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的关注点也是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华主政的两年内除了揭批“四人帮”外再无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运动。1978年11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自己的考量：
| “ | ……对于“双打”也曾考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搞一下运动……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多次，认为这样做不好，因为一提要搞运动，领导精力又会集中到运动上去，就会影响各省各市抓现代化建设……各省市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搞一下运动，打击一批已经明确的分子……全国不采取这个办法，不是半年就是一年，全党还是应该集中精力搞好现代化。[87] | ” |
华国锋对毛泽东路线的策略性继承也是出于这一观念[45]，其政治话语与政治实践往往有很大偏差，胡耀邦后来批评华国锋：
| “ | ……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需要的，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42] | ” |
包容与民主作风
[编辑]对比毛泽东等其他中共历史上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是较为开明的一位领袖。其在中央工作的短短几年里便得到了很多老同志的肯定。1976年10月6日，在逮捕“四人帮”当晚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华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推辞说：“你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转折重任。”[124]
1978年初，理论界出现了大量不同的声音，各种议论蜂起，中宣部希望华国锋出面谈一下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国锋回应道：“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等理论问题，华认为讲早了不好，应当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若是自己讲早了，人们就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而不好说话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依然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 [125]。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刊发，掀起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和谭启龙进行谈话，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被反对者批评是在“砍旗”，华国锋对此表示反感：“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67]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126][127]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不仅包容了这场讨论，同时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支持。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会议。华国锋同志在会上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128]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便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两个凡是”等问题提出批评，直指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时也间接触及华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对此并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态度，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129]。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或重新处理，如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等，对康生和谢富治进行审查。而对于与会者意见较多的中央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而对于争议最大的“两个凡是”问题，华国锋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87]。
对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表现，当年的与会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提到胡耀邦当时的感想：
| “ | 1978年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130] | ” |
1978年末至1979年初，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北京的民主运动开始兴起。1979年新年后，“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政治抨击愈发激进，且有利用上访闹事事件的趋势，各地政府纷纷告急，中央领导层的担忧越来越大。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胡耀邦和胡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谈话长达5个小时。此时华国锋虽然关注当前的思想动向，但也担心“翻烧饼”。华国锋表示：
| “ | 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搞起来，这是三中全会决定的一条政治方针，是坚定不移的。这应当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前提。现在我们要避免出现1957年那种反复（反右运动）。千万要防止“翻烧饼”：当发扬民主时，号召大家鸣放，出了问题，接着又来个反无政府主义。要很好地引导党员和干部，各级党委、报刊要引导我们的民主生活健康地、有秩序地发展，避免走弯路。[131] | ” |
第二天（1月3日），胡耀邦、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谈话内容。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华国锋极力反对“反右”：
| “ | 昨天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五个小时，是交谈的方式。……华主席特别要求，掌握全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看出总趋势。……现在形势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华主席特别强调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132] | ” |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同时举行了五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8月28日至9月12日）。会里会外透漏着前所未有的民主、开放的新气象。会议之前，一直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被拆除移走；会前，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连续三天举行民主协商会，由华国锋通报即将召开的五届三次人大会议的各项议程，介绍人事变动的考虑，征询党外人士的意见，凸显民主协商的色彩；大会副秘书长曾涛举行会前记者会，各项议程都公开。驻京的外国记者和二百多名各国外交官以及几千名国内旁听者参加了8月28日和8月30日召开的政协和人大开幕式，这是16年来的第一次。此外，主席台上并列悬挂的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领袖像被换成了国徽；中央领导不再在代表的掌声中步入会场。会议的民主气氛集中表现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就政府工作中一系列问题直言不讳地质询、批评和建议。例如与会者对1977年特别是1978年的“洋冒进”政策的进行了抨击。此外与会者对宝钢的集中质询也值得注意，9月4日，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到北京代表团当面接受质询并作出说明，唐克承认宝钢建设有教训[133]。这场质询会引起很大反响，后续又在代表要求下召开了多场质询会。代表们当面批评和质询政府官员反映了代表们民主意识的高涨，而人民日报将各场质询会的细节披露，也是中国政治少有的透明。这些改变甚至得到了外国记者的纷纷肯定。
“实践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时任人民日报主编胡绩伟晚年在自述中称：
| “ | 他（华国锋）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两个凡是”问题）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134]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