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回上海探亲，去了一次哈尔滨。
能去哈尔滨，说来也是机缘。那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收到哈尔滨一位素不相识的博士生的来信，她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我们科研组的课题有关，来信问我要一点抗体。那时全世界只有我们组有这种抗体，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去年春天她突然寄来一篇文章，是她科研的结果。文章已投到德国一家杂志去了，寄给我的是一份拷贝。我读了，感到研究确有所发现，但论文却写得不好，重点不突出，推测也太多。二个月后，她来信告诉我文章被编辑部拒了。她处于极度的沮丧之中。因为哈医大规定，博士论文必须在国际杂志发表，不发表就不能毕业。不能毕业就找不到工作。而且，她已和男友说定等找到工作后结婚呢。一时间，似乎她的事业和家庭都系在这一篇文章上了。她向我求助，我深知国内科研的状况和年轻学子的苦恼，于是在她导师同意的前提下，我对她那文章动了大手术。将整个文章的 思路都推翻重写了，连给编辑部的信和后来对审稿人意见的回答，都帮他们拟了稿。我鼓励她不要沮丧，得诺贝尔奖的人的文章也被拒绝过呢。同时也告诉她，作科研必须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能过头。后来文章终于被接收发表了，她于是顺利答辩，顺利找到工作。当她来信高兴地告诉我“我结婚了！”时，我感受到她的天真，高兴和孩子气。她现在颇得重用，单位还分给了她房子。一家人，包括她母亲和丈夫，都感谢我。去年冬天还千里迢迢寄来一条羊绒围巾。这次听说我要回国探亲，她导师和学院就热情邀请我去讲学。哈尔滨没去过，当年听郑绪岚那首歌“太阳岛上”时，就很向往那北国江城，于是决定挤出三天时间去一次。她听了极高兴，兴冲冲说要和她丈夫一起到上海来接我。慌得我连忙叫他们别来接，我平生最怕惊师动众。只要她在哈尔滨机场接我就行了。
我一出机场，就听到有人大声叫我。原来她已从我们大学网站上看过我的照片。她在机场接我，我不意外，令我意外的是她竟向我献了一大束鲜花！过去我也曾应邀访问过几个单位，但被人献花，还是第一次。我不是国家首脑，不是官场权贵，不是影界巨星，我只是一所西方大学的几百个教授中极不惹眼的一名，面对这一大束鲜花，机场出口处人又那么多，真有点窘。但这是她对我热情欢迎的表示，我感谢她的热情。当我三天后要离开时，那束花还在旅馆盛开着，还芳香扑鼻。我只得拍了一张照，遗憾地把它留在旅馆里了。
第一天晚上，她导师，也是副院长，请我吃饭。一见面就向我道歉，说不能到机场接我，因为要开会，学习科学发展观。后来才知道，这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国家的领导继“和谐社会”后新提出来的口号。学习这五个字，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他对我摇头，说最怕开这种会。科学发展能靠飞唾沫星搞起来吗？当晚餐桌上见面的还有他教研组的同事。几位教授和副教授，都显得年轻，和我当年读书时不同。那时教授必然都是“老教授”，好像不老不成教授似的。年轻人能当教授，是一件好事。那晚上菜自然丰盛，很多都有东北特色,似以炖为主。我最爱的是那生的三纹鱼，很嫩，很新鲜。记得有一年我去香港，朋友特为带我到那旋转餐厅去吃这生三纹鱼，一入口，好大一股鱼腥味，那鱼显然是不够新鲜的。但哈尔滨这鱼极好，一点都不腥，佐以芥末，非常可口。
我来哈尔滨前，就有朋友关照我，说东北人特爱劝酒，非把人劝醉不可，叫我得当心。所以，一开始斟酒时，我就说出朋友那话，说我酒力不行，你们别灌我。他们都笑了。后来他们来敬酒时，就都对我说“我干了，你随意”。我于是就“随意“，以一口对付一杯，自然游刃有余。被人敬酒，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中国特色，我还得应付。凡来一人，我都得站起来。他们一手持杯，一手虚托着杯底，像唱京剧似的，颇有功架。我摆不出那架式，一律就一手持杯和他们碰。那天我只喝了啤酒，哈尔滨的啤酒确实好，好在纯和爽。比丹麦的Carl*****erg好，也比荷兰的Heineken好，喝多了不感到苦，只感到清爽可口。后来从网上得知，啤酒是哈尔滨的一大特产。那天我喝了一瓶多，他们教研组的一位教授席终时终于忍不住说，“我看您还是挺能喝的，酒量一定不小。”她说得没错。我当年在大学读书时，正值文革，懒于内战，当了逍遥派。知识没学到，酒量倒长了。后来醉过一次，吐了，醒后头疼了好几天，才知道醉酒的痛苦，从此自我控制，再不敢过量多喝了。
晚上回到旅馆，已十点过了，上网回了几封信，正想睡觉，突然电话铃响了。提起一听，是一个女人软软的声音:“先生要按摩吗？”我一愣，说：“不要”。对方立刻冷冷地说：“打扰了”。电话也就挂了。电话是挂了，我倒有点狐疑起来。从女人软软的声音里，这按摩大概是别有意味的。但是她从哪儿得来这电话号码，她又怎么知道今夜我是单身一人呢？这夜幕下的哈尔滨，看来还是有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在悄 悄进行着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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