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豆般的上海情节
一直对于上海和做上海人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那种心态很难为它命名。我想可能很多人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尤其是那些小时候在上海长大，后来又跑到外地去的人，因为不管你在哪儿（大陆）每次填写籍贯时你躲不开自己就是上海人这个事实。
说是上海人可身上的许多东西却又是彻头彻尾地外地化了；说不是上海人吧，很多生活习惯，如爱吃甜点，爱吃放很多糖的红烧肉，看到冷饭第一件事就想到开水跑跑（或煮煮）当泡饭吃好了，还是经久不衰，形影不离地依附在你身上。
尤其和家里的老人在一起时，这种上海特征就更加以其独特的形式展现出来，譬如说，在家叫奶奶我们叫阿奶，对一种前面带沿，后面可拉下护后脑勺和耳朵的帽子我们叫它“冻京帽”（音译），对肉松，苔条饼，各色奶糖，特别是太妃糖，奶油蛋糕，紫雪糕等一众小食有着不可动摇的亲近和热爱。小时候最激动人心的片刻是邮递员喊我们家敲图章的时候，因为包裹里邮来的全是最好吃，最好吃的上海零嘴啊！
过年，只要有老人在场，这顿年夜饭是一定要在家里吃的，许多过年的经典食物一定要气势磅礴，色香满盘,充满上海特色地出现在餐桌上。不管别的菜的烧法怎么换，怎么革新，可是有一盘叫作团圆砂锅的（也有人叫杂烩）大菜却是一定要家人按惯例亲手制作的。这个砂锅里有大白菜，冬菇，冬笋，粉丝，黄花菜，木耳，肉丸，蛋饺。
肉丸和蛋饺是其中的重头。
肉丸要选上好的瘦肉，将其剁碎后，加少量糯米粉拌匀后加调料，然后再用手挤成团，下到油锅里，用中火炸至金黄色备用。
蛋饺的制作比较复杂一点。
记得家人是用一个半圆的铁汤勺（也许是不锈钢），直接放在火炉上用刷子将油刷在小勺里，然后将搅好的蛋液摊一小勺在汤勺里，将汤勺左右转动直至蛋液摊满勺体为止，放一小勺肉末（一般肉末在做肉丸时同时拌好了）在中间（象包饺子一样），将蛋饼的一边掀起盖到另一边上，封口，最后再将包好的蛋饺在汤勺里翻几个个儿就可放到一边备用。
制作砂锅时先用大白菜垫底，然后依次将各种材料码好，然后再下高汤，急火炖开后，关小火焖。好象煮的时间挺不短的，这道大杂烩上桌时自然是众人眼里备受关注的那一盘重头菜了。
这是大年夜饭，当然要讲究和复杂一点。在对家常菜的记忆里，最令人没齿难忘的便是那香喷喷的“腌踱鲜”了。“腌踱鲜”里有咸肉，有鲜肉，有鲜笋和一些青叶菜—还见过有人往里扔几个百叶结一起煮的。
上海人几乎家家都做腌咸肉。 这个腌咸肉是很容易做的，其实就是鲜肉上抹盐，然后吊起来风干它便可。
这个“腌踱鲜”最主要的味就是出在鲜咸两种肉合煮的基础上。品菜有时就象品香水，分头香，中香和底香，这道菜的头香可以说是鲜笋的清香，那应该是体现在入口的那一瞬间吧，而中香则和底香就是那两种肉混出来的一种沉沉的，很扎实的香，真是一道美味可心的佳肴。
长大后在很多地方呆过，也经常跟着外地人一起攻击上海人和他们被人捏住的一些“把柄”，这些“把柄”讲来道去无非是关于一个词儿：小气，这有气度上的小气和钱财上的小气两说。从心里说我不喜欢上海人对于某些小节的“精细”，说到这儿插一句，朋友里有人对我的评语是“上海人里的次品”，但事实上我却又说不出那种精细到底哪儿不好。后来想通了就将上海人这种特性归咎于是一方水土所蓄养的一种地方特产，所以，南糯甜，北鲜咸，看来都是水土惹的祸，更有那些五味不全，味如嚼蜡的一方特产，我也不能说那不是人家的特产啊。
今年过年时回上海与家人相聚，饭桌上谈起这个总是弄得硝烟四起的全国人民打上海人的主题，我哥说了一句话，他讲上海人在辩论上好象总有点不如他人的味道，也许他们没时间跟全国人民舌战，大家不是在赚钱就是在心平气和地过自己的小日子。我说，哥，你这句话很是“结棍”，一针见血地演绎了精细这个词儿的某种精华。
上完
下篇还有些话想讲，就是关于上海人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以及这种方式引起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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