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我并没有说出那句话，我想这次我挽救了我的鼻子。
在美国和陌生人目光偶然对视时他们会微笑一下。这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并不意味着什么，却让你心情愉快。几年后当我回到曾经那么熟悉的北京时，在那些宽广得夸张的大街上，陌生人和我对视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焦虑或麻木，这让我相当的不适应。小洪告诉过这叫“反向文化休克”，它指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文化环境里生活较长时间后，回到故乡时反而会有一种奇怪的陌生感。所以我的感觉可能只是我自己的问题吧。但是我的北京现在的确已经被建设成了一个难以描述的城市。唉，也许“我的北京”根本就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虚妄之辞。
“嘿，你瞧见了么？对面这个Chinese是我哥们。我们经常一起踢球”。我正和乔治走在回家的路上。乔治忽然对我自豪地说。迎面过来的那个中国人我不认识，但肯定是我们研究所的psotdoc。乔治一边说一边看着他，想打个招呼聊一聊。不想那个Chinese在目光遇到乔治时突然紧张地低下头，匆匆走了过去。这的确有些尴尬。“为什么？”乔治不解地问，声音中甚至有些气愤，“我们的确经常在一块儿踢球” 。我连忙解释“中国人比较内向，害羞。而且看你们老外都一个样，区分不出来，他不一定认得你” 。“我不相信”乔治不信我的解释。
我说的其实是实话，我也和那个Chinese一样，不敢和人直视，那样总让我紧张。我也很难主动和不熟悉的人攀谈。所以来美国后，我下决心要改变一下，我要自己主动和生人搭讪。这的确很难，但也不是无法做到。无非一咬牙，一狠心，一个大步上去说“are you Chinese?”“太好了啊。”“我叫立，你叫什么？”“我从北京来，你从哪来？”“我是协和基础所的，你哪毕业的？”“你是什么专业？”“你祖籍哪里？来了多久了？你住哪儿？你觉得这里怎么样？你平时都干些什么？你每天几点睡觉啊？……”。你知道如果不是出自本性，勉强做来就难免夸张。我想也许我表现得太热情了，很多时候把他们都吓着啦。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有效果的，而且一来美国我就和实验室里的几个老美成了朋友。说实话，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总是把老美当成提高口语的工具，这不太好。你看我就不是这样，我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
虽然我英语巨烂，但我并不想利用老美们提高它。我自信我的英语代表着未来。有一次，一个老美小妞帮我改文章，我的英语把她搞毛了，她停下电脑对我说：“立，你的英语太糟了。”我告诉她：“No, trust me, there are much more people in this world speak English in my way! Not yours!” 我相当的自信而且正气凛然。我想当年马丁在说他的Dreams时也不过如此吧。相比之下，我现在的老板就positive得多。上个月他在改我写的grant时，一边叹气一边说：“Li, your English is becoming worse and worse.”我觉得这是一种鼓励，因此连忙说：“Thank you, thank you.”他问“why?”我说：“I thought you think my English is the worset!”
Anyway, 我的计划是要教老美学中文。
说到语言，他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所有的语言都是重复。”语言只是一种结构一种秩序，我们从没有创造过语言，我们只是发现了这个秩序。而这个秩序是如此的优美！我相信，他们早就在那里。早于人类、早于生命、早于这个宇宙的产生而就在那里。有一天当我们消失了，当这个宇宙消失了，我们的语言还会在那里，它们是永恒的，我们不是。语言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的命运，它既是我们民族特性的果又是因。我们的嗅，视，触，听都最终被转化成为语言，思维意识与情感也都是内心里不停的独白。德国人的精密与思辨源于德语的精确复杂。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和整体宏观也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那一个个美丽的方块字之中。
生命和语言是宇宙中两个其妙的东西！
想到这，我激动得坐不住了。我使劲地招呼：“汤姆，汤姆，过来！”
汤姆一过来我就一把把他拉到旁边的椅子上，急速的说：“你想不想学中文？你知道中国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国家，很多人，现在经济很好，和他们做买卖能挣很多钱，那里有很漂亮的女孩，而且他们就喜欢你们老外啊！”
汤姆被我一连串的话搞蒙了，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只好又一字一句地说：“你，想不想，学中文？我，可以教你！”“好啊，太棒了！”汤姆眼睛一亮问“什么时候？”我也眼睛一亮，“就现在！”“现在？”汤姆有些迷茫。“对！”我说着抽出一张白纸，写了一个汉字，然后把纸推到汤姆面前“来，跟我读。”接着我大声读到“操！”
第一天失败了。我太急于求成。我教给汤姆说：操你妈，操你爸，操你姥姥，操你姥爷，操你二奶奶，操你三姨夫。汤姆完全被这些复杂的关系搞晕菜了。
第二天我修改教学大纲。这天我只教他一个字“操”。这回相当的成功，汤姆兴趣盎然，一个人在实验室里一会儿操这个，一会儿操那个，操了整整一天。
第三天下班时，汤姆跑过来对我说：“今天我有一个Big操！”“Big 操？”我两眼又是一亮，这美国小伙子也太有才了，只学了一天就整个新词儿出来：“什么是Big 操？”我问。 “操，今天下班刚要回家，走到门口碰上老板了，老板让我把那一大堆瓶子刷干净再走。又不能按时回家了。你说，这难道不是Big 操吗？”我一拳打到汤姆的肩上说：“这就是一个Big操啊！”“哈哈哈”我们俩放声大笑，愉快的几乎要唱起那个老酒鬼布考斯基的《蓝月亮》了。
蓝月亮，噢，风吹月……亮，我是多么崇拜你！
我惦着你，亲爱的，我爱你
我操L惟一的理由是因为你操了
Z，然后我操R，你操N
由于你操了N，我不得不操
Y，可我总是不停地想你，我感觉你
像个胎儿似的在我腹中，我称之为爱情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称之为爱情，于是
你操了C，接着，在我行动之前
你又操了W，所以我不得不操D，可是
我要你知道我爱你，我不停地
想你，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
啊哦，哦哦哦
啊哦，哦哦哦
这事儿发生在我来美国的第一个实验室里。那是在底特律，实验室老板是研究精子的。我以前没做过精子，决定来之前一直担心他们每天是怎么取材的。要知道我这小身板可单薄得很啊。在办护照时，我的一个师姐好心陪我一起去。在出租车里，我们聊起了未来的工作。她觉得这个实验室满理想，老板在这一领域挺有名气，研究精子的染色质结构也很有意思。我们两个孤男寡女的，精子这啊，精子那啊，眉开眼笑地畅谈了很久。后来我无意间看到那位开车的师傅不断地透过后视镜极其厌恶地瞥着我们，我这才意识到不妥，连忙打断话头，收敛笑容，正襟危坐。
来到实验室之后，我对取材问题的担心一扫而空。做研究的人都是单纯的。如果为了研究需要从自己身上取材，我也可以为了研究去搞本儿成人杂志什么的。但我的确身体单薄。为了长体重我试过很多办法，运动饮食卧床都不行。这是我遗传了父亲的基因的结果。我大学时曾动员两个哥们和我一起去健身，在我不太恰当的指导下他们很快就练成了一种奇怪的样子，而我依然故我。后来在悉尼时我偶然读到一篇paper。他们发现肠道菌群对于体重有影响。胖老鼠和瘦老鼠肠子里的细菌不同，而且如果把胖老鼠肠子里的细菌接种到瘦老鼠的肚子里，那瘦老鼠居然会长胖。我立刻搞了一套灌肠的东西，坐在马桶上琢磨。我的胖老婆进来，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问“你在干嘛？”。我把胖老鼠的实验和我的苦恼告诉了她。“你想干什么？”她警惕地问我。我说：“我觉得可以试试用你的大便给我灌灌肠！这也许能让我胖起来。”“真恶心！你变态！”老婆摔门进了卧室。我仍然坐在马桶上向着卧室里喊：“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汤姆刚大学毕业，典型的一个美国大男孩儿。父母都是大学里的教授。我曾经和他聊过中国的抗战。我向他介绍一本一个中国女孩用英文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他说他知道，家里有一本。“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我问。 “我不知道，”他说，“我父母都看过这本书，说太残忍了，他们不让我看，所以，我也就没看。”
我后来曾建议汤姆看一看那本书，但汤姆对我的建议没兴趣。于是就算了。毕竟他们是美国人，能赚到钱时他们希望听到中国奇迹，不赚能到钱时希望中国崩溃。而且我又怎么有心情去怪汤姆呢，南京死了多少人就不说了吧，就说前一段的大地震，那可是二十一世纪了。很多孩子被压死在学校，但我们竟不知道究竟死了几个孩子，都叫什么名字。不过这个我也理解。就像汤姆他爸妈一样，党不让我们知道这些那也是爱护我们。尽管我觉得我们这些大人应该把这些孩子的名字都挖出来，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这些中国的老百姓不能总是这么糊里糊涂地就没了。但是我也不敢去挖，因为我知道这么干是违法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他们也不一定都有名字。就说前几天吧，有个孩子还在他妈肚子，就快生了，结果被人家给弄死了再打下来。他肯定没有名字吧，但他已经违法了。我的祖国是个讲法治的的国家。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唉，就是这样。出来这几年，老想过去的事儿。一想心就乱了。
我在那个实验室呆的时间很短。
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这里不出活儿。而且老板让我做的东西没意思。实验室对一个postdoc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可以轻易毁了你，也可以轻易成就你。这不是你的努力或聪明能改变的。如果你发现一个实验室不行，必须马上走。通常postdoc总想再努努力，试一试。两年过后，更想走了，但又觉得已经放进去两年的时间，不甘心。等到第三、第四年时，发现三四年过去了，两手空空没有paper，这就很被动了。当然在找下一个实验室时一定要十分慎重，因为每项研究都需要时间，经不起换来换去。可问题是，在进入一个实验室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就像找女友，风险极大。而且好的实验室就那么几家，里面的课题也是有好有烂。所以最终绝大部分postdoc对于实验室的感情，也就和对自己的女友一样了。真想好好地Fuck她一顿。
我在底特律的时间虽然不长，可生活还是挺丰富的，经历了许多事情。原因就在于那里有一个华人的小教堂，虽然简陋但充满温馨，很多学生，postdoc，甚至PI都去那。我很快交了几个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狐朋狗友，经常一起踢球。周末由我掌勺大吃一顿，然后再聊上一夜。每个月教会里虔诚的小妹妹们还免费给我们理发。那日子过得是真好啊。所以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转眼我已经找到下家准备走人啦。
就在这当儿，教会里来了新成员。他个头不高，人显得老实，很安静，话不多，带着老婆和一个儿子。儿子好像挺大了，已经上小学了吧，至少也快了。我已经跟你说过，我那时正在和我的父基因抗争呢，见了生人就得上啊。所以和他说过几次话，也算是一面之交了。
有一天，已经记不清是在哪里，他问我周六有空没有，说想和我聊聊。我靠，这倒新鲜了。你知道我这个人没有亲和力，从没有人愿意和我聊聊。我坐在公共汽车里，如果身边有空座儿的话，一般只有其他座位都坐满之后，才会有人坐在我的旁边。更令我尴尬的是居然有时有人宁可站着也不坐在我旁边。我以前一个哥们被女友蹬了，苦闷啊，于是通宵和我当时的女友在电话里聊天，但就是不和我聊。所以听他一说我有些纳闷儿。也不会是因为什么事有求与我啊。我刚来美国没几天，能帮上他什么忙？但我倒是很想听他聊聊的，于是约好周六下午三点半，我那儿见。
已经是秋天了。周六下午，晴朗无云，天空那叫个蓝啊。我屋外有一颗大树，就静静地立在我的窗边。从窗户望去，偶尔会有一片枯黄的叶子脱落下来，在空中飘着，慢慢的落下去，不见了。“你来美国几年了？”我问。“嗯……”他看着窗外随口应着好像在思考，一会儿说“五年啦”。“五年，那时间也不短了，我才刚来几个月。”“是啊，不短了。”他一直看着窗外的那棵树。之后我们又沉默了。我想了想问：“你觉得美国怎么样？”“嗯……”他也想了想，“怎么说呢……”过了会又道“还行吧。”我给他添了水，又给自己续上，周末水果吃完了还没买新的。他对我点点头，用手扶了扶茶杯，谢我给他添水。然后又看着窗外。“对了，你有绿卡了吗？”我突然想起来，这是我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没有”他说。“那你是准备回国？嗯，也是，现在回国也挺好。”我记得postdoc干满五年如果没有绿卡就不能再呆下去了，于是问他。他摇摇头“嗯，也没有。”“那你怎么办？现在申请还来得及吧？”他终于把目光从那棵大树移开，看着我笑了笑，说“可能还行吧。嗯，没事。”靠，我心说：大哥您真稳健啊，我都替你着急。不过在美国神人太多，各有各的办法。那场话谈得挺累。他好像有话要说，又坐在那里不说，还得我老要挖空心思找话题。不一会儿，我也没啥要说的了。
好在他坐了也就大约半个小时就起身要走。谢天谢地。我起身去送，约好了晚上教会见。关上门，我松了一口气。
晚上在教会果然又见到他一家三口，我过去打过一声招呼，转头就扎进我那群酒肉朋友的堆儿里了。
又过去一个月，我的时间到了，终于要走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家里打包，蓉妹（roommate）忽地推门进来“知道吗？他死了。”“谁？”我吓了一跳，再一听才知道就是一个月前来找我的那个哥们。“怎么会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蓉妹说他是在学校里听到的，有人早晨5点在学校一个车库的水泥地板上发现的他。那时他还没死，奄奄一息了。送到医院时，他对警察说是被一辆黄色的凌志撞的。“操，你他妈的听说这个世界上有黄色的凌志吗？”我蓉妹说得都有点激动了“那到底怎么了？”“不知道，他说完就不行了。现在只能从那个位置和受伤的情况来判断。估计是从车库上层跳楼自杀的。操，这哥们也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你怎么丢得下你的儿子呢！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直到现在我也不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和他一点也不熟，我甚至已经记不起他叫什么。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要来找我呢？他想告诉我什么呢？他的一生是又个什么样子呢？可能上学时和我一样淘，成绩也还不错吧，不知道。我只记得那天天空晴朗，他坐在我的屋子里看着窗外那棵树。那棵树真大啊，一定长了很多年。底特律的秋天已经很冷了。你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板上，一个晚上。兄弟啊，那一晚上你都在想些什么？
我在晚上12点整准时出发，一个人开着刚买来的二手Nisan上了路，方向-巴尔的摩。在来到美国前，那么多年里我一直呆在北京，呆在父母身边，只去过一次新乡。没想到一走就是半个地球，现在独自闯世界了。在路上，我真是有些百感交集，心里说不出的滋味。直到拂晓时分，我开车进了马里兰，看着眼前一轮好大的红日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升起来，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我觉得未来就像那轮红日，充满希望。
新的生活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