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清早，公司里一个常常内分泌失调的女上司很难得地满脸微笑，拉住我说，你这么淑女典雅的白裙子，怎么配了双红球鞋呀？
我嘴上说，上班么，只要我露在桌子以上的部分好看就可以了啊。
心里却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你不知道我等会儿要去做什么。
中午，我从饭厅偷了一只大碗，一双筷子，装在袋子里正要走，迎头碰见老板。他问，哪儿去？
我说，罢工去。
老板眼神一沉。我一时不忍立刻说了实话，这附近有个非洲难民营。午饭才两块钱。就要开饭了，我吃完就回来。你别拉着我呀。
是的，那个神秘的，非洲朋友们常常挂在嘴巴上的foyer，据那个在那里摆摊的温州同胞说，就是非洲难民营了。我问，你确信？他说在各个foyer做生意的中国人都是这么叫的。
而我之所以知道了ｆｏｙｅｒ可能是黑人难民营还胆敢一个人去，有两个原因，且听我细细道来。
第一个原因是前几天，我和一个在ｆｏｙｅｒ做生意的眼光如锯的温州商贩聊了很久。
我问他在这种地方做生意没有危险么？不怕黑人坑蒙拐骗么？他说，其实我们做小生意的都是坑蒙拐骗。而且只要不是在这里出生的黑人，那些真的从非洲来的黑人人都非常好的。你看我这个摊子——那个摊子上摆的dvd大部分是李小龙的，哼哈活黑的那种——如锯哥儿说，我现在要是有事情要走开一下，我就把摊子留在这里都没有问题的。你只要让他们认为，你是看得起他们的。他们就好得连我都不忍心骗他们太厉害了。
正说话间，一个穿长袍的黑哥儿踱了过来。他上来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说，中国人你好啊。
黑哥儿想看看手表。如锯哥儿终于把他的注意力从打量我转移到了他的小摊子上。黑哥儿左右比划，说他想要一个叫“呱各”的牌子。温州哥儿开始说２０元。后来他降到１０元的时候，我就到处去走一走。
我问了几个人，他们都说，今天星期天，食堂不开门。我就在一个小摊子上买了一包油炸面团。一欧元，一大包。我给了１０元的钞票，摊主找了半天才凑够零钱。这东西吃起来好像油炸过的糯米团，还有发酵过的酒香味。
等我转回来的时候，黑哥儿已经走了。我问温州哥儿生意成功没有？他说，那个人是看到你在，所以过来吹牛的。他把钱包打开，给我看他的钱。但是其实啥也不想买。他又说，他们虽然人挺好的，但是自尊心可比一般人都要强得太多了。
我又问他，为什么我常常送东西，分吃的给我的非洲工友们，可是他们还是和我有很深的隔阂。
主动送东西，已经是在表示优越感了。他说。
这儿我一边回忆着如锯哥儿让我刮目相看的话，一边匆匆赶路。
出了地铁站了。迎面看到一个非洲人坐在长椅上看报纸。我问，听说这附近有个非洲ｆｏｙｅｒ，请问怎么走啊。
他看了我一眼说，对不起，我不住在这里。
穿过马路，我又问另外一个非洲面孔。回答还是，我不知道，我不住在这附近。
不过天随人愿，不多久，我遇到两个黑人少年，他们热情详尽地指点了我方向。
转过一个街角，我看到一个手提着一个装廉价调料的小桶的非洲面孔。而他前进的方向，正是少年指点的方向。
我心里一边有些疑惑，前面两个成年人真的不知道foyer在哪里么？一边想，不管啦。
呵呵，午饭午饭，我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