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文斋文集
阿宋，原籍浙江富阳，《红楼时注》作者，涉医、哲、文史
学书纪事 ：苍白的“习书小记” | 宋剑雄
在他枯灯将熄的年份，他没有对其曾经努力过也曾给他自信得意的文字书写有过留恋，对于毁了他生涯的“作风问题”也未有过反省悔悟。确实，此恨本不关风月，它是一种个人的禾黍之伤。人生实难，愿其弗与。
——题记
苍白的“习书小记”
作者： 宋剑雄
〔1〕
“习书小记”这个题目是四海书院编辑布置的征稿题，我理解是书法（汉字毛笔书写）的学习记略。但我没有多少书历可记。确实，我对阅读字帖有些额外兴趣，但未曾真正意义上完成过某一帖本的临写，此事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所以，这个作业，苍白中勉强补衲，忝列衣冠唯是。
我相信大多数进过学校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写过毛笔字，即便没有写过的，几乎肯定都愿望过写一些毛笔字，尤其是好的毛笔字。 所以，写毛笔字，也就是一种有笔在手书写成习的事，即便不幸贫困没有笔，也心向往之的自然事。 对于毛笔字书写，我找不出一种贴切的比拟，但似乎有些像人们骑自行车，能骑得到车的，自然都骑过的；不幸未能骑到车的，也愿望自己能骑，而且心里有个感觉能骑得不错，挤进国家队也似乎未尝不可。 赵本山先生年轻时骑车机会不多，但后来机会多了，他骑的兴致就很大，而且人们都说骑得姿势俊雅 ，毛笔字也写得中看。
（阿宋，兰州拉面）
那为什么人皆可书自然成习的写字，会升华到可值一记的名贵甚至带来一种不平凡的体温热烧？除了笔画结构美学、承载灵魂思想蕴含、标示个体文化情绪等这些历史上大伽者把玩的天马行云，对于自己乃平庸写字人，快意自娱中的答案何在，我不清晰。近年“被书法家”了的贾平凹先生，似乎有过思考，他认为这是他文章写多了的缘故，搦管弹笔，结果成了文，顺便的润物细无声，也得了聊可一看的字，“犹如我去种麦子，获得了麦粒也获得了麦草。”—— 平凹先生这样的说法是通顺的，文章释傀儡，意气自惊狷，写字升高体温属风生而水起的自然，无需奇怪。我的自行车理论经此也似乎淤清积畅，君不见芸芸众生中也有卓荦超伦的鸿鶱凤立，红尘中骑着骑着，不少骑进了古罗马奥运村的斗牛圈圈里，并骑出喜亮亮的奖牌来。
（阿宋，抄《报任安书》）
莫言先生文写的好，“麦粒”异常晶亮。自然，字也写得多，金黄丛丛的麦草不会匮缺且不言而贵。 然而对于这写字“麦草”是否仓箱丰盛，莫先生似没有太多在意，他说他“用毛笔写字是为了向老祖宗和书法家致敬”。这是老实话，因为“麦草”无论如何只算寄于天地之蜉蝣，在它面前，在历史的宽广原野里，有一大片“麦草”无法类比的高耸树林 —— 中国汉字的书写大林。这片大林纬天经地，垂范永世。但不幸的，也同时断绝了后人的书写生路，留给了今世的人们 （麦草） 一个既没有选项也无需抗争的命运：漂游在树林中或者树林外。而如果幸运挂到了某一棵树枝上，则纯属口惠实不至的意外。
所以，如今的写字，还是如骑自行车，无论怎么骑，无论有没有骑进奥运村，都骑不出树来了。好消息是，如果不以骑出树为目的，没有骑车出树的负担，林子内骑车和林子外骑车，车上插一面书法小旗，会舒心惬意，朗月清风中，终日陶陶也不觉自頹。《颜氏家训》言：“慎勿以书自命”，故颜真卿终书至天下，木秀于林。而今天的书写人，以书自命或者勿以书自名，皆已无足大碍了，林子里行道，皆书生之见识。
〔2〕
大概基于上述认识，我，一个未曾认真系统学习过书法的书法附庸者，敢黉门混迹，应了编辑的雅意，以惭愧的姿态，来忝作这篇 “写书 ”小记。
大概2013年，文学城南风先生邀我进笔墨交流的水墨情怀组，我当时虽有旱鸭子之自认，但抵不过 “把字写得好看一点的情趣和与贤者共流的雅好”，以及自感高涨的“听智慧，求聪明”愿望，无多躊躇即投迹而入。不过，当时艺小胆大去附庸风雅，也因为此前略染过一点墨色。家族中人， 我舅和母亲，他们是会写字的。只是我明事时，当时正值文化革命风云，对旧学割袍断义，书法写字已不算明目清心的事，更谈不上是了不得的事。而更糟糕的，会写字的舅舅，是个穷途末路的糟人；母亲大概因为家庭成分重（地主），还可能因为女性天性，牧己自谦，也只是把写字当作写字而已，从不会以此自认拿手，心烦技痒来教养子女如何学书写字。（见过母亲写字的人都认她的字写得好，但她自己总显一种措颜无地的羞愧神色来）。
（阿宋，周作人与赵孟頫）
所以，在我的学业起步阶段，尽管毛笔字于我算一种不陌生的自然事，但在我意识上，也只限于寸有所长之然然而已，从未有过清醒的云端仙境状；今天回忆起来，反觉得可能还有一点灰色态的。
舅舅名邓柏文，应该是文举如柏的意思。传统的儒家教条习惯于以意志主宰存在，愿望搭载命运，但却从来没有多少人逃过命运遭现实强势阉割的苦涩别扭。舅舅的命运也如此，他的名字与他开了个颠倒玩笑。时矣？命矣？运矣？意矣？我今天梳理分析，这些应该都有。时、命、运不能自控，但意却可自控的，外祖父学到了儒学皮毛，却似乎未明白过天违人愿的道理，他以最顺手方便的“吾之深愿”去为儿子无控的时势命运鸣锣开道，并不比求神拜佛来得高明。
1937年中日淞沪会战爆发，浙江省教育机关从杭州外迁浙西山处，并开始设置战区临时学校，浙西行署的“浙西第一临时中学”，即于1939年春立校开课。根据周恩来的开学典礼演讲：学校“这里是最前线......在此日寇铁蹄蹂躏遍地、炮火连天中......为国家民族育英才，诚教育界前途之好现象。”我舅当时学业颇佳，领公费教育，且据我母亲言其皮囊也异俊，大概当不辱周先生演说中的“英才”之誉。后来舅舅参与杭州报业工作，算是吃文字饭的人了。 但命运如斯，文始欲举而柏则将萎。建国后，他因“作风腐化罪”而遭遣送劳教改造，同时家庭破散工作丢失。 劳教释放后，舅的后半生与我外婆为伴，在富春江畔的老家乡镇，修理自行车谋生。文化革命中横扫“害人虫”，已然罔之生地的他也不及幸免。现实的風刀霜劍，人生的落魄苦闷，摧残了他的健康，未年暮，舅便落寞离世。在他枯灯将熄的年份，他没有对其曾经努力过也曾给他自信得意的文字书写有过留恋，对于毁了他生涯的“作风问题”也未有过反省悔悟。确实，此恨本不关风月，它是一种个人的禾黍之伤。人生实难，愿其弗与。他后来不近女色，不近文字，并非是不苦恼，而是怨其太深，向隅而无泣。
（阿宋，关于写字）
自古人有狷狂，难容于世。我的记忆中，未见过舅有气盛血旺的时候，他年轻时是否如此，我不清楚。
舅离世数年后，当年劳教他的推手，曾向我母亲表达内疚愧意。然斯人已逝，青灯已灭，释怀的家人，无法替一个逝去的灵魂追索愿望。可能，唯一能告慰亡者的是他自己曾经对于文字愿望的亲自劳作耕耘过。对于舅舅，乃至对于中华文化荫及土地上的所有人，汉字的文字书写，是灵魂和情愫的最终寄附，这种寄附，大概是所有书写者（无论雄笔大手文章宗工，还是如我这般蹩脚的附庸者）的真正无可自抑的推动力。平凹先生的“麦草”书、马云先生的“蝌蚪文”、本山先生的龙飞体、莫言先生的“名人”墨，当无一不出此所寄。这片土地上长于斯生于斯的人们，即便是如我舅等最不幸者，可以接受失去所有，包括社会权益乃至生存权益，但不可能接受失去对文字的珍爱权和卑微的使用额沾。
我颇为内疚的是，这个道理明白的甚晚，对于上辈人的真正苦楚—— 不在现实生活的不如意，而在情怀和灵魂寄所的毁灭 —— 也理解得晚。 如今我的年纪已大过了舅的生年。这让我偶有产生一种近乎“及行迷之未远”的忧虑。所以有时侯我努力的学一点书，挣扎的写一点文，也算存寄那种未曾泯灭、也泯灭不了的灵魂。
阿宋，2018-10-14晚，于麦城昭文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