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独特的书。首先是内容独特。比如清官文化、贪官文化也被作者归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其次是思想独特，有人说作者走的是吴思和十年砍柴的路子。这只是一种泛泛的界定，事实上，作者走的是个人主义之路。顺着她的笔迹，读者会走进一个独特清新的思想境界！它引你思考，让你震撼：传统竟可以这样解剖，文化竟可...
作者：端木赐香
目录
第一章 中国文化漫谈
第二章 中国文化中国人
第三章 中国文化中国男人
第四章 中国文化中国女人
第五章 中国贪官文化
第六章 中国清官文化
第七章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第八章 中国传统外交文化
第九章 农业与农民文化
第十章 中国传统婚姻文化
第一章 中国文化漫谈
序
作为一位大学历史老师，在面对中国历史的时候，我有诸多不快。这种不快，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简单说吧：我不能容忍，不能容忍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中国历史给我的感觉就是千年轮回，如果说拉丁美洲是百年孤独的话，那中国何尝不是千年孤独呢？这方面，黑格尔说得很不客气，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在当代法国政界与学界都很出名的阿兰?佩雷菲特对黑格尔这段话表态如下：“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很显然，他不愿意反驳黑格尔，而且，他利用自己的探索来给黑格尔的话作注脚，他说：“1960年8、9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
看到这些“局外人”对中国历史的评论，我更不快，但是我无力反驳，也不想反驳。更何况，我们阵营内部的“自己人”也有类似的表态，马克思听说了太平天国的故事后，隔着千山万水表态如下：“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让人痛心的是，“局外人”的评论，常被我们当作“别有用心”和“不安好心”；“自己人”的评论，深刻的、带刺的，我们就假装听不见、看不见。作为一个历史学人，我认为我的任务不是反驳。也许我的反驳会很精彩，但是精彩的反驳无助于社会的前进与苦难的消逝，正像漂亮的烟花绽放后无助于空气的清新与自然界的美丽一样。当然，不反驳，并不意味着沉默。轮回的历史，意味着苦难的重复，如此情形之下，沉默只能是一种不道德的选择！更何况，沉默虽然可以成为一个学人自保的铠甲，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类铠甲只能起暂时的保护作用！丧钟既然已经敲响，那么谁会是例外？
没有人是例外，我无权置身事外！这种强烈的“局内人”的身心意识，导致我在做研究时，更多地具有自揭伤疤的痛楚。更严重的是，长期的研究促使我认定，导致中国历史轮回的原始推动力就是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乃制度之母，中国古代那种超稳定的封建制度系统之能坚持两千多年，以及这种系统之下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消极因素在清帝被推翻后的继续存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反省、重估与清点。更关键的是，时至今日，尽管大家对现代化的概念有多种界定，对现代化的模式也有多种解释，但是无庸讳言，几乎全球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将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的口号与目标。一句话，中国离现代化尚有多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因素与现代化精神背道而驰？或者说，是哪些因素，妨碍了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脚步？
目前看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在经历着“社会整合”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因素，尚没有融合为一个合谐的整体。具体来讲，有些因素，比如经济，可能现代化色彩更浓一些，因为中国经济更多地转向了企业改制、转向了市场化；而有些因素，比如政治与法律，则更多地具有传统色彩：清官政治的不断提倡，反贪的普遍化，甚至举报、上访竟会成为中国法律生活的常态！至于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方面，各种现代化因素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底色而略显光怪陆离：人的现代化尚没有完成，有些人已提前跃进了后现代；而现代化的外衣之下，又难免露出封建的小来。所有的这一切，导致我们不得不警惕：中国，将走向何处去？
首先需要警惕的是，中国历史上，缺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后期的转型——从文化转向政治，从科学转向革命——导致中国的启蒙半途而废。启蒙没有完成，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就恰恰缺少了最不应该缺少的现代化内核——公民及公民意识！无庸讳言，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其他层面的现代化将注定是空中楼阁！可以说，这种警惕导致了我治史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怀疑。怀疑不是否定，而是一种实证精神。相信，就去证实；不相信，就去证伪。笛卡尔说：“怀疑就是方法！”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我想通过我的努力，传达一种方法，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众所周知，真理不在任何人手中，真理实质上就是个人在面对所谓的真理或所谓的谬误时所应持有的怀疑态度和理性思维以及辨别二者的基本方法！我相信，如果中国的人民群众，都具有了这么一种态度这么一种思维，即便仍没有掌握方法，那么，他们就迈出了走向现代化公民的第一步！有了这么可贵的一步，那么，历史上的某些悲剧应是可以避免的！
其次需要警惕的是，中国历史的悠久，文化的丰富，注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弹性与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负面绝不会因为一次革命，一次运动，就能完全改观、消失的。它暂时地消失了，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折回来；或者，它表面上改观了，但底下的暗流仍在。我把传统文化的这种弹性与隐蔽性概括为“文化的陷阱”。这种陷阱，从政治制度层面来讲，会使张勋复辟，会使袁世凯称帝，更会使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这种陷阱，从社会生活层面来讲，会使女人继续坚持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裹脚，会使出走的娜拉回头，会使臣民意识、奴性意识继续存留，会使诸多政策与教育“目中无人”，会使人的解放成为一纸空谈！
种种警惕导致了我的写作只能是一种提醒：在我推论出的“陷阱”嫌疑比较大的文化地带，插上“此处事故多发”之类的招牌！这种自觉的意识导致我在写作此书时，对内容有所选择。一句话，注重内容的时效性。比如中国农民、中国传统外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贪官与中国清官等内容，无不希望它们对于中国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的现代化建设能有更多的警示！
书的内容及风格大都偏向有趣，这跟我的天性有关，大事小事，皆欲情趣化而后快：无趣的人不交，无趣的事不做，无趣的文章不写，无趣的课不讲！记得南怀瑾老先生发过一次牢骚，说他讲孟子，不得不增加许多有趣的故事，否则学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感兴趣。我不是这样，如果讲课无趣了，不待学生有意见，我自己就先有意见了。如果写书无趣了，不待读者诸君有意见，我自己就看不下去了。另外，这还跟我的人生态度有关。我喜欢老庄，庄子鼓盆而歌送亡妻上路的风度，也影响了我对历史的态度。我觉得，惟有大悲之人，才能奏出真正狂欢的音乐。所谓的苍天一声笑，泪在心中流，应该是一种彻悟后的境界吧？当然，爱之深，恨之切，更是人文学者的常态。德国著名的爱国诗人歌德，曾在自己的诗歌中把一重重的“诅咒”送给了他“多灾多难的祖国”。我虽然炼不出歌德那样的“重磅武器”，但是在某些言辞方面，可能还是有些峻切的，这一点，还希望读者诸君多多体谅，爱到深处，便有些情不自禁罢了。
第一章 中国文化漫谈
我之态度
我喜欢文化，但我之喜欢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单纯的一种喜欢，而是欣赏加调侃。欣赏，不是用现实主义的眼光，而是用审美的眼光，不审美不行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单独站在审美的角度看，那叫一个漂亮！比如封建社会女人的小脚，让中国女人变成了一件件手工艺品，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娉娉婷婷，比西方的那些地动山摇的大脚板子们美丽多了。北大教授辜鸿铭13岁留洋，通晓英、法、德、日、意、拉、希等多种语言，但是在抗拒西方腐朽生活方式面前，可谓一大民族英雄，归国后第一件事就是遍寻中国小脚女人做自己的老婆！我觉得这老兄除了坚持中国传统外，估计还有个审美的意思在内。当然会有人说裹脚不人道，残忍，估计他们没看到现代女人为了美，那种掂刀弄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精神。如今，割眼皮打耳孔只能算是小战役，有些人为了“惊艳”，下了手术床，整个人变成了一个粽子。总之，没有点牺牲精神，美从何来？再说，已经有学者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小脚的好处。脚小，为掌握平衡，走路自然要扭动腰肢，女人就省了减肥了，更重要的是，不用受那西方女人的束腰之苦了。看西方电影，那乱世佳人斯佳丽们穿个裙子，憋气不说，还得奶妈一旁帮忙拉拉链，咱们看着，替她们急得慌，总想上去帮个忙。至于小脚女人扭胯扭得蛮灵活，生孩子时不容易难产，更是公认。
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我很没同情心，那你就错了。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道德批评已经够泛滥了，我何必把自己弄成一个不咸不淡的道德先生呢？读历史少了，读的时候你可能老想哭，可读的多了，你就哭不出来了，由哭渐变为傻笑了。我属于后一种，哭笑不得是我心灵的常态。西方学者赫根汉认为，人类的自尊心已连受三次打击。第一次来自哥白尼，他论证地球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也不是太阳系的中心；第二次来自达尔文，他论证人类不是造物主所造，而是由所谓的“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第三次打击来自弗洛伊德，他论证人们的行为是由本能和潜意识机制所激发，更为严重的是，他把这种本能归之于性本能！
按此逻辑，中国人的自尊所遭遇的打击并非仅此而已。众所周知，中国人文化心灵上所遭受的伤害，比上述三次打击要严重多了。第一次伤害，来自地圆学说，它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中国并不处于这圆球的正中心。13世纪，西方就开始流行地圆学说了。16世纪末叶，利玛窦送给中国一张世界地图，中国学者一瞅，当属正中的中国被弄到了偏西的位置，当即气冲霄汉，斥责利氏“邪说惑众”，认为画地图的人更是“画工之画鬼魅也”。康熙时，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听说了地圆学说，还算潇洒，他的反应是“喷饭满案”。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告诉国人，我们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并不是我们历来所想象的那样乃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这个时候，中国学人谁还能喷出饭来？第二次伤害，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它没有论证，只有武力，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到大清，竟对付不了来自异域的各色“鬼子”的“奇技淫巧”。当魏源斥理学家（庸儒）之理学（俗学）为“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斥用繁琐考证方法研究儒家经典的汉学为“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时，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中国文化心灵那滴血的伤痛，更何况连日本的学者佐久间象山也指斥“清儒学问虽考证精密，然毕竟纸上谈兵，缺乏实用”呢？伤痛之余，只好夹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小情绪，去做那异域的学生，学的过程中，当然难免强撑着天朝大国的架子不愿放下，有些人干脆发明一个“中体西用”的说法以自我安慰。内心里讲，他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文化与体制是最优秀的，只不过船不坚炮不利罢了，于是洋务运动就这么开始了。可惜甲午海战又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只有点头yes摇头no做非此即彼之选择题的份儿，点头屈辱，摇头挨打，事实上别无选择。时人举国大骂李鸿章，好像李大人天性就喜欢卖国，不卖国心里就不踏实似的。李鸿章当然纳闷，苦心经营十年的北洋海军为什么眨眼之间打个水漂就没了呢？船坚了炮利了为什么却对付不了蕞尔小邦日本？李鸿章的纳闷，由康梁师生两个出面解答了，于是维新取代了洋务。如果说洋务只涉及了器物层面的话，那么维新已涉及了制度层面，可惜这维新只有103天的寿命。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又拿来一个名叫“共和”的新药方，奈何袁世凯不好好吃药，最终导致共和失败。这一结局，让今天的学人还在疑惑：共和的失败，是袁世凯的脸皮太厚贼胆太大呢，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执拗使然？孙中山作为职业革命家，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联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他只有行动，将革命进行到底。寻找病源，就是当时学者们的业务范围了。鲁迅借狂人之口宣告：中国的仁义道德等传统文化是吃人的东西！借阿Q之形象提醒国人：照照镜子吧！照镜子的结果，“德先生”与“赛先生”被引进，“科学”与“民主”成为二十世纪初最耀眼的两颗星星，可是光两位先生也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现实问题……
读史读到这里，欲哭无泪，只好以歌当哭了。再说了，庄子鼓盆唱歌送亡妻，狂欢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大悲呢？何清涟女士说，内心深处，她认为追求心灵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在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痞子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饰。她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我很喜欢何女士，但她的这段话我只同意一半，没办法，悲剧还在继续，我只好继续嬉皮下去，对我来说，嬉皮就是我心灵的武器，还是我存在的证据，更关键的是，这种态度可以减轻我的受伤感。黛玉葬花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小资”，可我看到的只是痛，所以，请原谅一个敏感而多情的小女人对于其文化心灵的呵护以及呵护时所不得不采取的最适合她自己的方式。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何种姿势滑过心灵的天空，早有定规。第一，学得权与术，货予帝王家；第二，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中华文化五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都成精了，冒傻气的没有几个（我们很难说，成精的知识分子都是智者，冒傻气的则尽是精华）。朱熹那老夫子，天天喊着灭人欲，存天理什么的，可他老先生似乎并没有以身作则。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载，朱老夫子“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后被人弹劾，天字第一号流氓——皇帝宋宁宗都不愿意他了，朱夫子赶紧上表请罪：
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
众所周知，宋代是言论最自由的朝代，言官们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捕风捉影地上书言事而不用担心诽谤罪。这种风气可能也影响了大宋文人，按我的考察，大宋是“文人相轻”之风表现得最充分的一个朝代。据此两条，我们就很难断定叶绍翁记载的朱夫子的“生活作风问题”是否属实。但令我尴尬的是：不属实怎么样？属实又怎么样？不属实，我觉得合乎情理，连老百姓都知道，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又不被人说呢？属实，我觉得更合乎情理。中国传统文化，经线是伦理，纬线乃道德。伦理道德合成一张铺天盖地的网，这网并不能罩住全部人，甚至不能罩住一个人的全部。朱夫子虽然也是织网人，但是古代中国哪个织网人有如异域的创世教主那样是钻在网套里完成自己的网络工程的呢？
犹太谚语云：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我想说的是，我怕自己一严肃，上帝就傻笑。我最欣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别人皆醒我独醉，身后常带一持锨童子，曰：“死即埋我！”真酷啊！
其实不是不想严肃，实在是别无选择。比如我讲中国传统文化，按常规，那是可以和诸多大道理搭配起来做捆绑销售的，但是我做不出来。第一，那需要很厚的脸皮，我功夫不到家。第二，理性思维缺席。更重要的是，如果我那样干了，就是调戏文化了，比我之调侃要恶劣多了。中国传统，历来最重讲大道理了，从周公开始，就敬德保民，以德治天下，这一讲，就讲了几千年。讲不咸不淡的大道理，小脸儿还绷得那么紧，我还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
最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那熬了几千年的老巷子的美酒，历史不能说不悠久，味道不能说不醇厚，这么一壶老酒，光凭酒香就能醉倒千万里之外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遑论酒坊中的自己人？不知不觉间，酒就喝多了。比如辜鸿铭那样的，在我看来就是喝得烂醉如泥了；南怀瑾那样的，就是喝得有滋有味，微有醉意的；鲁迅那样的，就是一口酒也不想喝，急着让大家跟他一块戒酒的。历史走到今天，也许我们才可以更从容地说：美酒当然要喝，可是喝美酒也得有个限度，什么时候能喝，什么时候不能喝，喝多少，才能做到既热身又不伤身……一句话，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需有个理性与科学的态度！至于我自己，我是闻香说味，希望爱酒的人，不要因我而丧失了自己喝酒的雅兴（可能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对于正醉酒的人，你愈说不能喝了，他喝得越起劲）；至于不爱酒的人，如果因我的三言两语更坚定了自己的戒酒信念，那也不是我的错，因为他没有喝酒，那信念是自己清醒下的选择。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喝不喝酒随您的意，喝多少也随您的量，让我们为之而把酒庆贺吧。
第一章 中国文化漫谈
我之眼光
不知是中了邪，还是天性使然，总之，我是个怀疑论者。私下认为，集权统治下，怀疑是学人得以特立独行的首要品质。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古希腊的怀疑学派搞的一个典故：老师掉河里了，学生不但不救，还在岸上踱步。他不是在想什么圣哲教导，更不是在想什么豪言壮语，他在做哲学家。他想的是——救老师上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同学们，这就是哲学。中国也有怀疑论者，比如庄子和他的蝴蝶，但遗憾的是，这么一种精神没有流传下来。
总之，学文重在独思，更在于独特的眼光与视点，所以才有三只眼看世界，一只眼看某人等之类的文栏。学史更需要这种眼光。举一个例子吧，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深入中国内地的时候，与当地人起冲突，经常发生人命案。大清政府及一般百姓对此的看法是，西方传教士一死，正好成为西方国家欺负或侵略中国的借口。事实上，这只是中国传统政府的价值观念与执政理念。对于西方国家来讲，政府收了税，就要为国民提供公共安全，就有保护国民的义务，否则这政府会被人民投不信任票直至自身垮台。而中国的封建政府，是断不会为一介国民在异国土地上的遭遇和死伤而操心的。相反，它严防国民走出国门，一旦国民私自走出国门，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回来，政府拒绝他们回归，并且对其在异国他乡的遭遇与生存状况漠不关心。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屠杀华人侨民两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因为按照他们的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他的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一年以后，皇帝才降下诏书来，让福建抚臣过问此事，又过了一年，福建抚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他们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商贾是贱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贱民兴兵动革……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依大明政府的思维，为一些国民的死伤而动武是不可思议的。中国政府开始知道保护侨民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晚清最后的时光，光绪十九年，在薛福臣的建议下，政府废除海禁政策，颁布新条例：“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馆给予护照，任其回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说句不客气的，清政府这个时候，也仅是把明政府眼中的“无赖”商贾和“贱民”华侨改作了“良善商民”而已，真正的保护依然谈不上。梳理了这个文化与政治背景，我们才能明白，马嘉理事件、能方济事件，对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来讲，它根本就是战争的理由，但在明清政府眼里，当然就只能是借口啦！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是最好的例证。当然要愤怒，但愤怒只是一个态度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对于历史的全方位认识。比如圆明园被烧的原因，清政府当时的解释就很有意味。清政府自己都承认，圆明园的被烧，是政府官员失信于洋人所致。当然了，失信于洋人的，只能是政府本身了。政府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找了几个替罪羊而已。慈禧政变成功后，她把失信于洋人的屎盆子扣到了肃顺等顾命大臣身上。还有，教材在描述圆明园被烧的时候，一般要附上雨果那段尽人皆知的话。雨果在得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所烧后，愤怒地斥骂法国是强盗。这种怒骂对我们来讲，似乎是一种安慰。不过，安慰之后，心里又有些不舒服，一个法国作家骂自己的政府为强盗，又没有被政府视作“法奸”，这样的政府，在自己犯错之后，估计是不会把屎盆子扣到几员大臣身上的。
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之下，官不得私论，士不得私议，民不得私说。大家共用一个脑袋，一个思想，但是毕竟有一些学人，冲破了重围，比如老子、庄子、李贽、顾炎武等。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学人特立独行有所质疑的品质。因为历史似乎始终摆脱不了为时人所利用的命运，沦为了当代思想史。在网上，网民们说得豪爽点：历史就是个*****，人尽可夫！胡适说得文雅多了：历史就是个小姑娘，任由人打扮！当然，还有说得更粗犷的，我就不再说了！这里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为尊者讳，这就要求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只眼，怀疑的眼，清醒的眼。包括我讲的课，那也是一家之言，同学们觉得不对，找材料反驳我。一个教师讲完课，学生傻乎乎的没反应，无话可说，无意见可提，那就是教育的悲哀了。当然这种反驳是在学术范围内。举个例子，当年马寅初发表自己的人口论，每天在校园里转着圈子看北大学生们写给他的大字报，老先生越看越伤心，检讨说，身为北大校长，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没一个能从理论上驳倒他的，看到学生的文章都是标语口号式的谩骂，作为一校之长，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职。没办法，老先生只好给他们检查错别字，圈好，让造反学生们回教室重抄一遍。一句话，学生重在质疑，没有疑问，白上大学。教育是培养公民而不是培养奴才。鲁迅能从仁义道德的的字缝里看见“吃人”两个字，先生可能长了一双猫头鹰的眼。我们拥有不了猫头鹰的眼，至少不要让自己成为黑瞎子。北岛在自己的诗歌《回答》里对着天空大叫：我不相信——天空是蓝的！我不相信，雷没有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想信，死无报应！
叫得好哪！
当然，历史的本性决定了我们的怀疑非常可怜。周宁在他的《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中说：严格说来，历史经常不是记忆的工具而是遗忘的工具，历史与其说是让我们记住过去的事实，不如说是规定哪些事实应该让我们忘掉。周先生说得太对了，有些历史，几成盲点了。学历史，本是鉴往以知来，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往往不是教训。我们常说，历史不会重演，可周宁说，如果历史重演，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将把曾经的辉煌和永久的灾难重新演上一遍。五千年的文明，带给我们的是辉煌，但切肤之痛却是辉煌之后的失落。
对着历史叹息，不是我们的选择。三只眼看历史，可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苹果不是只有一种吃法，未来的你们，要吃历史这碗饭，所以给大家介绍几位吃法独特的学者。吴思，著有《潜规则——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何清涟，本科读历史，读研则读经济学，文章老辣深厚，著有《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我们仍在仰望星空》。最后一位，黄仁宇，著有《万历十五年》等。
第一章 中国文化漫谈
关于文化（1）
文化的内涵如何界定？至如今，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尚不能得出定论，除了多维视野的原因外，还有语言学角度的客观歧义。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开个玩笑，一个男人站街角，呸一口唾沫飞出去，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了。如果是两个女人，一个哼一声儿，一个呸一声儿，这文化就复杂多了。
文化的广义性，导致研究文化的人，常常有狗啃刺猬难下嘴的尴尬。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说：“我被托付一件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在文字范围表述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它无所不在。”
忽忽，讲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这家伙抄袭我们的道家始祖，试看老子原话：“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物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用不着翻译，大家就能看出来，洛威尔抄袭老子，仅把名称换了一下，老子谈的是道，这家伙改成文化了。这里开个玩笑啊。
狭义上讲，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视角的不同，对文化结构进一步分类。
首先，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
其次，从空间角度讲，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
其三，从社会层面上讲，有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主流文化、边缘文化。
姜义华先生分之为规范性文化、非规范性文化、半规范性文化。这种分法比较新颖，所以着重介绍一下。所谓的规范性文化，姜先生认为是以儒家经典为经，以历代官修史志为纬，在长期流迁演化中广泛吸收了道、法、阴阳、纵横、玄、佛诸家学说而形成的经史文化，是中国小农社会的具有最高权威的规范性文化。与此相应的，则是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与人的种种关系、风俗、习惯、信仰、追求、日常心理、潜在意识及形形色色的成文或不成文制度中的非规范性文化。除去这两种文化之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半规范性文化，指雅俗程度不一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对经史文化呈半游离状态的各种文化教育和宗教娱乐活动，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俗文化代表作。当然了，我觉得姜先生的分法似乎只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才有效。
其四，从社会功用上，可以分为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
其五，从文化的内在逻辑层次上，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
其六，从经济形态方面，又有牧猎文化、渔盐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之分。还有人在其中搞着色，黄色文化、蓝色文化什么的。
除此之外，还有分得更俏皮的，比如张远山先生在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随笔中，把文化分为头脑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与下半身文化。下半身又被他分为两段，为胯部文化与胯部以下文化。他说，以唐中叶（安史之乱）为界，此前是中国文化上半身，此后是中国文化下半身。细分的话，从尧到周，即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552年孔子诞生的2500年间，是中国文化史前时期，尚没有头脑。孔子诞生前后，到春秋战国，中国进入了头脑文化时代。秦始皇大一统，集权加专制，胸脯拍得啪啪响，中国进入了胸膛时代。汉朝拍得更响了，拍得匈奴大兵都哆嗦。霍去病墓前的石猪石马，一看就知道是最没头脑的人刻的。最有头脑的司马迁，却被最没头脑的武帝阉了下半身。也是这个没头脑的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导致中国两千年的知识分子大都成了无脑人。总之，张先生这么分，分得很俏皮，之所以给大家啰嗦这么多，无非是想给大家一点启示，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独创个分法来。
近来，研究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说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和他手下的高级研究员哈里森合编的一本书——《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他们的研究，在文化方面提出了诸多有深刻意义的课题。比如亨廷顿对比了一下加纳和韩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经济水平惊人地相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等，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他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14位，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他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十四分之一。如何解释？亨廷顿判断，文化在起重要作用！
那么这对我们也有一个启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否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现在的不发达，是文化的原因？体制的原因？地理的原因？抑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而文化与体制、与地理又是什么关系？
劳伦斯认为，不发达是一种心态，重申殖民者的罪恶，已超过追诉时效了，也就是，现在的不发达，需要寻找新的理由，或者说借口了。这些学者还搞出了一个腐败曲线，认为腐败与文化也有关系，认为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的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儒学社会大都处于中间
关于文化（2）
如果中国也算儒学社会的话，那么我们的腐败尚在中间，新加坡比咱们还儒学，却和丹麦、瑞典、芬兰、新西兰并列为世界上腐败最轻的国家。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腐败有文化因素，也有政体原因。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短期看，体制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这对我们当前的反腐不无启示。如果腐败成为一种文化，那么再好的制度也防范不了它；更严重的是，如果制度是文化的必然结果，那么制度本身就是反腐最大的障碍了。这样说来，文化之革命倒是一项长远的任务了。历史上，中国文化革命了三场，效果都不太理想。第一场，始皇的焚书坑儒，本意是维护来之不易的大一统。结果儒家的温情脉脉被革掉了，大一统也没维持下去。第二场，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意仍是稳定，结果先秦时期“处士横议”的言论自由被革掉了，儒家一枝独放即是春成为封建体制下中国人生活的常景。第三场，五四运动。前期是倡导科学民主，后期，一声炮响，来了个马克思主义，救亡心切的爱国人士，从没有如此热切地去拥抱过一个来自异域的革命原理。文化运动于是变成了政治运动，革命过程中，理性是缺位的。韦伯认为，现代化即是理性化。理性一旦缺位，现代化的进程自然会出现各种智障，十年内乱当是最好的明证。一句话，基于维护革命的果实这一角度，我们也应该补一下课，补一下革命过程中所忽略的启蒙课程。
下面我们简单谈一下传统文化的两个概念。其一，什么叫传统文化？它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其二，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它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这么一大堆内容，看着就像刺猬，我们从哪里下嘴？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一直在给学生们交待，随便干什么，一要看天赋，二要看兴趣。可怜见的我没天赋，只好围着兴趣转了。我喜欢哪一部分，就给大家讲哪一部分。儒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喜欢的，就不给大家讲了，比如书法艺术。老实说，我喜欢看漂亮的字体，就像我喜欢看美女和帅哥一样，甚至捎带着会喜欢上写字漂亮的人，觉得字漂亮了，人也跟着漂亮。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这类艺术爱好更多的乃是出于一种对于现实的逃避，因为书法永远不会犯什么政治错误。写文章就不一样，有个文字狱在那儿盯着呢。我喜欢龚自珍，除了他的才气以外，当然更是因为他不喜欢练书法，跟我一个德性。再比如文字狱当头，明清学者搞的那个繁琐的考据学。现实的热板凳烫得人受不了，大家就集体坐到故纸堆里，冷板凳凉快啊，所以这种国粹，打死我我也不给你们讲。至于其他课题，如果大家实在喜欢，倒可以给我提出来。教材没意思，我准备完全抛开，拟讲的议题有：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男人、中国文化中国女人、中国贪官文化、中国清官文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国传统外交、中国农业文化、中国婚姻文化等等。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在下头嘀咕了，那考试咋办？别提考试，一提我比你们还头疼。看着白花花的纸被弄成试卷，每一学期成吨成吨地那么浪费纸张，我心疼啊，都是原木变过来的。日本森林覆盖率65%，我们才16%，我们中国每年出口及内需一次性筷子450亿双，小日本用过后再回收，制成木浆再卖给咱中国。总之啊，我不能看白花花的考试卷，一看就晕。
我最欣赏的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谈话考试，老师抽几个同事，跟自己的学生聊聊天，这考试就完了。按我的意思，文科的东西，重在精神，凡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最没用的东西。而有价值的东西，根本不需要死记。比如某某某哪一天死了，哪一天活了，记这些有什么用？真用的时候，查一下不就得了？如果由着我的性子来，我会出完试卷后，贴在自己背上，在校园里溜达三天。问题是，我这么一干，就完了，要丢饭碗，你们也完了，再也遇不上这么开明的老师了
试卷考试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我们反传统，结果，糟粕继承下来了，精华则丢了。历史上，我们曾有非常精彩的谈话考试呢，比如诸葛孔明的《隆中对》；至于他的《出师表》，则是历史上最完美的开卷试卷。再比如，管仲与齐桓公初次相见，据说两个人侃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监考老师齐桓公当然要给管仲打个高分了。当然也有话不投机三句多的，比如孟子见梁惠王，见齐宣王，孟子倒是说了不少，但是这两个阅卷老师认为你文不对题，当然不及格了。孟子还交过一回白卷，见梁襄王之后，出来就说了句“望之不似人君”，后来干脆不再进考场，自己回家做老师，考自己的学生去了。接着说咱们的考试，老套的考试不可免，怎么办？好办，业余时间你们自己看看教材，背那么一背，我倒不心疼你们，反正你们脑子聪明，背书对你们是小事一桩，说来说去，我还是心疼那纸啊。
之所以开这么一门课，是想让大家多了解文化：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学得深，才能看得真。比如中英鸦片战争，了解了其中的中西文化冲突，对这场战争就会有深层次的认识。再比如现在，我们一般的学生老是纳闷儿：西方吃饱了撑的？为什么天天给咱上人权的文化课？而且冒着被咱的愤青骂得狗血喷头的遭遇还是坚持讲？其实是一些人不了解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人自扫门前雪，邻居在家打老婆，咱假装没听见。基督教文化也是推己及人，却是反着来：己所欲，施于人。谁在家偷偷打孩子，我告你。不信的话，请看电影《刮痧》，中西文化冲突尽在其中矣。同理，山姆大叔觉得人权是个好东西，就一厢情愿不看咱脸色地使劲地往咱手里塞。双方谁也不理解谁，对方觉得自己是学雷锋做好事，咱觉得人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干涉内政也！如果听不明白，再举一个例子，当年的教案，好多也是文化误会闹出来的，基督教徒来中国传教，要办孤儿院，咱国人想，呸，鬼子没安好心。肯定是想吃我孩子的心肝，否则为什么红头发绿眼睛，特别是那鲜红的大嘴，一看就是生吃孩子的鬼。洋人一看没有孤儿愿来，就张榜公布，送个孩子赏几文钱，呸，中国的人贩子就应运而生了，把那有娘的孩子拐了来，送到教堂，就为了赚那几文钱。忽忽，文化无所不在，文化可能是所有冲突的根源！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讲中国传统文化，对比西方文化精神，希望每一个同学，看五千年历史，观八万里环球，独仗剑，走天涯，三只眼，看天下，天地之间，人为尊！
第二章 中国文化中国人
看不懂的中国人
日本学者松本一男在其著作《中国人与日本人》里概括中国人的特性为：不可理解的国民。此话若说与西洋人，估计能引起他们的同感，因为凡是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洋人都多多少少地产生过这样的疑惑：中国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老实说，想用简单的语言把中国人概括全面，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普通人不行，学者也不一定行。从明清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到中国学者，如严复、林语堂、鲁迅、柏杨、金紫千等，都著文著书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剖析过中国人，先把书目列给大家：
松本一男《中国人与日本人》
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
林语堂《吾国吾民》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金紫千《中华文化之魂——研究中国人》
另外告诉同学们，柏杨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曾经惹恼诸多爱国小青年。所以，另请大家看一下日本的地球物理学家高桥敷所著的《丑陋的日本人》，有学者认为，中日同文同种，不管此观点对否，不妨把丑陋的日本人做咱一个参照系。
列完参考书，话题打回。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理解，我认为那是他们头脑太简单。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太简单了。中国人所谓的不可理解，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丰富复杂所决定的。李泽厚曰：人是文化的积淀！金紫千曰：人是文化的灵魂！我说：人是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的复杂丰富，决定了中国人民的不简单！
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是“三教九流”，指三种宗教和九种学术流派。关于“三教”，据记载此说起于三国时代。吴国的孙权和尚书令阚泽谈话中所提到的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见于《汉书?艺文志》。这九个学派是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三教九流成了贬义词，泛指江湖上各种职业。九流也被人分作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再加上某些学术流派的失传，所以现在学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定位为三方五家。三方是儒、道、释，五家为儒教、宗法传统、道家、道教、佛教。当然，还有用九流这个概念的，比如有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综称为十家九流，这十家是儒家、道家、佛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
总之啊，这么一列举，可看出，咱们的家当还真不少。有这么丰厚的文化家底，咱们的国人当然不简单了，随便一个中国老太太，哪怕她大字儿不识一个，但是她身上的文化色彩也是五光十色的，老外看得五迷三道地晃眼儿。
举例证明，一个妇人嫁人嫁得不对了，老挨丈夫打，她谁也不埋怨，就怨自己命不好——我命苦啊。儿子没养活，夭折了，她会自我安慰曰：天意啊！天命是谁的思想？孔家老二的。孔二的天命论大家可能都知道，高深莫测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这时候，你能看出这女人信儒。可是一旦儿子长大，娶了媳妇忘了娘，或者游手好闲赌博吸大烟什么的，老太太会拍着膝盖哭诉：报应啊，老天爷，我作了什么孽了，给我这么一个不孝子（或曰败家子），这时候，老太太她好像又信佛了。可是你看她桌子上供的牌位，分明又是“太上老君在此”！太上老君是谁？道家创始人老子是也，因为跟唐家李氏王朝同姓，所以难免开后门之嫌疑，被李家封了个“玄元皇帝”，道教徒称他为道德天尊（又称太上老君）。周宁也说，中国人同时信三教：尊孔祭祖、炼丹修真、烧香拜佛。问题是，有的中国人不只信这么三教，他跟吃火锅似的，逮什么都往里头煮，所以，他到底信仰什么，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呢，害得老外不得不跟着中国的歌星唱：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相形之下，还是中国学人能看个***不离十。比如林语堂，他认为儒道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中国的士大夫一般是外儒内道，儒是入世的，积极的，道是出世的，消极的。奇怪的是，这么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恰好完美无缺地和平共处于中国人身上，而且有时候还分段体现，比如当官时，他就是儒；贬官时，他就是道了，比如苏东坡。以至于现在的人给自己定座右铭，还是儒道各半，叫作：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也就是说，干事的目的是儒，干事时的态度则是道。或者说，成功了就是儒，失败了就又变做道，总之，像变戏法似的，怪不得人家洋人眼花，却原来是咱们心花，玩的手法也花。
中国人不可理解，还有一个原因。有学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梁漱溟在其《东方学术概论》中指出，人类学术无非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人对物的问题。人类征服自然，产生自然科学。
第二，人对人的问题。人与人相处，产生社会科学。
第三，人对己的问题。人与自己的较量，产生宗教。
梁认为中国学术早熟，不注重解决第一类学术问题，却直奔第二类第三类学术。比如儒学，便是中国最早的人际关系社会学。尼采那疯子把中国的儒骂作中国把戏，骂作庸俗的世俗哲学，估计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因为欧美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的是个人自由，至于人与人的关系却被完全忽略，直到后工业化时代，美国才出现个卡耐基，教人《如何推销你自己》，咱看着就像幼儿园小朋友的入园手册。如果说儒是第二类学术，那么中国的道则是介于第二类与第三类的学术。既调节人际关系，又调节人本身，至于佛，则完全是第三类学术了。
那么学术早熟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呢？第一，导致中国不重科技的传统；第二，导致国人提前看透人生。庄子认为人生如梦，可尼采那疯子说：人生即使是一场梦，也要做得有滋有味！相形之下，中国人视生如死，视死如归，生不如死，死即是生，颠颠倒倒，令人哭笑不得。单说庄子，妻子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这且不说他，等他自己要死了，弟子欲厚葬他，他说，不可，别葬我，随便扔个地方吧。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葬品，多好！弟子曰：怕乌鸢吃尸。庄子回曰：在上乌鸢吃，在下蝼蚁食，夺彼而与此，不太偏心了吗？壮哉庄子，只可惜中国远古时就出产这么聪明绝顶的人，似乎不能完全视作幸事吧？
早熟的学术，带出的是早熟的国人。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一代地把早熟进行到底，儒家的中庸，被玩成了抹稀泥的首鼠两端的滑头哲学，道家的超世，被玩成了明哲保身的缩头乌龟哲学，老是老滑头，小是小滑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知识分子如此，当官的更如此，否则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也不会出现“不战不和不降不逃不死”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那样的老不死的不字主义的官僚来。至于老百姓，虽然识字不多，可是却不傻，也知道：吃饱点儿，穿破点儿，见了当官的走慢点儿，拐过弯去跑快点儿。中国人如此早熟，那晚熟的半生不熟的老外当然看不懂咱了，累死他们！
第二章 中国文化中国人
农业经济与中国人
中国的经济基础是深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它对国民性格的养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缺乏公德意识
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方式，导致国人先天没有合作意识，发展到现在，是中国人私德良好，公德没有，有人写文章概括为《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家的小院里那是经营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可是一到公众场合，就不行了。在中国人家里，对待客人那是热情又大方，可是站站牌下等公共汽车，挤起座位来，同样是热情不客气。看梁漱溟先生的回忆，有一个细节特别有趣，先生八岁时八国联军进北京，美国大兵进他家搜查，最后临走时吵吵了一句：大门口太脏了，要天天打扫！看到这里，不由得哑然失笑，中国人只扫自己的门前雪，看来不假矣。总之，小农式的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直接导致国人先天缺少合作意识，没有利他主义，社会公德自然不怎么样了。延伸到现在，表现为，假冒伪劣盛行，整个社会似乎普遍缺少诚信。商业中需要的游戏规则，在小农意识面前没有立足之地。前些年我们的高考作文题是“呼唤诚信”，用意是良好的，中国孩子一个也不傻，一看就知道出题者的意图，明白自己应该选择什么，结果，呼唤出来的仍然是假诚信。出现这样的效果，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一句话，诚信的建立，我们尚在路上。
中国人先天缺少开发精神，他们始终恪守勤俭持家的理想。
【二】保守精神
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两眼向下，土里刨食的耕作方式，又导致了国人的保守精神。小时候闲来无事的时候，我经常坐墙根儿观看家里的母鸡是如何寻找食物的。它在石榴树底下刨啊刨啊，下面什么都没了，还刨，直刨得我替它着急，一颗石子扔过去，惊得它逃窜不已。十分钟以后，你会发现它又回来了，还刨那个地方。长大后，我老是考虑，中国人的农业耕作是不是与鸡的生存方式有着相通的方面？保守，则决定了国人先天缺少开发精神，缺少探险与浪漫。土里刨食，衣食之来源，命之所系，又决定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浓厚感情，背井离乡不过是灾荒年间无可奈何的选择，安居乐业，叶落归根才是国人的理想生活和最终宿命。如今，如果不是农业早已成了没有剩余价值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浩浩荡荡地出门打工的，因为心里头，他们仍然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理想。
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欧洲人就善于探险，而中国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家。你会说，中国有个郑和，不错，可惜郑和所经之路，中国的小海盗们早就经常走动了，郑和只不过是规模大点。郑和一次出动200艘大船，随行人员两万七千名，而哥伦布的探险队伍，也就三只帆船，90名随员；麦哲伦的环球，无非五只船，265名船员。大家觉得，西方人更像是探险呢，还是郑和更像探险？从古到今，我从来没听说哪个国家的探险队伍能达到两三万人马呢，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开赴中国的远征军，战舰也仅40余艘，相当于郑和的五分之一，至于士兵，也就4000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一下中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探险热。1985年，四川乐山人尧茂书驾“龙的传人”号漂流筏，抢先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不幸遇难。尧的探险，一开始就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随后，类似的民族英雄层出不穷。听听河南队的队歌：漂流长江，坚定信念，我们是中华民族热血汉……听了这样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饱满的爱国热情——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也许，正因为我们骨子里缺少探险精神，所以才把探险当作上战场，甚至当作上刑场，像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长江热”、“首漂黄河热”，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中国人自己被自己的爱国热情感动不已，慷慨不已，直闹得肯沃伦迷惑不解，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美国人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探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老实说，它就是一场中国人自己头脑里臆想出来的抗美战争！比如有一年的春节联欢会上的一个小品，主人公与在美国留学打工的儿子通电话，这电话打着打着，就打成抗美战争了，老子悲愤地说与儿子，等以后咱们中国怎么样了，让那老美来咱国家端碗洗盘子！中国观众把它当作爱国讲演了，掌声大起，美国观众看不明白了，说：如果开的工资高，我们愿意去你们国家端碗洗盘子！老美还是不明白中国人。第一，中国人认为端盘子是丢人的活；第二，中国人认为在美国上学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一般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留美学生通常是在华人餐馆里打工，而克扣留学生工资的，也就是咱华人老板敢干。总之，我们的人民情绪，有时候很滑稽的。历史上，我们的探险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驱动；现在，它又不是出自队员个人的内心的爱好。从古至今，它就是政治运动，也许，这就先天注定了中国探险的悲剧性。如今，中国探险不再与政治、爱国等亲密接触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与商业炒作奇妙地混合到了一块儿，令人反胃。
勇士们说：“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话没错。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探险精神从何而来？
【三】重天命、轻人力
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至于某些历史人物对待自己的失败，也完全忽略人事，推之于天意。比如西楚霸王被汉军追杀得只剩二十八骑的时候，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从这里看出，即将失败的霸王，把自己的失败推之于天意，那么为了证明“非战之罪”，霸王拉开架式，要给大家来一次最后的表演：“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霸王最后“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即伏曰：‘如大王言’”。这里我们看到，霸王一直提到天亡我也，绝对不是虚荣心所致，而是确确实实在听天由命了，因为紧接着在乌江渡口，有逃生机会的霸王演出了最悲壮的一幕，他笑对撑船以待的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壮哉项王，只可惜，临死还信天命！至于近代志士如谭嗣同，维新失败了，也归于天意，临上刑场前，喊的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历史英才如此，小民百姓更是走路跌个跟头都认为是天意，所以，国人性格中一个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不信，请参考余华的小说《活着》。
【四】稳重实在
中国人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们都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精心侍候那几亩庄稼，会被邻人视作最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国人不讲精确时间，不重效率。同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导致国人炕头时间比较长，没有其他乐子可寻，便导致“农业副产品收入过多”，林语堂总结为“生殖力高”、“好色”，其实，老先生只看见了表面现象，忽略了其后的经济背景。正因为农业生产不需要时间的精确，效率的高效，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体制里才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一句话，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有小农，就有官僚，有小农经济，就有专制统治。这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是互为作用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言，西哲的断言是对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小农的理想就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啦，自由啦什么的，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根深蒂固。
第二章 中国文化中国人
宇宙观与中国人
宇宙观方面，远古中国人信奉的是盖天说。所谓的“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就是盖天说的基本原理，其理论到春秋时已系统形成。汉朝时，又出现了浑天说和宣夜说。宣夜说认为天地没有一定的形质，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飘浮在气体中。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学说在东汉后基本失传。至于浑天说，战国时的慎到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曾经说过：“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慎子》）这可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浑天思想的明确记载。慎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天是球形的概念，这个天球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旋转。这就是说，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天球概念。到汉代，浑天家以为天形穹窿好像鸡蛋的壳，地居天内好像蛋黄，这就已经接近知道天地的情形了。这里之所以详细地讲解中国的宇宙观念，因为它对中国的天下观念、国际政治观念影响太大了。因为不管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中国人从上到下一致认为，中国是这棋盘或鸡蛋的正中心，周边都是夷狄蛮，再远处，就可能是鬼国了。13世纪时，西方流行地圆学说，几个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把地圆学说介绍给中国，中国人觉得很可笑，康熙时主持天文工作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居然“喷饭满案”，天文站的站长都这般水平，皇帝当然高明不到什么地方。鸦片战争开始了，道光皇帝才慌慌张张地问手下：英国地方在哪里？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真是大傻问小傻，问得小傻干瞪眼儿，手下一群小傻谁能回答个一二三？高层如此，老百姓更遑论了，思维最远的地方仅及爪哇国，爪哇国再往南，当然是鬼国了。荷兰是鬼国，西班牙也是鬼国。由于荷兰是低地国家，甚至有官员认为人家都是水鬼！
视周边为夷狄，视远边为鬼邦，单从心理上讲，倒也情有可原，问题是，它对近代中国国际政治的影响太大了。它最大的后果是：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
张岂之等现代学人认同这样一个观念：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类似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陈独秀与顾炎武那里。陈独秀认为：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总之，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那么他们也就相应地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地认为，天下就是他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奴才，他的家，那是宁赠友邦，也不能给家奴的。16世纪，葡萄牙人占据了我们的澳门，不是他们不想吃掉整个中国，而是实在吃不动；16世纪，整个漫长的东方海岸线上，葡萄牙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万人；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走不到中国跟前就累得大喘气；荷兰再厉害，也就是占领一个小岛台湾，中国一个郑成功，就能对付得了荷兰殖民者。如今，我们的教科书上称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歼灭郑家海上势力，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当时的康熙认为，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欲弃。施琅上书言：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由此，台湾才得以留了下来，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施琅已经具备模模糊糊的地缘政治观念了，可惜，没有进一步向海洋发展。今天，我们终于懂得了这些。不管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要坚持，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上层统治者没有国家观念，后世出现宁赠友邦勿给家奴的慈禧，出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也就不足为奇了。上层与下层互不相爱，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一点外国殖民者也看到了。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从菲律宾写给国内的信上称：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这是殖民者观察出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实更印证了他们的结论。前文我已说过，1603年，西班人屠杀华人侨民两万，明政府不但不兴师问罪，还修书慰问夷人。政府的这种态度，对西班牙人简直是变相的鼓励。所以，37年后，也就是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杀侨民两万人，大明政府照样无动于衷。“无动于衷”也不行了，政府本身也没几年日子了，五年之后，它就玩完了。
官府不爱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谈不上爱官府。
政府不爱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谈不上爱政府。麦天枢在其《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是这样说的：“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干的别人争斗。
如果说中国的执政者只爱自己的龙墩的话，那么老百姓也不含糊，只爱自己家的门槛。陈独秀在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说：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解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它可以抵抗外族压迫，恶人利用它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两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陈独秀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个意思：警惕恶政下的爱国主义。说白了，爱国本是一件简单的事，但那是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言，对于奴隶，爱国就复杂化了。真正的爱国英雄袁崇焕被政府当作卖国贼凌迟处死，北京城的老百姓自发形成的爱国义举则是疯狂地一人一片肉把袁的肉块生吃了；岳飞死了，真正的卖国贼端坐龙墩依旧当他的万民之父皇，卖国贼的经纪人秦桧则在死后被百姓弄得长跪不起；秋瑾等爱国志士喋血菜市口，贫农华老栓则用烈士的鲜血沾成人血馒头给他儿子治肺结核！阿Q更是踮着脚后跟喊：“杀头？好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龚自珍，如果知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领路的恰是他的亲生儿子龚孝拱的话，他老先生一定会害羞的。
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但是文化启蒙并没有完成，奴隶也没有变成公民，伟人尚且没有完全接收现代文化的洗礼，没有拥有现代国家观念，更遑论一般的民众？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抗日战争中中国汉奸之多（光伪军就280万），我们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由于中国人先天缺少国家观念，其后果是严重的。何兆武说：“近代一交战，天下一家的中国人立马儿变成了两个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何先生说得对，家奴也就只有这种选择了。
第二章 中国文化中国人
中央集权与中国人
现在好多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一开始就选择了集权的政治统治，在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农业国家，需要统一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集中治水。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很玄。按我自己的意思，我觉得中国的帝王之所以选择集权，乃是由于中国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把权、势、术融合为帝王专制术，导致中国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权的意识与专制的基本功，农***动推翻旧帝王，中国文化马上造就一个新帝王，新的还永远比旧的更专制，中国就这样让他们给专制完了。
咱们说过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其实这话反过来也成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严格讲来，集权政治下，中国出现不了公民。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种互相区别的含义，而其最根本的含义则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个城市国家中有特定政治权力的成员，韦伯认为，公民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老东西，居然暗示东方文化蕴育不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一句话，集权体制下，百姓也就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了。鲁迅概括中国奴隶有两种生存状态：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在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体制下，人民只是执政者掌上的玩物。
先生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看到这里，不由得佩服先生，真是一语点透机锋啊，可惜奴隶们听不懂！
按我的分法，奴隶分三种，一曰愚奴，二曰顺奴，三曰猾奴。第一，中国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过来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随便使唤，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原因。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总而言之一句话，对统治者来讲，牧民就是养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还真争气，叫傻就傻，集体犯傻，不傻也要装疯卖傻，难得糊涂。英人马戛尔尼使华，在自己的日记中总结说：“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可以说，清政府成功了，《还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词“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最喜欢唱了，把它改为“你是疯子我是傻子”，越唱越乐，越乐越傻。
依现在的理念来看，高素质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素质的提高，其前提必是国民素质的不断进步。所以这里我有些小小的遗憾，正如没有对手存在，狮子、野狼也会懒惰而愚蠢一样，政府的愚民政策，最后也会报应到自己身上，所以马戛尔尼同时发现，清政府的官员与知识分子，比上那些愚民，也并没有聪明到哪里去，相反，他们可能更冥顽不灵。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容下面专章另述。
第二，执政者不傻，知道自己江山的安稳在于民众的驯服，这种驯服是需要统治者下一番功夫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叫牧民。我看着，感觉总有些驯兽的嫌疑。很不幸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好给统治者发明了一套三纲五常的牧民工具。中国的统治者之所以乐意让孔孟坐到庙里享用冷猪头肉，最关键的原因乃是孔孟等人是这工具的设计者。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对统治者来讲，这一套工具用起来也并不是完全得心应手的。比如孔子要求男女不得同途，统治者就没有执行，估计是知道中国人喜欢私下里闯红灯吧。再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才开始读孟子，读着读着就着急了，发脾气说：“这老头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因为中国的皇权政治越发展，老百姓就越驯服，而孟子的好多言论，都落后了，比如他竟敢蔑视皇权，说什么“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还说什么“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不听，则易位”。这话在春秋战国时可以随便说，在大一统国家之下还能这么潇洒吗？这不明摆着是煽动造反吗？所以，元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把孟子书中看着不顺的字眼去掉多处——删去85条，剩下170多条，取名叫《孟子节文》，给各学校做教材。孟子如果泉下有知，说不定会给元璋一句“望之不似人君”的评语呢。为了叫大家都做乖孩子，元璋治下的各级学校，上至国子监下至地方乡村小学，校规都是极其严格的，立卧碑贴条款，严禁学生逾规。最不可思议的一条规定是，“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一句话，学生只管读被删节后的圣贤书，无资格开口论国事。元璋是个识字不多的皇上，识字不多，还有这么多心眼，何况识字多的统治者呢？总之，在统治者的调教下，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来到公众场合，茶店里酒楼里更是有“莫谈国事”的封条时刻在提醒你管好自己的嘴巴。当然，嘴巴闭上了，还有眼珠呢，有那不老实的，就开始玩“道路以目”的花招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武帝手下的张汤独创“腹诽”罪——我看你骨子里反我，于是这“道路以目”也不行了，沉默权都没有了，大家只好学祥林嫂，眼珠间或一轮，表示还算个活物。
第三，小民也没有傻到骨子里，也知道当主子比当奴才好，心里也有不顺的，可表面上不顺又不行，就成了猾奴。西方学者概括中国的封建社会为：皇帝装模作样地统治，百姓装模作样地顺从！马基雅维利也有类似的话：为君者不必真信教，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笃信；百姓，为奴者不必真顺，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顺从。此话对极，其实真傻真顺的没有几个，连悟空那小猴子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呢，相形之下，小日本那才叫傻呢，又是革命又是运动，皇室血统都没个变化，哪像我们？一会儿姓刘，一会儿姓朱，一会儿又姓赵的，热闹极了。始皇出巡，百姓皆撅臀俯地，可是在这撅臀俯地的民众当中，我们分明听到了项籍的心声——彼可取而代也！也听到了刘家刘四小（刘邦名刘季，古代按伯、仲、叔、季排兄弟大小，估计就是四小了）的嘀咕——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也许，正是由于大量的猾奴存在，统治者才有了根本性恐惧——王朝的安危与自己龙墩的稳当才是天下第一要务！
总之，封建的专制体制导致中国民众的愚、顺、猾，这些东西，如果只在自己内部圈子里运作的话，我们看到的便是封建王朝的一轮一轮的循环，一旦遭遇全新的敌人——西方殖民者，中国上层与下层，便一起措手不及，在上者，不知国为何物，在下者，更不知国为何物。至于夷族统治，历史上就不是没有经历过，不管谁坐龙墩，还不是照样当奴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反正烧的是皇帝那小儿的后花园，与百姓何干？反正百姓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都是什么玩意儿，所以，我怀疑龚孝拱给英法联军领路时，那小子也是理直气壮扬眉吐气的，小子可能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
有集权，就没有公民。如何判断公民？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里说：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此话在今天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我们呼唤公民，呼唤公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