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文斋文集

阿宋,原籍浙江富阳,《红楼时注》作者,涉医、哲、文史
正文

无才未敢忘风雅——-附庸者说

(2021-02-17 17:02:26) 下一个

(一)

冬日的周末,窗外飘着白雪,白亮的屋子无有些许深睿,人不记秋。天许闭门作闲人。红尘滚滚的世界里,慵懒已成一种机遇消费,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成。

然而做闲人却也非轻松,因为这天许的东西,也沉重的很,是负不得太多的。虽说时间流逝无痕,其实有来处必有去处,它流向空虚的身体躯壳,充填以焦虑、恐惧。我试验过多次把这种不良填充转输于沙发对面的电视娱乐(尽管我不喜吵闹),也企求借此从中学习和得以提升智力,但似乎帮助不大。

太太注意到我近来头发似乎有些稀松起来,她即猜测是受电视或者电脑的辐射过度影响。但我自认为这也可能是因为步入天命之年,阅历高积,眼界自然提升,于是原本长头发的脑门要为眼睛腾挪出额外地方来的缘故,而且证据也显显然:看什么都似乎扁矮些(是否阅历春风人眼恕还是狗眼看人低,倒暂不能确定);再况且,那脸上已有横秋之气的始脱发者,不外乎为阅历始深或者急求阅历深邃的半老熟男,自然法规是矣。

然而,阅历(或者智慧)的提高,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之外的尴尬,例如不容易找到好书看了——这使得享受慵懒变得不易。由自己来写一本高质量的书,自然是个智慧的主意,不过在我阅历不够时,未能累积到这样的智慧明理;而一待明白时,却似乎又有些晚了,空不赶趟或者颇是急促。纵有文思万千条,每一条却都已如头上华发,细而干枯,它事实上正是被太过充盈的丰富阅历从大脑中挤压出来的。读书、写字、作文本是我虽做不好却非要做的“风雅事”,然而灵感遭淤塞,行文变成一种苦吟,笔履字字艰难,练句行行难定。比较词不达意、“内涵”到不了位的焦楚,文意难搜且暂揽无病呻吟,这无奈和苦辛则痛之伐命了——这看上去未免稍有点像“头发长见识短”的另一番说辞(我一书友就看出来了),其实那谚语真理我是不敢碰的,男人理发理出真理,就如乌龟洗澡领悟到鳖不够美丽,道理耸立起来犹如堆沙,一触即溃);至于写毛笔字,自然早已错过了天真烂漫是吾师的时机,且我少不习勤而又陋习累累,手中之笔不寻宗旨,董(仲舒)老师教导的作书之法“放纵”既不得,“攒捉”也不能,1 落笔处无不见信笔和牵强之病,涕泣不能得雅。

但如果说得道无着处,雅处探无妨,我上面的这些问题或者顾虑就不能成为放弃做风雅事的理由了。阿Q口袋里没多少铜钱,赌技也并不高明,却从未妨碍他将赌博雅兴(及附带意识的赚钱正业)挥洒进行下去的。有喜好(我一直认为生命之最大意义在于天赋个性之发挥),事情就可继续下去,而且还必带着一种顺应天理的便利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圣贤的指示再明白不过了。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无法达观的现实是,这种壮夫不为的事,其实算是百无好一事的余下那一事。大儒(我朋友梁先生认为应称顶级文艺青年)钱钟书先生写过一个好古吴生:“吴生好古亲风雅,翰墨淋漓乞满家。见役吾非能事者,赏音子别会心耶。声如蚓出诗纤弱,迹比鸦涂字侧斜。也自千金珍敝帚,不求彩笔写簪花。”2  —— 这是钱先生歉抑自牧的一时雅语,但我看了,仿佛也大概可作为三教九流之末一流(如鄙愚)的一个实在的写生照。

 

(二)

如果不是那台历的一页页飘落进桌子下的垃圾桶,拂动一月中那一刻的时间记忆,生命于我似乎也就是那样的日复一日、旦去旦归。但毕竟,那每一页小小的台历纸如涓涓流水,捎走一月、一季、一年、一轮、一甲子、一世的金灿灿、沉甸甸、实实在在、有气有息的鲜活生命。

生命旅程是一条既单向又有尽头的不归路。人无论何等作为,壮夫英武或者侏懦胆怯,在时间川流面前,都远远没有一张小纸片的韧性耐耗经久。当白发苍头崔生命老去,就如尘埃积起要把小纸片在时光中封存。但区别是白发将抽干生命的精血,而尘埃会呵护小纸片的完璧不损。时光对于生命是苛刻的,任何生命涂染过的东西(生命外物),时光都会让它或变金贵或成珍宝(例如甲骨文的龟板,例如怀素和尚那 “苦筍及茗异常佳,乃可徑來” 的纸条),但对那个曾经创造或者玩弄“东西”的生命实体,时光却将其早早淘汰,无影无踪,空留云间一声叹息:“嗟人生世须臾里,未必能如电久长” 。3   生命,忽然而已。

然而,人的个体生命的另一部分意义大概就孕藏在这种局促中——延续生命,并寄希望于生命外物(例如名声或者承载名声的体物)尽可能长的延伸自己的生命气息。“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胡适这种过分自信的实用主义,如果不能算一种矫作的风雅,对我等百姓说来则似乎附庸不易。雁过要留声,人过欲留名,就如19世纪乌托邦家罗斯金的小诗《痕迹》中说的“让短暂的生命留下一点可爱的事迹,致心灵得到实质痕迹。”寄有限生命本体于可能无限(尽管渺然)的生命印痕,此为天性使然,文明社会一路走来也已约定成俗(就像发明小刀便致一种在长城上刻名字的冲动)。即便无望于罗斯金所望的事迹可爱,也丝毫无妨生命印痕续延之欲望的。直言不讳的(东晋)桓温对此了无遮蔽:“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哦弥陀佛,这虽是聊胜于无啊,但却实实在在是他生命的极端使命呼唤。。。。。你不能被桓温极端的残暴和功利一面所迷惑和误导,他之退而屈求“遗臭万年”,正是一种深刻在生命密码中渴求永生的悲壮和绝望呐喊。
(至于随性即言的李敖耿耿许愿身后要埋在钱塘名妓苏小小的坟旁4,虽然算不上一种极度自我心灵呼唤,也几可确定不会是因为难以决断百年后与哪一位前妻葬在一起而生发的黄泉路上的孤寂担忧,但一定断不开的,这是一件可名存千古的风流雅事:孤山脚下泠月桥,西子湖畔香柳潇,李敖有意伴芳冢,慕才亭前问小小。)
庄子“物我两忘”的境界被人向往追捧,在于它一时摆脱使命绊羁的快乐迷魂,也因为生命对它的无可企及。
所以,回过头来看,我的舞文弄墨也好,信笔涂鸦也罢,还时提气发兴,评字说画,述己拙眼屡见,既是自身的“雅好”,理论上说去(毋庸讳言),挖至内心的最本源,大概也是有一丝丝的寄望生命后灭灶有残痕之企图的——尽管清醒的说,如果以我拙劣之技真的去企图近墨成碳,难免不会在客观上贻笑大方,被很分明地陪衬出我的愚昧和浅薄来。所以尽管我努力保持一种蚁穴自封的独立自我思考,但在这一块,太太说我是附庸风雅,我自觉颇是酌度得当,而且形容的鞭辟入里。
 
(三)
附庸风雅,汉语词典上说是“指为了装点门面而结交名士,从事有关文化的活动” 。 一个很合用的例子是上世纪民国早年,胡适(时26岁)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旋瞬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一时间大紫大红,文化圈内群体附庸风雅,人人争说“我的朋友胡适之” ,5, 5a 几成一朝世说新语 。
追溯附庸风雅用词的最早文献出处,大概为明末清初时期。但似乎,这尚还是一笔糊涂账。因为根究附庸风雅四字之原始本义,不难看出应是指诗经时代唱风者或歌雅人的伴舞或陪唱的人,有点像今日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歌时,一声“小妹子要过河,哪个来背我哟?” 然后会有一群老外跟进:“哥哥来背你哟” ,那老外哥哥即是歌风雅者——宋祖英——之附庸群体。
由此推测,附庸风雅原本是一件正经差事,而且颇是一件荣耀的事(谁不想跟宋祖英一起唱歌呢?) 当然不能排除的,附庸风雅也可能指舞台下随歌起舞的听众歌迷,但当时(诗经时代)能招风纳雅的必都是王门侯家,附庸风雅应也是件有面子的事,而且很显然还必须是有面子才能做的面子事。或许还不妨这么来看,风雅者最先是由附庸风雅者托起和造就的,其目的,就是给人附庸的(有说不是的吗?) 关于这事的重要性,黄庭坚(宋)是这么说的:“平斗量珠玉,以救风雅渴” ,切切呼何其情迫哉矣。(张艺谋在故宫导演图兰朵,风雅也显;百姓在故宫门外看个热闹,算附庸风雅,但其心也诚,其雅也真,赤子也。)
那么,是什么神鬼差使,让本是颇亦风雅的附庸风雅后来阴错阳差演绎成让人委屈的诟谇之意呢?据典记,明代有文人陈继儒称隐居,却又与名士显贵勾串,遭后辈文人钱谦益讥为“装点山林,附庸风雅” 。 大概自此,附庸风雅一词有了贬抑之意,且被演绎到天下人皆知,专用于鞭笞那并不妨碍他人多少的内涵嫌不足而补以形式涂饰的生命冲动,信不信,有清容居士蒋苕生(清)《临川梦·隐奸》为证:“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然而无论如何,精诗通画、绝意科举的继儒先生是有雅气的,这一点董其昌、黄道周都粉他,董筑楼求迎陈。黄说周“志向高雅,博学多通,” 自己“不如继儒”。)
如果说钱牧斋讽陈附庸风雅,尚有因老陈风雅附身的原因,那么到了后来,人们已是不顾对方风雅与否,直接的以“附庸风雅”骂将过去了,如清·吴趼人《情变》第八回:“那班盐商,明明是咸腌货色,却偏要附庸风雅” ;而钱锺书先生更把它推到极致:“再没有比附庸风雅更俗气的了,”他洋文中文并用解道:“一切妆腔都起于自卑心理(inferiority complex),知道自己比不上人,有意做出胜如人的样子,知道自己卑下,拼命妆着高出自己的样子,一举一动,都过于费力(over-emphasis)。” 7
至此,原本皆为雅事的“风雅”和“附庸风雅”,被人掰离分道,不仅渐行渐远,而且分化成云泥之别、红白异间。(史敦《恸余杂记》记,清剃头令下后,钱牧斋“头皮痒得厉害”,颇失气节,应该还够不上附庸风雅之范围)。
然而,如此间隔风雅和附庸风雅,会使风雅有万一跌倒而遭斯文扫地的风险。那人缘何冒险(如钱先生)还要力图将二者剥离,定级高低,册别优劣?!在分析蒋苕生之诗讽陈继儒,鲁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原因在于“ 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6 但,如果盘根究底,我看这实际上是一种习惯于依次排位跪拜有序社会的奴化思维(更带一种非我族类必异其类的陋习——至于自己是否属“族”或被别人异类,却无需过多较真的)。(钱先生的“再没有比附庸风雅更俗气的了”一文就雅循Huxley的社会阶层按上、中、下分等)。“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8 是儒学法宝,更是宗旨。中国书法史上称为最接近 “人心本田”、 “书为心迹”8b的颜真卿《论座帖》巨卷,不幸也正是这种奴化思维的最纯正产物。“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 颜真卿以耿耿赤胆忠心,争那李家王朝座次有序。问人间泣血崩心何事?莫此为甚,莫此为甚啊!。。。
(汉文化可以说是将人类分级别类做得最为精致细腻的,等级不但被制度化,典籍化,礼教化,民俗化,甚至于一种天不敢为的民生化——恰到好处的是,百姓的沦落正是统治者所需时作练手的挂念和拯救。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中华史上不多见的反人性反人类事件,然而诡异的是,文革却正是这种等级制催发至顶峰的社会——远胜等级严重的周王朝,而且所有残忍的反人类事件,几乎都出于对于这种云梯般等级制的极致推崇和沸腾诠释。)
 
这样看来,古时俞伯牙摔琴绝弦,表面上看是对知音钟子期死的过于悲伤,察其始末缘由,也根在于他“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了——这世上再没有我老俞值得去为之弹琴的人了。物须以类聚,人必以群分的奴性,是俞伯牙之悲剧,也是钱谦益、蒋苕生以及所有不幸吾辈——“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们9——之刻骨不能抹去的精神宿命。这一点上,洋文将附庸风雅翻译为mingle with men of knowledge and pose as a lover of culture(命苦之人努力搏出,撒拉风阔气),虽说是照例的形而上学的自以为是,局限于附庸风雅者外围小动作的传神妙肖表述,但却没有担起将人分门别类的使命和道义,是更富人情调的。古人早有云:“风雅含情苦不才”,它的言外之音很明白:不才的世人才会去附庸风雅,而且附庸起来非易事一件,是辛苦事!但不才的幸苦(或者辛苦的不才),就应该被异族?被嘲弄吗?
 
(四)

风雅,就像一条前行的船,后面跟着游泳前行的人们。游得快的人就上了船去,成了航标和风雅人,继续跟着游的便算是附庸风雅的人们。故此,风雅(者)和附庸风雅(者)的人性之表述方向本是一致的,或者可以说,二者对生命之终绝意义的尊重和个人价值的偏好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对这种人性表述的不同之热忱度,完美度,着力度,和是否能最终登上船去。然而,奥妙也是正是在此。举个例子,在婚姻的江河里,佼佼者戏涛弄潮,手把红旗旗不湿,引来凤蝶围看、情人倾眼。这时候他若能从情人身上读出诗歌——-在妻子身上读到的则是散文——-其风雅可如矛盾(沈雁冰)10;而如果看那月下情人如是“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也风雅如胡适11;再如果对那情人唱出“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且终在这爱中被烧尽生命,一缕青烟散去,那是真的名士,真的壮士,真的猛士,天赋风雅无与伦比的郁达夫1213!。。。

然而,如果这个男人青眼抛去,见到的只是老婆的堂下糟糠和情人的旅店风情——-例如去年倒下的雷书记政府先生 —— 那就至多只能算滥情风流之人,多半的,他只能屈就于附庸风雅之列了。而雷先生之附庸还不幸尚是一种蹩脚和失败的附庸,没有人会认为他那牺牲甚大的于无声处电影真有何奇异之处,借一句胡适的说法:“这种东西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5a)  至于近日颇耸动京城视听的某海归教授之“捐精”说,实为风尘中的孤独自恋而已。即便“比较有文化”,恐也徒执长辔远驭,离风雅遥遥而附庸不及了。燕山妩媚地,男儿不荆轲,惜他、怨他,其实搅不起带他沉沦的漩涡的一丝逆浪。倒是那京城法官,以教授与人合贪120万元(约20万美元)的科研费,按西洋法律处他13年重刑,顺势就成一桩虽浅尝辄止但清晰明丽的附庸风雅。(原四川李书记春城先生,判决书说他受贿近4000万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5亿7千多万,但按中国刑法判, 也13年)。(14, 14a,14b) 

公平的说,雷书记之倒下,并非在于他的附庸风雅之天性或者说喜好。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食、色是人之为人的两大必须有的事。孟子也说得很明白:食色性也。雷君作为儒制实际执行到百姓身上的监护者,如果不为身先士卒,为义声昭彰,也需听从圣贤的话(谁又不听呢?) 然而周公和孔子在同性类的食、色之间安插进一个巨大的“礼”字,将二者隔如西月东日,则时会让人迷愣谜缪。即,人之食性似乎可以随意、随时、随处表露彰示,无需过虑,不受节制。尤以雷政府君之官位,然已臻吃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吃什么的风雅境地,让普民百姓尤附庸而不能及—— 司马有命摇铜铃,苍生无钱唱挽歌,尔奈我何?但人的色性之伸展和抒发,周公定了是“敦伦之礼” ,有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和规定的对象的界定,不可轻易的随兴发挥。政府颁发专门的红本许可证,亦为正统此“三规”之纪律和严肃。雷书记的跌落,或者说在附庸风雅中意外沉沦,显然由于轻视了百姓对于“三规”的较真读解——尽管雷君才是“三规”拥有者和具解读圈者之一份子。 “十年一觉 (山城) 梦,赢得青楼幸薄名”,这颇难算成是风雅,但可勉强算他糟糕结局中意外收获的一抹亮色。(雷先生后被指控受贿316万,与有损礼教无关,但怪异的是,也遭刑13年 )。(14c) 

 

(五)

2007年元月的一个周五早上,人流高峰时间,美国华盛顿某地铁站,有一中年男子在寒风中开始了他的小提琴演奏。清冷的指下,低沉的音符从琴弦上缓缓流出,倾心的亲切缭绕,迎送着上车赶路和下车出站的人群。然而近一小时内,上千人过往,几乎没有人真正停下来认真聆听他演奏。他没有得到任何掌声,最终得到关爱小费32美元又17美分。对于所有街头艺人,这是平常不过的事。但这不是别人,他是约书亚•贝尔(Joshua Bell ),能像上帝一样演奏(plays like a god)的小提琴王子。贝尔当时肩托的是意大利人斯特拉迪瓦里(A Stradivari)1713年制的名琴,那古老琴弦上流出的是被称为“小提琴照妖镜”的巴赫(J. S. Bach)乐曲。三天前,约书亚•贝尔在波士顿歌剧院演出,门票洛阳纸贵,歌剧院宾客满座,未留下一个空位。

《华盛顿邮报》请来贝尔,精心策动这场地铁站阳春白雪试验,15 本是想看看在褪去了光华艳丽的舞台修饰后,所谓的“艺术”本身能吸引住多少人的心灵。但这是一个设计上就失败的实验,因为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并非艺术的失败,而是时机点的选择失败(This is about having the wrong priorities)。(我曾有幸亲历过同样优秀的小提琴家瑞秋·派恩 (Rachel Pine ),她在华盛顿艺术博物馆为访客义务演奏同样的巴赫名曲,没有舞台,没有乐队,没有光艳,但乐池内外却挤满了各色听众,迷醉其中。我想象当时多数的就如我这样的丝毫不懂巴赫的郢中人氏——但这种下里巴身份完全不妨碍我聆听的严肃、专注、和流露出知音的神情来)。

美从来有拥趸者,艺术和风雅也永远有附庸者。确切的说,因为后者,才有了前者,即有拥趸者和附庸者是一切人为美学存在的基础。一个形体走偏的胖工嫂或者野村姑,或者任何一个不被认为好看的妇人,在商场里精选她心爱的漂亮衣服,她之美的审度能力与任何人相较并无差歧,也无与专业设计师有多少出入(专业美术师或者设计师的破茧而出而成“师”,不在于其不同于众的美学感受,而在于出类拔萃的美学表述),她之求美的虔诚心境更是毋庸置疑——“美”或者“艺术”于生灵中的共通性,是它伸展的真正基础。一个时装设计者要成为引领潮流的大众之“师” , 必须的条件是能捕获大众对美的相同感知。

所以,艺术(如约书亚•贝尔小提琴)本身的存在,即是明示了其生存土壤和生存前提——-附庸大众——-的存在。但前提是,这种风雅是有可让人附庸的明白标号或者说旗帜鲜明的(例如在地铁站提立一个贝尔的宣传牌),在时机上可让人从容附庸的(与挣饭票时间不相冲突的),并在身临其境中享受附庸甚至有误觉能贯通风雅的(换句话说,鄙人可成为其知音的,若上天赋于鄙人以机会,鄙人也可能会这一手的)。一句话,附庸者是需要一些或多或少的灵魂准备,才能与风雅对接和沟洽的——挣面包时的灵魂无暇与风雅对接,是正常的。而面包落胃后的灵魂,则都是可以与风雅对接的。 (公明仪对牛弹琴而牛不予应,也并非牛不懂仪君的“三弄琴声弹大雅”,而在于牛当时的灵魂正倾注于草 ,就像华盛顿地铁站的人们灵魂倾注于面包一样。作为有灵魂的牛,本是可识风雅的,若不然,何来犀牛之望月雅绪,冲天之牛气豪情?——“喘月吴牛知夜至,嘶风胡马识秋来”,弹琴的公明仪自己不识人家罢了,16   他怨不得牛的,罢了!) (水墨友人思如韵回应拙文,作出了对风雅更好的释绎,附后17

风雅被人附庸,既是自然的,根本上也是必须的。“风雅不继骚人死”,(张耒这么说),意思还是风雅是需要被附庸的,因为归根结底,风雅之树起,即是为了被大众所附庸的。套用一句鲁迅的话,世上本无风雅,附庸的人多了,便有了风雅。18

诗云:

漫郎入骨爱斯文,何奈风雅卧高亘;暮已残更客无梦,熙攘尤见附庸人。

白首多少弄骚韵,吟行空留访春恩;尘间一样香烛事,天堂同处换帖祯。

世上的人们啊,为了风雅,都附庸起来吧!

 

 

2013年元月成稿,2016年再修。

 

 

 

注释:

  1. 董其昌 (明)言:作书之法,在能放纵,又能攒捉。每一字中,失此两窍,便如昼夜独行,全是魔道矣。《画禅室随笔》。
  2. 钱钟书:吴亚森[忠匡]出纸索书余诗。《槐聚诗存》 三联书店2001年。
  3. 吴芾 (宋):又登碧云亭感怀三十首。
  4. 钱江晚报 ,2010年08月31日。
  5. 唐德刚:胡适杂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6. ,黄一鹤: 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圈子。湖南文艺出版社。
  7. 鲁迅:隐士。
<>(7)《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

8b: 崔学路:震魂慑魄的行草书巨卷交响——颜真卿《争座位帖》评析。

  • 2010年第02期 。
  1. 鲁迅:灯下漫笔。
  2. 沈卫威:一位曾给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以很大影响的女性——秦德君对话录。
  3.   1990年第02期 。
  4. 陈漱渝:秘魔崖月夜:胡适与曹诚英。《报刊荟萃》  2006年 第05期。
  5. 王观泉: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6. 据袁庆丰所著“郁达夫传:欲将沉醉换悲凉”(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郁达夫与王映霞这段生死恋,实是通篇“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生的是王,死的是郁。郁达夫最终“樽已破矣,何再顾为” ,走上妻离子散流亡南洋的绝路,命亡于日本宪兵刀下,都缘于这段烦恼复烦恼,烦恼无穷尽的婚姻。
  7.  BBC: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3/06/130628_china_sex-tape_scandal

14a, 搜狐新闻: http://news.sohu.com/20120213/n334582074.shtml

14b, 新华网:  news.xinhuanet.com/legal/2015.../13/c_128311712

14c,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28/c_116329205.htm

  1. Gene Weingarten :Pearls Before Breakfast。 Can one of the nation's great musicians cut through the fog of a D.C. rush hour? Let's find out.   Washington Post, April 8, 2007。
  2. 公明仪对牛的了解,可说是既不如谭用之(五代),也不如贝多芬。“对牛弹琴”实为一桩于牛不公的冤案。据英国莱斯特(Leicester)大学 North 和 MacKenzie 博士200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牛在欣赏舒缓风格的贝多芬第6交响乐时,每日可多产奶百分之三强(Sweet music for milking 。BBC NEWS, Tuesday, 26 June, 2001)
  3. 思如韵(2016-10-11)  地铁里和音乐厅里演奏的对比,固然有时机点的重要性。但这个实验的“失败”关键在于“知名”。去听音乐会的当然知道是去听谁演奏,而地铁里的“无名”人,如果被人认出广而告知,或者竖个牌子象音乐会的广告和节目单那样,我想,贝尔和他的小提琴就难出地铁了,被一群手机团团围住,然后朋友圈里散发。
  4. ,凝聚和升华,脱离了生存需要上升到纯精神了。不管你是否承认与接受,艺术是需要天赋的。当然还是有“高档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层次上的区分。比如芭蕾和广场舞,技术难度越高,价值衡量度(价格)越高,越不实用,群体范围越小,越“高档”。
  5.  
  6.  
  7.  
  8. 鲁迅在《故乡》中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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