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书影响了我的生活
我很小的时候就爱看书, 还不识字就在租书摊上看小人书（连环画册）。在七十年代末, 黄石街头有不少这样的租书摊, 摊上摆着连环画, 薄的一分钱看一本, 厚的两分，长条凳上总是坐满了埋着脑袋看书的孩子。爸妈给我的一毛两毛零花钱，就这么交给了看书摊的老头。到了8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 摊上出现了金庸的武侠和琼瑶的爱情小说。我上初中时, 还常常坐在摊边看武侠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那些书摊都不见了, 再也见不到一群孩子埋头在书摊前看小人书的景象了。
我上小学后喜欢读字书了, 家里有套不全的《红楼梦》, 我没事就翻来复去的看, 也不知看懂了什么, 一碰上诗词就跳过去。五年级那个漫长的暑假, 我似乎将《红楼梦》重复读了约二十多遍。父母还为我和妹妹订了《我们爱科学》，一本很好的科普杂志。我还喜欢到楼上谢见明叔叔家看《故事会》，这杂志很多 人爱读，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那时候的书很少, 我几乎不加选择的读完了所有能看到的书，武侠、言情、作文选、《上下五千年》、《十万个为什么》我都爱看。《射雕英雄传》和《云海玉弓缘》让我看出了眼 泪, 直到今天, 我依然认为这两部是好小说。
初中开始看三毛和琼瑶, 主要是班上的女生爱看, 书传到我手里，我就在一节课里快速看完。我可能看了三毛和琼瑶的全集。那时还流行看一个叫岑海伦的女作家的爱情小说。后来我无意中看了亦舒的《香雪海》、《她比烟花寂寞》, 以后就爱看她的小说了, 断断续续可能看了六十多本。
在我高中的时候, 特别爱看中国解放前的文学作品, 比如肖红、老舍、徐志摩等, 还买了《鲁迅全集》。我认为解放后因为政治原因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了。比如说建国后直到70年代末, 中国任何一本现代文学史中居然没有张爱玲和沈从文这两个名字，你说这样的文学史有什么价值？谈得上有客观性吗？
后来我看了张贤亮、刘心武、谌容等人的小 说, 就关注起中国当代文学了。直到看了方方、池莉、余华、莫言、孙甘露、史铁生、朱苏进等作家的书后, 我开始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学也是值得一看的, 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但那时候我不爱看外国小说, 包括世界名著《红与黑》，我都是看了100多页后仍觉得无味而放弃的。
1995年黄石歌舞团旁出现了一个小书店, 黑底白字的招牌上朴素的写着“后人类书店” 这几个字。我 看到新书店开张, 自然就会进去看看。书店里有很多我当时不知道的书, 主要是外国小说和艺术类书, 还用小镜框挂着很多艺术家、作家、哲学家的照片。我立刻被吸引住了，此后经常进书店买书, 也和店老板刘港顺成为了朋友，他是个行为艺术家，这在黄石显得很奇怪。在认识刘以前，我没听说过“行为艺术”这个词。
在后人类书店买书时, 刘港顺经常向我推荐一些法国新小说和先锋艺术类书籍。当时我对他推荐的书不以为然，因为我不知道“新小说”、杜尚、博依斯是些什么东西。但后来我渐渐的对 当代艺术感兴趣了, 开始购买一些美术书籍, 比如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绘画和《杜尚访谈录》等。
我还买了吕澎、易丹合著的《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 这本书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星星画展” 、王广义的“政治波普” 、栗宪庭、厦门“达达” 、温普林、 “中国现代美术展1989” 这些事件和艺术家们。我在“星星画展” 过去了17年后的1996年, 看到王克平的木雕作品《偶像》，依然感到震惊（一个戴着钢盔的毛泽东像），你能想象这件作品在1979年的北京会对观众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还有王广义的油 画《毛泽东》, 他在毛泽东像上打了黑格, 对我来说, 这种绘画完全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原来毛泽东的脸也可以被人随意涂抹。 书籍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文学和艺术？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我后来所有的选择，都和我的阅读有关系，书籍影响了我的生活。
13、我的第一本书
1994年底，我写完了我的第一本书《传说是另一种现实》。我让武汉的表哥帮我印刷了几百本，并将书寄给了一 些文学杂志和几个文学评论家。只有朱大可的太太给我回了封信，说谢谢我寄去的书，朱大可去澳大利亚讲学去了。其它的书都石沉大海。这是我文学写作的开始， 是认真但又很稚嫩的尝试，如果我现在收到这样的书，可能也不会回信。我将序言和其中的一首诗收录于此，这是我二十岁时写作的一点痕迹。
序
这本集子分为两辑。第一辑是一些诗与散文诗，第一辑收集了十二篇短篇小说。
这些作品都是我今年来，对文学表现形式所作的一些实践和探索。
文学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作品创作过程中，作者是作为主体存在的，而现实的世界则成为客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表现。作者只看见了他想看见的一切，而其它的东西则显得微不足道。
我厌恶一切琐屑的关于真实的强调。到底什么是真实呢？文学作品不是摄影机，它永远也不能事无巨细绝对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况且摄影也有一个拍摄角度问 题，不同的角度也会拍出大不相同甚至面目全非的形象。真实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说法，每个人都会看见一个自以为真实的世界。我认为作品只需要心灵的真实便已 足够。
一九九四
墙外
暗灰色的墙壁层层叠叠
我站在墙外
我知道我只能站在墙外
出现在墙内的空间我显得很不和谐
于是我站在墙外
用想象去凝视墙内热闹而温暖的空间
14、水沫书屋
1996年5月，巡警支队调出一批巡警，充实到各分局和刑警支队，我被调到下陆公安分局肖铺乡派出所。巡警队的工作比较单调，每天只是固定在市区的几条街 面上巡逻，对任何案件只有现场处置权，然后必须移交派出所或刑警队（抓赌捉嫖除外，那是为了创收，不能移交），学习不到多少公安业务知识，因此巡警们都想 调到刑警队或派出所去工作，可以说调走的都还是比较有路子有关系的人。我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请客送礼，为什么我会被调走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1996年４月，我和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女生黄瑶在师院附近开办了一家“水沫书屋” 。这个名字的来历是戴望舒等人三十年代曾经在上海开办过一家“水沫书店”，我当时比较喜欢读戴望舒的诗，因此就沿用了他们书店的名字。还因为我喜欢看一本 叫《书屋》的杂志，所以将“水沫”和“书屋”结合在一起。说来也巧，定好店名时我们还没有租房子，结果后来租到的房子恰好位于师院后的排洪渠旁，整天都能 听到流水的声音，叫“水沫书屋”真是名符其实。
店里的书都是我的藏书，主要办理租书业务，平日由黄瑶的妈妈看店。为了吸引读者，我写作并复印 了一些广告在师范内张贴，这引起了一些意外的麻烦。本来我写广告词只是想吸引学生们来阅读书籍，可当时接近于“五四” 、“**” 时期，广告居然被师院保卫科误读为有人想组织学生运动，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还被反映到黄石市安全局里。安全局查出有我这么一个民警居然和大学生一起开书 店，他们很重视，还派人伪装成大学生（也可能是大学生里的积极分子）找我聊天，询问我对社会的看法、有什么政治倾向、是否想组织读书会等等；我说我只想开 租书店，多吸引点学生来看书，组织读书会干嘛？
书店仅开了三天，巡警支队唐副支队长找我谈话，问我最近干了些啥？我说除了上班外啥也没干。唐问：“你和别人合开了一家“水沫书屋” ，是吧？”我大吃一惊，领导的信息怎么这样灵通啊？我问：“是谁告诉你的？”唐笑而不答，说：“我想到你的书屋里去看看书。”于是他开警车和我去书店，在 书店里仔仔细细的查看了一阵，还问了我一些话，没说什么就走了。我当时隐隐约约觉得不大对头，却根本想不到我那一张广告词会引来这么大的误会。
1996年4月15日，巡警支队政工科科长找我谈话，也是询问书店的事。又过了一两天，市局一科（政保科）的科长E亲自找我谈话，他当时约三十八岁左 右，我记不清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是在巡警支队办公室里谈话的。E掏出笔记本放在桌上，笑眯眯的倒茶给我，说：“这件事是一件小事，而且当事人又是自己单位 的内部兄弟，所以我只是询问几个问题并作些纪录，希望你心里不要有包袱，有什么话都敞开来说。”
我详细的对他讲了我开书店的过程，并承认广告是我写的，中间引用了一些文学评论家蔡翔著《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文学评论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中 的语句。E说：“你的广告词中有些句子值得商讨。并且你身为公安干警，要注意提高自身的政治敏感性，有些话虽然来自于公开出版物中，但这并不表示他的观点 就完全正确。
政治方向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今天提倡的没准明天就会被批判，你是公安民警，政治身份与老百姓不一样，行为一定要慎重。”E要求我写一份事情经 过给他，并要一本《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我就写了一份事情经过给了E，同时还把蔡翔的书给了他。此后，事态平静了，我也就清静了，直到1996年5月6 日我被调到下陆公安分局。
当时听说是巡警支队党委说我容易出思想问题，不能留在巡警队里，借调整之机甩掉了我这个包袱。我到下陆公安分局上班后，离得太远，书店也没有精力再开下去了，就这样在1996年7月，“水沫书屋”关门大吉。
附上那份引发误会的广告
水沫宣言
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日益贫困化，文化失望的情绪弥漫于各个知识分子群中。他们不再关怀终极价值，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此岸与彼岸的对立，人道主义等传统人 文精神。高呼“解构主义” 、“取消深度” 、“抹杀一切意义与价值”的后现代主义口号者越来越多，反文化的“痞子”成为新的文化英雄。在这片热闹的欢呼声中，玩世不恭的混世哲学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后又重新流行。
一两个知识分子的颓废是不足为奇的，可怕的是整个精英文化层开始坠入市民文化的泥沼。面对这种浅薄媚俗的文化潮流，我们不得不开始愤怒，不得不站起来说：
重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
一个丧失了文化精英层的高度发达的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这里我们用双手创建了一个水沫般微小的文化空间，等待着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交流学习。
水沫书社同仁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
现在看这份文字，我感觉非常虚浮。短短不到350个字的文章，“文化”出现了七次，“主义” 出现了五次，“知识分子” 出现了四次，“人文精神” 出现了二次；这些词用得越多，就越是说不清任何问题，只是生搬硬套。
15、初到肖铺乡派出所
1996年5月，我和几名巡警队的同事到下陆公安分局报到，在分局开过会后，我被分配到肖铺乡派出所工作。朱所长和我谈话，问我从市局机关下派到农村派出 所来，心里有什么想法，有没有怨气？朱当时不到五十岁，因为秃顶，看上去近六十了。我说没啥想法，既来之则安之，在工作中向老同志学习嘛。朱向我介绍了这 个所的详细情况，并说所小有所小的好处，所里五名民警，除我以外全部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入党还是很容易的，不象其他的派出所还要搞请客送礼那一套。
我觉得朱太好了，明白说出这儿入党容易，如果我不积极工作，向党组织靠拢，那岂不是不识抬举？可惜我那时还是涉世未深，对所长的话产生了严重的误读。在此 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朱等着看我的实际行动，我却象个傻瓜似的只知道埋头苦干，还交给他几份一文不值的思想汇报。只有这些是不能够加入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里 面去的，所以我在肖铺乡派出所里始终没能成为党组织光荣的一员。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1997年春节，我爸说你得给所长送点礼，搞好关系才能入党 啊！爸爸买了瓶五粮液让我带到派出所送给了朱。1997年2月13日中午，全所民警到朱家拜年，这瓶酒被朱用来招待全所同事了，我也喝了一杯。说起来我也 给领导送过礼，我想入党的动机也并不高尚。党没有接纳我，证明了党组织具有英明的慧眼，不那么容易被蒙蔽。
刚到所里时，朱安排我每天带着联防队员在肖铺乡四处巡逻抓赌。我在五个月里搞了约有几千元钱的罚款，全部上交所里。朱让我买个呼机。我在1996年12月 16日上午，用公款买了个摩托罗拉精英型汉字呼机，价格是1300元，号码是2742797。这玩意当时用的人并不多，别在裤带外晃荡，看起来很威风。
1993年两湖管理处里有两个人用汉字寻呼机，当时3000多一台，象一块小砖头别在腰上（比现在的手机还宽大），用的人很神气，完全是大款的感觉。 1994年我在巡警队里，看见每个队长、警长都公费配备了一部中文呼机，当时是2200元（相当于民警三个月的工资），也让普通民警羡慕得很。没想到我在 1996年也能公费买一部了，而且还是最新的精英型，比老款的小巧精致。
所里还发给我一辆有三四年历史的 嘉陵125摩托车使用，我每天骑着上下班，让巡警队里的老同事们觉得派出所的条件真好，对我艳羡不已。因为我是跟同事学会骑摩托车的，没有去正规学习交通 法规和驾驶技术，也没办驾驶证，所以闹了很多笑话。我第一次学驾驶时，还不知道如何加减档位，就把车挂一档骑走了，在路上还猛加油门，并奇怪为何车走得这 么慢？
我第二次学车胆子就更大了，一口气把车从肖铺骑到黄石家中，把朱所长吓死。他看我久久不回，以为我出了交通事故，派人分头去找我。还有次在黄石商场 路口，交警站指挥台上正面对着我指挥交通，我居然就一直骑到了他的面前。交警跳下指挥台拦停我，查看驾驶证。我掏出警官证，他看了我的警官证后放我走了， 以为我刹车出了问题，叫我骑慢点。其实我只知道红灯停、绿灯行，根本不懂交警的指挥手式，不明白交警面对我或背对我就意味着前方禁止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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