命。孔儒的核心是保守的，确切地说就是保皇的，保的是等级制度与专制思想。这一点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保守派大不相同。西方的保守派从来就是为了保住自由的传统而保。在法国巴黎革命之后的分野更为明显。如英国的思想家柏克就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保守者。他极力反对卢梭的革命思想。因为法国巴黎革命有重新受奴役杀戮的危险，所以他在其名著《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极力声明保守的重大意义。共产主义者也基于儒家的家庭伦理不利于革命及建立公有制的要求，因此，也极力反对儒家的家族治理及君臣伦理。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基于不同的原因反孔批儒的各家各派都有。自由民主派反孔批儒基本上是比较温和的。比如胡适只说打倒“名教”，“让中国充分世界化”，并没有直接说过打倒孔家店。蔡元培则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态度，禁止学校强迫学生读经。让落后的思想观念达到自然淘汰的目的。因此，自由派基本上用消极自由的办法来处理孔儒的思想遗产，而不主张用思想改造，暴力革命，特别是用公权来消除孔儒的影响，而是用思想自由的办法，达到自然淘汰的目的。但是共产派则是用非常积极的方法，即利用暴力、运动以及公权禁止的办法，来达到铲除孔儒影响的目的。因为这一派的领袖急欲于取而代之。这一点在“文革”时毛泽东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对“伟大的导师”这一称号十分欣喜，即可作为佐证。并且外来的共产主义与法家的某些治理观念不谋而合。“文革”期间毛泽东反孔，就重新借助秦始皇，借助“弘法批儒”，并且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且胜秦百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批儒反孔并不一定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关键是要看用什么标准。胡适先生、陶行知先生作为自由主义者站在“人的生命贵于一切”的人权立场上，对儒家文化中的等级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伪知识”的质疑（见陶行知《“伪知识”阶级》，华中师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85页-86页。)而毛泽东的“批林批孔”，则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儒法斗争的现代延续。毛泽东反孔，但是并不反圣人与专制本身。毛泽东本身就是中国经典培养出来的。他青年时声称独服儒家代表性人物“曾国藩”——曾文正公。（“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相反，毛泽东是一个圣人情结非常浓厚的人。他曾经称颂鲁迅为“红色圣人”，无论内心里是真是假，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的圣人情结是非常浓厚的。再比如，毛泽东在建国之后不久，就不顾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的极力劝阻，也不顾当时建政后不久，特别是“大跃进”之下的国家的财力物力状况，而力排众议，要建三门峡大坝，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有一个说法叫“圣人出，黄河清”（出自明·程登吉：《幼学琼林》））他要通过建三门峡水库，让黄河水变清，从而证明自己是比孔子还高明的真正圣人。因此毛的反孔，只是基于孔子的圣人地位，严重妨碍了毛成为新一代圣人加伟人而反。毛反孔是欲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万世师表”。这与胡适、鲁迅、陶行知、蔡元培他们对孔儒的反思的目的与动机是大不相同的。自由民主派反思孔儒的目的，只是想将被孔儒束缚的人性解放出来，回归人的生命的尊贵以及人权的至高无上（见陶行知《中国人的生命》）。自己并不准备成为新的圣人，而是要让中国人重新过一种真正自由与自主的生活，消除践踏人的生命，侮辱人的尊严的高低贵贱的等级思想。让中国人也拥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而不是爱有等差的假仁假义。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民主派与共产主义运动派都反思孔儒，但是，无论出发点，还是最后结局都是大不相同的。
有人分不清这一点，因此说中国“批林批孔”的时候却是中国最不自由的时候，当然这也是一个事实，中国“文革”是社会文明的大倒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反一个思想，可以用更野蛮的去反对，也可以用更文明的去反对。基于人权与自由来反思孔儒，则是用更文明的标准来重新衡量，而用更奴役更野蛮的办法来反孔儒，使全国的人都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这肯定是倒退。但是，后者反孔儒并不能够因此就说孔儒本身就没有问题。在说到中国“批林批孔”时中国人固然是不自由，但是，中国二千多年儒术独尊的时间里，中国人又是自由的吗？思想罪、文字狱还会少吗？反思孔儒并不必然导致走向奴役。中国“五四”时期，虽然也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那时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处于被奴役状态。反而思想文化十分活跃，学术十分繁荣，办出了几间很像样的大学。
人们对孔子产生的歧义，要具体地分析这种背景。同时也要反思孔子言论本身。为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西方对他们的解读歧义就很少，而中国的孔子歧义就多多。而同样为儒家的孟子人们的歧义也相对要少得多呢？那是因为，孔子为中国人留下的都是思想碎片，东一言，西一句，不成篇章，没有论证，缺乏逻辑结构，令后人在理解孔子的时候，只能够靠片言只语，随心所欲地解释。那部主要记录孔子的思想的语录集《论语》，本身就是断壁残垣、断章取义的结果，从来没有对某一问题有过较为系统的论述。就文本而言，孔子及其学生就从来没有留下过一篇完整而严肃的论文，更不要说一本学术思想专著。苏格拉底虽然没有亲手留下文字，但是其学生柏拉图、色诺芬对其思想的叙述是比较系统的完整的。亚里斯多德更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即使是孟子，留下了一本完整的著作，系统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后人对其误解就少得多。那么，为什么孔子就没有系统留下自己的思想文字呢？说到底还是因为孔子本身就是秉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学术思想态度。这一思想，不仅导致孔子在世没有留下系统的文字，而且就是他的学生也没有留下一篇像样的文章。虽然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却没有一个人有过专门的著述，也没有过一项发明创造。
孔子为什么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呢？因为，他有浓厚的圣人崇拜情结。以为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古已有之”，再有新的著述，就是对圣人的不敬。孔子的精神家园就是在梦见周公时才有的，周公在孔子心中就是完美的。没有想到这种圣人情结，反而成全了他自己也成为了圣人，而且是中国第一圣人——大成至圣先师。没有系统论述，只留下只言片语，让后人有如云里雾里，神龙见首不见尾，因此，只有顶礼膜拜。这在后来也直接在中国滋生了“禅宗派”。话说一半，留一半。打哑谜，论城府，贵人语迟。这一点，毛泽东在“文革”时的权力斗争中简直运用得炉火纯青。孔子的“天何言哉”、“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都是打压人的思想言论的。中国人“话到嘴边留三分，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处世态度，也是受孔子影响的。因为，凡事说出来，并且说透，就不会有神秘感。而成神成圣成伟人都是需要保留一点神秘感的。或许，孔子的言说方式本身，就是准备让后人误解的，让后人无论怎样读，都可以读出孔子的道理是至理，因为将他的话放置到不同的语境里去解释，都可以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解释的空间非常大，同时也让权力得到更多的运作空间，为解放权力，让权力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或许准备让人产生歧义的孔子，才是最为真实的孔子，因为这样才最具有魅力，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足以让后人永远解读注释不完。中国文人浩首穷经，所做的工作只是在不断地解读孔子的片言只语，往往“注”后面还有“疏”，“疏”后面还有“义”，解释里还有解释，无穷无尽，而丝毫不敢有所创新。用陶行知先生的话说就是当初的一点点真知识，不断地被后人稀释，终于变成了知识的通货膨胀，甚至干脆变成了伪知识。就这样，世世代代，没完没了，因此也魅力无穷。没想，这恰好是孔子为中国人设下的迷魂阵。让中国人在数千年时间里都走不出他那巨大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