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解》，和本篇題目相像，但朋友讀過如果細心，會發現今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進解》，把孔子那話句末的標點，由嘆號改成了問號。坊間現代標點版的《孟子》讀本，都是用嘆號，吾從俗。但若據原文句斟字酌，應判孔子此言屬問句為宜，故前篇內文的該句引文，已改嘆號為問號了。
何以有此一改？因為原文句尾有個「乎」。乎在文言裡，多作疑詞，提問和反詰，都常用「乎」。有時或作嘆詞，嘆者雖無疑，仍未免存惑，所以會嘆氣。故無論是疑詞或嘆詞，都該是不定的語氣，缺少堅決肯定的意思。基于語尾加「乎」，這句話便不宜用表示堅定確定的「！」號。正因為孔子原話語意，非作肯定，這句話也就不可能是咒詛了。語中無肯定，心裡無必定，非疑即惑，說話時當然是軟綿綿地「乎」一聲，拿這等聲勢，何足以咒罵人？故由這一個「乎」字，我們可以判斷，孔子原話絕不是要罵人絕子絕孫。
那為甚麼這話又應是問句而非一嘆句呢？孔子該話既不是預告說始作俑者無後，也實沒有法子知道始作俑者是否果真是無後了，故不是使氣咒罵人，也無從嘆氣表示可惜與遺憾其無後。正因句子語氣非有定是之堅決，又不會是嘆息之婉惜，無論怎麼說，總之加「！」便不合適了。「始作俑者，他無後嗎？」﹣如把原句這麼直譯成白話，文從字順，跟兩處俑葬的記載前後文理路又挺一貫，而與孔子平日傳道授業經常發問，並習以反詰方式表示正面意思，也都成一貫。所以敢逕改「！」為「？」，覺得該更合理些。
周之古葬禮，紮蒭草而為人形若有靈，此乃以神明之道待死者，重在精神象徵。後來的人用了像真的俑偶隨葬，象徵性的意義式微了，變得形式化物質化，精神性嚴重缺失，故此孔子不贊成。尤其是俑偶形容活現，看著那麼真實的生命白白隨死，人竟無惻隱之觸動，實為不仁。孔子說：「始作俑者，難道自己無後嗎？」始作俑者，不免也為人父母，為人父母，難道會想有天他要走，子女也跟他去死嗎？始作俑者不按「神明之」的方式舉葬，竟反其道而行，以活人之道奉死人，發明亂真的俑偶為伴，形同殉葬，催使任意犧牲生命的殘酷意念和寡恩漠對生命的麻木不仁復辟，故此孔子要追問：「難道這始作俑者，他無後嗎？」這一問，應該是由親生骨肉自然的性情貼近處，再呼喚憐憫生命的人性。
孟子後來引用孔子這句話，觀其說話時的語境，是講到做父母官的，視人民應如同己出的子女，只欲保之育之，不會拿人民來為己所用。父母對自己子女，天生有一種親情，同時也天賦具有一種責任，愛護保育有加，而不是為了谋己之私，只想利用子女。施政之人，就如同其治下百姓的父母，若不能承擔其救助並保護子民的天職，反而利用人民，驅役之為我之用，殘民自肥，那豈不是率獸食人嗎？
《禮記》《孟子》兩處提到孔子講俑葬的話，主題不同，一是說葬式，一是說治道。但是內中思路，實為一貫，孔子以心比心講禮，孟子以心比心言政，其實皆在說仁。大家同樣是人，好好的活人拿去陪死人，這是不仁。即使拿像真的俑偶送死，連這麼想也是不仁。所以葬用草人象徵就夠了，既宣泄了心中對死者親思關愛之情，也無害生人。這是孔子。孟子為梁惠王講政道，政不主殺，殺人之政用刀用棍都一樣。政不能正，可殺人于無形，一樣是殺，如同率獸食人，一樣可怕。殺人于無形可怕的政治是怎樣的？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可是領導廚房有肥肉，車房有寶馬，身為父母官，卻無動于衷，全無自覺，以奢侈得起的華麗為盛世政績自驕。只要你讀讀梁惠王篇裡王的口氣，表面討教，其實蠻以自己幹得不錯。對這麼自信的領導，孟子請他想一想比比看：不是你眼下的那點輝煌，老百姓的日子到底怎樣？醫者尚且父母心，為官者當為民之父母，以心比心，要看孩子們的感覺怎樣！對子民之心情切莫無痛癢，如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即，俑偶的發明家你也得想想，你也有後人；你是人，你子女是人，別人和別人的子女都是人。拿別人來為華麗的盛典陪著去死，即使不是用真的活人，但搞得那麼栩栩如生，巴不得這些木人變真的那般想象感情，這是哪個世道人心？王啊王！始作俑者想弄假成真，已是缺德，為政者如看著子民飢苦的眼神不管，放著子民于野沉默中死掉，又是怎樣的政治？你想想！
「仁」，從二人，人與人，大家都是人，想人家怎樣，先想想自己怎樣。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為仁。仁即為人之道，以之奉死，以之事生，于禮于政，其道一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