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经济学界最缺乏的四大常识
我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学中发现，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
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谋士，缺的同样是常识。 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缺少哪些常识呢？
我想主要有以下四个。
印钞票不创造价值 究竟什么是财富？很多人以为钞票是财富，其实钞票只是财富的收据。
印钞票是最简单的、成本几乎等于零的一项政策措施。
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
如果说烂印钞票的货币政策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问题，
如果印钞票就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津巴布韦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因为认为印钞票是万能良药，是缺乏常识的表现。
公共财政部门的作用不过是重新分配财富
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而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在父辈和子孙、政府与民间之间的重新分配。
如果财政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就是当代人之间的转移支付，几乎不创造任何价值。
更糟糕的是，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转移支付，
而债务积累的后果就是震惊世界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政府配置资源效率不可能比市场更高
尽管市场不完美，尽管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
如果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高，那么苏联就不会崩溃，我们也没有必要启动经济改革。
政府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
使他们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
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日趋复杂，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们从理论和事实上都可以证明——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政府规划的效果会更好。
这个常识在30多年前，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今天似乎已被人们忘记了——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开始对各种规划、干预趋之若鹜。
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市场与政府》一书中写道：“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风险极高。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
目前主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30年前人们一个也没有预测出来，
今天也不可能预测出30年后的事情。 产业决策是集中决策，是一场豪赌。
它将每个人犯错的概率累积到一起，加大了集体出错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巨大。
产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成本极高。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这必然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 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
经济增长绝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实现
因为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低，而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价值的创造，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 在增加资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早就证明：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提高效率的最重要手段是创新。 所以，宏观政策只会越帮越忙，以低效为代价实现所谓的经济增长。
一个正确问题要比十个正确答案重要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加重要。
因为解决一个问题，往往只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一个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或者从新的角度看问题，
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 创造性的想象力为什么难得？因为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冠冕堂皇的伪问题。
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伪问题，他们忽视和否定常识，用经不起推敲的假设和逻辑来代替真问题。
在政府热心倡导下，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最重要的宏观问题，也就是长期增长，
转移到经济的短期稳定，将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转移到了政府官员的规划。
为了扭转这个倾向，我们有必要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学。重构的第一步是提出正确的问题，
一个正确的问题比十个正确的答案都重要。但遗憾的是，大部分经济学书籍，都是在围绕伪问题深耕细作。
这类著作，读得越多，反而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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