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人》，一场震惊民国艺术圈的私奔事件，
是非恩怨您怎么看？
敦煌，三危山，莫高窟，大漠戈壁，从古至今都是传奇之地。http://murl.tv/d1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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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青年才俊，郎朗和常书鸿之间隔着一百个王思聪】
常书鸿是满洲人，满姓伊尔根觉罗（别问我跟爱新觉罗什么关系），1904年出生在浙江杭州。老先生是顶着官帽出生的，因祖父在杭州驻防，所以被我大清授予世袭云骑尉。辛亥之后，皇饷取消。常家子弟多，养活不易，二十多人的一大家子，要吃要穿。因此，少年时代的常书鸿虽然钟情于艺术，但在父亲的强令之下读了工科学校，以期毕业之后就进入世界五百强工作。
常书鸿所就读的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只有两个专业，机械与染织，他无奈选择了勉强与绘画沾边的染织专业。但显然这所学校在工业教育上并不“擅长”，在其存在的短短七年中，培养出的大咖都是搞艺术的。被称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自不必说了，还有著名画家与艺术教育家陈之佛，和著名戏剧家夏衍等。后来？嗯，后来这所学校换了个名字，叫做浙江大学。（图为当时学校的染织实验室）
毕业后，常书鸿留校任教。此时他与后来的妻子陈芝秀一见钟情，两人结婚时，常书鸿21岁，陈芝秀才芳龄17，陈芝秀才芳龄17，陈芝秀才芳龄17，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当时他们一起在杭州执教美术，后双双留学巴黎国立高级美术学校。他俩的爱恨情仇接下来会单独开讲，这里暂且不表。（图为他们在巴黎留学时的合影）
1932年，随着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他人生的第一个小高潮开始了。同年8月他参加里昂市油画家赴巴黎深造公费奖金选拔考试，以《梳妆》油画获得第一名中选。1933年，油画《湖畔》参加里昂春季沙龙，获银奖；1934年，《病妇》获里昂春季沙龙金奖，被法国国家收藏；《沙娜像》被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裸妇》参加里昂1935年春季沙龙，获金奖，被里昂美术馆收藏。1935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常书鸿在巴黎举行了个人油画展。而刚过不惑之年的著名国画大师徐悲鸿此时也在巴黎举办“中国绘画展览”，大师抱着“哎呦卧槽”的心态参观了常书鸿个人画展，之后两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人类艺术前景及世界和平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达成了共识（此处纯属艺术加工，绝无史料记载）。
常书鸿画作
如果你是艺术门外抠脚大汉，不懂画的价值，没关系，我告诉你画的价格：
2010年，《人体》成交价358万人民币
2010年，《裸女》成交价403万人民币
2014年，《重庆大爆炸》成交价940万港元
2007年，《飞天乐舞》成交价1089万人民币
……
《飞天乐舞》
正当常书鸿的绘画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命运的转折点却悄悄到来。1936年底的一天，他像往常那样信步塞纳河边，在一家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小册子，本小册子，小册子，册子，子。。。
【说好要做彼此的天使，你却偷偷下了凡】
接着来说常书鸿和陈芝秀的情事。先看张图，这是他们在巴黎时和同学们的合影，左一是常书鸿，左二是陈芝秀。一个是饮誉艺术之都的年轻才俊，一个是历尽浮华的一代名媛，两人上演了百年中国一段恩爱情怨的爱情故事。
陈芝秀生得美，一如其名，眉目婉约，体态娉婷，睹之忘俗。她本是书鸿小姑的一个养女，一次来杭州相亲，却与常书鸿一见倾心。两人双双在法国留学时，常书鸿学油画，陈芝秀学雕塑，这个沙龙，那个画展，夫妻俩都是常客，真真郎才女貌，用今天的话说，两个都是超级优质偶像。什么叫神仙眷侣？这就是。他们还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经常活动的地点就在常家。陈芝秀以无可挑剔的聪慧漂亮和仪态万方的举手投足，成为沙龙女主人的不二担纲，其风姿远胜过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亦决不输于北京北总布胡同“太太客厅”的主角——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留法后，常书鸿多幅得了大奖和被几座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油画作品，其模特都是陈芝秀。
1943年3月，常书鸿肩负着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数月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渴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初来乍到的兴奋转瞬即逝，敦煌之艰苦与寂寞，人生头一遭，惟有大佛殿檐角的铁马叮当可以明了。常书鸿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敦煌，不是巴黎，不是杭州，但是常书鸿爱上的是敦煌。
常书鸿回国之初，陈芝秀尚在巴黎继续学业，后亦乘船归来。当常书鸿在战乱中辗转逃亡时，陈芝秀也带着一双儿女在轰炸机下逃亡辗转。也就是在这种朝不保夕的颠沛与恐惧里，陈芝秀像常书鸿的二姑那样，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还是妥协了，从重庆携子团聚敦煌，自此朝沐风沙，夜寝石室。然而，常书鸿面对洞窟宝藏可以沉醉不顾，陈芝秀却很难舍弃一袭旗袍、一双高跟鞋，去裹上臃肿腥膻的老羊皮。当地农民背地里叫她“妖精”，她与常书鸿之间的吵架和“冷战”在所难免。那时的陈芝秀，是荒滩戈壁上一道美丽、另类而哀伤的风景，它长久而孤独地伫立于斜阳寒烟。
某天，隔壁来了个老王。啊不对，来了一个退伍军人，接任敦煌研究所的总务主任。常书鸿自传中连他的名字提也不提，是不敢，不屑，还是不堪？此人叫赵忠清，浙江诸暨人，陈芝秀的地道老乡。常书鸿对他格外信任，陈芝秀却渐渐走向了依赖。因为赵忠清能上马打肥羊，下马慰寒暄。我所要讲述的故事也趋向高潮。一个料峭春日，陈芝秀说要去兰州看病，常书鸿却忙于工作，托赵忠清陪往。数日后，常书鸿的弟子、画家董希文拿出了自己截获的陈芝秀联系赵忠清出走的情书。常书鸿呆若木雕，悲怆欲绝。他立即牵出赵忠清用来打猎的那匹枣红马，月下狂奔。那马蹄踏碎了月光，也击碎了常书鸿的心。他想天亮之前赶到安西，应该能追到宿夜的妻子。次日一早，到了安西，找遍车站、旅店，不见踪影，方听人说，几天前便有一辆汽车载着一位美女开往玉门了。常书鸿几乎一头栽倒在地，他来不及多休息，“强打着精神，匆匆喝了点水，吃了点干粮，给马喂了点草料”，飞驰玉门……
这个情节在下面的片子中有展现，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常书鸿醒来，已是几天之后，他摔下马来，被人救了。随后，常书鸿得知了陈芝秀在兰州登报离婚的消息。常书鸿亦登报愤言“反击”（但自传中未提）。二十年神仙眷侣，天涯海角，大漠孤烟，终成陌路。再看一下常书鸿一家三口的画像，不胜唏嘘。
【下辈子，我还要做常书鸿】
初到敦煌时，常书鸿和张大千在莫高窟相遇。这是张大千第二次到千佛洞临摹壁画。临走时，张大千送给常书鸿一句话：我回去了，你在这过你的无期徒刑吧。这一过就是半辈子，常书鸿“苦行僧”一般的作为，非一生左右逢缘的大千先生所能及。
摘抄一段敦煌的介绍：
敦煌是汉武帝时所建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最西面的一个。“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当时中国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敦煌石窟群是指存在于敦煌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水峡口小千佛洞、敦煌西千佛洞等，其中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保留的洞窟、壁画、彩塑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跨越时代最长，保存情况也比较好。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从十六国到魏、隋、唐、宋、元历代都在这里凿窟、塑像，以唐代最为繁荣。根据唐代碑文记载，当时有窟、龛1000多个，现在保留700多个，其中有壁画、塑像洞窟492个，共有彩塑2000余身，壁画44830平方米，可称世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
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牛车，遇到紧急情况难以救急。他们的主食是酱油拌面条，蹬攀的工具是自己动手用木棍制作的梯子。整日在没有通道可行的洞窟间爬上爬下，在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行，每次都是连爬带跳进到洞里。洞中光线幽暗，临摹时白天里也要点着蜡烛。最要命的是洞顶画，画上几笔，手臂开始酸麻，直到头晕恶心。教育部的拨款经常几个月甚至多半年不到账，有时没有钱买颜料，有时买不到颜料，于是在脚下的黄土上琢磨办法，制作出不褪色的天然颜料……沙漠岁月的艰难超出人的想象力和承受力。千佛洞固然美妙绝伦，然而，在不见故人的戈壁荒漠，为艺术献身的热情终究能持续多久？
1945年抗战结束前夕，教育部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这时，前前后后跟常书鸿到敦煌的人都走了。常书鸿这时候完全可以听任指令，回到重庆南京或北平，教书作画，悠闲度日。像一些画家那样，把敦煌作为圣地，隔两年去朝拜一次，临摹几张画回来。“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决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底。” 顽强的常书鸿此时妻离子散，可石窟里满壁风动的飞天，气韵生动的经变画、本生故事图，仿佛生命犹存的彩塑、精美的装饰花纹已经让他痴迷得不能割舍，他怎么放心把石窟交给一直对千佛洞存有觊觎之心的地方官吏呢。他四处游走，向社会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归属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
为了敦煌事业，常书鸿饱经磨难，吃尽了苦头，但他始终如一，无怨无悔。他在回忆往事时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我从八卦的心态开始，却以肃穆的心情结束】
看完他们的故事，你就会和我一样，向他们致以最深的敬意。
他非但拴不住妻子，也撼不动曾经的下属。我将全文引一下高尔泰的回忆，略长。
不过刚想起两条更相关的，先记在这里：
—— 首先，这起事件，叫私奔也好，叫破裂也罢，都不会著名。那已是山河残破未收拾，又隆隆传来内战雷声的民国末年。八年间，人们什么没见过？早已不新鲜。郁达夫登报休王映霞，徐悲鸿登报解除与蒋碧薇婚约，熊佛西给绕道香港牵儿挈女万里寻夫的朱君允写信，「你是有能力的女人，能够抚育三个孩子成人」，—— 这也都是同辈。与之相比，常要待妻子登报结束婚姻，他的人品还是要好一些。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他的情商也更低一些。是相爱相杀没杀好终成了冤家更好一点呢，还是古洞青灯黄卷，无暇导致无爱然后无缘更好一点？你想好了没有，反正我是没想好。
—— 其次，关于常的成就。首先容我断言，常是远比徐老实的人，换在徐悲鸿在敦煌，就绝不会任人这么批斗，更不会任下属那么欺侮。徐悲鸿巡游画展，在广西画《桂系三杰》，演讲反蒋；参与美术活动，在《美展汇刊》同徐志摩笔战，力挺导师所承古典派，怒斥马蒂斯是流氓而塞尚更是人格令人不齿，—— 都可看出他是多么炽烈而急切的人。多年以后，徐志摩的表妹夫做徐志摩年谱，找到他问论战文存，他还劝人家改做鲁迅的年谱更有价值。更多他与刘海粟的过节，对林风眠的误会，连带中央美院与中国美院的宿怨，就更不必细表。他只是一生不穿绸长衫；但并不拒绝参加富人们的欢宴。
但是爬青城山，看张大千与他在抗战的后方，在盛夏的山中，同宿上清宫写生，「青山有情皆白头，绿窗无刻不黄昏」。一个名士云游去，一个严师携徒来，看留在那里的画展（其实是图片资料展），我无论如何，都还是更喜欢徐一点。
也许是看脸，也许是看气色宗派。我喜欢看形销骨立的耶稣，不喜欢看大腹便便的弥勒。
张同常书鸿比，我也更心向常一点。我喜欢看万里投荒的玄奘，不喜欢看机智传奇的慧能。
借用另一处高人的话讲，许多人面对文明史，分不清挥霍的火花，和积累的种子。
张大千在敦煌毁壁画的争议、创兴新画法的豪壮，更接近于哪一方，识者自不待言。
我无意贵此贱彼。种子多了腐坏，也本该焚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然而国运如网，网住了种子，漏掉了烟花。烟花渐欲迷人眼，种子石化难回田。
—— 第三，关于常在婚变中的责任。初了解到还有这一段缘断的人，很容易将陈芝秀之离开常书鸿，与蒋碧薇之与徐悲鸿的情变类比。我也是直到看了那微电影之前，印象中都觉得，常沙娜，得名于塞纳河的常沙娜，母亲是法国人；因为没见过常沙娜谈她的母亲。
我想说，常书鸿的婚变，同徐悲鸿的恩怨，不能一以视之。徐悲鸿除早年在乡间孤苦、少年在上海颠沛、青年在巴黎学艺断粮几濒绝境外，以后不曾遭际过孤寂困苦，虽然他也从没觉出自己是骄子，是怒狮奔马才罢，他是负有使命的流星，体现在人间就是爆炭；蒋碧薇背离他，也并非生活重担，而是情感纠缠。在蒋决定与张道藩复燃或者终于开始之先，徐自己就已有过几回师生恋。徐身上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但这种气概，用在夫妻之间，是不合适的。就是在恋人之间，他也毫不打折。孙多慈之父终不肯女儿嫁徐，虽然那时徐早已名满天下，—— 孙父把女儿叫回家中，又断了女儿的月供，于是女儿只能困守家中。这期间，徐悲鸿曾与她鸿雁传书；但来见孙父，来纾尊折脸服软一谈，请孙父瞧得起的前辈大佬来说项，—— 他从没有办。正如多年前，他与蒋碧薇也是私奔，直到多年后他学艺有成，蒋家默认了他们，才再相见。于是，顺理成章的，他也失去了孙。
而常失去陈，令我开了一个纯学术的脑洞—— 她陈芝秀不是雕塑家吗？怎么只见画家夫君迷壁画，不见雕塑家夫人迷雕塑？洞里的雕塑呢？
我觉得，—— 此刻容我浮出水面透口气：我觉得常书鸿既然选择了与雕塑家而不是画家在一起，那么在自己沉迷壁画时，为什么不考虑雕塑家妻子的感受？假如陈芝秀是有可能为雕塑留下的话，而常书鸿只顾了壁画，那就是他做的太不好，做的太不够了。
妻子只有一个，你没法亡羊补牢。
—— 第四，关于「私奔」这回事。还是那句话，你开心就好。但残酷的是，在你国开心很难。董竹君同夏之时离婚，她很开心；但她的子女也都讲，母亲独立创办锦江饭店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还是在用着父亲的朋友和名望，尽管这时父亲留在四川又抽大烟又蓄妾，俨然堕落成了一个土豪劣绅。文秀同溥仪离婚，她没有很开心，最后四十多岁嫁了一个王老五军官，没几年心肌梗死，撒手人寰。1950年，夏之时连同若干弟弟、侄子，被人民政府镇压，前一年他还是起义人员，辛亥元老，是对方的座上客。他的晚辈子息给在北京的董妈妈写信求救，董竹君只是私下接济，还要严辞训诫他们同反革命夏之时划清界限。她开心吗？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福贵在看到龙二被五花大绑万民公审一枪崩了之后，立刻吓尿了裤子—— 「幸亏咱家的老院都输给龙二了，不然今天被崩了的就是我了。」你问董竹君离婚开心吗？她怕是只会惊心。
据说陈芝秀私奔后，就同那个军官回了杭州原籍，从此中断了艺术生涯，文革遭难，晚景凄凉。她开心吗？有人说，军官没有再去台湾，是为了她；有人说，她后来给常写信求助，还是女儿应答的求助，可见常的一斑。
但我觉得，何必为 justify 她，就一定 peck 他呢？这世上没有拎不清的自由，只有多管的是非。
—— 第五，关于再现，或者消费「私奔」这件事。常沙娜还在，因此我想至少她对这个微电影怎么看，即便法律上讲不必要，道德上看也很重要。按母亲出走，她时年十二岁；记忆中一幕幕场景，再回放时，母亲的画面，真就只有那尘灰扑面的旗袍、高跟鞋，一纸辞别信吗？——或者问的更狠一点，令童年这样戛然而止的这场事故，在常沙娜眼里，重点真的是在敦煌壁画上，然后在HTC手机的相机功能上吗？
我觉得很可疑。
但是我也并不以为这微电影就在消费、利用人家。「消费」被污名化当大棒很久了，该收了神通了。我觉得这往事，已经进入民间的历史，可以艺术的再现，不必纪实；也见仁见智。
想起郁达夫的长子郁飞，曾读到过文革中，还是解冻中，郁飞谈父亲时的文字，其中还是直呼「王映霞」。但是新时期终于起航了，他也从流放的边疆回来杭州，靠近母亲。母亲为他这个年届五十、从最初被组织反右被妻子扫地出门以后就再没尝过家庭是什么滋味的儿子，操心婚事：
70年代末，郁飞仍健在的母亲、当年有着「杭州第一美女」之称的王映霞一直希望儿子能再找一个伴侣。她委托当年的老同学为郁飞在杭州找寻合适的人选。而这位老同学最初找来一位女邻居和女医生为深受疾病困扰的郁飞看病，这位女医生就是后来陪伴郁飞到最后时刻的第二任太太王永庆。
回想两人最初相识的过程，刚刚送走丈夫的王永庆对当年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当时她的前夫是医院的医务科主任，但却英年早逝，两人育有两个女儿。当时四十几岁的王永庆在杭州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虽然有两个女儿，但经济上却相对宽裕，因此并不急于找人。但经历了20多年孤独岁月的郁飞却在和王永庆相识后重新感受到了对爱情和家庭的渴望。于是，他在母亲王映霞的催促下，努力追求独居多年的王永庆。甚至在王永庆两个女儿的眼里，像个怪人一样，穿着
「花衬衫」、骑着「花车子」跑到王永庆家里。
唯不知陈芝秀与常沙娜，可再有过这样的重逢。
（常书鸿，陈秀芝，女儿莎娜及儿子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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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原——文————————————————
听到常书鸿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难过，许多往事都来到心头。一直想写点儿什么，谈谈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歉疚与惭愧。
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在巴黎，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大受震撼，下决心和雕塑家妻子一同，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回国后任西南联大教授，四处奔走，争取到各界支持，于１９４４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了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
黄风大漠，人烟稀少。边陲绝塞，道路艰辛。生活极其困苦。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终于离他而去。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将该所易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文化部文物局管辖。因无人可以取代，仍由他担任所长。他的第二任妻子，画家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付所长。不久，也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比他小三十多岁，同他无亲无故，只是在书上看到过他的事迹，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６２年，从劳改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除了一卷破烂铺盖没有别的家当，除了四处找打零工没有别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寄到敦煌。谈我对艺术、艺术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当然只是试试，没抱多大希望。他看信后，同甘肃省公安厅联系，看了我的人事档案。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公安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
接电话的人叫东林，回答说，只要你们那边没困难，我们没问题。问题出在文化教育系统，我的右派身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巨大障碍。这事卡了很久，后来先生争取到文化部付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说好开除以前的工龄一概不算，以重新参加工作论处，问题才解决了。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
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几次。他告诉我，国家忙了这几年，现在宽松了，百废待兴。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马，正需要人，没想到事情还是这么难办。他说，要感谢公安厅那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我说，也要谢谢徐平羽。他说，那还不大一样，他不过说了句话。要用人么，说句话也是应该的。
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读经、读史，做卡片，积累足够的资料，不要急于求成。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急不得，你要沉得住气。
敦煌的工作，非常忙碌。先生雄心勃勃，要整修加固石窟保护工程，要编辑出版一百八十大本《敦煌全集》，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３６６—１９６６）。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临时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文化部拨款数百万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经上马，铁道部派来的三百名建筑工人，正在紧张地日夜施工。杂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难得见上一面。见了面，也难得多谈。
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差距，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都妨碍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文革一来，把我这个右派劳改犯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的一大罪行。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更多更大的问题，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常李心腹，黑帮一分子。每次斗争他们，我都要在旁陪斗。不是要打倒的对象，而是一块被拾起来用以砸烂神像的石头。当文斗变为武斗时，少不了也要挨打，但比起他们挨的，要少得多也轻得多了。我的新婚妻子李慈林，带着我的文稿笔记，到城里娘家躲避。一个人胡打海摔，比两个人相看受辱，心理上也较易承受。
在以往的历次运动中，他们作为所里的领导人，执行党的政策，也整过不少人。现在他们被整，人们都来打骂。但是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也不是一贯反对他们的贺世哲、施娉婷，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叫孙纪元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让登高望远显山露水。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象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孙纪元和文革组长何山同属一派，叫“革联”，与贺世哲、樊兴刚麾下的另一派“革总”相对立。两派都宣称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都想从昔日的当权派那里，获得不利于对方的材料。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把他俩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去住。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要打，说了对方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那是最困难的时期，后来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日子才逐渐轻松一些。
那天先生眼睛被打，伤势骇人，怕会瞎掉，半夜里溜进他们的小屋，看望了一下。回来睡不着，想了些话，押了个大致的韵，第二天夜里抄好，送了过去：
呈常书鸿先生
昔年此地荒凉绝，寒日苍茫驼铃哀。
山连大漠势欲沉，黄沙簇拥古楼台。
十里危岩走狐兔，千壁丹青生霉苔。
尊前别却繁华梦，先生辛苦万里来。
发蕴钩沉出奇瑰，卧听檐马亿佩环。
惨淡经营白发生，茫茫去日如飞埃。
大匠心事在笔端，不知祸从天上来。
党祸株连及童稚，万人为鱼网不开。
弟子入室搜荩荚，书成蝴蝶画成带。
血染华发泪染襟，愁来哪得一徘徊。
毁誉要须千载定，何用一夕计成败。
笑指山前风景异，加固工程起楼台。
阅尽四百八十寺，雕拦石级通崔嵬。
况复文章千古事，先生著作人咸爱。
华夏正声入画图，尺纸千金传四海。
千古荒诞难遭遇，好戏过后欲看难。
凭寄语，劝加餐，壮心未可一寸灰。
玉关芳草年年绿，豪情也应久弥恢。
且向冰天练奇骨，万紫千红待春回。
李承仙说，先生看了，直流泪。眼睛好起来时，他给我回了个信，伤痛里夹着幽默，说事情弄成这样，当初真没想到。说他一生追求真理，终于坚信马列，虽受冤枉，并不后悔。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回信说，被敌人打击不可怕，被自己人打击才可怕。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打击者，把那使众生不饱的力量，当作自己人呢？我说以小民为敌国，是这个政权的本性，事情弄成这样，是其原则推行到极端的结果，伏维先生三思。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看问题容易简单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莫高窟，即使是最恐怖的时期，秘密联系也不难。毕竟是沙漠中的一个孤岛,毕竟全所只有四十九个人，加上家属老小，总数也不到一百，平时都冷冷清清。文革中他们大叫大喊，也只在中寺院内一阵一阵，外面四周也还是冷清。大串联时，他们去走遍全国，只留下少数人看家，就更冷清了。说话仍不方便，但是交换个信件是不成问题的。利用写信之便，我们有时通报一下情况，有时谈谈看法，想说什么说什么，也是一大愉快。这些信件，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只是个便条。其中一些，保存至今。事过境迁，读来伤心。
那时我们每人每月只三十元“生活费”，平时连肉菜都不敢吃。１９６８年初，旧历年大除夕那天，先生和李承仙邀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的小屋里去，一同过个年。打开铁皮炉子上的沙锅，居然有一只鸡。热气蒸腾，浓香四溢。我惊喜之余，忽又惊恐：气味关不住、又传得远，如果引起注意，招来突击检查，后果不堪设想。有一阵子，我们研究商讨，如果来人，在这屋里怎么躲藏。发现哪里都藏不住，只得带上一只鸡腿，匆匆离去。留下一张字纸，给他们开开心。这篇只为两个读者写作的东西，底稿也保存至今：
明年的新闻——拟预言
一月零日 毛主席下令对苏联实行军管，军管组驻在位于中苏边境的赤塔。因此苏联的革命中心，亦已由莫斯科转移到赤塔云。
一月一日 苏联《文学报》改名《卫东》杂志，复刊发行。刊文揭露托尔斯泰在雅斯那雅波梁纳放债收租，剥削农民的事实，并复印租契照片若干，使人看后，肺都要气炸了。该文编者按指出，列宁撰文纪念这个大地主，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六月六十日 湘潭中学全无敌战斗小组在席吕塞尔要塞的夹墙里搜出大量信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通过一个叫梅西金的坏蛋，前往西伯利亚勾结一贯为沙皇效劳因而获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九月二十五日 为了迎接中国国庆，日本革命委员会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成立大会都拍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称为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红太阳照亮了富士山》和《加勒比海的春潮》两篇社论，表示祝贺。
十二月二十日 纽约红卫兵在洛克菲勒家抄家，抄出黄金２８．５３吨，决议在纽约港口被毁的自由女神象原址，树一毛主席金象，连不锈钢底座在内，高一百公尺。
十三月三日 牛津、剑桥、哈佛等校联合庆祝教改胜利，介绍经验云：基本教材是毛选四卷加农场劳动。
某月五日 国际体育协会举行学毛选模范授奖大会。历届奥林匹克各项冠军获奖。学不好就不能得冠军，能得冠军就证明学得好。有人建议给香港马会的常胜马发奖，以别有用心罪被捕。
同日 科协举行同样大会，给哥白尼、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发奖。因为一切创造发明，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有人建议给马克思也发一奖，正在研究中。
这些文字，不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大陆人，看了真会莫名其妙。可在那时，它确实使我们三个，快乐了小小一阵。三十年后重读，直觉得换了人间。
１９６８年后，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份。
宰猪的那天，先生没事了，叫他来同我一起，给窦占彪做小工，在戈壁滩上汽车路沿途建造语录碑。我们的任务是备料，把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装上马车，送到工地。当然他不能做什么，也无需做什么。但在毒日头下烤得发烫的戈壁滩上跟车，也够受。他似乎并不在乎，很豁达的样子。还说他喂猪的时候，想起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相与大笑。但是接下去，他又说到，那时候，两个儿子从兰州来看望他们，所革委会始终不让见面，他和李承仙两个，真是难过死了。
车子出了山门，先生沉默了很久。透过打碎了又用橡皮胶布粘起来的眼镜，望着无边的大漠，他说，这戈壁滩，一点儿没变。我们来的时候，还没这条路。我们是从老君庙那边，骑骆驼进来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么没什么，困难得很。他说难归难，看到那些壁画、彩塑、经卷，又高兴得很。我问他，听说张大千曾在这里临摹，你同他关系不好是吗？他说是，意见不合。但个人之间没什么。他说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有才气。学得很快，变得很快。一变，学来的就变成自己的了。他说毕加索临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艺术，马蒂斯临摹儿童画和阿拉伯图案，都有这个本事。所以他们画画不吃老本，到老都有新意，都在变。他很佩服。
我说我喜欢张的有些泼墨山水，不喜欢他的仕女画，脂粉气。先生说，脂粉气不等于俗气，有俗气的脂粉气，也有不俗的脂粉气。我们挑好的看就是了。这些话我很爱听，也很受益。那些日子独个儿赶车走戈壁，在悠长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来回复来回，寂寞得够了。先生也来，我大喜过望。他在杂乱肮脏的大院里，煤堆炉渣泔水缸之间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够了。能到这赤裸辽阔的大野上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大声地说说话，也是求之不得。没想到那天晚上，窦占彪给管生产的孔金提意见，说常书鸿这么大年纪了，这么炸辣辣的太阳，放到戈壁滩上晾着晒，中风死了，谁负责。第二天先生没来，到伙房拣菜去了。
１９６９年，所革委会宣布，经上级批准，我们几个的案子，维持原判：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不久，酒泉地区革委会从我所抽调了几个人，去办农业学大寨展览，有何山、孙纪元，还有我。在酒泉听说，韩素音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
与此同时，慈林被下放农村，死在那里。留下两岁的女儿高林。我带着孩子，离开敦煌，到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也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我知道传言不足尽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向干校请了个假，带着孩子，坐火车，上兰州，去找他们。
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愣，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让在长沙发上坐下，摆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说所长在打电话，一会儿就来。我看大圆桌上铺着白台布，放着杯盘酒瓶，保姆出出进进，就问有事吗，李说不要紧你先喝口茶，然后坐近了，放低声音，问我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么。我说在呢。她问在哪里。我说在酒泉。这时先生健步走出，换了眼镜，镶了假牙，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亲切地微笑着，坐在我对面。李承仙又问，在酒泉哪里？我说锁在箱子里。她说那太危险了，你得赶紧把它烧了。先生也说，留着后患无穷，还是烧了好。我唯唯。其实那包东西，就在我内衣的口袋里面。我记着那一愣，心里不痛快，没拿出来。
李搬出几大本照片簿，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照，或豪宴，或壮游，或亲切交谈。其中有一本剪报，贴满关于他们的报导。他俩陪着我看，告诉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翻了一会儿，站起来，抱上高林，说，我们走吧。他俩异口同声，说，走啦？不多坐会儿啦？李边说边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给高林，说，今天真是不巧，马上有客人要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先生说，下次吧，下次来了，在这里吃饭。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紧紧抱在怀里。我夺下来，扔在桌上，几步走出去，砰的一声带上门，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慈林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慈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逝世。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回到酒泉以后，写了四句《又呈常书鸿先生》，给他们寄了过去：“画图海内旧知名，卅载敦煌有遗音。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
寄出以后，又后悔：说到底我并不了解情况。如此轻率如此粗暴地，攻击一位有大恩于我的老人，这件事使我一想起来就惭愧。七十年代末，我平反后到北京工作，住在建国门大街五号社科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没提酒泉那信，也不知收到了没。
先生处境仍然不好。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许。那些人自有后台，争当所长的结果，不是贺世哲，不是何山，不是孙纪元，而是段文杰上了台。先生回不去，一直客居北京。他说，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许多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结果。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对方另有说辞，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五年前，先生在北京去世。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为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作画。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无从拍发唁电，到庙里烧了一柱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袅袅上升的轻烟，把我的感激与思念，歉疚与忏悔，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永恒的彼岸，一切纷争与仇恨，焦虑与恐惧，都烟消云散了。愿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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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点你们不爱听的吧。常老先生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对敦煌壁画的贡献，没有人可以质疑。但请注意，题目中的关键词是“私奔”，是一个个人情感范畴的问题。如果从家庭的角度看待，我认为常老先生是一个失败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位自私的丈夫。
我重新说一下这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养尊处优，仪态非凡。她与一个破落官宦人家的小子一见钟情，毫不犹豫地在17岁的年纪出嫁于他。两人对艺术有着共同的兴趣，于是双双留学法国，成为别人眼中万分艳羡的一对神仙眷侣。在艺术之都，她如鱼得水，家学的良好教养和自身的聪慧美貌，使得她迅速融入了巴黎的艺术圈，并成为明星。在如饥似渴地学习雕塑，深造美学的同时，她积极支持丈夫的绘画事业，丈夫因此可以心无旁骛地创作。毕业后，丈夫凭着自己的绘画天分，崭露头角，不到几年就在巴黎举办了自己的个人画展。
正当一切看起来都越来越美好的时候，丈夫突然提出要回国——以一个作为妻子的她无法理解的理由，从当时文明昌盛的艺术文化之都回到战争动荡中的国家。最终，她还是答应了，但她希望等完成她的学业之后再走，算是实现给自己的一个承诺。丈夫回国后不久，她也带着一双儿女归国，在轰炸机的阴影下逃亡辗转，寻找丈夫，与其团聚。此时的她已经完全忘掉了塞纳河畔的清风，卢浮宫里的晨雾，艺术殿堂中的心醉。
但她不知道，接下来的时光比动乱颠沛的日子更难熬。丈夫所在的地方，叫做敦煌。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风沙，荒凉，艰困和寂寞。整日的沙龙清谈变成了朝沐风沙，傍晚的河畔漫步变成了夜寝石室，旗袍、高跟鞋，与美有关的一切变成了臃肿腥膻的老羊皮袄。这些也许她都能慢慢忍受，但无法忍受的是丈夫的眼里只有工作，对她所承受的一切漠不在意。
之后和你想的一样，某一天，她和另一个男人离开了这里。这并不是一个八卦故事，所以不要问我私奔的细节。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她，一个是对自己的牺牲和付出视而不见的丈夫，一个是关怀备至呵护有加的情义男子，你会怎么选。我只知道，陈芝秀勇敢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所说的不是一个新的故事，只是一个新的角度。我同意@别开枪自己人 的评价，常先生是一位艺术大神，他为敦煌所做的一切，值得我致以最高的敬意。但这并不妨碍我认为他是一位失败的丈夫。
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先生，上海人，北大考古系（或者历史系？），六十年代被分配去了敦煌，本来说好待个两三年就能回上海，结果文革很快来了，没人管她的调动了。于是就一直待了下去，到八十年代她反而爱上了敦煌，不想走了。
可是，她的丈夫彭金章先生在武汉大学，还刚刚一手创办了武大考古系，长期两地分居不行啊，但谁迁就谁呢？结果，彭先生放下自己的事业，也去了敦煌，在九十年代组织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对之前所谓的“将军手”、“公主脚”有了明确的说法。
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不过身体都很不错，彭先生还亲自带我们去爬了北区的很多洞窟，很有“鹤发童颜”的风采。他还说，“本来这个时候我在国外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还要我发言。就是我家老太太不让我去”，也是秀了一番恩爱。
无独有偶，四十年代末，有位叫欧阳琳的女青年来到了敦煌，她的恋人史苇湘为了爱情也随之而来。他们相知相伴在敦煌度过了六十年。
我觉得这才是关于敦煌的最美好的爱情故事，如果你对敦煌学有个基本的了解，我相信你的感触会更深。我自忖做不到坚守大漠，也没有勇气追随恋人共同在那片荒凉的土地上奉献一生。我不想对谁做出什么道德批判，作为一个正在经历漫长异地恋的学生，我深知那种疏于见面和关切的生活的痛苦。
我十分敬佩常书鸿先生，如果不是他甘愿将一生奉献在敦煌，创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定下诸多章程，恐怕今日的莫高窟、榆林窟壁画早就不复存在了，即便还有所存留，也毁于今日如织的游人之手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兼顾事业和感情，和恋人同守清苦听起来浪漫，真正这样做的肯定也只是寥寥无几。我只是为常先生感到惋惜，毕竟还是没有体验到樊锦诗和彭金章、欧阳琳和史苇湘那样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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