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做了很多年语文科代表的我一直自诩文学青年，热血青年。大学里也是出了名儿的好事者，身为宣传部长的我时值中国大学讨论改革和西方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不知道组织了多少场辩论。以至于昨天法国下雨，教小女风声雨声读书声的时候，还想起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当年。
所以很多年后，当我像青铜同学一样看着孩子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撒欢儿的时候，还忍不住忧郁地想，如果没有那场我和我们的很多朋友都亲身经历的动乱和动乱的特殊的结束方式，现在的我们会怎样。
历史并不给我们选择如果这样或者如果那样的机会，就象一个政权的一个决定并不能顾及到几十年后的评价，所以有了文革，有了六四，而且还会有我们目前坚定不移支持的，将来的孩子们认为愚蠢无比的决定。
就象盲人摸象，大家角度不同，没法沟通，也没办法有共同的评价和认知，你说哪个盲人更有理呢?
刚来法国的时候，经常被问到为什么选择法国而不是别的国家，说法国浪漫，说法语优美都是官方和体面的回答。真正让我动心的，是少年时候读到的小文，说是在战后的废墟上还有法国老妪精心侍弄窗台上的花儿。还记得作者的评论，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还有花的民族一定是有希望的民族。
于是来法国后慢慢让自己明白为什么法国当年成了唯一投降的国家却没有得到历史的非议，为什么雨果的葬礼上称为国葬，那个战争期间有德国军官情人的夏奈尔葬礼时也万人空巷，一个哲学家流连的咖啡馆成了游览名胜，而那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社员墙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为什么丈夫总要花很多钱买花送给妻子和情人，为什么没有钱买家具却不能放弃度假，孩子不学钢琴不学游泳不学奥数不学外语，等而，等而。
几个月前找到香港记者被训又屡教不改坚持提领导不喜欢的问题的录像，经验还算丰富的我明白这是典型没在中国受过教育没在中国大陆媒体供过职的记者。她不明白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问。
刚上班的时候，电视台的台长的第一次训话就直接说，我们是喉舌，何谓喉舌，就是听大脑指挥发出声音。想在这儿工作别试着当大脑，我们没有大脑，我们就是大脑的工具。
何等赤裸。
于是自觉不自觉，习惯地做起了工具。通过我和我的一帮朋友供职的诸多工具，把一种声音传遍四面八方，深入人心，于是更多的工具被制造了出来。比如水巷同学，比如多年前的我。
原谅我的不敬，在法坛一片倾倒的时候发异样的声音。因为这个小女子的行文和才学颇了得，如果视角客观一点，公正一点，将来的作为不可限量。
由衷，很羡慕水巷同学能理直气壮地跟老师讨论。八年前的一天，法国的一个小报记者让中国河南的一个村落的以生命为代价的故事占据了法国报纸的头版头条。这天上午是我导师的新闻课。刚一落座，导师就说，今早的头条大家都看到了吧，正好我们这儿有一个从中国来的记者，先让她评论一下。
我已经记不得那天我是怎样走出教室的，只有一个词能够表达我当时的心境，就是，无言以对。
亲爱的水巷同学，如果你有勇气的话，我们一起去一次河南，亲自去问一下当地的农民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西方。他们肯定都不知道，他们没有知道的渠道。
说到被关押的记者，这是中国人的痛，中国有思考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悲哀。焚书坑儒，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脉相承啊。你可以说他们是西方部分价值的代言人，可是你不可以说他们是西方利益的代言人。因为比起我们这些坐而论道的所谓的有知识的人，抛家失业甚至失去自由的他们为中国的利益付出的更多。
我可以坚定地说他们更爱国，爱人民，他们更希望我们的同胞有更幸福的一天。甚至，经常，在我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会为他们的母亲父亲，他们的妻子儿女痛心。自然，也为他们骄傲。
话说回来。我的女儿长到了要跟她说道理的时候了。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一定要她知道就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如果想进步想超越就一定要兼收并蓄，有容乃大。
如果你一定认为投降就是卖国就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那我们今天就看不到wumanh镜头下动人心魄的壮观了。如果你认为关掉文学城的连接就能关掉异见的管道，那我们这些胡言论语岂不成了自娱自乐的打打闹闹。如果你坚持认为买方便面给爱人比买花儿给爱人实惠，那你就永远成不了全世界女人的梦中情人了。玩笑一下。
所以听一听不同的声音没有什么坏处，至少历史地看不会有害。这些年在法国，比起上几代中国留学生，我们都享受到了中国强大的甜头，舒服可以，可是不可以做夜郎。
几天前跟一个法国朋友吃饭，他忧心忡忡地问我，那么多出口企业破产了，那些民工怎么办呢?
是啊，那些民工怎么办呢。
水巷同学，你能告诉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