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是累死的”
“周总理是被四人帮气死的”
“毛主席阻止周恩来膀胱肿瘤的治疗，要周恩来死在毛泽东前面”
这些网络上的流言蜚语曾几何时 铺天盖地，不可一世而足。
历史需要真实，越真实越好。
谎言和编造是经不起历史的荡涤的。
林肯总统说的好： 
你可以欺哄所有的人一定的时间，也可永远地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吴阶平生前一直珍藏着一个在中南海工作过的笔记本，上面布满了CC、KS、CEL等各种密码，多年以后他解开这个符号的谜底，CC代表江青，KS代表康生，CEL是周恩来，原来吴阶平这是出于小心谨慎害怕万一不小心弄丢了笔记本而特意设置的，
cc = chiang ching = jiangqing; ks = kang sheng; cel = chow en-lai
延安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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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膀胱癌发现诊断和治疗的过程梗概：
关于周总理癌症治疗的真实过程，这里将官方版本的《周恩来晚年的十三次手术救治》按照时间线摘述一遍，以回应那些无耻的造谣者。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进行每月一次的尿常规化验时，竟然在尿液中发现了4个红细胞。
1972年5月15日，张佐良将周恩来的尿液送到北京医院检查，隔日即得到该院病理科的尿液检验报告。北京医院的检查结论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张佐良等马上向有关领导作了口头报告。在汇报北京医院的检查结果时，他们请求在周恩来膀胱癌尚属初期时尽早进行手术治疗。
5月18日，京沪津三地泌尿科权威和病理学专家在北京进行了一次会诊。这一次会诊，所有专家再一次对周恩来的病情诊断形成一致的意见：确诊为膀胱癌。
11月11日，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等人，详细汇报了周恩来自5月份以来的病情变化。12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出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1973年1月13日清晨6时左右，彻夜工作的周恩来准备上床休息，不料就在他如厕时突然发生了大量尿血。几位专家迅速赶到中南海，吴阶平当即向中央相关领导再次口头汇报，请求尽快批准周恩来的手术报告。经请示，中央同意马上召集各方专家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会诊。几天后，从天津、上海等地邀请的著名专家齐聚中南海，进而组成了后来负责周恩来疾病治疗的专家小组。
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3月10日傍晚，吴阶平等医疗小组成员把周恩来悄悄转移到北京西山附近的一处住地，中央在周恩来治疗期间决定在玉泉山设立一个小型医疗机构。
在北京玉泉山住地开始了周恩来患病以来的第一次小型手术--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治疗。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
1973年10月底，周恩来的膀胱癌复发。医疗小组多次提醒周恩来，一定要尽快手术。
1974年春，医疗小组决定对周恩来进行第二次电灼手术。
1974年3月8日，医疗小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周恩来总理检查治疗的方案》。周恩来对这份方案进行了逐字逐句地批阅和修改，在同意把这份方案上报后，又给负责治疗的四人小组成员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说：“剑英、春桥、东兴同志：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
3月11日，周恩来来到解放军305医院。医疗小组按计划对他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从而确定周恩来的不断便血系膀胱癌电灼手术后的再次复发，因此决定3月12日对他再次进行电灼治疗。
当年5月初，就在医疗小组向北京医院送检的周恩来尿液中，竟然检查出脱落的膀胱肿瘤乳头状癌组织。最后在毛泽东的批示下，周恩来于初夏时节来到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医院的当日，医疗小组就为他进行了第一次大型手术。
1974年7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再度复发。毛泽东批阅了周恩来的信并同意医疗小组的第二次手术方案。8月10日，医疗小组对周恩来体内扩散的癌肿进行了局部切除。
1975年2月4日在305医院再一次对他进行了膀胱镜检查，同时对膀胱内的癌变再次实施了电灼手术。2月下旬，医疗小组经过检查，再次确诊周恩来的癌细胞仍在转移，并确诊他已经患上了结肠癌。毛泽东很快就批阅并同意了四人小组关于周恩来进行第三次手术的报告。手术遂确定在3月26日实施。
这次手术尽管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但总算让周恩来暂时渡过了难关。他本该利用这次手术的间歇，尽快恢复消耗的体力，然而，由于公务缠身，病情稍有好转，就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周恩来的病情自8月下旬以后仍呈转危的态势……1975年9月初，不幸的消息传进了305医院。北京医院病理科对周恩来腹部肿块检查后，得出的病理报告结论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吴阶平等被这一严峻的现实惊呆了，因为他们都知道鳞状细胞癌乃是所有膀胱癌病变中最为严重的一种，这也意味着周恩来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进行第四次大手术。
9月24日，毛泽东收到了关于周恩来手术情况的报告以后，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总理身体不好，一年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八十二岁了，我也有病。”
10月24日，医疗小组得到四人小组的批准，对周恩来又进行了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这次手术以后，周恩来的时光就基本上在病床上度过了。
1976年元旦过后，周恩来的麻痹性肠梗阻似有加重的趋向。医疗小组经会诊并报请中央同意，于1月5日决定为周恩来再一次施行小型手术。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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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 与 周总理膀胱癌的治疗：
1948年12月1日，一架“银鹰”降落在了北平西郊机场，机上走下了两手空空的吴阶平，此时的吴阶平从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医院进修一年后归来。
解说：1973年3月，罹患癌症的周恩来病情加重，住进玉泉山的临时治疗室，中央表明，周恩来年事已高并患有心脏病，建议中医保守治疗，最好不要手术，然而周恩来医疗小组组长吴阶平却认为在膀胱镜检查过程中就可以直接电灼取出病灶，甚至称不上是“额外的手术”。
邓立：总理和邓大姐是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交给党组织的，并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以如果说是违背了这个就是组织决定然后去多做了一些事情的话，这个是不可取的。
解说：中央明确下令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检查，第二步再治疗，而邓颖超又明确表示将决定权交给组织，吴阶平忧心如果不两步并做一步走恐怕会没有再实施手术的机会，他看着日渐消瘦被病痛折磨的周恩来十分痛心。
邓立：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在跟我哦聊到这一段的时候，有几次就是哽咽的，然后他甚至于提到说就是他作为一个医生来讲，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前途、命运，然后甚至于她自己的个人的这些安危都已经不重要了，他最担心的是他把两步并成一步之后，就是周总理和邓大姐会怪他。
解说：3月10日下午，在做膀胱镜前，邓颖超特地嘱咐吴阶平要记得分“两步走”。
邓立：吴阶平说知道知道，我是非常清楚要分两步走，但是邓大姐我有一个问题就好像我进去看到了有一块结石，那我是顺手给他拿出来呢还是就是等下一次再做手术再把它拿出来，邓大姐说那你肯定就顺手把它拿出来了呗，他有了她这句话之后他并没有说这是一个癌症，我要去把它通过灼烧来解决，他没有用这个治疗的方案，而是用了一个结石，最简单的一个比喻。
解说：得到了邓颖超的这句回复整个周恩来医疗小组的人就像得到了“同意书”，整个检查治疗的过程很顺利，电灼手术非常成功，周恩来术后有了明显的好转，而毛主席那边也肯定医疗团队“两步变一步走是非常好的”，而对于吴阶平来讲数年的努力与谨慎似乎正是等待着这一刻。受父亲影响，吴阶平一生注重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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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患膀胱肿瘤，是在常规检查时发现的，不是他有什么病状才检查的。接着，我们就赶紧加强检查，比较快就得到了证实。后来得到中央批准，要跟他讲这个事情。我很明白，周总理是相信科学的，是相信我们的，估计他接受治疗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不知道他还会说什么。实际上，我跟他说了这个检查结果，他一点也没有什么震动。他说：“我一定配合你们。”这句话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是，他在这句话后头还有一句话：“你们也要配合我”。这句话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完全理解，他这是要医疗、工作两不误，医疗工作的安排要不影响他的工作，他是处处以工作为第一的。我马上就回答：“我们一定这么做。”可是我有个考虑，尽管膀胱肿瘤还不算是最坏的肿瘤，但毕竟它还是比较严重的，实际上最终一定要影响工作的，也就是说根本不能工作的，我也不希望有那一天，所以说到这儿就完了。后来，我们安排治疗，差不多都是适应他的时间，他是从工作岗位上抽时间来治疗。比如说，1973年3月9日我给他做治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3月8日去参加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妇女节招待会，然后回到医院，3月9日做治疗。他1974年6月1日又开始到医院治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5月31日刚刚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签订了两国建交问题的协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时间来做治疗的。1974年，已经知道他还有一个肠肿瘤的问题，已经决定要治疗了。可是那个时候毛主席在湖南，四届人大的安排在即，周总理不得不延缓治疗，与王洪文到长沙去见毛主席。回到了医院后，还继续工作，不仅看文件，批文件，还要见外宾。我记得，他住院以后，1974年，一直到1975年9月，大概他最后一次见的是罗马尼亚的外宾，其间他见了60多次外宾，不要说内宾了。他接受治疗，是以工作为主的，一直到最后离开我们。
膀胱癌的特点就是容易复发。1974年5月，周总理出血很厉害，那样要输血了。
周总理的病一次一次老复发，老复发我们就很担心，老复发就说明长癌的趋势在那儿。1975年夏天，他忽然得了带状疱疹，俗话叫缠腰龙，一般都半边，它是根据神经来的。他得了一个头部的神经的带状疱疹，这是很痛苦的。从前以为带状疱疹叫作终生免疫，得了一次就不得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得了一次还可能再得的，而且体力健康不好了才得这个病，使健康状况更加下降。他故去以后多年慢慢研究才知道，得了这个病以后对促进癌的发展是很严重的。所以在1975年的夏天以后他情况就不好了，9月那次泌尿科的手术后就不能做了，细胞变了，主要靠放射治疗，不能靠手术了。他的身体是全面的崩溃，抵抗力一点都没有了。身体抵抗力一点都没有了。
周总理是在1976年1月8日去世的。1月7日晚上11点多钟，弥留之际，他抬起头看见了我，说了这么几句话：“吴大夫，我这没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这是他最后一句话。这时候，他一心想的还是别人。
周总理患病以后呢，我们有的领导就安排，在301医院对这个病赶紧做一些研究。当时我们医疗组的同志就定期去看。周总理很清楚，马上说：“你不要去。”不让我去，让其他外地两个同志去，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商议。因为我一去就泄了密了。别人会问，怎么我来看膀胱肿瘤的研究工作呢？他想得非常细，我们都想不到的。他就是从总的方面，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107/c85037-240457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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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 如何被 毛泽东冷落了：
2001年采访资料：我给毛主席去看病，有一次看完了以后毛主席又不肯吃药又不肯打针，什么都不肯，不肯就算了，不能勉强他，我就出来了，周总理就说同意了没有，我说没同意，那不行，周总理对毛主席一片忠心，你给他写书面报告，就到外头让我写，我觉得不好写，写书面报告就是强加于他了，而且周总理反对强加于他的，恰恰我勉勉强强写了一下，周总理说这么写不行，孤立，他就给改了，他改的就是强加，结果毛主席就不让我看病了。
2011年3月2日，94岁的吴阶平在北京离开了人世。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bladder cancer is transitional cell (urothelial) carcinoma(TCC). This type accounts for about 95 percent of bladder cancers. 【】【】
1975年8月，周恩来住院已一年多了，病情并不见好转。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组按惯例为周恩来做临床检查，吴阶平用手触摸到了周恩来下腹部的肿块，约有鸡蛋大小，比较硬，推断可能膀胱内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已扩散转移了。几天后，检验报告出来，已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因“鳞癌”的恶性程度高，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并转移到全身内脏器官。
1975年9月20日，实施第四次大手术治疗，
1975年1月5日，专家组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为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结肠造瘘术。
1月7日，周恩来再度进入昏迷状态，医生以输氧、鼻饲等方法延续周恩来的生命。晚11时已处于弥留之际，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终年78岁。遗体随后被送往北京医院，因此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不是在305医院而是在北京医院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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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与周恩来同风共雨共渡难关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说起毛泽东对周恩来病情的关心与体贴，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无微不至。那些造谣污蔑”毛害了周“的小丑们，你们还有一丝人性吗？
这两天，一条“毛主席不批准让周总理动手术，有意拖延，终于使病情恶化而不治”的谣言再次在微信群里传播开来。这条谣言最早在海外反动媒体和书籍上传播，国内的造谣者片面截取周总理侄女周秉德的模糊说法，借用了周总理主治医生吴阶平的不实之词，进一步增强了谣言的可信度。相较于海外敌对势力的刻意编造，内鬼的胡言乱语破坏力更是巨大的，有必要予以驳斥。
谣言的生产及传播
这条谣言的具体内容原发于2012年1月10日的选举与治理网：
最早公开编造这条谣言的是所谓的毛主席保健医生李*志绥，2006年张*戎在海外出版的那本著名的反毛著作，再次传播了这个谣言“这个时候（1972年5月31日），毛泽东已经不让得了癌症的周恩来做手术，以保证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前去世。”
选举与治理网刊登的这篇文章称：
先是不经意看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来》里做过披露，后又从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的书里和高文慊的《晚年周恩来》里得到了同样的佐证。还有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泌尿科专家、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采访时谈到了周恩来的癌症的治疗过程。他是1971年在为周恩来作体检时，发现周恩来膀胱有癌变。周恩来的癌症确诊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当时尚在癌症的早期，及时手术是有望治愈的。周的另一个保健医生张佐良说：“早治疗，痛苦少、危险小，康复快。”医疗组建议立即手术，周恩来本人也表示同意。请注意，按张佐良的回忆，说明周知道自己的病情的。但是按照规定，周恩来的手术必须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于是吴阶平向毛泽东打报告申请手术。这个情况很快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如下：1 不治疗。2.不告诉周、邓。3.搞好营养。
高文谦原为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1993年初，以访问学者名义赴美不归，并宣布 “我和共产党的缘分已尽”，其后在美国多家反共反华研究所任职。叛国投敌的高文谦以周恩来的研究者自居，他的说法自然不可信。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曾专门撰文《<晚年周恩来>罔顾事实》，对高文谦的这本书进行了批驳，得出的结论是高书“多处罔顾历史事实，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用断章取义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见和情绪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结论”。
李志绥的书稿经过了美国安全机构的运作，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服务于美国当局反共反华的需要。李志绥知晓中情局等机构介入编造的内幕，因此也就拥有很高的筹码来要挟美国以获得更高报酬。美国方面担心李志绥活着会早晚泄露那本书的内幕，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这本书不仅没有“妖魔化毛泽东”，反而妖魔化了美国。最终，李志绥死于中情局的暗杀。
海外敌对势力编造这条谣言都脱不开美国政府的背景，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这种谣言可信度是不高的。而国内一些当事人的说法，则使真相扑朔迷离。
关于周秉德所述“三条指示”的辨析
选举与治理的文章引用了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说法，却对周秉德的话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写道：
伯伯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按照惯例，病情真实情况立即报告到“游泳池”。毛主席亲笔批示很快退回到西花厅办公室：第一不治疗，第二不要告诉周、邓，第三搞好营养。据后来汪东兴解释：批示的“不治疗”就是不手术，毛主席说：陈毅得癌症手术，死了，谢富治得癌症手术，也死了嘛！
（《我的伯父周恩来·第八章<苦涩的辉煌>》）
谣言作者按照自己的意图发挥道：
汪东兴后来解释毛泽东所说的第一点“不治疗”的意思就是说不手术。这个解释令人疑窦丛生，不治疗和不手术从字面含义差异是很大的。不手术就批上不手术就完了，何必批上不治疗?
如果就是毛指示不给周治病，何必让汪东兴出来解释这个事情，当时汪有多大胆子敢忤逆毛的本意？显然汪是在对毛主席处理周总理治疗方案前因后果比较了然的情况下，对毛主席的本意进一步解释说明。
而周秉德当时的位置显然是了解不到一手情况的，她的这段文字也是对别人说法的转述和总结，周总理确诊是1972年5月18日，周秉德的说法用到了“立即”、“很快”这些字眼，将较长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浓缩成了所谓的三点指示。周秉德大姐的无心之举，却给了造谣者可乘之机。
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段历史有着比较清晰的记述：
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要对外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十一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到：“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在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的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在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在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
《毛泽东传·6卷》 2586页-2587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于周总理病情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这对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战友早已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关于保密的问题，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主要领导的身体状况本身就属于国家机密；因为癌症越来越普遍，我们今天对癌症已经比较熟悉，告诉癌症患者实情，只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所以毛主席在得知周总理确诊膀胱癌后的这个指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关于对周总理的治疗方案，毛主席是极其谨慎小心的——这恰恰体现出了毛主席对周总理的关心。“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基于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才派出大批医生赴美学习放化疗技术），以及其他几位领导人被开刀治死的情况，毛主席对开刀切除周总理身上肿瘤的治疗方案是非常犹豫的。毛主席在第一时间指示“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这里“防止扩散”本身就是关于保守治疗的指示，而非所谓的“不治疗”。毕竟开刀容易扩散、也不一定能够治好，即便是主张手术治疗方案的主治医生吴阶平也没十足把握。
央视《大家》栏目曾在2003年11月10采访过吴阶平先生：
主持人：但是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为什么。您打手术的报告迟迟没有批下来，而且更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时如果他很快动手术的话，可能总理的生命会延缓很多。
吴阶平：这也不敢说一定……
《吴阶平——“中国医学界第一位人物”》
http://news.cctv.com/program/dajia/20031110/101504.shtml
直到近半年后的11月，周总理的病情加重，毛主席再次收到医疗人员的报告，毛主席才有了书面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见“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这是唯一的书面批示。
可见，所谓的“三条指示”是在长达半年跨度里形成的，别有用心者把三条指示放在一起，就借题发挥编造出了毛主席蓄意拖延周总理治疗的谣言。因为关于周总理的治疗方案一直在讨论过程中，这就说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毛主席故意拖延不给周总理治病，而是一直没有形成稳妥的治疗方案。
主治医生吴阶平的错乱阐述及其时代背景
在看到《大家》栏目2003年11月10采访过吴阶平节目的全部文字内容以后，笔者发现了另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这里先将《大家》栏目采访吴阶平的内容涉及这段历史的叙述完整地引用过来：
主持人：您是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应该说您是最早发现，总理患了膀胱癌，所以当时是不是您是极力主张要动手术的。
吴阶平：对，我基本上是竭力主张动手术，可是周总理动手术，都需要毛主席批准。所以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就去找叶剑英，叶帅。
主持人：但是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为什么。您打手术的报告迟迟没有批下来，而且更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时如果他很快动手术的话，可能总理的生命会延缓很多。
吴阶平：这也不敢说一定，不过当时就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招待尼克松。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医中药，不能用手术，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于想，我们能不能就说，周总理自己愿意手术，周总理自己是愿意手术的，可我们不能去说，因为我们要去说，周总理说，我让你们不要说话的嘛，就违反他的意愿了。其实他个人也是想做手术的。
主持人：你们也是想帮他做手术，可是他一定要毛主席同意。后来毛主席最后同意了，说可以做手术，从你打报告到他同意，是多长时间。
吴阶平：那好久了，恐怕不止一年吧……
吴阶平：后来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进去看看，什么也没有，那也无所谓分两步走，我知道那个可能性很小了，一看一塌糊涂。没办法了，我们也可以不做。可是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把它拿出来就好了。那不做吗，她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哎 ，我说这句话就有门儿了。有邓大姐这句话，我说咱们就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把它烧下来，后来就做了。就真是点烧，烧下来了。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一阵，说邓大姐说要有什么，可以顺便就办了。两步并成一步走，后来毛主席发下话，说两步走比一步走好。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吴阶平的论述、甚至央视主持人的问话，都带着浓厚的个人倾向——那就是隐隐指向毛主席故意拖延批准周总理的手术方案，自己则是想尽办法给周总理治病。为了佐证自己的说辞，吴阶平甚至搬出了所谓的尼克松访华问题，“当时就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招待尼克松。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
这个说法即便还没有像海外敌对势力那样，把毛主席描述到故意害周总理的程度，也刻画出毛主席不管周总理死活，硬让周总理去接待尼克松的形象。吴阶平没有意识到，他在这里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编造了一个极其拙劣的谣言——尼克松访华是发生在1972年2月21日到2月28日，而周总理被确诊癌症实在1972年5月18日，医疗组跟毛主席讨论治疗方案又怎么可能发生在“尼克松访华的前夕”呢？
吴阶平（左）
吴阶平编造这种说辞的动机，笔者不得而知。按照吴阶平自己在接受央视访谈时的说法，毛主席对他的不信任（这也是吴的一面之词），大概也会让他不爽。反观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于非毛化的需要，各种关于毛周不和、”四人帮“迫害周的”内幕“和回忆录从高层流传出来。吴阶平作为当事人之一，肯定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种编造。第一部分笔者提到的高文谦就是在1980年退伍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后来官方的各种表述恐怕很多都是出自这位后来为了荣华富贵叛逃的人士之手。
《党史博览》刊登的《周恩来晚年的十三次手术救治》一文有类似这样的片段描写：
（1973年）吴阶平汇报了周恩来近期的病情发展，同时代表医疗小组请求中央尽快解决周恩来的入院治疗问题。但是张xx当场竟以周恩来急需会见外宾等借口表示反对，并要求医疗小组人员对外封锁周恩来血尿的化验结果。他甚至无理提出必要时可更改化验报告结论的说法。张xx的做法当即遭到张佐良的强烈反对。
（1975）王xx、张xx等勾结江x，不断给病中的周恩来增加麻烦。
张xx后来在狱中给自己的女儿写信（见在港出版的《家书》），讲自己这些秀才社会活动能力很差，工作调到北京，连住房问题还要周总理亲自安排，人家某某某从江西一回来就自己找好了房子。张在信中对周总理的钦佩和敬爱之情跃然纸上，反倒对某些当权人物大加痛斥。张在这里没必要挣表现去逢迎谁，否则也不会痛斥谁，可见，他对总理的感情是真挚的。说他迫害周真的说不过去。
《周恩来晚年的十三次手术救治》一文讲述了周总理工作繁忙耽误了治疗的情形：
从1974年3月起，周恩来就开始大量尿血，每天达100多毫升。其间，虽然不时进行输血，但仍然无法控制病情。就在周恩来住院之前的这5个月中，也是他带病工作的最痛苦时期，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这5个月中他只有13天工作时间较短，但也有12个小时之多。其余126天，周恩来工作时间均超过12小时。其中有9个工作日他的工作时间在12至14小时之间，有74天他每日工作时间在14至18小时之间，有38天工作时间在19个小时以上。更为严重的是，这期间周恩来还有5天连续工作24小时。
文章将周总理工作繁忙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推给了”四人“的破坏。这简直就是对周总理的侮辱。毛周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坚定纯粹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奉献给了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周总理坚持带病工作恰恰体现了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格。即便是毛主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没有停止工作与学习。
对周总理癌症治疗真实的过程
关于周总理癌症治疗的真实过程，这里将官方版本的《周恩来晚年的十三次手术救治》按照时间线摘述一遍，以回应那些无耻的造谣者。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进行每月一次的尿常规化验时，竟然在尿液中发现了4个红细胞。
1972年5月15日，张佐良将周恩来的尿液送到北京医院检查，隔日即得到该院病理科的尿液检验报告。北京医院的检查结论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张佐良等马上向有关领导作了口头报告。在汇报北京医院的检查结果时，他们请求在周恩来膀胱癌尚属初期时尽早进行手术治疗。
5月18日，京沪津三地泌尿科权威和病理学专家在北京进行了一次会诊。这一次会诊，所有专家再一次对周恩来的病情诊断形成一致的意见：确诊为膀胱癌。
11月11日，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等人，详细汇报了周恩来自5月份以来的病情变化。12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出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1973年1月13日清晨6时左右，彻夜工作的周恩来准备上床休息，不料就在他如厕时突然发生了大量尿血。几位专家迅速赶到中南海，吴阶平当即向中央相关领导再次口头汇报，请求尽快批准周恩来的手术报告。经请示，中央同意马上召集各方专家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会诊。几天后，从天津、上海等地邀请的著名专家齐聚中南海，进而组成了后来负责周恩来疾病治疗的专家小组。
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3月10日傍晚，吴阶平等医疗小组成员把周恩来悄悄转移到北京西山附近的一处住地，中央在周恩来治疗期间决定在玉泉山设立一个小型医疗机构。
在北京玉泉山住地开始了周恩来患病以来的第一次小型手术--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治疗。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
1973年10月底，周恩来的膀胱癌复发。医疗小组多次提醒周恩来，一定要尽快手术。
1974年春，医疗小组决定对周恩来进行第二次电灼手术。
1974年3月8日，医疗小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周恩来总理检查治疗的方案》。周恩来对这份方案进行了逐字逐句地批阅和修改，在同意把这份方案上报后，又给负责治疗的四人小组成员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说：“剑英、春桥、东兴同志：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
3月11日，周恩来来到解放军305医院。医疗小组按计划对他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从而确定周恩来的不断便血系膀胱癌电灼手术后的再次复发，因此决定3月12日对他再次进行电灼治疗。
当年5月初，就在医疗小组向北京医院送检的周恩来尿液中，竟然检查出脱落的膀胱肿瘤乳头状癌组织。最后在毛泽东的批示下，周恩来于初夏时节来到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医院的当日，医疗小组就为他进行了第一次大型手术。
1974年7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再度复发。毛泽东批阅了周恩来的信并同意医疗小组的第二次手术方案。8月10日，医疗小组对周恩来体内扩散的癌肿进行了局部切除。
1975年2月4日在305医院再一次对他进行了膀胱镜检查，同时对膀胱内的癌变再次实施了电灼手术。2月下旬，医疗小组经过检查，再次确诊周恩来的癌细胞仍在转移，并确诊他已经患上了结肠癌。毛泽东很快就批阅并同意了四人小组关于周恩来进行第三次手术的报告。手术遂确定在3月26日实施。
这次手术尽管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但总算让周恩来暂时渡过了难关。他本该利用这次手术的间歇，尽快恢复消耗的体力，然而，由于公务缠身，病情稍有好转，就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周恩来的病情自8月下旬以后仍呈转危的态势……1975年9月初，不幸的消息传进了305医院。北京医院病理科对周恩来腹部肿块检查后，得出的病理报告结论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吴阶平等被这一严峻的现实惊呆了，因为他们都知道鳞状细胞癌乃是所有膀胱癌病变中最为严重的一种，这也意味着周恩来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进行第四次大手术。
9月24日，毛泽东收到了关于周恩来手术情况的报告以后，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总理身体不好，一年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八十二岁了，我也有病。”
10月24日，医疗小组得到四人小组的批准，对周恩来又进行了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这次手术以后，周恩来的时光就基本上在病床上度过了。
1976年元旦过后，周恩来的麻痹性肠梗阻似有加重的趋向。医疗小组经会诊并报请中央同意，于1月5日决定为周恩来再一次施行小型手术。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
中医治疗的努力
鉴于陈毅、谢富治因为开刀动手术最后不治的情况，1972年在得知周总理确诊癌症之后，毛主席就指示，“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接到这一指示，医疗小组提出了关于中西药结合医治周恩来疾病的建议。叶剑英就给301医院下达了一项特殊指示，要求该院泌尿科尽快研制一种治疗膀胱癌的有效药物。根据叶剑英的指示，301医院泌尿科很快就组成一个以泌尿专家许殿乙和李炎唐为正副主任的新药研究小组，开始了特效药的秘密研制工作。
1975年春，根据301医院泌尿科新药研究小组的意见，医疗小组主要成员吴阶平、熊汝诚、虞颂庭等到301医院听取新药研究小组的汇报。吴阶平等迫切希望小组尽快把研制的新药搞出来。会上，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共同分析和筛选了已经选定的几种中药，并且很快把新药研究小组的方案汇报给中央军委主要领导。
叶剑英一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周恩来就医的305医院，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西医手术的不足，又着手狠抓301医院泌尿科的新药研究小组。2月的一天，叶剑英决定在北京西山住地召开一次旨在讨论中草药医治膀胱癌的专题会议。参加者是301医院新药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和专家。
1975年春，301医院的新药尚未研制出来，可是周恩来的手术已经迫在眉睫。最后不得不选择大的开刀手术。
癌症直到今天，仍然是医学界难以攻克的难题。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今天仍在探索之中，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效，这说明毛主席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医治疗在当时没能赶得上，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周总理在弥留之际对医生说，“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周总理品格之伟大，与那些借周总理造谣污蔑毛主席的小人比起来，真是判若云泥。
毛周最后的革命情谊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与周恩来同风共雨共渡难关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说起毛泽东对周恩来病情的关心与体贴，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无微不至。王海容讲了三个令她感动的例子：
由于病情的发展，周总理终于还是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总理第一次手术的时候，主席突然召她和唐闻生去中南海。王海容以为主席叫自己去是问有关接见外宾的情况，因为当天有外宾要见主席。不料．她们刚到毛泽东的住处。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来，毛泽东就急切地问：“总理情况怎么样?”按当时的规定，领导人的病情除了有关的医生外，其他人是不好随便打听的，所以，王海容如实地说还不清楚，并说立刻就去主席住处的值班室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询问，主席这时连连挥手，说：“快去!快去!”这一天，原定与外宾的会见被毛泽东取消了。直到王海容将汇报来的总理的有关病情转述给毛泽东，才见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时他才安下心来。
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很重。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养病，邓小平陪一批外宾到长沙见主席。接见后，邓小平又向毛泽东汇报了“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当时王海容、唐闻生也在场。主席特别问到政府工作报告的长度，并对邓小平说，稿子一定不要太长，总理站不了那么久。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毛泽东的晚年，由于病重，他只能长期坐着不动，这就难免要生褥疮。为了对付褥疮，人们给他做了个类似儿童游泳圈的坐垫。毛泽东立刻想到，总理一定也需要。他命人照着样子，也做了一个给总理。在病中，两位老人依然保持着持续了几十年的友情，彼此牵挂，互相关心。
1976年1月8日，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9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而此时的毛泽东，健康状况正在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
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总理的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他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8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张玉凤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1月14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了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悼词近3000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
写到这里，笔者想问问那些造谣污蔑”毛害了周“的小丑们，你们还有一丝人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