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 与后记

“上山下乡”风暴来临了。当时，我哥哥尚在南海舰队服役，我理应被分配到上海工矿。但我知道好事绝轮不到我头上。工宣队把我直接分配到了大丰农场。之前“大丰”是劳改农场，我是不敢去的。因为上中一大批造反派到“大丰”，再加上它有劳改的传统，在那里肯定没有好果子可吃。于是我向工宣队呈递我的下乡志愿：黑龙江、内蒙、吉林、贵州、云南。工宣队队长把我的志愿往桌子上一扔，笑着说：“你倒好，去的都是边境！” 我也笑着对他说：“唉！我想偷越国境。”

终于，我通过同学的关系，到福建省建阳县彭墩大队第七生产队插队落户。听说，那里的气候不冷，而且是吃大米的，这是选择落户的唯一条件。

我住进了一个由猪圈改造的屋子。说是改造，其实是在屋子中间隔了一块板，泥地上被猪拱成一个一个的洞，一下雨洞里就会渗出一汪汪脏水。隔板的外间用旧坟砖砌了一个灶，一个破桌子、一个旧条凳，成了我的全部“家业”。

第一天，贫下中农给我上了第一课。我这个白面书生高一步浅一步地走上田埂，我的样子大概有点像现在动物园里的一只白猩猩，围观的人群疯狂地大笑起来，指着我说：“上海佬，上海佬！”一个青年农民看我不知该如何下到水田，就说：“老郑子”，从这里下来。不要怕，我替你找个好地方，没问题的！”我顺着他的手势，一脚踩下去，“嗵”地一声，一下子摔到田里。泥水没过了胸脯，众人又一阵哈哈大笑。我后来才知道，水田里有很多泉眼，虽然旁边的田都深不过膝，但泉眼处却很深，我刚才是一下子跌进了泉眼里。这时，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农指着青年农民骂起来。我一身泥水，非常狼狈，但听到老农的叱骂，在寒冷中感到一丝温暖。

建阳种的是双季稻，最苦的要算“双抢”了，一边要插秧，一边要割稻，割完稻马上翻田、插秧。“双抢” 前几天，体力再好的农民都要到医疗站打静脉葡萄糖针，说是打“补针”。我是没有钱打“补针”的。每天早上4点起来煮饭，5点摸黑结队走进大山，趁着早上有点力气，拼命开割水稻。我是个半劳力，和女人们在一起干活，每天要走8里路才能到我们队的山垅田。我跟着女人出工，5个女人5垅田。负责的拿草抽签，抽到最短的就割最小的那块田，最长的就割最大的。我是个“霉手”，一直抽到那根长草。好不容易把这丘田的稻子割完了，还要在现场打，然后拉到田头去，紧接着把稻梗翻掉，当场由老农用牛犁再犁一遍地，然后放水，插秧。我能够把这块地割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去打稻子，全身汗水、泥水溅满了一身。我的速度还比不上农民11、12岁的孩子，等我把一丘田割完，他们早就开始乒乒乓乓地打谷子了；等我开始打谷子，他们已经挑着担子往回家的路上走了。而我这时已饿得眼冒金星，手都来不及洗，抓起饭团往口里塞。噎着了，趴到水田的泉眼里吹开漂在上面的浮草和小虫，“咕嘟、咕嘟”地喝起来。等我甩着稻草打谷子时，山谷里面已空无一人，只有“乒乒乓乓”的打谷子的声音在山间回响。

山里太阳落山得早，等我挑着一担湿漉漉的谷子，跌跌撞撞地走在山间的小道上，天色已阴沉下来。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感觉，眼前只有远远的一处灯火，那是我的村子。

8里路我挑担走了两个小时，好不容易走到了家，我把担子一扔，不管地上是猪粪还是狗屎，一头躺在青石板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时，昏暗的灯光里，飘着大灶煮出的饭香。

作为一个农村半劳力，我好不容易过了关。“‘上海仔’不简单”的赞扬渐渐地在农民中流传起来。

虽然人在农村，但想读大学的志向一直没有泯灭。1973年，机会来了。这时好像是第一次从工农兵中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我因在农村表现较好，被大队公社选拔参加文化考试。这种文化考试对从南模和上中出来的学生来说，还是很容易的。

当时有一个“可教育子女”的政策，像我们这类家庭有严重 “问题”，但表现较好的人，毛主席说：这些 “可教育子女”也要给出路。我把“可”和“子”连起来，用上海话，谐音就是“裤子”，我想，我们这些被剥夺得连裤子都没有的人，总算要穿上裤子了。

我选定了厦门大学中文系。有人提醒我：“你该去走走后门了！”说实在的，人生地不熟，哪有什么后门可走啊！我生性不喜欢求人，但眼看着要绝处逢生了，便下决心自己上门。我跑到招待所去找厦大接收生源的人，听说那人叫黄河。当时印象非常深，因为去的很晚，他已经睡了。我敲开了他的门，把自己是哪里人，哪一届的，在哪里插队，哪里读高中一说，他很客气地把我让进房间。接着我结结巴巴地将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不要紧，现在有‘可教育子女’的政策，你想考什么系呢？”我说：“我本来想考新闻系的，看来不可能，就考中文系吧。”他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明天晚上你过来吧。”

这是我下乡后最兴奋、最忘情的一个晚上。回大队有24里路程，我用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家。一路上，我对着旷野叫喊着：“要穿裤子啦！”

第二天，我赶回县城。黄河说：“我们研究过了，你表现很好。但可能无法进中文系，厦大中文系是有革命传统的，是鲁迅同志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我心头一紧，赶紧问：“那到哪去啊？”他说：“你进数学系吧，我是党总支书记，也关照得到。”

这算是小小的当头一棒。我怎么又跟鲁迅较上了劲呢？不过，有书念就行了，管他什么系呢，有“裤子”穿就好。

过了两天，张铁生的信发表了。我一看形式不对，就到县里打探消息。一见黄河我就知道坏事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大里，我们过去不认识，我对你也有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但现在形势……”他没有说下去，我一时懵了。他说：“你进中专吧。”我怕我听错了说：“大专还是中专啊？”他肯定地说：“中专”。

后来我才知道，张铁生一冒出来，县招办马上把所有录取学生的材料又摊了一遍，我当然是首当其冲。当建阳地区师范学校校长虞则初拿起我的材料看了看后，说：“这个人我要了。”虞则初是从上海去的南下干部，解放之前是上海的地下党，后来解放军向南方挺进，他就留在了福建工作。他曾经对我说：“我参加革命有一个原因是看了不少你父亲的电影。”后来我见到虞校长时对他说：“不瞒你说，我很不想进这个学校，我是高中毕业，再去读中专干什么？”他说：“大里，这也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争取到的，如果你不到我们学校来，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离开农村。”

我借了一个板车，装上破破烂烂的衣物来到县城上中专了，心想：“总算穿上‘裤子’了，不过是条‘破裤子’。”


后记


那还是1966年夏天，武康大楼下的淮海路上随着革命口号的此起彼落，到处都是挥舞着皮带和棍子的红卫兵小将。一会儿，一个女孩的高跟皮鞋被扔到了空中，紧接着就是一阵胜利的欢呼；一会儿，被剪破裤管的女孩捂着屁股落荒而逃，后面是愤怒的追打呼嚎。我和爸爸在阳台上冷眼看着这场闹剧，我突然说：“爸爸，别看现在闹得这么凶，多少年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原样。”

居然那么睿智，那么哲理，爸爸有点吃惊，望着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想不到10年之后居然一语成讖：文化大革命像一滩污泥一样臭了、垮了、烂了。

1975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就到了北京。妈妈叫我到北京去，有重要的事情商量。从福建坐火车到北京，我刚下到站台，马上有几个陌不相识的老同志追了上来，“是他，是他，一定是他！”“文革”之后，我有个条件反射，特别害怕别人追我，喊我。我假装没听见，径直往前跑。老同志一把抓住我问：“你是君里的儿子吗？黄晨叫我来接你。”另一位老同志说：“我一看就是你！和爸爸酷肖。”原来，他们是父母的老战友，北京人艺的苏丹和杨薇。到了北京后，妈妈告诉我这次的任务是见周总理，把父亲的情况向他汇报。因为父亲相当多的工作都是受总理直接领导的，父亲死了，要对总理有所交代。

在北京，我们见到了很多刚从秦城监狱放出来的老同志。特别是老共产党员廖梦醒（廖仲凯之女）、沈粹缜（邹韬奋夫人）、解放军中唯一的女导演王蘋等。父亲生前和她们有很多工作上的联系，廖梦醒见到妈妈后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她掉着眼泪说：“君里不会白死的，这笔帐我们会记着的。你要相信那‘三点水’也蹦跶不了几天”（“三点水”就是江青）。廖妈妈对我说：“孩子，文化知识还是要学，国家耗了快10年了，以后就该你们接班了。”我就把读了高中又读中专的事情告诉她，她说：“没关系，我们好多革命前辈都没有读过很多书，不也当了国家的领导！现在台上那几个，有的没读过几年书，有的读了很多书，照样干了很多混蛋事。”当时，廖妈妈生活十分清苦，她拿出一块钱对女儿说：“稀客来了，今天我们要加点餐。黄晨，我们今天是借你的‘东风’，在嘴上抹点油，打打牙祭。”我望着廖妈妈憔悴但又充满笑意的脸，感动极了。谁能看得出来，她已经坐了8年的牢。出狱时，几乎不会讲话，不会走路了。她说：“我现在每天要念两个小时的报，要走七、八里路，要把那些混蛋夺取的抢回来。”“噔、噔、噔”她一边跺着脚，一边摆着臂，像个女兵。

廖妈妈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菜：“瘦得跟猴似的，等那帮人垮了，你怎么干革命啊？多吃点。”廖妈妈出狱后，和邓大姐经常联系，廖妈妈答应将妈妈的报告交给张颖同志，请张颖同志转交总理。

王蘋出自部队，爸爸说，她当导演就像是在部队里当首长，但她又有女人的精细，所以她能成功。近十年未见，王蘋刚从牢里被释放，拐着腿就来看妈妈。没进门，就听到她和过去一样的爽朗的笑声。听她的笑声，我们哪里想得到她仍是背负着“现行反革命”罪行的“罪人”。她一把抱着我和妈妈：“我们现在是‘苦尽’了， ‘苦尽’就要‘甘来’嘛！毛主席不是要我们学辩证法吗？辩证法就是否极泰来。你相信吗，过两年，我还是一个‘三名三高’导演，可惜君里不在了。我们这些人不知为党做了多少工作，‘打倒’我们也不容易啊！”妈妈和王蘋是知根知底的姊妹，妈妈说：“我已经无所谓了，但我要替君里报仇！其实也是为了孩子。”王蘋一双又大又肉的手重重地拍着我的脑袋：“小弟呀，这件事就落在你头上啦！”王蘋当时只恢复了一半工资，就请我们在鸿宾楼烤鸭饭庄大吃一顿。我近十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菜肴了，狼吞虎咽，惹得王蘋哈哈大笑。她对着我和她的孩子们说：“多吃点，再多吃点，才有力气和他们干。”

父母的战友们提起“四人帮”都同仇敌忾，他们要么称之为“三点水”，要么伸出4个手指往下一指，透露出鄙视和愤恨。这种气氛在当时的北京似乎随时随地都要猛烈地爆炸开来。

妈妈通过张颖同志递给总理的信，听说总理已经收到，但是没有下文。我因为要工作，一个月之后回到了建阳。后来证实，总理的确已收到妈妈的报告，但他把报告转给了江青，足见总理当时的困境和无奈。

1975年北京一行，使我想起了10年前我说的那句话，“多少年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原样”。这句话的准确性不知是不是一种宿命，父亲不在了，很多和父亲一样的老同志也都不在了。

所有跟帖： 

• 周把信转给江青,就是说,周明白这件事,管不得. -蕙兰- ♀ (0 bytes) () 08/21/2015 postreply 22: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