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在我的同学和我的学生眼里，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是我自己常不以为然，因为我总觉得自己在许多时候，不管是上学时对功课的理解深度上，工作时对问题感受的敏感度上，都远远不如别人。人们习惯于以智商（IQ）来估量一个人的能力，那么我自己觉得要以智商算，我至多被算做人群中50%里的一员，换句话说智力平平，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周围的人以“很聪明”称赞我时，我往往毫不犹豫地否定这种评估，而且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丝毫不是自谦。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那么在这一点上，我算是自知的。可是在客观上，与同龄人相比我的确可算是“成功”的，学生们常以“功成名就”恭维我，的确在科学研究上我做了一些创新性贡献。
80年代初，我领导的科室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做出了两项世界领先的贡献。一是，首次发埤了人类B组轮状病毒，它是世界上至今认识的唯一的主要侵犯青壮年而引起上吐下泻的严重腹泻的病毒，定名为“成人腹泻轮状病毒”。二是，差不多在先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又首次发现了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的形态，解决了世界上长期一个谜即：引起流行性出血热的究竟是什么病毒？它的归属是什么？
平时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决定着一个人的成才因素是很多的，但照我看都免不了三个主导因素，首先是大气候，这里我指的是国家的因素，谁也不能妄想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做出像样的科学研究或者发现；第二是个人的刻苦奋斗，其中包括个人的勤奋；第三是有赏识你的“伯乐”，在通常情况下就是你的直接领导人或导师。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要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实现人生的价值并非易事。我一贯主张在环境条件相似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最近几年，人们把许多个人方面的诸多因素统称做“情感智商”（EQ）。我从个人的体会中认为除个别人以外，人们的IQ都差不多，而且这是天赋的，不大可能改变的因素，而EQ则是后天可以训练获得的，它在成才中起到决定作用。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机遇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世界上很少有偶然的创造，大量的发明创新都是经过反复实践和刻苦钻研而创造出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道理。就拿前面所提到的，与我本人有关的两项重要发现来说，1982年底在我国的东北和西北两地几乎同时大规模地流行成人无菌性腹泻，这种腹泻症状如霍乱，来势凶猛，流行很快，波及人数很多，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防疫站的同志们慌了手脚，带着病人的粪液来到北京，要求帮忙，可是走了几个研究单位都表示“不感兴趣”或“与我们专业不对口”而推卸了责任，把他们拒之门外。当背着大包小包臭液的求助者来到我们病毒学研究所见到我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我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听取来者的汇报并立即着手用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很快发现一种结构特殊的病毒呈车轮状，可是已知轮状病毒只引起婴幼儿腹泻，怎么成年人会被它感染呢?进而又用酶标记法检测标本，经过数月的曰日夜兼程，最终发现了引起我国成人急性腹泻的病因——成人腹泻轮状病毒（ADRV），研究结果在英国的《柳叶刀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世界病毒学界的震动，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英国的腹泻病实验室主任立即来信，并多次要求来我国调查，证实我们的发现，那位英国学术权威在验证后兴奋地说：“洪教授，祝贺你，真了不起!你们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轮状病毒！”此后，包括美国、日本在内许多国家的病毒学家都蜂拥而至，纷纷来索取大便样品，要求协作。有的还说：“洪教授，你给我们这点便液真是比黄金还要贵！”那时恰逢在日本仙台举行第六届国际病毒学大会，我应邀在会上做了报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第二天《大会信息报》上就头版头条报导了我国的这一重要发现。过了几年在病毒腹泻权威们的倡议下（1986年）又在英国伦敦召开了“新腹泻病毒专业会议”，我当然是以发现者的显赫地位应邀出席，并详细地向世界各国同道门介绍了我国对ADRV研究的最新成果，会后出版了一本专著《新腹泻病毒》在世界发行。从此在病毒学历史上，由我国学者揭开了“轮状病毒与成人腹泻”这一新篇章，在世界病毒学领域为我国占有一席之地。
话应说回来，难道这一发现是偶然的吗？回答是绝非偶然！早在这一发现多年以前，为我们的常规研武器——电子显微镜寻找“用武之地”就选择了以小儿轮状病毒为模型开展电镜快速诊断技术。小儿（A组）轮状病毒是70年代初由澳大利亚人从婴幼儿腹泻肠道中发现的，因在电镜下显示车轮状而称做轮状病毒。可是多年的研究说明，这种婴幼儿（A组）轮状病毒只感染三岁以下的婴幼儿，不感染成年人。而我们发现的这个新轮状病毒的侵犯对象不受年龄限制，下至婴儿上到80多岁的老人都被感染而发病，最多的是青壮年。尽管在电镜下，形态都呈车轮状，可是它们的基因结构（双链节段性RNA）及其基因决定的组成病毒颗粒本身的抗原性质都不同，因而毒力也不同。为了研究这些结构和性质，后来我们一连花了16年功夫写了40多篇论文在国内外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现在世界病毒学权威写书，总是忘不掉我们中国发现的成人腹泻轮状病毒（ADRV），为此我们获得十几项卫生部和国家级奖，还获得两项美国专利。
学习洋人，超过洋人
从以上这件事里我们汲取了什么经验呢？首先是，实践出真知，勤奋出人才的真谛，另外，要有自信和自尊，要学习外国东西但别迷信外国和外国人。总的说来，我们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还比较落后，然而，在有些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可以领先和超过外国人，在流行性出血热研究上，我们就远远超过外国人。说来也巧，这件领先的发现也是由我和我的学生们完成的。流行性出血热原来也叫做朝鲜出血热，现在统一称做肾病综合征出血热（HFRS），是由野鼠和家鼠为媒介把病毒传给人而发病的，是恶性传染病，中国是重疫区，病死率很高，患者因肾脏损伤、尿血，全身出血是主要死因。这个病早在30年代就发现了，一直找不到病因。1976年韩国和美国合作从疫区鼠肺里分离到病毒，却长期不知是什么样的病毒，而且先后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数次错误报道，这就是被各国科学家称之为“一个难解的谜”。我在70年代就下定决心解开这个谜，密切注意外国人的报告，认真地分析前人所做的结果，并且亲自奔赴出血热流行区，观察病人，最后找到了外国人的破绽，针对这种情况制订出一个以免疫电子显微镜为主的方向，做了周密的实验设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长达一年多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学生常常吃住在实验室反复实验，反复验证，最终在感染细胞内发现了HFRS病毒。可是由于我们中国人受外人的统治时间过长，缺乏民族自信，总是迷信洋人，有些人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那么多设备好力量强的实验室搞了那么多年没搞清楚的事，我们怎么可能在几个月就搞清楚了呢？”类似这样的疑团此起彼伏。一位病毒学权威还好意地给我敲警钟说：“老洪，你可要小心，我曾出席过好几次国际会议，专门讨论HFRS病因，一会儿说是疱疹病毒，一会儿说是呼肠病毒，最后都错了……你的发现一旦在世界上公布了会引起极大震动的……我看你的结果还是先别发表为好！”就这样，把我们1反复验证的可靠科研结果一压再压，不敢公布于众。就在这时，还是两位洋人帮了忙，把我们的结果拿到世界HFRS大会上，才引起震动，一下子世界各地纷纷来信，有的祝贺，有的要技术细节。最令我吃惊的是两位美国朋友，一个叫盖蒂席克（Gajdusek）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非要坚持来北京见我并亲眼看看结果。当他看到我们成堆的电镜照片时，兴奋不已地大声喊叫：“啊，我的天哪，我做了30多年出血热研究，今天才第一次见到HFRS病毒！”在离开北京去机场之前他还恳切地要求“再看一下电镜照片”。当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把照片送到他住的北京饭店时，他真像一个饥肠辘辘的小孩见到了母亲递给他的奶瓶那样，如饥似渴一把接过去，用放大镜翮来覆去地欣赏着，并以试探的口气问：“我能不能获得一张照片或者幻灯片？”其实，我早已有准备，S复制了的幻灯片和照片都慷慨馈赠了他。他如获至宝感激涕零，立即拿出笔在电镜照片上写：“祝贺重大的成功！”并试图在每一张幻灯片上都写上我洪涛的名字以表示他诚实的科学道德，同时还答应亲自写信给英国的《柳叶刀》杂志，敦促我们的文章早日刊出。现今国际科学技术界是一个激烈的战场，竞争中的事实和时间就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中国人常常因通信不便或各种行政上的条条框框而名落孙山，可气的是就在这样激烈竞争中，有一位小官僚竟然处于不可理解的目的派人来追查我，据说是他的上司让他查的，那位上司对他说：“你去查查清楚，洪涛经谁的允许把结果拿到国外报道的！”
而与此相反并颇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位世界权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主任莫尔菲（F.Murphy）博士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使我极为感动和自豪，他的亲笔信至今我还保留着，其中有这样感人肺腑的话，他写道：“祝贺你在HFRS方面成功而漂亮的工作！如你所知，在美国CDC和美国军事医学研究所，为在电镜下寻找HFRS病毒花了五年多，至今一无所获。现在，你把他们全都打败了，真不可思议！（You have beatten the mall，Fantastic!）”他的热情赞扬与上面提到的那位“领导”的形象相比是如此强烈，令我们所有为国贡献的科学家啼笑皆非！尽管像这样别有用心、狭隘的小官僚是极少数，但人们也可由此而引发深思。在科研首府的北京尚有此等怪事，那么那些远离中央、鞭长莫及的基层单位的科研者该怎样容忍那些不顾群众痛痒的官僚作风呢？与他们相比，我们还是幸运的。
现在，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的英明政策下，情况大不相同了！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大气候”。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开放政策，科学家再有才干，也难与国外交流，只能“闭门自守”，甘任洋人摆布。只有热爱祖国的人才能含辛茹苦、持之以恒。当我作出世界领先的发现之后，许多记者采访我，卫生部还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你为什么能在短短时间里做出两项世界领先的发现?”我静下心来，认真地考虑了一下，其实心里还是很清楚动力在哪里。这动力就是“爱国”。我的生日和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不期而遇（农历1931年7月26日），生下来就做了“小亡国奴”，在日本大扫荡的铁蹄下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战的动荡中长大，我童年的心灵上受到许多冲撞。5岁时生母早逝，我在内患外扰、饥寒交迫中度过童年。白天日本人强制学日语，夜里八路军宣传毛泽东和朱德，人们的歌谣是“日本话不用学，再过几年用不着。”后来，八路军占了上风，我脑子里接受着更多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艰难而动荡之中成长的我常常是白天躲日本飞机的轰炸，晚上上八路军的学校。这就是我的童年，爱国主义就这样从萌芽到逐渐成熟。
后来，医学院毕业，被选送到国外（罗马尼亚）留学五年攻读博士，尽管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仍然落后，中国人常被人问起:男人梳“猪尾”小辫，女人裹“三寸金莲”小脚之类的话，心里好不是滋味，从而更促使我为国奋斗。为国争光的强烈愿望，这就成了我用不完的燃料，使我养成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24小时是一个常数，对每一个人都一样，你要想在短短的人生中有所作为，只有不怕艰难地奋斗。我一生只享受过唯一的一次与外国学生一起度过10天的夏令营。我心里，总是想怎么能不受人歧视，这只有一条就是要自己有力量，国家有力量，我决心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最终完成了我的夙愿，实现人生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