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大屠杀研究宣传长期停滞 （ZT）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操纵下，与所谓的台湾当局非法签订“和平条约”，执行对新中国敌视政策。进入5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进入了历史教科书。如1950年出版的党史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学教材《中国历史》第4册中，都有关于大屠杀的内容。此后各高校编写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中，也有南京大屠杀的篇幅。
但由于新中国百废待新，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故未重启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和求证。基本延用了国民政府时期的调查结论。
但进入60年代，在冷战，中苏“交恶”和“文革”前后局势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宣传完全被政治左右。在“反对美国扶植和武装日本”等口号声中，“南京大屠杀”竟常常与“美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竟出现“南京大屠杀是美蒋抹黑日军军纪差”。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将曾救助难民的欧美友人，却被指责为“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如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被诬蔑为“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而事实上贝德士先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参与了南京国际安全区保护中国难民的行动。并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后担任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与主席；在南京保护无数国人。1946年，他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指出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累累罪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审判最重要的证人之一。他于1938年撰写出版的《南京地区战争灾祸》，也成为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进入70年代初，中国出于对日对美建交抗苏的政治考量。放弃了对日索赔，并刻意淡化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暴行的宣传。这使得大屠杀的研究，调查一度陷入停滞。如梅汝璈撰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曾被指责为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
再加上历次运动的冲击，大量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及南京保卫战烈士遗址，墓地遭到彻底破坏；大屠杀幸存者及南京保卫战老兵受到迫害。这给南京大屠杀研究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可以说，南京大屠杀在国内很长时间是段被遗忘或刻意抹去的历史！
就这种严峻的情况下，1962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的4名教师，组织7名学生，由高兴祖先生的带领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收集了许多难得的照片和资料”，编著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正是这次调查，使得南京大屠杀大量珍贵史料和证据得以幸存。该书的内容，先后在1963年和1978年南京大学校庆科学报告会上报告，于1979年3月仅作为内部刊物印刷交流。此时已距离南京大屠杀过去整整42年。
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在1970年代末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据他回忆：“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