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央视的春晚在南方越来越受到冷落，从央视自己公布的资料看，春晚在南方各省的收视率都小于10%，海南的收视率全国最低仅1.3%！而春晚的宠儿——小品，这几年一直被东北军团牢牢控制着，赵本山宝刀未老，小沈阳又崭露锋芒，虽然“赵氏幽默”独具特色，但南方观众还是难以接受。同样，近期红遍浦江两岸的周立波虽然在大上海人气超过了小沈阳，但是北方观众却不认可，其中原因，除了南北文化差异之外，语言的差别也是造成这种隔阂的重要原因。
不管是小沈阳还是周立波，如今语言小品的一大特征是大量使用方言，这就客观上造成了这些作品的地域性限制。中国不是有“普通话”吗？为什么不用这“普通”的话来表演，让大家都能接受呢？
不行，因为我们的“普通话”并不普通，它是“以北京话为基准音”制定的一种半“人工”语言，就连北京人说的话也不是普通话，谁又能说好“普通话”呢？
回顾历史，在400多年前的明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却没有zh、ch、sh等翘舌音。作为明朝官话的北京话其实是当时属于吴语的南京官话！即使清朝定都北京初期，南京官话仍然是清代官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主流官话。满人征服了汉人但不能征服汉族的语言，于是，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八旗贵族们开始邯郸学步，他们学讲的蹩脚汉语（满式汉语）就是早期的普通话（Mandarin，其中man就是满族的意思）。
但是满语对比汉语有它先天的残疾，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可笑的是，道光、慈禧们用满语套学汉语发音说一口“标准普通话”，成为了真正的普通话之父（母）！
难怪有人说：把普通话纳入汉语的范畴都有些牵强附会，就像把旗袍和京剧列为中国的国粹一样荒唐。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可能仅仅浓缩在满族人的统治之中吧？
到了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首届国会中曾有人提议广州话为国语。不过，身为广东人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顾全大局，劝说粤籍议员放弃以粤语为国语。在讨论“国语”的标准问题时，与会的南北方的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北方代表坚持以北方话为基础，南方代表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北方话中丧失了太多的传统语音，简化得太厉害，而这些音仍保留在南方各方言中。双方僵持不下。一位江苏代表说了一句：“黄包车”，被一位北方代表误听为“王八蛋”，卷起袖子就要动手，这位南方代表愤然离场，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大会只得靠投票表决，结果，北京话以一票之差压倒广州话成为国语，至今仍让一些广州人遗憾不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该方案进一步巩固了普通话作为“国语”的地位。奇怪的是，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及其前身制定的绝大多数是南方人：吴玉章（1878－1966，四川自贡人）、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韦悫（1896～1976 ，广东香山县）、丁西林（1893～1974，江苏泰兴人）、林汉达（1900～1972，浙江镇海人）、罗常培（1899～1958，北京人)）、陆志韦（1894～1970，浙江吴兴人）、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王力（1900～1986，广西博白人）、倪海曙（1918～1988，上海市人）、叶籁士（1911～1994，江苏省吴县人）、周有光（1906～，江苏常州人）。这虽然和江浙在全国的文化比重是一致的，但是汉语拼音却没有一点吴语发音的痕迹，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有趣的是，这些人当中许多并不是研究语言的，如丁西林是物理学家，林汉达是历史学家，陆志韦是心理学家，周有光是经济学家。
正是这些半路出家的南方语言学家们制订了汉语拼音方案，于是全中国的人也不得不向满人那样卷着舌头说话，八旗子弟的后裔们便堂而皇之地把说吴语的人列为不入流的小市民了。
“普通话”原来应该是方便全中国的人，可是这全然不顾南方方言，违背南北兼顾原则的“普通话”反而加深了南北隔阂，虽然一夜间让“二人转”红遍大江南北，却使越剧评弹、上海滑稽走入冷宫。更叫人遗憾的是，由于受满语影响的“普通话” 发音生硬刻板，使得学习者困难重重，推广起来非常艰难。
据报道，国家教育部从今年起将向各省提出要求，报考国家公务员普通话应达到三级水平，不达标可能下岗。另据报载，北京10万公务员测普通话，多数北京人说不好普通话！
说标准的普通话的确不容易，日常生活中有谁把zh、 ch、 sh、 z、 c、 s 和in、 ing分得那么仔细呢？“重新” 是 chongxin，是congxin，或是congxing，还是chongxing？“风”为什么一定是“feng”而不可以是“fong”？普通话容得下许许多多的同音字，为什么把翘不翘舌，前后鼻音规定的那么死板呢？普通话的这种刻板的规定客观上妨碍了普通话的推广，对海外汉语教学尤为不利。
所以，在中国大概只有播音员才能说真正的普通话。除了发音生硬刻板之外，普通话的同音字也是一个问题，虽然许多南方方言不分N和 L（男、蓝），或缺少某些辅音，如上海话很少有H音（黄、王不分，喝茶为吃茶，害人为爱人），但是普通话的发音更为简化，同音字远远多于大多数的方言。例如，“南”和“难”在上海话中是不同的，而在唐代它们一个发‘nan’，另一个发‘nam’。再如“期、欺、七、妻、栖”等在吴语中也是异音字。吴语中结构最简单的上海话，单音素有50个，普通话仅37个。普通话清浊声母不分，故“弟、帝”、“定、订”不分；舒促声调不分，故“一、衣”、“做、作”不分；“w、v”声母不分，故“万、腕”、“ 紊、稳”不分；以及“菜、蔡”不分等等。
从历史演变来看，南方各方言才是中国“国语”的代表。广东话曾被比喻为中国语言的活化石。例如广东话中“吃”为“食”，“走”为“行”；吴语中的“哉、弗、吾、勿”等都是古语的再现。所以用吴语读唐诗，抑扬顿措，十分富于音乐感。相比之下，用语音系统已大大萎缩的“普通话”读唐诗就乏味多了，只能通过字形体会意思。
虽然中国早期文明以北方为主，但北方文化事业屡遭战乱破坏，大量知识分子因避战乱南迁，包括王羲之、辛弃疾等。自东晋以来，中国文化中心就开始逐渐南移，南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创作主要是在吴方言地区完成的。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大量名著是江浙人写的。施耐庵、罗贯中、毛宗岗等本是说书艺人，冯梦龙、金圣叹等是苏州才子，大多数名著原来是苏州评书的脚本。仅《水浒全传》中吴语词汇就不下两百多，了解这些词汇可提高对作品的理解层次。
从某种意义上说吴语是一种高雅的文化语言，官话则仅是一种政治语言。
语言做为文化的载体，其价值往往体现在文学的繁荣程度上。以近代而言，从冯梦龙的《山歌》，到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再到现代的一大批海派作家，吴语的文化价值尽显无疑，现在普通话中的常用词如“尴尬”、“煞有介事”、“龌龊”、“惬意”等等，甚至连佳句如“月亮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都来自江浙一带的吴语。我们今天使用的大量成语来自冯梦龙修订的《东周列国志》，而当时不带入声调的北方话还没完全形成。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吴语是中国文化价值最高的方言。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普通话”或许应该是以中原官话为基础，以吴语发音和词汇为参照标准同时兼顾北方方言的一种语言体系，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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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
一场推广普通话运动走入了极端，“人人会说普通话”的推普目标，变成了“人人只说普通话”，使得当今的中国儿童都不会说本地方言了，以上海为例，过去流行于弄堂街口脍炙人口的童谣，现在现在还有多少孩子会唱？
1） 小三子， 拉车子， 一拉拉到陆家嘴。 拾着一包香瓜子， 炒炒一锅子， 吃吃一肚子， 拆拆一裤子， 到黄浦江边解裤子， 畀了红头阿三看见仔， 拖到巡捕行里罚角子。
2） 山里有只庙， 庙里有只缸， 缸里有只碗， 碗里有只蛋， 蛋里有个小和尚， 嗯呀嗯呀要吃绿豆汤。
3 山啷有只老虎， 老虎要吃人， 拿伊关垃笼子里。 笼子坏脱， 老虎逃脱， 逃到南京，逃到北京， 买包糖精， 摆垃水里浸一浸， 密西密西拉胡琴。
4） 啷啷啷，骑马到松江，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外婆叫我好宝宝。 月亮亮，家家小囡出来白相相……
5） 本来要打千千万万记，现在辰光来不及，马马虎虎打十记，一、二、三、四……
6） 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蒲桃四斤壳。张家老伯伯垃拉坐,，问侬讨只小花狗。
7） 一歇哭，一歇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城隍庙，城隍老爷哈哈笑。
8）赖学精，白相精，书包掼垃屋头顶，看见先生难为情!
9） 汤司令到， 机关枪扫， 热水瓶爆， 癞蛤巴跳。
10）我的一个臭屁， 震动了大地。 大地的人民， 拿起了武器， 赶走了美帝。
11） 同志们──捉牢伊——， 投机倒把贩卖洋山芋。
12）落雨了，打烊了，小八腊子开会了……”
百年童谣之最的《摇啊摇》，诞生与江浙乡镇中，流行与上海弄堂里，它有三个不同版本：
第一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糖一包，果一包，外婆买条鱼来烧。 头不熟，尾巴焦，盛在碗里吱吱叫，吃了肚里豁虎跳。 跳啊跳，一跳跳到卖鱼桥，宝宝乐得哈哈笑。
第二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请吃糖，请吃糕，糖啊糕啊莫吃饱。 少吃滋味多，多吃滋味少。
第三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我叫外婆洋泡泡，外婆骂我小赤佬！
现在的上海小赤佬啊，你们是否还能把上海话这艘破船继续摇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