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
[编辑]严格意义上的“两个凡是”一共有三个版本。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天安门广场出现了大量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诗词、标语等，很多内容涉及到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复出、天安门事件以及建国前17年（即文革前17年）的问题等。1月7日，汪东兴指示中央理论学习组负责人李鑫组织编写社论，转移舆论注意力。1月14日，汪东兴又要求李鑫转而先起草华国锋关于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问题的讲话。1月21日，李鑫主持编写的第二稿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首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李鑫在解释提出“两个凡是”的原因中提到：
| “ | 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 ‘两个凡是’的提法。 [80] | ” |
这反映了 “两个凡是”最初是有着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邓小平复出本身。
1977年1月下旬，原定的会议遭到取消。2月3日，李鑫传达汪东兴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对第二稿中的“两个凡是”稍作修改，后半句成为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月5日，李鑫将定稿报送汪东兴，得到认可。汪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清耿飙、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然而最终不知为何，只有李鑫在批件上画圈，并没有听取其他人意见。李鑫后来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直接上报了汪东兴。[80]华国锋后来回忆，这篇社论曾经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不管是否经过了宣传口，社论稿是中央高层集体审定的。[81]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即“二七社论”。社论末尾提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2]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也是最“经典”的版本。
197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华国锋传达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决定。3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83]这是第三次提到“两个凡是”，也是第三个版本。基本采用了初稿的说法，删除了“不能违反”和“不能容忍”两个词组，使得语气有所减轻。同样，这一讲话稿也得到了政治局的讨论和传阅同意。[81]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84]。邓小平后来提到这是他针对“两个凡是”作的批评[85]。
事实上，华国锋同样很早就意识到“两个凡是”过于绝对，1977年4月以后华国锋便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党内文件、国内媒体也一律不再出现“两个凡是”，主观上有着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便到此终结。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用邓小平的提法，第一次在发言中提到“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了全党的正式语言[86]。
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做自我批评，宣布会后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在会上承认：
| “ | （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87] |
会议最后决定，华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并决定将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中央政治局向党内通报华国锋犯下的五条错误：“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10]:459-460
1980年3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与副院长邓力群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作出了一正五负的官方评价：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114]
官方的这一历史评价是在邓小平促使华国锋下台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其中一些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两个凡是”并非华所推行，1977年4月以后华的任何发言稿和官媒都一律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华在粉碎“四人帮”当月即在会上要求请邓小平出山，而如胡耀邦、胡绩伟等老干部，也都是由华亲自请他们出来工作的；著名的“内人党”案以及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皆为华国锋亲自批示平反翻案的；华从未压制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反而一定程度上对讨论保持包容开放，甚至是支持的态度；经济上的“洋冒进”政策是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决定的，并非华国锋一人之过[50][65]。
决议的起草者邓力群晚年在自述里对华国锋表示了某种歉意：
| “ |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对华国锋的评价，其中也有若干意见有失公允。这样说吧：为了拱倒一个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错统统列上，其中有些并不是政策原则上的问题，讲一下也可以，但讲得过于上纲了。[115] | ” |
2008年，华国锋逝世，在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中共中央给予了华国锋很高评价[116]，并未再提到两个凡是[117]：
| “ | ……华国锋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118] | ” |
中共中央所发布的《生平》实际上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华国锋的评价作出了修正，在《决议》基础上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纠正了《决议》中一些较为片面的评价。
2021年2月20日，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王沪宁在讲话中同样高度评价了华国锋。[119]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的关注点也是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华主政的两年内除了揭批“四人帮”外再无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运动。1978年11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自己的考量：
| “ | ……对于“双打”也曾考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搞一下运动……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多次，认为这样做不好，因为一提要搞运动，领导精力又会集中到运动上去，就会影响各省各市抓现代化建设……各省市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搞一下运动，打击一批已经明确的分子……全国不采取这个办法，不是半年就是一年，全党还是应该集中精力搞好现代化。[87] | ” |
华国锋对毛泽东路线的策略性继承也是出于这一观念[45]，其政治话语与政治实践往往有很大偏差，胡耀邦后来批评华国锋：
| “ | ……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需要的，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42] | ” |
包容与民主作风
[编辑]对比毛泽东等其他中共历史上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是较为开明的一位领袖。其在中央工作的短短几年里便得到了很多老同志的肯定。1976年10月6日，在逮捕“四人帮”当晚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华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推辞说：“你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转折重任。”[124]
1978年初，理论界出现了大量不同的声音，各种议论蜂起，中宣部希望华国锋出面谈一下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国锋回应道：“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等理论问题，华认为讲早了不好，应当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若是自己讲早了，人们就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而不好说话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依然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 [125]。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刊发，掀起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和谭启龙进行谈话，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被反对者批评是在“砍旗”，华国锋对此表示反感：“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67]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126][127]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不仅包容了这场讨论，同时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支持。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会议。华国锋同志在会上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128]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便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两个凡是”等问题提出批评，直指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时也间接触及华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对此并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态度，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129]。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或重新处理，如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等，对康生和谢富治进行审查。而对于与会者意见较多的中央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而对于争议最大的“两个凡是”问题，华国锋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87]。
对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表现，当年的与会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提到胡耀邦当时的感想：
| “ | 1978年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130] | ” |
1978年末至1979年初，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北京的民主运动开始兴起。1979年新年后，“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政治抨击愈发激进，且有利用上访闹事事件的趋势，各地政府纷纷告急，中央领导层的担忧越来越大。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胡耀邦和胡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谈话长达5个小时。此时华国锋虽然关注当前的思想动向，但也担心“翻烧饼”。华国锋表示：
| “ | 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搞起来，这是三中全会决定的一条政治方针，是坚定不移的。这应当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前提。现在我们要避免出现1957年那种反复（反右运动）。千万要防止“翻烧饼”：当发扬民主时，号召大家鸣放，出了问题，接着又来个反无政府主义。要很好地引导党员和干部，各级党委、报刊要引导我们的民主生活健康地、有秩序地发展，避免走弯路。[131] | ” |
第二天（1月3日），胡耀邦、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谈话内容。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华国锋极力反对“反右”：
| “ | 昨天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五个小时，是交谈的方式。……华主席特别要求，掌握全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看出总趋势。……现在形势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华主席特别强调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132] | ” |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同时举行了五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8月28日至9月12日）。会里会外透漏着前所未有的民主、开放的新气象。会议之前，一直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被拆除移走；会前，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连续三天举行民主协商会，由华国锋通报即将召开的五届三次人大会议的各项议程，介绍人事变动的考虑，征询党外人士的意见，凸显民主协商的色彩；大会副秘书长曾涛举行会前记者会，各项议程都公开。驻京的外国记者和二百多名各国外交官以及几千名国内旁听者参加了8月28日和8月30日召开的政协和人大开幕式，这是16年来的第一次。此外，主席台上并列悬挂的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领袖像被换成了国徽；中央领导不再在代表的掌声中步入会场。会议的民主气氛集中表现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就政府工作中一系列问题直言不讳地质询、批评和建议。例如与会者对1977年特别是1978年的“洋冒进”政策的进行了抨击。此外与会者对宝钢的集中质询也值得注意，9月4日，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到北京代表团当面接受质询并作出说明，唐克承认宝钢建设有教训[133]。这场质询会引起很大反响，后续又在代表要求下召开了多场质询会。代表们当面批评和质询政府官员反映了代表们民主意识的高涨，而人民日报将各场质询会的细节披露，也是中国政治少有的透明。这些改变甚至得到了外国记者的纷纷肯定。
“实践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时任人民日报主编胡绩伟晚年在自述中称：
| “ | 他（华国锋）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两个凡是”问题）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134]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