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医，反对者常与巫婆和算命先生相提并论。
如果这个逻辑通行的话，说到领导人 就应和贪官相提，说到法官就得和污吏并论。
这也是一个制造“愤青”的逻辑。
但是，既便是说到命理学，自古也有“学术派”和“江湖派”之分，不能一概而论。
学术派是由中国古代最聪明的人不断研究的；而“江湖派”又不断把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这两派的关系也是相互作用的。看学术派的命理学，其本质就是哲学。
我不但不小瞧古代的巫婆，对中国的鬼神文化抱慎重的研究态度，就是对现代巫婆也不是简单否定。
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她有一个同学的妻子就是“大仙”，平时给人看个“虚病”什么的。
朋友他们搞同学聚会时，这位男同学喝多了，他们送他回家。他的妻子不仅能说出聚会的男女人数，
还能准确说出他们喝了几瓶啤酒。朋友说，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女人是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
但说起话来却不一般，认识问题不仅到位，而且还高人一筹。
朋友在和我说上面这段话时，我们正在街上行走。
她指着路旁的一户人家说她要进去问候一个朋友，让我陪同。进去后，见屋里坐了好几个人。
朋友指着其中一位妇女向我介绍说，这就是那位“大仙”。
我这才明白，朋友把我弄来是想让我鉴定一下这位“大仙”。
朋友对“大仙”介绍我说：“这是我的朋友，你给她看看她有什么事？。”
“大仙”说：“我不给她看，她的事她自己都明白。”
我笑说：“我又不是仙，怎会明白？”
“大仙”说：“你没感觉到你给别人支个招，解个事什么的效果很好么？”
我叫起冤来，那是我学习 的结果，和仙无关。
“大仙”对我的朋友说：“她母亲也是给人看病的。”
朋友惊讶地看着我说：“你母亲也是大仙？”
没等我说话，大仙说：“她母亲是科班出身。”
我说：“既然我母亲是科班出身，她看病就与仙没什么关系。”
大仙笑道：“是么？没有关系她的治疗效果会那么好，又不出医疗事故？”
我一听，马上驳道：“如果是仙在给人看病，有你这样人就可以了，，我母亲何苦要苦学多年？”
“大仙”说：“苦学多年的人多了，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出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象履行天职一样做好这项工作。”
我笑道：“如果你把人的灵性本质活化为仙这样一个意象，我倒是不反对你的这个仙了。
可我想问你的是，你没有医术而只有救人济世之心，如何履行你的天职呢？”
“大仙”指着一屋子人说，：“我是什么也没有，可我在为人解事时又不是什么都没有？”
我问： “你不觉得你是在骗人？”。
她说：“我不觉得是在骗你，你觉得我是在骗你么？”
我笑了，我的确不觉得她是在骗我，而是觉得遇到一个听其一席话胜读几年书的智者。
朋友说：“你俩在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了，说点现实的吧？”
她问“大仙”：“你说，我这朋友能红杏出墙么？”
“大仙”说：“不会。”
朋友问：“为什么呢？”
大仙说：“因为她身上有条公蛇霸着她，不许别的男人靠近。”
我和朋友全大笑了。
虽然我笑她这一说法十分荒唐，但是她把复杂的心理因素用如此形象的方式概括出来，不能不说是别开生面。
其实朋友对一个普通妇女自发地说出不寻常的话来感到不理解正是受现代思维模式的制约。
想那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主持人张越吃惊于陕西农村妇女刘小样与她一交一 流毫无障碍也与我的朋友是一样的。
我们总认为学习 只能来自书本、学校、老师，殊不知人是学习 的动物，向内也能寻找到学习 的途径。
因此，智慧象大地上的植物一样是可以在自然环境下自发地生长出来，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现今的学习 形式使我们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民众。
对比今天，人类的早期发展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卑微、原始、低级、被动、消级、简单的，何谈神性？
我们现在力图屏弃我们身上残存的原始性的东西，却不知我们是人面蛇身，身下盘着长长的历史，
我们不可能只要头，不要尾巴。
我的一个朋友形象地描述我们今天的进步是一个下身瘫痪的人开电动车。
我们的现存状态不过象一个成年人一样只能说明他发展的现实性，而不能说明他婴儿时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成年人丢失了多少发展的可能性？可我们却高傲地看待孩子的天真，幼稚。
我不仅相信造物者没有偷懒，我还相信进化不拖泥带水。
我们所乎略的所谓感性层面的东西，所谓低级的我们力图屏弃的东西很可能是极其重要的东西。
本能反应代理智做出的择决有时可能是更明智的择决。好些被科学否定，被理性唾弃的所谓低级的东西，
往往含有耐人寻味的大智慧，它们都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揭示比我们据有的科学要大的多的逻辑。
有一次我置身于洪水中，挣扎了两个小时还无着陆希望。
我不得不科学地计算我的体能，打算接受葬身江 底的现实。
这时，我看到一个硕大的暗红色的球体滚到我面前——这是一团 蚂蚁，一团 抱在一起的蚂蚁。
为了不至于让着水一面的蚂蚁淹死，这个球体在不停地滚动，从里到外地翻腾，顺时针地翻腾……。
我惊呆了，蚂蚁的个体寿命不长，别说是一代的蚂蚁，就是十代、百代的蚂蚁也未能必能遇到一次大洪水。
它们是从何得知这一自救方法的？如果我从这个一团一 蚂蚁中拎出一只来问它，它可自知？
你可以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本能，出于偶然，但他们用这种方式保存种群，其作法是不是科学？
这智慧是如此地超越蚂蚁，以至于蚂蚁凭着本能把自己交给命运，反倒成为蚂蚁最明智的做法。
所以，有时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一个消极行为，当我在洪水中，意识到我身后有一个大过个体，
大过科学的大逻辑时，我顿感力量无穷，这个力量使我得救。
我说了这么多，有人还说我没有说出中医到底有什么。我知道中医的知识量与西医的没法比。
每个学期女儿拿回的西医教材每本都比砖还厚。中医的书的确没有西医的多。
前面我说过，人类大脑的储存量和检索能力比不过“深蓝”电脑。
一旦医生的大脑检索能力不及，就可能出现医疗事故。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一个医疗事故案的卷宗。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可由于知识的欠缺和检索能力的限制，判断失误，造成医疗事故。
在医疗鉴定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被一群专家质问、指责、甚至讽刺嘲笑。
我想。专家们的学历比他高，年龄比他大，见识比他广，而且他们是一群，做的是事后诸葛亮。
他们怎么对基层医院的医生没有一点理解之意呢？
在大医院，总是一大群医生给一个病人会诊，这还不算众多的仪器和操作机器的人员。
这不正说明西医的知识不是一个人的脑袋能记完全的吗？
那么在基层医院单个医生出现诊断错误不是很正常的么？
所以，西医为什么要聚堆，要聚在大医院，要依赖尖端技术，人们为什么要往城市涌，
要到北京的医院看病才甘心，能得到什么条件的医疗成了划分人的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
实在是技术逻辑决定了人们的思维逻辑。
大学学医的学制是五年，比一般的大学要长。随着医学的发展，将来医学知识成倍增长时，我们怎么学医？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学医至少要学十年才可以看病，将来这学制是不是得延长到二十年、三十年？
出现五十岁时走出校门，然后六、七个人给一个人看病的情况？亦或是干脆就造看病的机器人？
我承认，西医的知识是很“实”的。相比之下，中医的知识和技术要少，学问要“虚”。
活到了年近百半我才理解“虚”的用处。年轻时努力学习 技术，尽可能地占有知识。
老了时，却有意地淡化技术和知识。
我的专业是法律，可我现在尽量不用法律，也就是不用我的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
有意让自己的内心“虚空”，让我所面临的事物尽量不受我的知识和我掌握的技术力量肢解，
整体地进入我的内在。
古人把“虚”比做寒潭，云和雁飞过时潭中有影，用来喻人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所以，中医的确是没什么的“虚”。我母亲的第三个师傅，我的田姥爷就很讲究“虚”。
他有一次给我母亲专讲这“虚”时，正好我父亲也在座。后来我父亲跟我说起过这事。
他说，这足以证明中医没有什么实在东西，这虚就是唬人，，就是忽悠、就是见机行事，没有原则……
我那时当然是全盘接受父亲的观点。
现在我知道，要学技术、学知识并不难，但要把握这个虚对现代人来说真就是很难。
我们的内心已被填的太实了，以至于我们本来具有的与其它动物一样灵敏的听觉、嗅觉和感知能力都退化了。
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事去寻找另一个同事。我远远看见这个同事来了，我就很高兴。
两位同事就笑我近视的可以，能把一个陌生人认作是同事。这人走近了，我一看脸，真的不是。
可我不甘心，因为我近视，识人不是靠认脸而是认形体，这人的形体分明就是我那同事。
于是我上前问他认不认识我那同事，这人说：“他是我哥啊。”
前年，我二十五年没见过面的舅舅来看我。我带着侄子到站台上去接。我告诉侄子我舅舅的相貌特征。
并说，就算我认出他来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舅舅认出我来的可能性也是百分之五十，加起来就是百分之百。
可舅舅就从我眼前走过去，我们谁也没认出谁来。
但舅舅一出站，却与后赶来的我女儿相认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奇怪。我女儿长得象她姑姑，而我长得象我奶奶，
我女儿和我舅舅是凭什么相认的呢？舅舅一看见我女儿就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接我？”
我女儿回答说：“接你的人在站台里哪”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你舅舅让我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