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 飞 上海  1967-7-21 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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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张照片,上面一张是毛泽东在武汉视察工作时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于道忠亲切握手的图片。下面一幅是空军航空兵第100团团长王进忠在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的伊尔—18飞机前的留影。

       1967年7月20日下午4点前后,王进忠和往常一样体练后准备去洗澡,这时突然接到作战室传达上级下达的紧急命令。30分钟内调两架飞机到汉口王家墩机场。

       通常飞机起飞至少也要提前准备二个小时,地勤人员检查飞机状况,组成机组人员,了解航路气象等。这时只有一个“快”字,当他带领两个机组人员赶到机场停机坪时,看到的情景是,伊尔—18飞机旁边整齐的停着五辆解放牌军用卡车,国防绿色的帆布把汽车包裹的严严实实。机组人员进入机舱各自准备起飞工作。卡车上跳出一名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两名,三名…他们秩序井然地迅速登梯上了飞机。 

        伊尔—18飞机满载人数是110人。他们按照命令在4点30分,满负荷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运送中央警卫团武装战士紧急飞往汉口王家墩机场。

        隔城相望的东郊首都机场在半小时前,周恩来乘坐的伊尔—18飞机已经起飞赶往汉口王家墩机场。这样一来在空中就有三架飞机飞往武汉。当王进忠驾驶的第二架飞机接近信阳上空时,接到北京命令要求飞机到山坡机场落地。

       王进忠将改变落地地点,用无线电告诉王家墩机场时他们不肯接受。仍然要求飞机在汉口王家墩落地。这时王进忠决定告诉第三架飞机机长李克修,一起到王家墩机场通场。当飞机在王家墩上空飞过时,机场塔台指挥不间断的大声呼叫:“你们应该服从指挥,按原定计划降落。”

       那架势好像要把飞机拽下来不可。直到飞机飞离汉口老远,机场还在一遍一遍的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执行计划?为什么不执行……"

       王进忠关上了通话机。将飞机飞往距离武汉60公里的山坡机场。当飞机在山坡机场落地后,王进忠下了飞机看到周恩来正在飞机下面等他。两人见面互相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周恩来脸上没有了往日的微笑,举手向机组其他人员招了招手,示意大家围在他身边说:“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不要离开飞机,随时准备起飞。”webwxgetmsgimg (17).jpg

       周恩来的话简短明确,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开。王进忠此时有好多疑问想问,可是不敢张口。因为今天的气氛太不寻常,这时周恩来回头又说道:“晚饭已经通知送到飞机上来。”声音刚落,他乘坐的小轿车就消失在黄昏中了。

       王进忠感觉到要出大事,周总理就为了交待这一句话竞在这里等了他们半个小时,看来周总理是不放心呀。 

        周恩来离开山坡机场,在短短的几十公里路程,几易车船。先坐汽车,后转换小船,由长江进入汉江,然后上岸,又换乘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大概是周恩来到达东湖宾馆的时间,王进忠接到了起飞调机王家墩机场的命令。三架伊尔-18先后在夜幕中在王家墩机场落地了。此时王进忠和机组人员才稍感轻松,在机场停机坪走动走动。突然有人说团长你看,顺着说话人手指的方向望去不远处还停放着一架伊尔-18,仔细辨认机号,才知道是从云南飞回的潘景寅(潘景寅在9.13事件中随林彪坠落在蒙古温都而汗)。

        云南蒙自机场,击落了一架蒋帮U~2型美式高空侦查机。这是轰动全国的大事,空军政委余立金从北京到云南参加庆功表彰大会。潘景寅是送余政委回北京临时落在了王家墩机场。很快潘景寅带着余政委的秘书于道忠来到飞机下面传达余立金指示:“原地休息待命”

        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文化大革命时期,武汉市有两大派群众组织,一个是“百万雄师”,另一个叫“工人总部”,这两大组织势不两立。又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

       1967年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是中央文革江青派下去的,他们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实质上是激化派与派之间的矛盾,搞的是乱七八糟。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两百多人冲击东湖宾馆百花二号,王力住处。陈再道、谢富治出来劝说,有言语不道的地方。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多数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还将王力揪到了军区大院。这几百军人冲击东湖宾馆,目标是要揪王力。

       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此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住地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几百军人气势汹汹冲入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7月20日林彪、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这封信由邱会作坐专机送到武汉,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时把情况估计的很严重,怀疑是不是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

       王进忠机组人员并不知道武汉市到底怎么了,让他们来只是送这些全副武装的战士吗?疑惑多多,他们身不解甲,似睡非睡地挨到了凌晨4点。终于接到命令飞机马上起飞!三个机组的人员立即做好了起飞准备。此时王进忠待在飞机下等候进一步的命令。只见一个人气喘吁吁向他跑来,好像经过百米赛跑,他看清楚来人正是潘景寅。“主席,毛主席来了。”王进忠对这突入其来的消息怔住了,并非是生平第一次为毛主席驾机所激动,而是太突然了,又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在这纷乱的多事之时。 

        凌晨2点,1967年7月21日凌晨2点毛泽东从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秘密转移到了王家墩机场。王家墩机场的工作人员对此事一无所知。但他们万万也料想不到,白天发生的一切均是为凌晨的行动所做的虚张声势的准备。

       王进忠突感身上担子重了起来,他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立即调整了机组人员的安排。调整潘景寅为其副驾驶,重新安排了三个机组的机长。按说这是不可以的,机组在外不能随便调整机组人员的,管不了那么多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第一位。

       就在他们做决定之时,毛泽东在余立金的陪同下已经登上了潘景寅从云南飞来的那架飞机。王进忠立即奔向飞机,据他自己说是跪着进入了驾驶舱。在机长的坐位上坐定,没等调匀呼吸就下了开车的指令。 

        随着一声爆响,发动机旋转了起来。很快发动机达到了额定转速,松开刹车飞机立刻就要滑出。就在这时,领航员用力拍打王进忠,大声质问:“我们向哪飞呀?”

       王进忠一下清醒了,望着潘景寅,似乎在问潘景寅你知道主席来坐飞机,你应该知道去哪里吧。潘景寅也根本不知要飞向哪里。想想这一天在没有正常手续批准,几次改变航向,完全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动。也难怪领航员发怒。他本以为王进忠有意隐瞒飞行方向呢。“原来你们也不知道往哪飞?”他的火气顿时消减了下去。

webwxgetmsgimg (18).jpg       (毛泽东在徐州上空)

       正在大家为难之际,余立金走进驾驶舱轻声说:“去虹桥。”

       飞机在夜色中呼啸起飞了,爬升中大家都沉默无语。高度6000米飞机进入平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

       一个颤抖的声音轻轻呼叫“主席!”像是一声命令,几个脑袋同时180度转向毛主席进来的方向。只见毛主席抬起手非招非挥地向大家打招呼:“同志们都好吧?”

       “主席您好!”“主席您好!”“毛主席万岁”大家呼喊出衷心的祝愿。

       “到上海需要多长时间呀?”

       王进忠回答:“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

       “那么现在飞多大速度呢?”

       “每小时飞800公里。”

       “那很好。”

       可能是怕影响我们工作,主席不再说话。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仔细看了一眼,好像要永久记住大家。然后扬了扬手,退出了驾驶舱。

       过了一会服务员于淑珍很忧郁地走进了驾驶舱。王进忠说:“你不在主席那里服务,到这里来干什么?”

       “主席什么也不吃,只喝了一杯水。”

       “他不是休息了吗?”

       “没有,蹬着两眼想事呐,好像有很多的心事,真急人。”

        天亮前飞机平稳的在上海虹桥机场落地了。当飞机滑行到客机坪,毛泽东很诧异的问:“落地了吗?”

       “是,主席!”毛泽东从机舱里走下飞机,前来迎接的张春桥立即握住主席的手。毛泽东一扫飞机上的倦意,神釆奕奕,步履矫健与前来迎接的人们打招呼,握手。

       毛泽东转回身好像是在搜寻机组的同志,王进忠快步走到主席面前,毛泽东握住王进忠的手说:“还是飞机快呀,比火车快多了嘛!什么时候火车也能有飞机的长腿就好了。”毛泽东依旧那样幽默,那样风趣。这就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本文作者简介:韩郑、男、1956年3月出生于郑州市。1974年4月招飞入伍、曾任广州军区空军某部歼击机飞行员。后长期在部队做政治工作、曾任空军某部副政治委员。热爱飞行事业,喜欢摄影。)

 

 

飞行团长王进忠,空34师100团 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