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回复香港的流动性作者：刘乃强

来源: 有限责任于 2010-05-30 18:47:57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7951 bytes)

中评社╱题：回复香港的流动性，作者：刘乃强（香港），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本刊学术顾问

　　香港的社会的流动问题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下，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拉近，但在国家和地区社会内部，收入不均却有加剧的倾向。日本一本畅销书《下流社会》(注1)，作者三浦展提出中产阶级的分崩离析，中产阶级向下流动的走向。另外一本由日本著名策划大师大前研一着的《M型社会》，更形象地认为社会收入分布由一个钟型过度为M型(注2)。这个问题，在香港也逐渐显着，最常见的说法是回归10年，香港人均GDP上升了，但家庭收入中位数不升反跌。社会流动性的问题，最近在立法会中展开动议辩论，在特区政府的策略发展委员会中，也就此作专辑讨论。特区政府根据几份本地学者的研究报告，认为香港仍然是一个具有相当社会流动性和提升个人社会阶层的城市；但却承认社会不平等，会妨碍底下阶层往上流动(注3)。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想先厘定一些概念。首先，社会流动问题基本上只指向下流动，或者缺乏向上流动的问题，因为向上流动根本就不是问题。这样一摆，就很清楚这是一个主观问题，我们主观上要求社会有足够往上流动的机制和机会。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越不均，中产阶级越收缩，从下往上流动的机会便会越窄；因此，流动性问题和社会不公，其实只是一个钱币的两面。社会不公是有很多数字反映的客观现实，而社会流动性则是一种难以具体捉摸的感受和对前景的判断和反应。事后的研究，是无助解决当前的感受的。社会不公长期化，或者有恶化的倾向，自然阻碍向上流动，引起恐惧。对当事人来说，这些感受是真实的，而政治就是感受，因而转化为政治问题。当然，在经济增长缓慢，而贫富悬殊扩张的情况下，流动性问题就更加突出。而这正正就是香港当前的情况。

　　整体而言，香港的社会仍然有一定的流动性，但是无可讳言，部分市民的流动性却明显不佳。一般认为香港在国家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中，一如前特首董建华就职时的名言：“国家好，香港更好”。但是回归十多年的经验，一些市民的处境反而比以前差了。在基层，不少产业工人于香港工业北移的初期，北上成了“师傅”和中级管理人员，但于过去一段时期，被内地人员逐步替代，回流香港之后，收入大减。同样道理，由于香港港口的地位于回归后急速下降，货柜车司机等物流业人员也大受影响。中产阶级见到回归之后，专业职位增加，但行政管理职位收缩。而与内地经济发展一无关系的工种如公务员、教师、社工等，基本上不觉得“国家好，香港更好”，这大概可部分解释不少于政府和半政府机构、NGO工作市民有较大的怨愤。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从实行学校分区派位开始，香港教育资源的分配日趋不均。自幼稚园开始，名校挑家长，小朋友要花钱弄一份1公分厚的“简历”才有希望入围。今天香港中学500家左右，其中国际学校16家（超过70%学生是本地人），英基学校8家、私立中学9家、直资中学49家，即约有1/5的中学学位是只有能付得起昂贵学费的家庭才能进入。这些学生除了生活环境良好，营养充足之外，日常几个补习老师，琴棋书画无所不学，假期不是这里交流，就是那里游学，而且不少都在外国大学毕业，社交圈子非富则贵……你是大公司主管，你也会雇用他而不要那个来自天水围，中环也未到过几回，一出口便知缺乏“优雅”文化的小子。事实上，香港的有关研究更显示，跟外国经验不同，隔代贫穷在香港有加剧的趋势。我们可以说，对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人而言，社会较开放流动是事实，但对“80后”来说，是另一番世界。

　　流动性是局部的尖锐矛盾，是未来的大问题；对任何政府，这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这个问题在香港已经尖锐化和明显化，特区政府不能不尽快面对。

　　流动性不足也好，贫富悬殊也好，社会不公也好，其实都指向一个问题：分配。香港的分配出了大问题。众所周知，2006年香港的坚尼系数高达0.533，是全球发达城市之冠；今天这数字恐怕只会更高。与此同时，香港却又出了大量世界级的富豪，其穷奢极侈的生活、巧取豪夺的手法，天天出现于传媒中。

　　流动性下降感受增强的原因何在

　　在我经验中战后的港英管治年代，纵使是50、60年代，经济发展缓慢，市民生活痛苦，但普遍都有一个创业兴家的梦，都会认为在香港，只要有本事，自然会向上流动。我们只会崇拜那些发达的富翁，以他们为榜样和奋斗目标，而决不会妒忌他们、仇恨他们。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大家都觉得有希望，有奔头。之后70、80、90年代，经济发展快速，周边人人都过得比以前好的实例，这种希望感更加实在。

　　但是无可讳言，这种普遍的希望感，是港英政府刻意构建的成果。赛马会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在不停的频密制造大小富翁，而且过程是随机的，人人有份，绝对公平。在施政方面，港英无疑是偏袒英资，但是英资自成一国，以国际贸易投资为主业，与其他人没有正面的利益冲突，反而相得益彰。他们也做地产，但都集中于某一小地段低调而漂亮地大干，如置地只做中环甲级写字楼，太古做特大项目。殖民地政府有无上的权威，它会平衡各方利益，分配虽然不均，但不会太差。尤其是自70年代开始，麦理浩主政的十多年，公屋、居屋、9年免费教育、综援等一系列措施，为广大市民建立了一个颇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让大家都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香港人普遍感觉不会有失医、失学、饿死人的事情出现。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13年过渡期间，以国际贸易投资为主业的英资撤退，空间陆续由本地的地产财团填补，而房地产有关的收入和税费等，也逐渐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发展到今天，不知不觉之间，香港事实上是为地产财团利益而发展的，连特区政府都被他们骑劫，看他们的脸色，成了他们的附庸。几个长期在小小的香港吸收滋养，成为世界级的富豪，但至今没有几个成功踏出鲤鱼门，仍旧呆在这一潭小水中猛吸，时至今天，除了衣之外，食、住、行、通讯、娱乐，全都是他们的天下。剩下来的狭隘空间，中小企业挨贵租、贵工资，能撑住的，已经了不起，更遑论前途希望了。打工的，工种越来越少。在中小企业工作，条件差，不稳定，机会少；在大企业工作的，上边一层复一层，不知前途何在。

　　创业吗？不说机会成本高了，绝对成本也挺高。美国创业还有车房，香港小本经营，只能做个小商铺，全年无休，去洗手间还要挂个牌在门口，赶快完事。好不容易挨它两年，又要加租了。中间如有少许的机遇，地产财团马上以饿虎擒羊之势霸占了。君不见饮食零售的商铺全部连锁化，小店则此起彼落。在以前，失业还可以摆地摊，今天连这个都不可能了。

　　房地产利益，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公，和流动性下降。它更挤走了中小企业和小商贩的生存空间，窒息了香港经济活力。

　　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央称“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对香港很多人来说，一天比一天空洞，在不少人的感觉上，这里一点都没有香港市民的份儿，只不过是保证这只鹅继续生金蛋的手段。先不说公务员、教师、社工等好一大批人没有直接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以及另一批北上回流，风光不再的“师傅”和往日夜夜笙歌，月入5、6万元的货柜车司机等。整体而言，日子比以前差的大有人在。

　　我是最早提倡年轻人北上发展的(注4)，但已多年不再提了。试想一个大学毕业青年北上，数千元的工资，不但养不起香港的老人，连刚毕业便背上的十多万元学生贷款都还不了。过去20年的“三高政策”，已经使青年们只能困笼于香港，作困兽之斗。“80后”斗“50后”的说法之所以有市场，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有些人索性来个一拍两散，不如大家都乾脆不发展好了。我们不要以为“50后”跟“80后”有基本矛盾，“80后”其实都是“50后”的子女。“80后”的许多问题，如买不起房子等，终于会影响到“50后”的利益。“50后”不单会同情“80后”，终于还会跟他们站在一起争权益。

　　说了这许多，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房地产利益已经成了香港的主宰，特区政府失却了平衡各界利益的能力和地位。于是，矛头往往就直指特区政府；从最近一些事件的表现显示，香港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彻头彻尾的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政府所做的任何事。这股反对派的论述是：这个政府不代表我们，只代表财团利益。原因是它不是我们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社会不公是不民主的产物；并且天真地认为民主万能，只要实行“真普选”，选出来的特首和立法会议员便会扭转局面。而沿着这简单的逻辑推下去，香港的不民主、不公平政制，是中共给香港定的，因而他们也表现得十分反共。弄到今天什么又“起义”、又“解放”的，已经矛头直指中央。

　　内地地方政府初尝卖地作为岁入主要来源，但很快出现大问题。香港在这条歪路上走了20多年，房地产利益盘根错节，更难收拾。而董建华在这里栽了一个大跟头，更使后来者引以为戒。不过这个问题是不能不面对的，社会不稳定，房地产也必然会受影响，甚至连某些富豪个人的安危也会受到威胁。

　　稍有远见的财阀都会明白目前的状况不可能持续，主动配合改革不但能让他在香港这个他们发家的地方留下美名，而不被咒骂，内地政府也会欢迎一些较懂大体的发展商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大展拳脚。最近北京高调地处理盈科地产圈地不开发事件，是一个十分清晰的讯息。巧取豪夺，到哪里都是不得人心的。

　　(注1)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译者:陆求实，戴铮。文汇出版社，2007年。

　　(注2)大前研一：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译者：刘锦秀，江裕真。中信出版社，2007年。

　　(注3)策略发展委员会文件：《香港的社会流动》，CSD/FD/1/2010，9-10页。

　　(注4)刘乃强：港灿逃荒。《信报》，2001年1月14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0年5月号，总第1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