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是中共的大秀才，是毛泽东、邓小平等直接领导的钓鱼台写作班子的骨干之一。毛泽东曾经说过：“用文字表达我的思想最好的是王力。”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员，王力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一年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参加了共产党中央指导运动的大多数重要指示、决定、通知、社论和文章的起草，代表中央接见过不计其数的各派革命小将和造反先锋。
1967年8月30日，作为“小爬虫”替罪羊，王力以“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等罪名被抛出先“请假检讨”以谢天下，然后从1968年1月26日起直至1982年1月18日，被囚于秦城监狱整整十四年。他从未被起诉，更遑论判刑。
2001年7月，在王力离世近五年之后，香港北星出版社发行了厚达一千多页的《王力反思录》，书中汇集了王力在狱中及出狱以后写的大量申述信、报告和各类文章。这些文字不少旨在自辩，且重复之处极多。然而好在作者经历特殊，加上记忆力超群，思路清晰，书中有意无意透露了不少中共官场鲜为人知、往往涉及最高层的史实。
本文摘取其中若干，在必要时就事件的前因后果略加说明，以飨过来人和后来者。
王力生平
王力原名王光宾，于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书香门第”，从其父亲以上五代均为秀才，不过无一人中过举、当过官，他们都以教书为业。
王力在1935年十四岁读中学时受抗日救国浪潮的裹挟，加入共青团，1939年加入共产党。从1939年至1950年间，王力先后隶属于中共山东分局和华东局，主要从事宣传工作。
他写过部反映山东减租减息和复查的小说《晴天》，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读了很欣赏，夸奖说是第一本写根据地农民土地问题的书。王力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跟此小说想必有关。
建国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底至1955年10月，王力担任中共赴越顾问团宣传文教组组长，为胡志明当参谋。
（胡志明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末代君主保大皇帝的叔叔，是地地道道的皇亲国戚贵一代。在越南和印度支那，胡志明是神一样的存在。日本投降后，保大皇帝让位给了胡志明，所以越南是亚洲最早的共产党掌权的国家。）
从1956年到1966年，王力在中联部工作，并在1964年担任了中联部副部长。不过从1960年起，王力主要是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常委起草文件文章。他协助毛泽东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农村前十条”、“四清二十三条”等举足轻重的文件。
在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道德高地和领导权的中苏论战中，王力是中方的主力大将之一。在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间，著名的批判苏共中央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九评”中的七篇半出自他笔下。“九评”的另一主要执笔人是吴冷西。
“九评”是由康生组织、邓小平初步拍板、毛泽东最后定稿的。
王力曾“十下莫斯科”。
王力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他把毛泽东在1962年的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人人耳熟能详的语录，后来被写进九大、十大和十一大的党章作为中共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
王力坚信他是被江青打倒的。尽管从当时周恩来以降诸人的公开讲话看，把他打倒是高层的共识。
据王力回忆，他与江青第一次结下梁子，是他在1964年9月初与彭真一起去杭州见毛泽东的时候。王力对毛泽东说，现在随随便便就把学术性问题上纲上线，给人戴政治大帽子，对百家争鸣不利；动辄点名批评，更是弄得学术界人人惶惶不安。王力还说搞京剧改革不应一概排斥传统剧目和鬼戏。这些话都让江青不满。
所以刚开始时，王力不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后来因为原有的笔杆子大都被打倒了，而中央起草文件急需熟手，他才在1966年6月22日进了中央文革。
王力与江青的正面冲突发生在1966年8月，当时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他坚持按常委名单发送文件，即还要发给刘少奇和邓小平，惹得江青大怒。江青和张春桥动员王力在所谓的“生活会”上揭发批判邓小平，他又一言不发，从此在江青的眼里，他就成了“中央文革里反对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
凡是江青的意见或指示，王力常常会当场询问“是主席的还是你的意见？”有时江青说是毛泽东的意见，而王力认为跟毛泽东的观点不符，就会对江青说：“主席不是指示过吗？同你的这个意见不一样。”那时王力能直达天聪，因此江青对他既恼怒而又无奈。
王力说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也让江青忌惮。1967年7月20日那天，周恩来十万火急飞到武汉，先指挥护送毛泽东乘潘景寅驾驶的飞机从武汉前往上海，然后从“百万雄师”（武汉受军方支持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和武汉驻军手里救出被打断了腿的王力，让王力先乘机离开武汉，自己才乘另一架飞机离开。为了显示隆重，周恩来特意下令让王力的飞机在北京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到机场了，才让王力的飞机降落，他得以率领文武百官欢迎，不仅拥抱、贴面，甚至掉了眼泪。
武汉事件以后，王力与江青的矛盾进一步表面化了。王力对机场的盛大欢迎和第二天天安门广场的百万人大会忐忑不安。王力当时就预感到，毛泽东被迫从武汉转移到上海，被迫乘坐他一向害怕的飞机，蒙受成为伟大领袖以后空前的奇耻大辱，而他自己并无大功，却获得非分的史无前例的荣耀，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当然他没有料到风云变幻那么迅速。
王力也反对随之波及全国的游行示威，反对各地对军队的冲击，反对在京西宾馆斗争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第二政委钟汉华。
江青向毛泽东告了恶状，说武汉事件以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天下了，是王力的了。这话犯了毛泽东的忌讳，他相信了，说：要查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得了圣旨，就交代康生去查。康生彻夜不眠，调了王力的档案，第二天就告诉江青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江青和康生等随即又为王力罗织了另外一大套罪名，如“现行反革命”、“‘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反对周总理”、“反对中央文革”、“老右、老修正主义”等等。
（梁注：其实王力的倒台，除了江青的私愤以外，主要是武汉七·二0事件突显了军心民心的不稳，毛泽东们意识到局势有失控的危险，他们必须马上甩锅，而王力这样的秀才，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同时被打倒的，还有关锋。）
在秦城的前五年，王力不得放风，不准看任何带文字的东西，包括《毛主席语录》。他的单人牢房二十四小时有人从小窗监视，他睡觉时不许翻身而必须面对那个小窗。那小窗经常被用布遮住，使人不辨昼夜。床铺是两条凳子支着的一块破木板和一床破褥子。牢房二十四小时有喇叭放着噪音，有一阵喇叭里反复播放用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宣布对王力执行枪毙的录音。王力吃不饱，连给喝的水也极少。他不让看病，同时被强制吞服能造成幻听幻视的药片。他的家属长期根本不知他的死活。
1970年陈伯达被打倒后，在中联部受审查的王力夫人王平权又一次被要求交代王力跟陈伯达的关系。因为不知道陈伯达已经倒台，王平权还是按老经验交代王力反对陈伯达的罪行，办案人员不得不告诉她，这次是要交代王力如何与陈伯达狼狈为奸。
1972年12月下旬，刘建章（出狱后曾任铁道部部长）的夫人在探监以后向毛泽东写信报告秦城不许喝水等等情况，毛泽东对之批示曰：你们这些法西斯办法是哪里学来的？要改正，看管人员对管着的人，要树立为他们服务的观点。
于是从1973年元旦以后，王力的生活待遇有所改善。但直到1981年春，他才开始有了纸笔可以写东西（梁注：关在秦城的人，都像亚马逊流域的蝴蝶，它们一搧动翅膀，就可能在世界上的某地掀起滔天巨浪）。
毛泽东曾给专案组下令，不许他们提审王力。因此到1973年初以前，没人找他谈过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力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以他为首的“王、关、戚”反党小集团。
1980年7月14日，王力在秦城接到正式逮捕令，他被列入了林彪、江青两案。据说公安部门反对把他列入两案，是中纪委的人拍了桌子以后才列入的。
1983年8月20日，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办公室给王力送去了《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王力被中纪委开除党籍但免于起诉。
他的主要罪名包括（1）反革命宣传；（2）迫害老干部；（3）煽动武斗；（4）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将。直到去世，王力也无法洗刷这些罪名，他始终未能恢复党籍。
王力再三再四地强调，他的所有文字和言论，都源自无产阶级司令部即毛泽东本人的精神和决定（梁注：如今常见“叼盘”一词，王力绝对是顶级的“叼盘”好手，不过也很辛苦）；他是中央文革小组里唯一被排除在专门迫害老干部的“中央专案组”之外的人，因此他的手上没有鲜血；全国发生普遍的严重的武斗时他已经被关押起来了；对后来林彪江青集团的形成他更加一无所知，无从追随。
1987年9月，在因贲门癌而动手术的前夕，王力留下了简单的遗嘱：1）对他的组织结论充满了谬误，而中央对他的反复申诉不理不睬，因此他强调他的案子依然是个悬案。2）遗体供医学解剖。3）将骨灰撒在所居小区的一棵树下，“以提供一点磷肥”。4）不搞遗体告别仪式。5）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
1988年7月，在本不复杂的“问题”被拖了二十一年之久，江青已被打倒十二年以后，尽管邓小平、胡耀邦等都对他表示过善意，王力还是个戴罪之身。于是他感慨“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觉得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进而深刻体会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
第一，共产党不是密谋组织，不是宗派小团体，不是会道门。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应以人民为主体。同样，共产党的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也应以党员为主体。
第三，为人民服务，就是把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放在第一位。侵犯人民的合法权利，本身就是严重犯法。侵犯党员的权利，本身就是严重违纪。
第四，如果共产党内没有辩护制度以保护党员的合法权利，那么人民的辩护制度就是无力的，甚至是虚伪的。因此王力建议：
1）建立党员的公开辩护制度，以避免任何个人或执纪部门滥用职权；
2）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应把保护党员权利放在第一位，而把处分违纪党员的职能放在第二位：
3）建立类似于律师职能的党内辩护制度；
4）党的组织和纪检部门需重新考虑各自的职能，做到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
5）一切牵涉个人的政治、组织、经济或生活问题，党员都应有权公开辩解和讨论。党员的档案应同本人见面。凡本人不认可的内容，应酌情撤销或附上本人意见。别人的检举材料，除非经过核实，不应随便装入档案。
坚决反对为王力甄别平反的是陈云（梁注：原因不明）。陈云说：“告诉王力，他是戴帽子的，是宽大处理的。你要是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我就把你再关起来。”
王力认为陈云的话没有原则，眼里没有党章，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根据切身的经历，王力对中纪委深恶痛绝，认为那就是个扩大的专案组，是文革的遗毒，无法无天，党政不分。
王力感慨当今只有整人的组织，没有保护人的组织，没有专职的为党员的合法权利辩护的干部。而党如果靠整人来维系自己的话，党的性质就成了问题，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密谋组织和会道门。
王力于1996年10月去世。据他的长子王鲁军说，王力真正是死不瞑目。
关于毛泽东
* 就1949年12月的访苏，毛泽东告诉王力：“我是一肚子的气。”除了斯大林不去车站接送，极不给面子以外，更重要的是那个友好同盟条约包含不少不平等的内容：苏联不仅继续把外蒙古占为殖民地，而且不肯放弃他们侵占的中国的其他权益，如坚持要占领中东路和旅顺口，保留他们在新疆的政治经济特权等。毛泽东说他是顾全大局，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不能不签字。
抗美援朝以后解决了部分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因为苏联有求于中共，中国又花了一大笔钱，才把旅顺口赎买了回来，算是基本解决了中国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的问题。
当初毛泽东一提到外蒙古，就捅了马蜂窝，斯大林立刻变了脸，他认为毛泽东是“民族共产主义”，甚至是“美国特务”。毛泽东被晾在克里姆林宫，没有人理会，实际上中断了会谈。当时的驻苏大使王稼祥告诉毛泽东：你这房间里有窃听器。因为他用的助听器能不断听到不正常的噪音。毛泽东灵机一动，大声地咒骂一通，并说：我明天就回北京！住在这里干什么？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拉屎！结果当晚苏方就通知第二天恢复会谈。不过，毛泽东再也不提外蒙古了（梁注：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里说因为斯大林的怠慢，毛泽东赌气决定不再露面，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 毛泽东同苏联斗争紧张的时候就要找邓小平，要同苏联合作时就一定找周恩来。
* 毛泽东从1962年起就讲有反革命复辟的可能性，并且采取了措施，各个要害部门都调配了军队干部。1965年调了个军政委丁莱夫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政委，他的任务就是防止政变者占领电台。
* 在1964年9月，毛泽东曾说过不准批判四个人，他们是翦伯赞、郭沫若、茅盾和范文澜。可是到了1965年，他又下令发表尹达写的批评翦伯赞（未点名）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
* 1965年2月，以切·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代表团访华，试图调解中苏争端。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当着古巴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的面，指名道姓骂卡斯特罗。
* 毛泽东经常思考的大问题是，中国究竟怎么办？他常说，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带有封建性的独立王国，你不摸它，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摸，都是独立王国，不管它改换成什么漂亮的名字。这个毛病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时，他说我什么办法都用过了：教育，不行；三反五反，不行；整风，不行；反右也不行；反右倾机会主义，又不行；一直到四清，还是不行。于是就搞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北京公社。他说不要旧的国家形式，不要旧的国家制度，因为许多旧的弊端就是旧的国家制度造成的。
（梁注：一代枭雄，只会运动、运动再运动！）
* 1966年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身边的中央文革的人说：“不管有什么样的阻力，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从我枪毙起。”
* 1966年12月，毛泽东明白地说要实行供给制，取消级别工资制，额外的东西如特供都要取消。
*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他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到中南海游泳池吃晚饭。没有请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和李富春。毛泽东按惯例招待客人四菜一汤，每人加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和煮玉米。毛泽东从不过生日，这是个例外。饭前毛泽东讲了一大通话。那是毛泽东对他的文革心腹“亲兵”的作战动员。他的冲锋令就是他的祝酒词：“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 毛泽东跟王力单独谈过，他这一辈子要保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陈毅，这是他井冈山时的老伙伴。
朱德跟毛泽东是老搭档，又是老对头。王明路线时朱德反对毛泽东。庐山会议时，朱德又站在彭德怀一面。
陈毅也是一样，他多次得罪毛泽东，毛泽东说过他许多难听的话。
* 文革时毛泽东有个“层层剥笋”的政策，先剥彭、罗、陆、杨，后剥刘、邓，再剥陶，最后剥光了。
* 大串联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说苏联出修正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中国要防修，就要让更多的青少年直接见到他自己。这话毛泽东说过多次。
* 毛泽东说过：“冲中南海也不要紧。……冲中南海有什么关系？人家不过想来看一看。”
* 对于在他领导下能作战略决策的人，毛泽东如果有意见，批评都很尖锐严厉。如果不提战略性意见，不在战略上跟他争论，只是辅助他，只是在战术上有点不同看法，他一般都能容忍。
周恩来总说自己不是战略家。他爱对别人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他对刘少奇、邓小平如此，对江青如此，甚至对张春桥也是如此。
林彪是战略家，不过他一点不露锋芒。任何会议都是毛泽东出席他才出席，毛泽东不到他就不到。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他才主持。他极其谨慎。
* 毛泽东说过，一旦国家有事，帝国主义、苏修向我们进攻，打起仗来，所有被打倒的干部一律官复原职，打完仗再说。
* 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怀仁堂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准备讨论经济问题，与会的老帅和几个副总理却把它变成了文革控诉会，他们拍桌怒斥，甚至直指毛林。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怎么样了？”谭震林骂江青是“当代中国的武则天”。毛泽东当夜听了江青、张春桥告的御状后大怒。
大约在18日夜里，毛泽东召集会议，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来吧。”
康生在会后说：“我同主席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主席发这么大的脾气。”
（梁注：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
* 毛泽东批评忙于去各处“救火”的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你们管这些干什么？叫他们把房子烧了，窗户砸了，死了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暴露了敌人，教育了自己”。
* 在1967年8月4日写给江青的信里，毛泽东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在1967年7月18日武汉七·二0事件前夕，毛泽东也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他要建立第二武装。
* 胡乔木受到冲击，毛泽东亲自去他家看望，可惜胡乔木不在，没有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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