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了20个男人的女人是怎么想的？
照例，对任何读者的故事，我都不做道德上的评价。
女主的性格和观念，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再看女主兄弟姐妹的现状，更加印证了这点。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有点绝对，但适合大多数普通人。
女主的妈妈终其一生，就像一个贪吃的小孩，一颗接一颗的吃着不同味道的糖果，以满足自己一时的口腹之欲。无论是经历二十个还是三十个，她最终都没想明白，自己究竟要什么。
这其实是个很哲学的话题，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终其一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想清楚的东西。
多数人并不存在这样的困惑，是因为ta会受到道德和经济的束缚。前者会让ta有愧疚和羞耻感，后者让ta无法随心所欲。
一个普通人仅仅突破了道德束缚，耻辱感消失了，但是却受制于经济实力，这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一个小城市，当一个女人有着并不好的名声，能看上她的男人毫无疑问，也谈不上任何质量。她只会遇到越来越差的人，陷入一个又一个的泥潭，这就是宿命。
当然，我们可以猜测，或许她有着对完美爱情的追求，或者她仅仅局限于满足肉体的欲望，两者之间当然有高下之分。没有爱情的肉欲，就算再刺激，也永远无法和灵与肉结合的爱欲想媲美！
女主想摆脱母亲的影响，但却不自觉的重蹈覆辙，如果有不同的话，那就是女主很聪明，没有结婚生子。
女主想追求爱情，她遇到的男主除了有家庭，应该基本上满足了他对男人的欲望。
女主缺乏父爱，渴望被宠着，被惯着，有恋父情节也不是什么坏事。但问题是，这个年龄大的男人需要什么，你能满足他吗？这个女主未必清楚。
他可以陪你，可以惯你宠你，这都不是问题，但是他不愿意舍弃自己的家庭，这足以说明，对他而言，你还不是不可替代的。
这世界上，很多事情并不绝对，他给了你一个几年后离婚的承诺，给了你一个可以回头的承诺，或许这是真，或许这是假，难以说清，也毫无意义。
承诺可以不用当真，但关键是人需要成长。
成年人只是一个法律上的说法，每一个人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生存，是需要不断学习成长的。所以，我对性格注定命运这个说法只相信一半，原因就在于此。
每个人都是可以不断改变和完善自己的，而这种动力来源于内心。外在的条件和刺激只是一个诱发因素，根本还在自己。
打破自己的思维观念，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或许会很痛苦，会很不适应，但这是必由之路。
如果你想拥有你梦想的生活，那么一定要让自己配得上它。
这就是我对女主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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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插队三顿饭
1968年10月，我们江苏省如皋中学全体初高中毕业生集合在大操场，一番豪言壮语的动员报告，热血沸腾的表态发言后，在漫天的红旗和动地的锣鼓声中，每人脖子上挂一领袖像，各奔东西，去了四面八方的乡下插队落户。
我那年高中毕业，随着人流，流到了如皋何庄公社大会堂，听公社干部刘主任宣布各人的分组和去向。念到我的大名，看到场上举起一根套着麻绳的扁担，听到一声吆喝，我便目标扁担，循声挤插过去。集结在扁担下的，还有两个我素不相识的初中生邓某、黄某，我们仨配一组，说是高中的带初中的。集中在大会堂的400多知青，你呼我叫，像没头的苍蝇乱飞，分别飞到一根根的扁担下，不一会儿，一个个满脸茫然地作鸟兽散。
生产队长带路，两个社员挑铺盖，加上我们仨知青，一行6人，沿着坑坑洼洼的田间小道，朝公社最东北方向的8大队7小队走去。我们老问还有多远，他们一会儿说“不远不远”，一会儿说“快了快了”，一会儿说“还有几节田”，一会儿说“还有节把田”，从太阳歪西，一直走到家家灯火，乌漆墨黑。少说也有十里路。
从此，我最最宝贵的年华，散落在农村8年多。其间，有几顿不一般的饭，我一直难以忘怀，每每忆起，五味杂陈……
第一顿“忆苦思甜”饭
下乡当晚，我们被领到一户贫农家落户。队长招呼我们，连同队里的干部、贫下中农代表9人落座。先端上3个小碗，我们知青每人一碗，碗里是半个拳头大的黄里夹白、白里有黑、黑中带青的团团。
我们正在惊诧时，队长开讲了，他说，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吃香喝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今天让你们吃“忆苦饭”，是麸皮豆腐渣，我们贫下中农解放前连这个也吃不上，你们吃了就能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就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然后又说队里贫下中农多少，哪家哪家是地主，是富农。还指着我说，戴眼镜的，要擦擦亮，不要跑错了门！我一听，是啊，以后我们连“骨”都要“换”，怎么在乎吃麸皮豆腐渣！我带头眼一闭，嘴一吞，三下五除二，咽得头直伸，喉咙里像用砂皮打了的感觉。
贫下中农们各种诡异的神态，看着我们仨知青吃了。
“下面，我们吃社会主义的白米饭！”队长说。接着，盛上每人一碗白米饭，端上一脸盆黄芽菜，“苦尽甜来”，“思甜饭”来了。……队里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旁若无人，吞咽饭菜如“风卷”，待到我们添饭夹菜时，锅里盆里已是“残云”也没了……
后来，参加吃饭的社员偷偷对我说，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吃的还不如你们的“忆苦饭”呢。我听了不知究底，一脸愕然，怎么解放后还有不如的“忆苦饭”呢？多年后，我才知道1960年代初，农村曾经的困难岁月的境况。
烧了一顿“煤油饭”
那次“忆苦思甜”饭以后，我还以为插队以后天天有“思甜”的白米饭，哪知道从此的饭食和农民一样，成天就是玉米、麦子杂粮，加山芋、胡萝卜、大头菜，一年到头，一天三顿，山芋玉米糁儿粥，偶尔弄顿菜面，哪能有米饭！
有一次，我们仨知青实在怀念米饭，听说玉米可以换大米，就抬了一袋玉米，步行八九里，到公社粮站，10斤玉米才换了6斤多米，还要贴了些钱。
我们回到队里，像过节一样，兴致勃勃淘米煮饭。那锅盖透出的米饭热气，飘得满屋生香，勾引得饥肠更加辘辘。我们迫不及待开锅盛饭，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记不清是谁，揭锅盖的时候，热气蒙了眼睛，碰倒了灶台上的煤油灯，扑鼻的米香顷刻化成煤油味！
一顿白米饭来之不易啊，怎么办？我们哪遇到过这种事，你一言我一语想办法。赶紧把饭盛到淘箩里，拎到屋后的河里去淘，淘得满河的煤油花儿，淘淘闻闻，再淘淘再闻闻，煤油味丝毫不减。我们又想，煤油是可以蒸发的，就把饭倒回锅里，放大火烧，一层一层的，都烧成锅巴了，煤油味还是纹丝不动。
黔驴技穷了，我们眼巴巴地望着一锅煤油白米饭，十分不忍地倒掉了，重新煮了玉米糁儿粥，填充那食欲极旺、空空如也的肚子。
没能喝得上的玉米糁粥
那时候，农村不仅粮食紧张，连唯一的燃料，草也不够烧。秋后，稻麦秸、玉米楷子、棉花楷子都烧完了，只剩下了留在田里的棉花根，队里就让社员起早挖，下地的时间不限，收手的时间听队长的，因为很难挖，所以谁挖的就归谁。我们也和社员一样，天刚蒙蒙亮，赶早饿着肚子，顶着寒霜下地挖。两个时辰下来，寒霜染白了头发、眉毛，俩手冻得红而发亮，衣裤只剩裤裆里干的，挑回一堆棉花根，想到能烧一阵子，我们满心欢喜。
不久，欢喜化成了愁苦。入冬，连绵阴雨又是雪，那棉花根总晒不干。有一次中午下工，我们仨忙着煮玉米糁粥，锅堂里的棉花根，怎么也烧不着，又没有引火草，想用煤油点，一个月一个人只有4两，哪里舍得啊。万般无奈，我们就拔垫床铺的稻草引火，尽管知道这样一拔，冬天夜里就难过了，可是，眼下的饿难熬啊！那以后，铺草越抽越少，直至抽光，就一条棉花絮铺在木板上，冬夜睡到天亮都没暖过来。
那时候，我们还没砌灶，临时借用农民的一个锅qia儿，没有风箱，也没有烟囱，湿漉漉的棉花根引着火，谈何容易！我们头伸在锅门口轮流用嘴吹，久久吹不着，满屋子的烟，熏得泪流满面。忽然间，又“呼”一下窜出火来，来不及躲避，头发眉毛都烧掉。
忙乎了好一阵，玉米糁粥刚开始沸腾了，那边上工的铃声响起来了。滚烫的粥怎下得了口，但又不能误了工，我们无食里腹，咽着口水，百般无奈地挑起担子，抗起钉耙，匆匆朝“广阔天地”奔去……
选自《知青》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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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过年
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他当时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该过年了，还要搞下去吗？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闹心的是，连新年也过不成了。
1月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时年18岁的章仁兴是上海玻璃机器厂的一位青年工人，也是该厂的一位造反派。这封倡议书虽然署的是他的名，但却是厂里的造反派头头假他的名字写的。倡议书呼吁：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决不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年。
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新年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仅仅4天之后的1月9日，中共国务院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新年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虽然不放假，新年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1967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
章仁兴记得，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他们厂的造反派都去了，多人坐了四辆卡车。刘其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新年前不久，刘其舜被造反派一纸借令借调去当了工人记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写任何报道。反正上面有统一稿件，凑凑热闹就行了。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1967年的新年还是静悄悄地来到了。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准点下班。晚饭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的。
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点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取消过年，消减了合家欢的气氛，也消减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及人伦秩序的敬重之心。
直到1980年，中国才重新全面恢复了新年休假制度。
2022-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