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俄苏文学让人亡国
网文《胡耀邦說：「都去愛文學，我們會亡國！」》（胡志伟 2019年11月26日）报道：
王蒙在香港人心目中是個有骨氣的文人，五十年前因寫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而被打成右派發配新疆十六年，平反後官至文化部長、中共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六?四後因拒絕去醫院慰問戒嚴部隊受傷官兵而被免職。他是個高產作家，每日最多寫一萬五千字，一邊做官還能每週出產一篇小說。十年前，他在自傳第二部《大塊文章》中的封面中自我介紹，此書「是有不少乾貨的」。本文就是介紹該書的精彩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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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救獄中作家 批准高行健出國
著名畫家黃苗子（白樺力作《苦戀》主人公的原型）曾在本港某報撰文說，王蒙主持文化部三年零五個月，雖無什麼政績，但對人還是好的。王蒙對此不服，他見了黃苗子說：「是我開放了營業性舞廳啊！」說王蒙對人好，確有不少例證。
（１）一九八五年，吉林省《作家》雜誌編輯、詩人曲有源因參與民間文學刊物而被公安部門收審，其妻是個工人，生活困難。王蒙聞訊後，派《人民文學》編輯韓作榮去長春瞭解情況，然後以全國作協常務副主席的身份，同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黃河大合唱〉作詞者）聯名向中共中央上書，申述曲有源沒有犯罪也不是危險份子，沒有違法記錄，結果曲被開釋。
（２）一九八八年，西德一個官方文化組織邀請高行健以畫家身份訪德半年，當時文化部外聯局以高曾以作家身份，訪問過德國，怎麼又成了畫家，故遲遲不肯批准。王蒙批示曰：「西德人承認他是畫家，並承擔一切費用，我們何必管那麼多？按法律規定，除有未了刑事、民事官司或服刑及掌握國家重大機密人物以外，都可以出國，外聯局的任務是將這些活動納入對外文化交流的總體格局，而不是分辨某某人的業務成就。再說，在外語中，畫家一詞也可作油漆匠解，根本沒有中文裏那種成名成家的輝煌含義」。如此這般，高行健被放行，從此沒有回國，還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王蒙做文化官，在對外文化交流時不免要說些體制內的官話，為中共當權派擋風擋雨，但他內心中對中共左王左將是很反感的。他當作協副主席時，要受文化部副部長賀敬之節制，賀某常常對他談及「文藝界特別是作協的不良風氣和言論等」，他總是且聽且淡化柔和化之，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他從不認為作家們都比政治家更懂得政治，卻認為在政治上不必對作家們期待過高，一個潛心寫作的作家不可能是危險人物，也不可能是顛覆勢力，不可能是成事不足壞事有餘的政治投機醜類，所以並不響應在文學界開展嚴肅思想鬥爭的部署，也抵制與賀敬之之流心目中的「資產階級」浴血奮戰，更沒有成為賀所期待的一名披荊斬棘呐喊衝鋒的尖刀班長，只是虛與委蛇一番。
抨擊政治變色龍阮銘
王蒙的愛恨分明也表現在他對政治投機份子阮銘的抨擊。
他說，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在北京舉行時，阮銘以受胡耀邦委託的名義，到場召集王蒙、劉心武、李子雲等談話。「阮銘秀美挺拔，長臉灰眸，傲慢自負，目光陰鷙，帶著一股冷氣，給人以與眾不同的印象。他不像領導，也不像幕府，倒像一個多次洗滌消毒後穿著工作服操著手術刀的外科醫生。談完，我告訴李子雲，這就是文革初期以魯迅文集的某個註釋有問題為由發難攻擊周揚的人。李說：我知道，他是壞人。」
阮銘一九三一年生，一九四六年入黨。中共建政後歷任燕京、清華團委書記，一九五七年泰山壓頂將王蒙打成右派，時任團中央候補委員，文革時任中宣部機關文革主任。文革結束後任中央黨校理論部副主任，一九八三年因「文革三種人」被開除黨籍。一九八八年赴美，一九九七年任臺灣淡江大學客座教授，二○○四年任陳水扁的總統府國策顧問。像這類由深紅變深藍再變深綠的具有五十年以上中共黨齡之變色龍，在臺灣「揾食」且受扁政府重用的尚有兩三個，它們在什麼朝代都有好果子吃。
八十年代的清汙、反自由化決策的形成經過是怎樣的？
王蒙提供了一些內部機密：「每次開會，文化部內一些元老、大家、權威都大罵通俗的、消費性的文藝活動。王朝聞（馬列主義文藝評論家，官至全國文聯委員）扭著身子學歌星，論證歌星們是何等地不堪；吳雪（曾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國劇協第三屆副主席）乾脆提出：文藝這樣搞下去，中國會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庚（戲劇理論家，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則更是上綱上線地批判。
文藝家革起命來政治家都會嚇一跳，因為他們富有激情，善於煽情，身心投入、聲音洪亮（尤其如果是演過話劇的話）、手勢感人、用詞精當，怎麼表達怎麼成功，而且記憶力好，像衛星紅旗之類的說法，還是當年反修九評時代流行起來的，經過文革，經過改革開放，一般人早就忘記了，但是我們的德高望重的文藝家們還牢記著，以此作為批判的重炮炮彈」。
還有那個剛摘了帽子的丁玲，在京西賓館座談會上斥責文藝界「黨風很壞，文風很壞，學風很壞」，以此表示自己很延安、很毛主席、很老革命。作家李准說，丁玲缺少一位參謀：五十年代全黨全民反右，她被定為右派，自然要倒楣﹔到八十年代，人心反左，結果她老是跳出來反右，證明她是左派。丁玲還在魯迅文學院說：「你們算什麼思想解放，我那時候（在延安），一男一女高興了，搬到一起住就完了……」說得眾學員沒了脾氣。
吃飯有人陪，電話有人催，上班有人追，回家有人候
在王蒙筆下，共產黨的高幹並不是成日高舉一什麼、堅持什麼的鐵板一塊，他們私下所談的悄悄話，倘依「四項原則」來辦，統統應該送去秦城監獄，諸如：
（１）五十年代胡耀邦說：「都去愛文學，我們會亡國！」
（２）一位首長聽說王蒙要去文化部，乃對他說：「一個文化部長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
（３）一些省市文化廳局領導描述自己的生活是：「吃飯有人陪，電話有人催，上班有人追，回家有人候」，王蒙認為這些（土豹子出身的）廳局長沾了點文化一，也都個個能說會道起來了。
（４）一位大人物在某高級場合說：「現在是搞資本主義的沒事，說資本主義的挨批」。
（５）報告文學名家理由（其報告文學集《揚眉劍出鞘》曾獲1977-1980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說：「同樣一個人，同樣是他或她的真實材料，你不編造一絲一毫，可以把他或她寫成英雄模範；同樣不編造一絲一毫，也可能把他或她寫成壞蛋」。王蒙的結論是：「作家就這麼偉大，就這麼可怕！」另一個當道的作家、寧夏文聯主席張賢亮常說：「我們這些人是三中全會路線的既得利益受益者」，王蒙認為張「說得粗鄙，但又絕對不是無稽之談」。
（６）文革餘孽浩然（原名梁金廣，文革時因《艷陽天》、《金光大道》兩部小說深受江青賞識）則說：「作家都是人精人核兒！」
（７）一位首長曰：有三個三七開要明白：
第一，個人努力與出現機遇；
第二，個人能力資質與是否被承認；
第三，為領導服務與為人民服務，都是三七開。
在這樣一個上下交徵利的國度，基層民情又是如何呢？
王蒙引援內參的報導：
（１）東北某地，大兒媳跳大神，斷定公公已被黑蛇精附體，於是全家把老爺子活埋。
（２）四川一個山村，一青年自稱真龍天子，全村的人都把閨女送到「天子」身旁「奉枕席」，
党的支部書記路過他家門口，看到眾人在給這位天子瞌頭，書記走過了卻誠惶誠恐返回去給「天子」瞌了頭。
草民百姓如此愚昧無知，高級知識份子又如何？
一位著名的作家說：
「四人幫倒臺時我還壓在縣裏，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我口袋裏裝著兩篇小說來北京探聽情況，一篇是批鄧小平的，一篇是批極左的……你不管怎麼變，難不住咱們！」
他還對記者說：「在文革被鬥得最狼狽的時候我對老婆說過：別看今天你老公落到如此境地，早晚有一天，你老公也會坐上小汽車！」這就難怪在八千萬人被屠宰的地域，竟無人揭竿而起，此無他，人人都想掙扎著當「人上人」當統治階級。二十多年過去了，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思想、品格水準仍無寸進，各級作協頻頻舉辦「筆會」——就是請一些作家到某風景地，吃吃喝喝，談談約稿，「有什麼不良傾向？至少是成全了不止一對野鴛鴦」。
《花花公子》刊登毛詩詞 國際筆會推崇《玉蒲團》
王蒙所自薦的「乾貨」確也不少：
（１）美國愛阿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畫」邀請了一批又一批的貧窮兼閉塞的中國作家去美國從事四個月的創作、交流活動，主人家指名要請文壇硬漢蕭乾，作協外聯部遂增派外聯部頭頭畢朔望同行監視其言行，有一次蕭乾演講，肥胖的畢朔望竟失職打起了呼嚕。以後又傳出了畢朔望同洋人女性亂搞男女關係的蜚聞。
（２）為了答謝「國際寫作計劃」的善意，全國作協邀請其主持人聶華苓與丈夫、詩人保羅?安格爾訪華並予以熱情接待。這一對仰慕中共的左傾夫婦把毛澤東詩詞譯成英語，介紹給美國讀者，但發表譯本的刊物，竟是中國大陸嚴禁進口的淫賤雜誌《花花公子》。王蒙不知道聶華苓夫婦介紹毛詩詞究竟有功還是有過，所幸鄧穎超接見了這對夫婦。
（３）有一次王蒙陪同日本左翼作家井上靖去見政協主席鄧穎超，鄧對這位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說：「王蒙是一個好的作家，他文章寫得好，故而我們任命他當文化部長」，王蒙聽了驚訝不已。
（４）義大利著名作家莫拉維亞寫了十七部長篇小說、十二部短篇小說集、十部劇作、十部評論集和遊記，還當過國際筆會主席。這位有影響力的反法西斯英雄應邀訪華時，一見到王部長就說，他最喜歡讀中國古代（淫穢）小說《肉蒲團》，於是，原先安排的這位八旬老翁會見鄧小平日程被取消了，撰寫一本頌揚中共的書也告吹了。
（５）八十年代天安門廣場還掛著馬恩列斯的巨幅畫像，「上面讓我們一批做意識形態工作的人員研究一下，研究的結果竟沒有一個人（包括我自己）敢說不掛，而是向後拖，說是等到什麼節日再摘吧，最後只好由最高領導講了話。其實讓我們討論，就是不準備再繼續掛下去了，是希望我們提出建議，為領導分一點憂、承擔一點責任。而我們辜負了領導的期望，就這麼點出息，硬是只能請總設計師自己出來打衝鋒。」
對於成日打小報告的左王左將，王蒙是憋了一肚子氣的。「有一個青年藝術劇院，設立了藝術總監一職，事後受到嚴厲批評，說是藝術總監的稱謂來自香港。這也使我不服，我說豈止藝術總監，國務院、總理、部長、書記、專員、董事長、經理等稱謂哪一個不是來自外國？要求絕對民族化，我們應改稱宰相、尚書、府台、道台、掌櫃的……」
谢选骏指出：
胡耀邦放牛娃出身，脑袋里除了党八股之外没有墨水，他的开明也是共产党宣传的那一套，所以他只会屈服于邓小平的淫威，没有别的办法，比赵紫阳还不如——所以他不仅可以像赵紫阳那样保留党籍，还可以保留官职。于是呢，打着纪念胡耀邦死亡的旗号而起的学运，最后也只能血流成河地趴下了，不能像东欧那样揭竿而起，直捣共产主义的鞑靼巢穴。
俄国文学一度流行中国，因为俄国和中国一样同受蒙古瘟疫的感染，同病相怜；但是俄国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流行中国的结果，最终是让中华亡国于马列主义的野蛮部落（共产国际）了。俄苏文学不仅让民族亡国，还可以让个人亡命——王蒙就是个活例。
他由小说家而被提拔为“部长”，但他受到俄国文学的影响，还想保留文人的清高，殊不知中国的文人不是沙俄的土地贵族（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出身，而是皇帝的科举甚至党的干部出身，为了做官他们只有像狗一样活着，最多只能像海瑞、彭德怀、朱镕基一样，抬着棺材为自己壮行。所以也被叫做“棺员”。只有这样的棺员，才符合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螺丝钉哲学。
(俄苏文学让人亡国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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