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病夫的疗程
2月5日美国参议院对特朗普弹劾的动议进行了表决，两项指控的投票结果分别是48/52和47/53。
由于占多数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抵制，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弹劾案就此落幕。
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国会做了国情咨文演说，表面上根本没把弹劾当一回事。
其演说中充斥着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不实之词，在结束时众议院议长佩洛熙愤怒地将特朗普的讲稿当众撕掉。
在此前一天，《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为亚洲病夫，
此言让人联想起19世纪后期西方人对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称号：东亚病夫和西亚病夫。
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由两个关键因素所决定：国民素质和社会制度。
在晚清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文盲，而起源于农耕时期的皇权专制制度也十分落后，
因此那时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是名副其实的。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后，
首先出现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结果在甲午战争中宣告失败。
在此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充满了浪漫的憧憬，然而其思维范式却来自儒家，
因此认为西方社会实现了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天下为公”。
例如，在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塔里就珍藏着当年福建巡抚徐继畬在1853年赠送的一块石碑，
其碑文如下：“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旨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戊戌变法，其目标是模仿日本的政治体制。
变法失败以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模仿美国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
然而，当时国民的思想还停留在皇权专制的文化范畴中，所以共和最初的几年政坛一片混乱，
逼得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来重整社会管理体制。
甲午战争以后，包括章太炎和杨度在内的很多青年人去日本留学或流亡，
结果学来了一套日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念。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
也就是消除各番邦的权利然后集权于天皇。
这个情况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正好相反：日本需要的是反封建的集权，而中国却需要反过度集权的帝制。
就在中华民国成立了短短几年以后，在欧洲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印象出现了急剧变化。
例如，陈独秀就说过：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
而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也有类似观点，他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列举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时，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中国在巴黎和会受挫以后出现了五四运动，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高潮。此时，那些归国的留日学者把落后的病因归结为儒家文化，因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就处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中，因此他对儒家思想是深恶痛绝的，而对法家思想却情有独钟，甚至号称自己就是“马克思+秦始皇”。因此，在《推背图》第41象中斥其为“九十九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此外，毛泽东也坚持了五四运动时期宣扬个性解放的一些观点，例如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这些都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体制的核心是“儒表法里”，也就是说在表面上宣扬的是荀氏和董氏的儒家价值观，而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法家的“法术势”理念上的。此外，皇权的统治终止于县一级，在此之下则是靠乡绅的自治，这里是儒家文化的温床。
正如谭嗣同在《仁学》中所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中国在辛亥革命中去除了“法里”，而在五四运动中又推翻了“儒表”，社会文化走向了虚无，结果就导致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当历史蹒跚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西方世界又爆发了大萧条，纵观全球只有苏联独善其身，因此社会主义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了“全面苏化”，在乡村打倒甚至消灭了乡绅阶层，把党组织推进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从而实现了对社会无死角的绝对控制。中国也模仿苏联用剪刀差来劫农济工，然而毛泽东却没有像列宁那样善待知识分子，而是试图靠“土法上马”来搞大跃进。由于在农村基层的党组织来自于退伍军人和贫雇农，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少管理社会的能力，仅仅靠传达上级领导的指令来开展工作。因此，大跃进运动中这些基层领导盲目地推行一系列错误政策，结果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
据说，在冷战时期有一个苏联的市政官员到纽约去访问，看到商店里供应充足而且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会见主管商品供应的政府官员，希望学习一些先进经验。当陪同人士告诉他纽约市根本就没有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时，他感到一脸茫然。这则故事反映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巨大差别。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如今的50后这一代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狼奶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其思想范畴或概念体系（paradigm）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一个人对在少年时期所接受的各种思想观念往往没有判别能力，就像婴儿不会认为母乳有异味一样。因此，这一代人偏执地认为靠“党在国上，人在党上”的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可以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和蔓延，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封城潮”。交通的封锁限制了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而计划经济的配给制体系如今也已荡然无存，结果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这第一个“柴”来说，如今很多国人还是以罐装的液化天然气为燃料，而春节期间换煤气罐的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如今很多人却无法返回工作，结果就造成很多家庭断炊的问题。此外，幸亏这几年快递业务得到了飞速发展，人们不出门也可以在网上订购商品，希望这最后的生命线不要因封城而受到影响。
在17年前SARS爆发时青壮年的死亡率比老人和儿童都高，因为致死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反而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所致。在中国这样的集权体制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与此类似，恐怕那些严苛的“封城令”对民众的伤害会比病毒的扩散更为严重。
此外，在如此恐怖的气氛中把少年儿童整天关在房间里，对他（她）们的心灵也许会带来很大伤害。即使是在监狱里，犯人也有走出牢房出去“放风”的待遇，因此“封户”的措施值得商榷。当然，这场疫情也的确不可小觑，《推背图》第45象中说：“炎运宏开世界同”，也许暗示着新冠病毒最终会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因此，中国应该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要存在速战速决的侥幸心理，而是应该在防疫和恢复生产和生活之间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
如果新冠病毒从中国扩散出去，就会给世界上很多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那时人们才会看到，在恶性传染病面前，民主体制比集权体制更不堪一击。当年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是因为其农业文明在工商业文明面前显得十分落后，而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化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也将过时，而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政治体制还未出现。本人认为兼顾集权与民主两方面优势的“君组立宪制”最终将会在中国逐步实现，希望大家共度时艰，曙光在五年以后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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