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是继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后的又一本文化精英的集体回忆录。当然此书不仅仅是回忆，还有每位作者对那个时代的总结和概括。读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此书的三十一位作者中，有一位竟是我们茶坛的老朋友----李大兴。
《八十年代访谈录》受制于查建英的局限性，访谈的对象大都是侨居国外的文化精英，他们只是八十年代文化精英的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的主流文化精英代表。依我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观点看，《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真正能代表八十年代文化主流人物的也就属北岛、阿城和刘索拉还算靠点谱，其他几位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力并不大。崔健是个特例，但他的影响力是在流行音乐领域，是属于九十年代的人物。因为在我眼里，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其它艺术都不算主流。就像九十年代，流行音乐是主流，其它文学艺术都被挤到边缘一样
与《八十年代访谈录》比起来，《七十年代》涉及的人物更多，人物的身份也更丰富，这多少弥补了《八十年代访谈录》人物背景和经历比较雷同的缺憾。大概因为作者的身份和经历差异很大，他们对七十年代的概括和评述也见仁见智，五味俱全。
如果是一个没有经历过七十年代的人，读《七十年代》会给你一种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感觉。比如：
在王安忆的眼里，七十年被概括为家国情怀；而在阎连科的记忆中，七十年代则是无休无止的饥饿。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朱正琳的心中，七十年代是认真读书的年代，是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年代；而在张朗朗的心中，七十年代则是不堪回首的红色恐怖。当年是工人，如今已是大学教授的蔡翔对七十年代的怀念是今天已不存在的工人阶级的尊严；而作家邓刚对七十年最深的体会则是作为“狗崽子”群体的深深的自卑。在韩少功看来，七十年代是一个勤奋读书，是为八十年代的文学复兴奠定基础的年代，那时的人虽然没有大学上，但读过十本以上法国文学名著的人大有人在，不像现在中文系的研究生读过三本法国文学名著的都不多；而在陈丹青的眼里，七十年代则是一片荒凉和贫瘠，是一个要啥没啥的年代。
由此我想，历史就是一个说不清的罗生门，每个人记录的都只是自己经历的一部分，而对某段历史的总结和概括就更带有自己的主观和偏见。但深思之，由这样千差万别的叙事组合而成的历史面貌才更具真实性。历史就是过去的生活，生活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所以色彩单一的历史比之色彩缤纷的历史只会更失真。
于是我想到如今风靡大陆知识界的民国热。这股民国热主要发端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八十年代流行的是柏杨的酱缸文化论和《河殇》的文化决定论。在那个时代，尽管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一无所知，但却非常坚定地相信传统文化是中国一切罪恶和落后的根源。谈起中国传统文化就只想到鲁迅的那两个字----吃人。
如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不带有革命时代的偏见，在这样的认识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传统文化温暖文雅的另一面。正是这样的发现，让人们开始对还多少保留一些传统文化影子的民国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陈丹青看到的是民国人物的那种儒雅又有骨的“民国范”；岳南笔下的是如今绝迹的那些国学大师的雅闻轶事和他们让人敬佩的人格和学术精神；而齐邦媛回忆的则是民国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人们对传统精神的坚守和人性的美好。对我们在大陆长大的这一代人来说，民国不再是一个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个灾难深重、三座大山压迫的黑暗社会，而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甚至还是十分值得回味的时代。这完全颠覆了我们过去对民国的认识。
可民国果真是这样的吗？或者说民国仅仅是这样吗？民国的文人地确儒雅有骨，可别忘了，民国的文人大都出自士绅之家，鲜有平民阶层出身的。民国读书人知书达理，温而文雅，但民国的文盲却是绝大多数。民国知识阶层有很好的人文精神，老百姓很有人情味，可那时的国人却是一盘散沙，底层百姓仍处于蒙昧状态。民国是有很多美好的一面，可民国也带给我们这个民族最深的伤痛，比如南京大屠杀和国家的分裂。
我如今对那种非常煽情和色调单一的历史记录都保持警惕，并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已远离正道久矣，所有人的历史叙事都带有自身的偏见和好恶。而很多人只喜欢看到自己喜欢看到的历史，就像记忆有选择性一样，对历史的“真实”的了解也有选择性。
读书也要对照着读，比如我读过龙应台的《1949----大江大海》后，接着就读张正隆的《1949----枪杆子》。这样我会对所谓的历史真实有更全面的了解，而不会陷入某一种情绪不可自拔。
在《大江大海1949》中，我们看到的是失败的国民党军队人性的一面，而追击残敌的共产党的面目却被隐去，任凭读者去想像。非常有意思的是，《1949枪杆子》所记录的历史和《大江大海1949》的时间几乎完全对应，历史事件也几乎重合，但却是历史的另一面的叙述。
《1949枪杆子》主要记录的是四野入关后的一系列战役，包括最后解放海南岛。作者张正隆是国内知名度较高的军史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纪实报告文学《血红雪白》。
龙应台笔下的国军是凄风苦雨，一路退却逃跑，感人的是对逃难的人群的同情和以人性的立场对战争的反思。而张正隆笔下的解放军则是朝气蓬勃，一路高歌猛进，感人的是解放军对老百姓疾苦的同情和在残酷的战斗中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龙应台的故事是柔软的，张正隆的故事是刚硬的。历史是多面的，胜利和失败的双方这种不同的情绪和不同叙事恰恰反映了历史真实面貌。
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共产党有多狡猾，而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和民心尽失和蒋介石“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的结果。
戴季陶自杀前曾对于佑任哭诉说：“右老，我对他（蒋介石）失望到极点，我已不愿再见他了。他说我在发神经，其实我看他已经变成狂人，不可救药的狂人！。。。我过去错误地认为，中共的成功是100年以后的事，我们照样可以安安乐乐地做官，可以及身而免，现在可是两面不讨好，我是免不掉了！”
如今，中共似乎正在步蒋家王朝的后尘。
很多知识精英时常流露出对老百姓的轻蔑，认为他们是不懂政治、不懂历史的愚民，可我发现真正的愚民恰恰是一些偏执的、人云也云的知识精英。老百姓即使愚昧对国家的伤害也不大，而知识精英的愚昧则对国家民族伤害巨大，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而且中国是一个精英治国，没有民主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失误无不是知识精英的愚蠢设计的结果，可却从未见他们为此而自责，而总是把责任推给制度和别人。比如，朱镕基大力推行的不顾工人利益的国企私有化，盲目崇拜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以及最近的四万亿救市方案等等，都是这种缺乏历史观和只看好处不看坏处的偏执思维的结果。
对历史、对现实唯有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才会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才是道的体现。怀着偏执的心态和爱恨情仇去研究历史和看待现实都不会得出正确的认识。在这点上我还是非常认同王阳明的，对事物的认识实际是对心的认识，心正则认识就不会出现偏差。
在孔子的眼里，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有好的一面，也都有流弊。孔子是非常推崇周代的，可他却认为周代也有流弊。“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弊憃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弊，荡而无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贤，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弊，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见《礼记》表记地十三）
对历史应有这样的认识，对人也应有这样的认识。因为历史是由人演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