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4日，在长沙的礼堂里，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相聚了，这本该是充满温情的一幕，但是一张现场照片却引发了诸多猜测。

照片中，两人打扮朴素，和寻常老人并无二致，只见李敏和李讷中间隔着两把椅子，伸手握了握手，这场景看着颇为尴尬。

 

 

 

明明亲姐妹就在眼前，却好似中间横着一条无法跨越的界限，不少人忍不住发问：这到底是主办方有什么特殊安排，还是姐妹俩之间藏着什么未解的心结呢？

看照片能发现，两人中间那两把椅子上都标着领导的名字，估计这么安排，是考虑到毛主席后代的特殊身份，想表达特别的尊重，也怕她们直接接触会惹出什么争议或者让谁心里不舒服。

 

 

 

虽说她们离得有点远，但姐妹俩之间的默契和那份感情，从眼神里、微笑中都能看出来，这也没破坏合影时那股温馨的感觉。

李敏的童年几乎是在颠沛与等待中度过的，出生才几个月，贺子珍就因身体原因远赴苏联治疗，把襁褓中的女儿留在了延安。

 

 

 

眼前正是李敏和母亲贺子珍的留影，能看出母女俩的脸型很相似，而且眉眼之间也很像，李敏还很年轻，看起来比较羞涩，贺子珍看起来更加成熟，温婉大方。

直到1940年，4岁的李敏才被送到苏联，终于和母亲团聚，可那时贺子珍既要养病又要学习，实在分身乏术，只好把她送进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

 

 

 

幸运的是，她的两个哥哥毛岸英、毛岸青也在那里，异国他乡的手足之情，成了她童年最温暖的支撑。

在儿童院的日子里，李敏对父亲的印象几乎是空白的，贺子珍从未主动提起孩子的父亲是谁，儿童院里的孩子大多是革命后代，大家都习惯了不追问父母的身份。

 

 

 

活动室的墙上挂着毛泽东的画像，老师也讲过这位中国革命领袖的故事，可李敏从来没把画像上的人和自己联系起来。

直到有一次，毛岸青来看她，摸着她的头轻声说：“我们的父亲就是毛主席。”那一刻，这个在异国长大的小女孩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常常听说的英雄，就是自己的父亲。

 

 

 

李敏后来在回忆中提到，母亲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总是省吃俭用照顾三个孩子。

为了支援前线，贺子珍和其他女同志一样，每月要织一件毛衣、三双袜子，手指常常被毛线磨得发红。

 

 

 

攒下的一点津贴，她舍不得给自己买营养品，全用来给孩子们添置课本和文具。

节假日里，兄妹三人会围在母亲身边，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讲学校的趣事，那些短暂的团聚时光，成了李敏对童年最清晰的记忆。

 

 

 

1947年，贺子珍带着11岁的李敏回到中国，先是住在哈尔滨，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李敏才被接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了亲生父亲毛泽东。

初见时她有些拘谨，而毛泽东看着这个长高了的女儿，反复摩挲着她的手，也是在这一年，李敏第一次见到了9岁的妹妹李讷。

 

 

 

这是李敏和李讷小时候的合影，那时候的她们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笑容里也充满着青春的味道，而且姐妹俩的关系看上去很不错，画面很是温馨。

彼时李讷已经在毛泽东身边生活了8年，是父亲最亲近的小尾巴，姐妹俩起初有些生疏，但血缘的羁绊让她们很快就熟络起来，常常一起在中南海的院子里玩耍。

 

 

 

相比李敏的颠沛童年，李讷的成长要安稳得多，1941年出生的她，是毛泽东47岁时才得到的小女儿。

当时革命环境相对稳定，毛泽东格外疼爱这个最小的孩子，不忍心把她送到保育院，于是李讷成了唯一一个在父亲身边度过完整童年的孩子。

 

 

 

毛泽东总爱叫她“大娃娃”，而李讷则俏皮地喊父亲“小爸爸”，一老一少的亲昵称呼，成了中南海里温暖的日常。

即使工作再忙，毛泽东也会抽出时间陪伴李讷，傍晚时分，他会牵着女儿的手在院子里散步，教她认天上的星星；工作间隙，他会停下笔给她讲故事，从《西游记》到《三国演义》。

 

 

 

李讷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却格外爱读书，毛泽东就成了她的专属老师，在她上大学前，毛泽东特意自编了一本教材。

让她先读《水浒传》打基础，再读《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把自己选编的诗词打印成册，装订好送给她，扉页上写着送给我的大娃娃。

 

 

 

1949年李敏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对姐妹俩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不要鲜花，不要掌声，夹着尾巴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这句话成了李敏一生的准则。

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先后在国防科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始终以普通干部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从没有因为“毛泽东女儿”的身份搞过特殊。

 

 

 

1959年，李敏与孔令华结婚，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摆了三桌酒席，这对一向节俭的他来说已经是破例。

婚礼上没有贵重礼品，只是请来宾看了一场电影《宝莲灯》，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也赶来祝贺，当时才8岁的刘源还在现场表演了节目。

 

 

 

婚后的李敏和丈夫靠工资生活，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他们既要抚养两个孩子，每个月还要给在上海的母亲贺子珍寄零用钱。

李敏常给孩子们讲外公的故事，其中最常说的，是一次伙食会议的往事，有一回，印尼总统苏加诺送了咖啡和牛奶给孩子们改善伙食，他们煮着吃了。

 

 

 

这事被毛泽东知道后，专门开了家庭会议，严肃地说：“现在还有多少老百姓吃不饱饭，我们怎么能随便享受特殊待遇？”

在父亲的影响下，李敏从不讲究吃穿，儿子穿丈夫的旧衣服，女儿孔东梅又接着穿哥哥的，一家人把“节俭”二字刻进了生活里。

 

 

 

李讷的成长中，也处处体现着这种不搞特殊的教育，她在育英小学和北师大附属女中读书时，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学校食堂吃饭，从不在家里吃小灶。

上世纪50年代末经济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常常吃不饱，周末回家时看到桌上的四菜一汤，忍不住狼吞虎咽。

 

 

 

毛泽东看着女儿着急吃饭的样子，既心疼又严肃，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

后来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提议给李讷多补点营养，却被毛泽东拒绝了，他说：“和老百姓的孩子比，她已经算好的了。”

 

 

 

1958年1月，李讷突发急性阑尾炎，医生检查时发现她小时候打针有一截针头断在肉里，决定两个手术一起做。

阑尾炎手术很顺利，但取断针的手术却异常艰难，术后伤口感染，李讷高烧不退。

 

 

 

远在外地的毛泽东得知后，连夜给女儿写了一封长信，信里抄录了王昌龄《从军行》中“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

鼓励她像战士一样战胜病魔，这封带着父爱的信，成了李讷对抗病痛的力量，很快就康复出院。

 

 

 

1959年，李讷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受父亲影响，她不仅文史功底扎实，还爱上了书法。

她先是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后来又临摹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的作品，几十年笔耕不辍，书法水平日渐深厚。

 

 

 

晚年时，她和丈夫王景清常常一起练习书法，夫妻俩都偏爱隶书和篆书，一张书桌、两支毛笔，就成了他们最惬意的消遣。

王景清比李讷大13岁，曾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两人相濡以沫，把晚年生活过得平淡而充实。

 

 

 

姐妹俩的晚年生活都延续着低调朴素的风格，李敏退休后，和丈夫住在普通的居民楼里，花白的齐耳短发，一身素色衣服，出门买菜时和邻居聊天，没人能看出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她很少接受采访，也从不参与商业活动，唯一一次公开回忆父亲，是在自己撰写的《我的爸爸毛泽东》一书中，字里行间全是对父亲的思念和敬佩。

 

 

 

李讷的晚年则被病痛困扰，从小瘦弱的她，加上坎坷的经历，患上了严重的失眠和肾脏疾病，精神状态并不太好。

但她的家里却总是干干净净，最显眼的就是两万多本书，大多是母亲江青留下的，也有她自己收藏的文史典籍。

 

 

 

虽然外表看起来和普通老太太没什么两样，但一开口就能看出她深厚的学识功底，那种内敛的坚强和淡定，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

 

 

 

姐妹俩的感情一直很深，就像这张照片中的她们一样，姐妹俩穿的再简单不过，朴实无华，看起来一点也不特殊，反而让人觉得特别亲近。

如今提起她们，人们想起的不仅是毛泽东的女儿这个身份，更是两个恪守本分、朴素善良的普通人，这或许就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