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
[编辑]严格意义上的“两个凡是”一共有三个版本。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天安门广场出现了大量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诗词、标语等，很多内容涉及到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复出、天安门事件以及建国前17年（即文革前17年）的问题等。1月7日，汪东兴指示中央理论学习组负责人李鑫组织编写社论，转移舆论注意力。1月14日，汪东兴又要求李鑫转而先起草华国锋关于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问题的讲话。1月21日，李鑫主持编写的第二稿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首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李鑫在解释提出“两个凡是”的原因中提到：
| “ | 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 ‘两个凡是’的提法。 [80] | ” |
这反映了 “两个凡是”最初是有着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邓小平复出本身。
1977年1月下旬，原定的会议遭到取消。2月3日，李鑫传达汪东兴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对第二稿中的“两个凡是”稍作修改，后半句成为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月5日，李鑫将定稿报送汪东兴，得到认可。汪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清耿飙、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然而最终不知为何，只有李鑫在批件上画圈，并没有听取其他人意见。李鑫后来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直接上报了汪东兴。[80]华国锋后来回忆，这篇社论曾经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不管是否经过了宣传口，社论稿是中央高层集体审定的。[81]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即“二七社论”。社论末尾提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2]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也是最“经典”的版本。
197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华国锋传达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决定。3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83]这是第三次提到“两个凡是”，也是第三个版本。基本采用了初稿的说法，删除了“不能违反”和“不能容忍”两个词组，使得语气有所减轻。同样，这一讲话稿也得到了政治局的讨论和传阅同意。[81]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84]。邓小平后来提到这是他针对“两个凡是”作的批评[85]。
事实上，华国锋同样很早就意识到“两个凡是”过于绝对，1977年4月以后华国锋便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党内文件、国内媒体也一律不再出现“两个凡是”，主观上有着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便到此终结。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用邓小平的提法，第一次在发言中提到“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了全党的正式语言[86]。
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做自我批评，宣布会后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在会上承认：
| “ | （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87] |
会议最后决定，华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并决定将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中央政治局向党内通报华国锋犯下的五条错误：“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10]:459-460
1980年3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与副院长邓力群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作出了一正五负的官方评价：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114]
官方的这一历史评价是在邓小平促使华国锋下台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其中一些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两个凡是”并非华所推行，1977年4月以后华的任何发言稿和官媒都一律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华在粉碎“四人帮”当月即在会上要求请邓小平出山，而如胡耀邦、胡绩伟等老干部，也都是由华亲自请他们出来工作的；著名的“内人党”案以及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皆为华国锋亲自批示平反翻案的；华从未压制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反而一定程度上对讨论保持包容开放，甚至是支持的态度；经济上的“洋冒进”政策是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决定的，并非华国锋一人之过[50][65]。
决议的起草者邓力群晚年在自述里对华国锋表示了某种歉意：
| “ |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对华国锋的评价，其中也有若干意见有失公允。这样说吧：为了拱倒一个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错统统列上，其中有些并不是政策原则上的问题，讲一下也可以，但讲得过于上纲了。[115] | ” |
2008年，华国锋逝世，在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中共中央给予了华国锋很高评价[116]，并未再提到两个凡是[117]：
| “ | ……华国锋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118] | ” |
中共中央所发布的《生平》实际上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华国锋的评价作出了修正，在《决议》基础上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纠正了《决议》中一些较为片面的评价。
2021年2月20日，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王沪宁在讲话中同样高度评价了华国锋。[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