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先: 杨继绳 “饿死三千万”谣言破灭之后
人民网
导读: 现在摆在杨继绳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就是：他必须向历史，向广大读者，对已经被揭露的那些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首先是本文所指出的十二条错误，逐一做出认真负责的回答。他在获奖答谢词中没有勇气面对这一重大问题，却奢谈什么“保存民族记忆”、“良心”、“良知”等炫人耳目的辞藻，这难道不是十分可笑的吗？
最近杨继绳获得瑞典“史迪格—拉森奖”，并发表获奖答谢词，继续鼓吹“饿死3600万”。但是他没有勇气面对一个关键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墓碑》中的一系列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已经被揭露，并且他还没有对这些错误作出认真负责的答复。
我们已经揭露了杨继绳的一系列重大错误，这些错误是：
（一）杨继绳称：他的“饿死3600万”是把几个“中外人口学家”给出的数字“取一个中数”得到的。我们认真阅读并分析了这几个“中外人口学家”的相关论著，最终确认：（1）科尔、班尼斯特等几个外国人口学家的研究存在着根本性错误；（2）蒋正华在研究中所建立的“数学模型”是完全错误的；（3）我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查阅了全国各种地方志两千多种，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充分说明了曹树基在《大饥荒》中所编造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专区（曹树基所说的“府”）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错误的；（4）丁抒、金辉、王维志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都是错误的。这就是说，杨继绳所引用的上述这几个“中外人口学家”给出的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错误的，杨继绳把这些数字“取一个中数”所得到的所谓“饿死3600万”也必定是错误的。
（二）杨继绳在《墓碑》中提出了计算饿死人数的“杨继绳公式”。我们以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查阅两千多种地方志所获得的大量数据为依据，揭露了这一“公式”是十分错误的。用这一“公式”得到的数字比实际统计数字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杨继绳就是使用这样荒谬的“公式”去“计算”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专区、县的“饿死人数”。这些数字全部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
（三）杨继绳在《墓碑》中的基本思维逻辑之一是把一些地区人口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都归结为是由实际人口死亡造成的，这是非常错误的。
（四）杨继绳多次宣称：周伯萍等人1961年受周恩来之命进行了一次饿死人数的全国性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周恩来下令销毁了这一大饥荒证据。我们以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忆和《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的记载为依据，揭露了这是杨继绳蓄意制造的重大历史谎言。
（五）我们以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揭露了《墓碑》所说的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50万人”是极其荒谬的。由于这一数字过于离奇，杨继绳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一重大错误。
（六）我们以河南省的人口变动数据为依据，揭露了杨继绳所编造的河南省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是极为荒谬的。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当面要求杨继绳说明他是怎样得到这个数字的，但他至今都没有回答这一重要问题。
（七）杨继绳称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的数字”。我们以《山东省志·人口志》记载的数据为依据，揭露了这是极为荒谬的。最近我们查阅到山东省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完整档案，证实了他的这一说法是一个重大谎言。
（八）我们以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揭露了《墓碑》所说的（甘肃省）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和西海固地区饿死“最少已近百万”的说法是极为荒谬的。
（九）我们以公安部公布的人口数据为依据，揭露了《墓碑》所说的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是非常荒谬的。
（十）我们揭露了杨继绳把许多地区的总死亡人数说成是“饿死人数”的重大错误，其典型实例有：（1）他把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信阳事件”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为饿死人数；（2）他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为饿死人数；（3）《无为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年的总死亡人数在《墓碑》中变成了“饿死人数”；（4）《宁德市志》记载的宁德县1960年的总死亡人数在《墓碑》中变成了“因水肿病死亡”人数。
（十一）《墓碑》中说常熟县“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这一数据来自《常熟市志》）、“《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我们经反复查证这些地方志后揭露了这些数据都是伪造的。
（十二）我们以地方志和档案的记载为依据，揭露了《墓碑》中关于临夏市、济宁专区、江口县、馆陶县和兴化县非正常死亡情况的叙述都是错误的。
杨继绳及其《墓碑》中的错误绝不仅仅是以上这些。但是仅仅上述这些错误，就足以说明他的“饿死3600万”是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谎言，也充分说明了他在获奖答谢词中宣称的《墓碑》“这部书没有虚构，没有夸张，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据”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2013年9月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墓碑》的重大错误。杨继绳同年12月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进行了苍白无力的辩解。随后我们于2014年1月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对他的辩解逐条进行了反驳，指出他的全部辩解都是不成立的。我们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由于他无法做出辩解，就采取了“不回应”、“不理睬”态度，并且表演了一场闹剧。
在2014年7月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杨继绳公然制造谎言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这有一点学术公正吗？”他在会议上还强烈要求给他“以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他“对批判作出回答”。
事情真相是这样的。我们批评《墓碑》的文章发表后，杨继绳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进行辩护。该报收到他的文章后，决定发表他的文章。由于我们批评《墓碑》的文章只有两千字左右，为了体现公平的原则，该报建议他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后发表。但是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明已经同意发表他的文章，他却指控该报“粗暴地拒绝发表”，不给他“辩护的权利”，这不是在公然制造谎言吗？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做了大会发言，进一步揭露了杨继绳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在我们发言结束后，会议主办方留出了充分时间进行讨论，主持人也多次邀请杨继绳发言。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拒绝了这次“对批判作出回答”的极好机会。他一方面强烈要求给他“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他“对批判作出回答”，另一方面当这次会议的主办方给了他充分地“对批判作出回答”的发言机会时，他又拒绝“对批判作出回答”，并在会后宣布“不再理睬”。杨继绳难道不觉得自己是在表演闹剧吗？
杨继绳在获奖答谢词中称“我到十多个省的档案馆看了大量的档案”，在其他场合下他又说“我查阅了12个省级档案馆，每个档案馆我都复印了300个档案夹，因此我总共处理过3600个档案夹的信息”。他之所以说这些话，就是想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误的假象：他的“饿死3600万”以及各个省、市、自治区、专区的那些饿死人数，都是从大量历史档案所提供的数据和资料中得到的。
我们对《墓碑》中所引用的来自档案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发现了杨继绳所确认的“饿死3600万”以及各个地区的那些惊人的“饿死人数”，同他所引用的历史档案中所记载的数据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查阅全国两千多种地方志所获得的大量数据也充分说明了杨继绳那些数字的荒谬性。这就是说，尽管杨继绳查阅了3600个档案夹的档案，但是他根本无法从这些档案的记载中获得可以证明“饿死3600万”的证据。因此，他就只能用“杨继绳公式”、“人口统计数字减少数等于死亡人数”这类荒谬的公式和逻辑编造饿死人数；这样得到的数字依然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他就只好篡改、伪造数据，编造和使用诸如“涪陵专区饿死350万”这一类离奇的、没有任何依据的数字，甚至不惜制造“周恩来下令销毁大饥荒证据”这样的重大谣言，去为“饿死3600万”拼凑所谓依据。正因为这样，当我们揭露了他的那些荒谬数字、谎言和错误之后，他根本无法做出有说服力的辩解，就只好宣布“不回应”、“不理睬”了。
现在摆在杨继绳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就是：他必须向历史，向广大读者，对已经被揭露的那些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首先是本文所指出的十二条错误，逐一做出认真负责的回答。他在获奖答谢词中没有勇气面对这一重大问题，却奢谈什么“保存民族记忆”、“良心”、“良知”等炫人耳目的辞藻，这难道不是十分可笑的吗？
那么杨继绳今后会作出回答吗？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他仍然没有勇气作出回答。如果这样的话，那些还相信“饿死三千万”的善良人们就应当清醒过来，不要再相信《墓碑》所编造的谎言了。第二种可能是他勉勉强强地作出了回答。如果这样，我们将以更多的证据对他的答复进行更有力的批驳。这样，杨继绳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真实面目和“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也就必将为更多的善良人们所识破。
杨继绳“获奖”挽救不了“饿死三千万”谣言必定破产的命运。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