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66)
睡了20个男人的女人是怎么想的?
照例,对任何读者的故事,我都不做道德上的评价。
女主的性格和观念,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再看女主兄弟姐妹的现状,更加印证了这点。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有点绝对,但适合大多数普通人。
女主的妈妈终其一生,就像一个贪吃的小孩,一颗接一颗的吃着不同味道的糖果,以满足自己一时的口腹之欲。无论是经历二十个还是三十个,她最终都没想明白,自己究竟要什么。
这其实是个很哲学的话题,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终其一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想清楚的东西。
多数人并不存在这样的困惑,是因为ta会受到道德和经济的束缚。前者会让ta有愧疚和羞耻感,后者让ta无法随心所欲。
一个普通人仅仅突破了道德束缚,耻辱感消失了,但是却受制于经济实力,这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一个小城市,当一个女人有着并不好的名声,能看上她的男人毫无疑问,也谈不上任何质量。她只会遇到越来越差的人,陷入一个又一个的泥潭,这就是宿命。
当然,我们可以猜测,或许她有着对完美爱情的追求,或者她仅仅局限于满足肉体的欲望,两者之间当然有高下之分。没有爱情的肉欲,就算再刺激,也永远无法和灵与肉结合的爱欲想媲美!
女主想摆脱母亲的影响,但却不自觉的重蹈覆辙,如果有不同的话,那就是女主很聪明,没有结婚生子。
女主想追求爱情,她遇到的男主除了有家庭,应该基本上满足了他对男人的欲望。
女主缺乏父爱,渴望被宠着,被惯着,有恋父情节也不是什么坏事。但问题是,这个年龄大的男人需要什么,你能满足他吗?这个女主未必清楚。
他可以陪你,可以惯你宠你,这都不是问题,但是他不愿意舍弃自己的家庭,这足以说明,对他而言,你还不是不可替代的。
这世界上,很多事情并不绝对,他给了你一个几年后离婚的承诺,给了你一个可以回头的承诺,或许这是真,或许这是假,难以说清,也毫无意义。
承诺可以不用当真,但关键是人需要成长。
成年人只是一个法律上的说法,每一个人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生存,是需要不断学习成长的。所以,我对性格注定命运这个说法只相信一半,原因就在于此。
每个人都是可以不断改变和完善自己的,而这种动力来源于内心。外在的条件和刺激只是一个诱发因素,根本还在自己。
打破自己的思维观念,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或许会很痛苦,会很不适应,但这是必由之路。
如果你想拥有你梦想的生活,那么一定要让自己配得上它。
这就是我对女主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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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插队三顿饭

1968年10月,我们江苏省如皋中学全体初高中毕业生集合在大操场,一番豪言壮语的动员报告,热血沸腾的表态发言后,在漫天的红旗和动地的锣鼓声中,每人脖子上挂一领袖像,各奔东西,去了四面八方的乡下插队落户。
我那年高中毕业,随着人流,流到了如皋何庄公社大会堂,听公社干部刘主任宣布各人的分组和去向。念到我的大名,看到场上举起一根套着麻绳的扁担,听到一声吆喝,我便目标扁担,循声挤插过去。集结在扁担下的,还有两个我素不相识的初中生邓某、黄某,我们仨配一组,说是高中的带初中的。集中在大会堂的400多知青,你呼我叫,像没头的苍蝇乱飞,分别飞到一根根的扁担下,不一会儿,一个个满脸茫然地作鸟兽散。
生产队长带路,两个社员挑铺盖,加上我们仨知青,一行6人,沿着坑坑洼洼的田间小道,朝公社最东北方向的8大队7小队走去。我们老问还有多远,他们一会儿说“不远不远”,一会儿说“快了快了”,一会儿说“还有几节田”,一会儿说“还有节把田”,从太阳歪西,一直走到家家灯火,乌漆墨黑。少说也有十里路。
从此,我最最宝贵的年华,散落在农村8年多。其间,有几顿不一般的饭,我一直难以忘怀,每每忆起,五味杂陈……
第一顿“忆苦思甜”饭
下乡当晚,我们被领到一户贫农家落户。队长招呼我们,连同队里的干部、贫下中农代表9人落座。先端上3个小碗,我们知青每人一碗,碗里是半个拳头大的黄里夹白、白里有黑、黑中带青的团团。
我们正在惊诧时,队长开讲了,他说,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吃香喝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今天让你们吃“忆苦饭”,是麸皮豆腐渣,我们贫下中农解放前连这个也吃不上,你们吃了就能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就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然后又说队里贫下中农多少,哪家哪家是地主,是富农。还指着我说,戴眼镜的,要擦擦亮,不要跑错了门!我一听,是啊,以后我们连“骨”都要“换”,怎么在乎吃麸皮豆腐渣!我带头眼一闭,嘴一吞,三下五除二,咽得头直伸,喉咙里像用砂皮打了的感觉。
贫下中农们各种诡异的神态,看着我们仨知青吃了。
“下面,我们吃社会主义的白米饭!”队长说。接着,盛上每人一碗白米饭,端上一脸盆黄芽菜,“苦尽甜来”,“思甜饭”来了。……队里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旁若无人,吞咽饭菜如“风卷”,待到我们添饭夹菜时,锅里盆里已是“残云”也没了……
后来,参加吃饭的社员偷偷对我说,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吃的还不如你们的“忆苦饭”呢。我听了不知究底,一脸愕然,怎么解放后还有不如的“忆苦饭”呢?多年后,我才知道1960年代初,农村曾经的困难岁月的境况。
烧了一顿“煤油饭”
那次“忆苦思甜”饭以后,我还以为插队以后天天有“思甜”的白米饭,哪知道从此的饭食和农民一样,成天就是玉米、麦子杂粮,加山芋、胡萝卜、大头菜,一年到头,一天三顿,山芋玉米糁儿粥,偶尔弄顿菜面,哪能有米饭!
有一次,我们仨知青实在怀念米饭,听说玉米可以换大米,就抬了一袋玉米,步行八九里,到公社粮站,10斤玉米才换了6斤多米,还要贴了些钱。
我们回到队里,像过节一样,兴致勃勃淘米煮饭。那锅盖透出的米饭热气,飘得满屋生香,勾引得饥肠更加辘辘。我们迫不及待开锅盛饭,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记不清是谁,揭锅盖的时候,热气蒙了眼睛,碰倒了灶台上的煤油灯,扑鼻的米香顷刻化成煤油味!
一顿白米饭来之不易啊,怎么办?我们哪遇到过这种事,你一言我一语想办法。赶紧把饭盛到淘箩里,拎到屋后的河里去淘,淘得满河的煤油花儿,淘淘闻闻,再淘淘再闻闻,煤油味丝毫不减。我们又想,煤油是可以蒸发的,就把饭倒回锅里,放大火烧,一层一层的,都烧成锅巴了,煤油味还是纹丝不动。
黔驴技穷了,我们眼巴巴地望着一锅煤油白米饭,十分不忍地倒掉了,重新煮了玉米糁儿粥,填充那食欲极旺、空空如也的肚子。
没能喝得上的玉米糁粥
那时候,农村不仅粮食紧张,连唯一的燃料,草也不够烧。秋后,稻麦秸、玉米楷子、棉花楷子都烧完了,只剩下了留在田里的棉花根,队里就让社员起早挖,下地的时间不限,收手的时间听队长的,因为很难挖,所以谁挖的就归谁。我们也和社员一样,天刚蒙蒙亮,赶早饿着肚子,顶着寒霜下地挖。两个时辰下来,寒霜染白了头发、眉毛,俩手冻得红而发亮,衣裤只剩裤裆里干的,挑回一堆棉花根,想到能烧一阵子,我们满心欢喜。
不久,欢喜化成了愁苦。入冬,连绵阴雨又是雪,那棉花根总晒不干。有一次中午下工,我们仨忙着煮玉米糁粥,锅堂里的棉花根,怎么也烧不着,又没有引火草,想用煤油点,一个月一个人只有4两,哪里舍得啊。万般无奈,我们就拔垫床铺的稻草引火,尽管知道这样一拔,冬天夜里就难过了,可是,眼下的饿难熬啊!那以后,铺草越抽越少,直至抽光,就一条棉花絮铺在木板上,冬夜睡到天亮都没暖过来。
那时候,我们还没砌灶,临时借用农民的一个锅qia儿,没有风箱,也没有烟囱,湿漉漉的棉花根引着火,谈何容易!我们头伸在锅门口轮流用嘴吹,久久吹不着,满屋子的烟,熏得泪流满面。忽然间,又“呼”一下窜出火来,来不及躲避,头发眉毛都烧掉。
忙乎了好一阵,玉米糁粥刚开始沸腾了,那边上工的铃声响起来了。滚烫的粥怎下得了口,但又不能误了工,我们无食里腹,咽着口水,百般无奈地挑起担子,抗起钉耙,匆匆朝“广阔天地”奔去……
选自《知青》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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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过年

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他当时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该过年了,还要搞下去吗?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闹心的是,连新年也过不成了。
1月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时年18岁的章仁兴是上海玻璃机器厂的一位青年工人,也是该厂的一位造反派。这封倡议书虽然署的是他的名,但却是厂里的造反派头头假他的名字写的。倡议书呼吁: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决不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年。
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新年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仅仅4天之后的1月9日,中共国务院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新年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虽然不放假,新年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1967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
章仁兴记得,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他们厂的造反派都去了,多人坐了四辆卡车。刘其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新年前不久,刘其舜被造反派一纸借令借调去当了工人记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写任何报道。反正上面有统一稿件,凑凑热闹就行了。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1967年的新年还是静悄悄地来到了。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准点下班。晚饭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的。
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点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取消过年,消减了合家欢的气氛,也消减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及人伦秩序的敬重之心。
直到1980年,中国才重新全面恢复了新年休假制度。
2022-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