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里 (郑君里之子）《文革十年祭》节选

聂耳 · 2015-08-02 13:27:55Z

郑大里 (郑君里之子）《文革十年祭》节选简介

来源: 聂耳于 2015-08-02 13:27:55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13551 bytes)

父亲郑君里为中国著名电影导演。1929年加入中国左翼电影家联盟，为执行委员，曾起草中国左翼电影家联盟行动纲领。之后，长期从事中国“左翼”电影事业。1969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母亲黄晨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助理导演。1995年病逝。

文化革命开始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理所当然地被“扫” 了进去，成为上影厂的运动重点。虽然之前饱受批判，但父亲对日后的严酷处境仍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之前， “文艺四清”的严厉洗脑、他的老战友瞿白音的《电影独白》被公开点名、沈浮导演的《北国江南》被登报批判，一系列事件虽然警讯不断，但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官僚、地主那样的非人待遇。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他此时更显得压抑和寡言。

上影厂郑君里、赵丹这些人毫无疑问地被“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斗、殴打、唾骂、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成了艺术家们每天难熬的“功课”。

家里，一样的难熬。当时黄页电话本上都有私人电话，我们家的电话是375018，也照例被登上了黄页电话本。没想到，这个电话成了我们家的一场灾难：电话铃一天到晚都在响，没有停歇的时候，拿起来就是“革命群众”的叱骂。我妈妈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厂里被揪斗了十几个小时回家，精神已接近崩溃。一听到电话铃响，她就紧张地抽搐起来，眼睛发直，浑身发抖。她站在电话面前，想接又不敢接，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把电话搁掉，但母亲怕那是对抗“革命群众”运动；让它接连不断地催命似地响着，我们又不忍心看到妈妈手足无措，流着眼泪浑身颤抖的样子。爸爸虽然饱经残酷批斗的压力，但仍十分清醒，他叫我用一件很大的棉睡衣把电话整个严严实实地捆起来，这样几乎听不见电话铃声了，才使被吓成惊弓之鸟的妈妈平静了一些。

父母几乎天天是在“斗争”中挨日子。父亲更是从厂内斗到厂外；从跪着游街斗到在高架电缆维修车上挂牌示众；从“革命群众”三五结伙的殴打斗到文化广场数万人的“坐飞机”揭发批判。

父亲原本一头卷发，后来剃了个寸头。他说劳动方便。当时正值六七月份的盛夏，他说，这样冲个头也方便一些。其实我知道，他还有一个用意：“革命群众”揪斗他时，就抓不住头发了，可以少受些罪。当时，父亲在家是绝口不提自己被揪斗、被殴打的事，怕年少气盛的我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对抗运动，抗拒“文革”。

电影厂是个很特殊的工厂，它里面有很多感性有余理性不够的文艺青年，又有很多四肢发达的孔武有力的工人，这两帮青年和在一起，产生了极大的自我膨胀和难以自控的激情，他们文斗、武斗都是“好手”。于是，老艺术家们便成了他们施展身手的最佳对象。

有一天晚上，父亲很迟回家。他刚坐定，我就看到他从头到脚青一块紫一块，我知道他挨打了。他说：“你到下面药房去给我买瓶红花油回来。”见我眼泪含在眼眶里，他说：“不要哭，以后碰到这种事情，问都不要问，就拿红花油给我，我自己会涂的。”想了一想他又说：“如果说有一天人家对你说，你爸爸自杀了，绝对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走这条路。如果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家害死的。”父亲是个很理智、很清醒、很有毅力的人。他可能已经想到了会遭遇不测，这是第一次对我说起关于“死”的话题。

那时候抄家是件寻常事，任何人要走进我们家门，就像路人走上马路一样方便。还不能不表示臣服，一定要出去应付一下。来抄家的不仅有红卫兵、红小兵，还有七老八十的里弄造反队。他们一脚踢开我的家门，大大咧咧地在房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视察”一番。“讲政策”一点的，往地上吐几口浓痰，顺手拿起扫帚在我们面前挥舞、训斥一番，拍拍屁股走人；崇尚武斗的就不客气了，挥起扫帚或鸡毛掸劈头盖面地施展一下他们的“武术”。最“可爱”的是红小兵，拿起书架上的小摆设就要往口袋里面装。我说：“红小兵最爱毛主席，毛主席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小兵们脸一红，作鸟兽散。武康路上有个棚户区，里面的大姐、大妈们也成立了造反队。一天，她们敲开了大门，扯着嗓子说：“我们来造反，今天我们讲政策，先不抄你们家，看你态度好不好，不好的话，抄你个底朝天。”我陪着笑脸说：“请进，请进，欢迎造反。”大妈、阿姨们挥着小红旗，就像爱委会检查卫生一样，橱橱柜柜、角角落落、里里外外搜寻了一番，最后吐了一口痰，用脚一捻，说：“妈的，房子住得那么舒服，怪不得全家都是坏人。”闹了一阵，就簇拥着她们的头儿走了，走到走廊里还听她们在议论： “郑君里家真漂亮，什么时候能住到这个房子里去就好了。”其中有个粗嗓门的说：“死人，想你个死啊，操××的。”这时有个人回过头来，正看见我在听他们讲话，马上大吼起来：“妈的，明天我们就来抄家。反革命分子住那么好的房子，你们给我滚出去。”

为了时时刻刻提防“滚出去”的到来，我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因为我发现能保佑我家不“滚出去”的唯有毛主席了。于是我买了很多很多各种款式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和“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等革命标语，把我们家布置成了一个“红海洋”。当时有一种用两张一开纸拼接成的毛泽东的“老三篇”，我把它都买来，每篇文章的大小正好可以覆盖一个书柜。我们家3个最重要的书柜都被贴上了毛主席的著作。其他只要有可能被抄走被砸烂的家具、箱包、橱柜都无一例外地贴上了毛主席语录。有一天，一个同学走进我家，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顿时愣了神，说：“我头都有点晕了。”从此，我们家稍微太平了一点。凡有造反抄家的进来，都不敢随意动手，因为稍一动手，便可能造成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标语破损，这个罪谁也担当不起，那可是要蹲大狱、砍脑袋的。湖南路派出所钟所长过去和我们家关系不错，逢年过节都要到我们家来拜拜年，问候问候。“文革” 一开始，他马上变了一张嘴脸，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转，看看有什么“敌情”。一天，他又来了，我抬手请他进门说：“钟同志，我们家也在搞革命大批判，您提提意见。”他一看，傻了，大概是从来没见过有什么人在家里搞“红海洋”的，便说：“贴成这样也有点不正常。”我说：“怎么不正常啊？这都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他嘴张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扭头走了。我发现这一招实在好，于是把可能被查抄的东西全部用“红海洋”封起来。

“文革”闹成这样，我实在很不理解。1963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我回到家，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我看到两个人，一个高高大大、一个瘦瘦小小，都穿着呢子中山装。他们问：“黄晨同志在家吗？”我说：“你们哪里的？”他说：“江青同志来看她。”我吓一大跳，江青同志怎么跑到我们家来？这时，江青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妈妈那时候因为生病，正躺在沙发上睡午觉。我叫醒她说：“江青阿姨来看你了。”她说：“怎么可以让她来看我，应该我去看她的。”说完，马上就迎了出去。接着，她们两个人关起门来，谈了一个多小时。两个警卫坐在客厅门外，不说一句话。谈话结束妈妈送江青出来说：“大里，你送送江青阿姨。”我说：“江青阿姨，我送你。”江青说：“你不要送我，你送我，我很紧张。”然后就匆匆地走了。我家在淮海中路1934号的武康大楼边门，停着一辆很大的吉姆车，我到阳台一看，车子已经开远了。爸爸回来之后，妈妈说：“今天江青来过。”爸爸说：“她怎么会来，应该我们去看她的，怎么能叫她来呢？”妈妈没有对爸爸细说她和江青具体谈些什么，仅说她是到上海来了解文艺界情况的。爸爸、妈妈都是“组织观念”很强的人，即便是夫妻之间，涉及中央首长的言论也不会私下传播。后来妈妈对我说：“现在才知道，江青那时就在做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对上海文化界每个人的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

1966年8、9月份的某一天，爸爸异乎寻常地早早回到家里，他说，张春桥把他找去并对他说：“你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要交给组织的？”爸爸一听就明白了。张春桥还问起夏衍曾经写过的一个话剧《杏花春雨江南》，是讲江南忠义救国军的。爸爸说：“我们家里可能还有这个剧本。我犯了错误，一定会好好地检查，好好地纠正。相信群众，相信党。”张春桥说：“君里，你不要瞎紧张，群众运动嘛。你这个人就是紧张，接受群众的教育，冲一冲也好。” 爸爸是个很严谨、很认真的人，在圈子里是有名的“紧张派”。从张春桥那里回来，我从爸爸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舒展。他对妈妈说：“我相信党是了解我的，我们共产党员被革命小将冲一冲，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我们再大的考验也过来了。”爸爸从书柜里找出了《杏花春雨江南》。我记得这是用毛边纸印的剧本，好像是在重庆出版的，印刷质量非常差。他把这本书连同几封信件放进文件袋交给了张春桥。我记得这两、三封信的内容是江青到了延安后写的，信的抬头有“君里、黄晨”，好像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大致是一封报平安的信。江青的字写得很漂亮，一手毛体，那时候大概已经和毛泽东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记得还有她的两张照片：她素面朝天的穿着八路军的粗布军装，很朴素，头上戴着一顶草帽，样子还是明星款儿，兰花指翘着扶住草帽，多少还有点造作；还有一张照片是和李纳的合影。我估计，这些东西到了张春桥手里后，一定会全部转交江青。张春桥这次约见我父亲一定是受江青的指使，如此私密的使命由张春桥跑腿，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但张春桥的安慰非但没有起任何作用，反而变本加厉。此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暴风骤雨般地落在父亲的身上。

在揭发“四人帮”罪行的中央文件上，曾经提及江青等人指使空四军装扮成红卫兵到我们家进行正式抄家的事件。事情大约发生在1966年年底，当时我还在上中住读。据后来妈妈说，抄家的人“训练有素”，完全没有红卫兵的张狂，足足在家查抄了一个通宵，被抄的文件、书籍共有两卡车。“红卫兵”走了之后，父亲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不是红卫兵，而是训练有素的特别部门，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顿时，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充斥着家里本已十分沉重的空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