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鬼蛇神”

小“牛鬼蛇神”

居委会在我家门口贴了一张毛主席像，看着这张宝像，我不禁提心吊胆起来，万一宝像出了什么事，那我可脱不了干系啊，果不其然，事情来了。有一天，武康大楼居委会主任白某——一个来自山东的部队家属，乒乒乓乓地敲开我家的门，横眉竖眼地对我说：“宝像到哪里去了？”我揉着眼睛一看，坏了，宝像没了。我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看图钉就在你们家门口。”我说：“我在睡觉，真的不知道，可能谁喜欢，拿走了吧。”白某说：“你不可能不知道，你要老实交代，今天不准出去，就在家里待着，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来找我。”

第二天她又来敲门，这次她带着一群退休工人，非常愤怒地堵在我们家门口说：“你想清楚了吗？”我说： “没什么想清楚不想清楚的，没拿就是没拿。”她说：“不要以为别人没看到。走廊上全都是玻璃窗，你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对面的人都看得到。”我本来很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我知道他们在诓我，我正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打开语录我就念了起来：“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者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瞎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数不胜数的。”这一念，一群人大眼瞪小眼，一时没词了。他们没想到我来了这样一招，白某忙找台阶下：“‘狗崽子’不要嚣张，今天我还给你一点时间，明天就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群人一溜烟地走了。

当天晚上，门又咚咚地被敲响了，我拿着毛主席语录像烈士就义一样地被他们簇拥着出了门。我们楼下是派出所的一个办公室，“三反五反”那会儿，曾经有人在那间屋里上了吊，天花板上挂着一只15瓦的灯泡，凄凄惨惨的有点瘆得慌，定睛一看，一屋子的老头、老太太，臂上裹着红袖章，我一进门，一阵雄纠纠气昂昂的“打倒郑大里！”口号迎面扑来。屋子中间有一个板凳，我知道那是“伺候”我的，于是往上一站，打开语录就高声朗读：“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一下子，老头、老太太不作声了，白某马上接词：“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革命群众饶不了你。是进公安局还是回家，你自己考虑。”接着读了一段“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语录。老头、老太太群情激昂，老拳纷纷落到我的身上。我一边躲避，一边叫：“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说：“谁看到我干的，就请你站出来。”有一个老太太站起来愤怒地说：“我看到你干的。”我说：“你在哪里看到的？”老太太说：“我在楼底下看到的。”我说：“要看到我们家的走廊只有在二楼的花园里，楼底下是文物仓库，你根本不可能看到。”她急忙拿出毛主席语录读道：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不打，它就不倒。”我拿出毛主席语录来回敬她：“‘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主席语录骂倒了一片人。白某看到局面出了问题，急忙出来打圆场说： “看样子你还是不老实，你还是不和你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我说：“这件事和我家里没关系，没拿就是没拿。我今天不回去了，等着你们把证据拿出来，麻烦你们对我姑妈说一声。”这下，白某可着急了，“叫你来就来，叫你滚就滚，回去好好想想。”我趁势溜了出来。

我看着满街的红卫兵揪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游街，突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今天晚上真是怪呀，到处都是小孩斗老头，他妈的，今天是老头斗小孩。

第二天，我准备好被服等他们来抓我，左等右等，没来。第三天又没来。第四天，我实在忍不住，决定跑出去找朋友。武康大楼有一个看电梯的阿姨看见我，对我眨了眨眼睛，说：“事情解决了，是6楼一个部队的孩子喜欢那张毛主席像，请到了家里去。”只见白某正从楼上走下来，我问白某：“那张毛主席像，你们搞清楚了没有？”白某说：“这不是你管的事情，你好好和家里划清界限。”我扯开嗓门说：“我爹、娘都被关进去了，怎么划呀？”白某本来就患甲亢，眼睛瞪得更大了：“你要划不清，会有人来管你的。”我说：“你们管了几天了，也没把我管好嘛。”白某顿时语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狼狈。

说起这位白主任，“文革”之前，一到我们家就“黄同志”长“黄同志”短，每逢节假日都要来拜访爸爸这个“革命老前辈”，嘘寒问暖好不热情。“文革”开始，她由晴转阴，时时监视，处处刁难。这类人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悲剧也造成了一代人的人性畸变。

据统计，“文革”期间，武康大楼跳楼自杀的一共有10人，只有一人幸免于难，他从7楼跳下，被高压电线挡了一挡，又被下面卖大饼油条摊头的油毛毡屋顶挡了一挡，最后摔到做大饼的木案上，几乎一点伤都没有，这个奇迹般生还的人一看自己没死，就趁大饼师父大惊失色之余，跑得无影无踪了。此人据说是上海越剧院的一位导演。

我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外人到武康大楼从6楼跳下。尸体在雨地里淋了3个小时后才被抬走。他的一只鞋静静地躺在武康大楼的天井里，足足有一个多月。

那时，武康大楼是一个抄家游斗最热闹的“革命圣地”。夜幕降临，昏黄的路灯下，到处是一片凄惨恐怖的气氛，制造这个气氛的白某和湖南街道派出所钟所长难辞其咎。现在不知道白和钟还在不在世？

早逝者被“文革”抽尽了生命。苟活者被“文革”抽尽了灵魂。

丢失的生命不复存在，丢失的灵魂应该复归人性。但愿！

上影厂的“文革”邪火烧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一张大字报是针对我的，写的人是著名演员××的儿子，他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回到上影，说要拜郑伯伯学徒。由于郑君里和××的关系，对他自然是非常地照顾和培养。爸爸曾经说：“××，现在我带你，以后你带我的儿子。”于是，他贴出大字报说：“郑君里要建立中国导演的郑氏体系，要郑大里接他的班。”上中离上影厂不太远，这张“革命”大字报不胫而走。星期六我刚回到家，一大群红卫兵冲到家里，挥着军用皮带对我大加训斥，最后扔下一句话：“郑大里，你要和家庭划清界线，揭发你父亲。要是你不揭发的话，真要用皮带说话了！”星期一，我一进班级，满黑板都是我的大字报，红卫兵围成一个圈，勒令我站在中间。照例的一番批斗程序过去之后，也还是那句话：“揭发父亲，划清界限。你不投降，就叫你灭亡！”

老实说，这一套我已领教很多了，那套“革命的操演”我应付自如，总的原则是保存实力，避免挨揍，顺其毛捋，避重就轻。于是，我向“革命小将”拍胸脯保证：我一定深刻揭发郑君里。其实，我早有打算，我要写一份让他们看了吞不下去又说不出来的大字报。

第二天，上中红卫兵雄纠纠气昂昂地拿着他们的战果——我的大字报，贴到上影厂最显目的批判专栏上。大意是：“1965年，郑君里和张瑞芳到北京找周扬，有什么反动意图？是不是反革命串联？”其实，郑君里和张瑞芳找周扬是周总理的意思。我措词极其“革命”，意思极其“反动”，上中的红卫兵蛮以为这篇大字报会掀起什么波澜，但上影厂的造反派却不敢对爸爸采取什么“革命行动”，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一弄，就会弄到总理的头上，他们暂时还没有这个胆量。虽然觉得自己是个弱者，但我胜利了。

我在上中和上影厂也可算一个名人了，“郑大里”3个字也就成了我日常生活的麻烦。那时候盛行改名，诸如“向东”、“卫东”、“学青”等等，我就起了改名的想法。我绞尽脑汁想出了“循泽”两个字，虽然不是左得透顶，还有点文绉绉，深究下去却是革命得不行。有一天我对爸爸说：“爸爸，我要改名。”“你改什么名字？”他有点不屑。我说：“叫郑循泽。”爸爸根本没有回答我，似乎没有听到我说的话，聚精会神地继续写交代。

他的沉默，是我永远的一个心病，让我觉得自己伤害了父亲。“郑大里”的“里”字有个田字头，我哥哥的“郑大畏”的“畏”字也是一个田字头；田汉的儿子叫“田大畏”，史东山的女儿叫“史大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父亲这一代人希望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的名字里寄予着他们的希望。爸爸的沉默使我难以平静，我知道，他的沉默是对“大革文化命”的憎恶和反抗，隐含着傲然不屈的气节。

后来，改名之事也就偃旗息鼓了。

不久，我们被扫地出门到武康路270号的一间朝北的亭子间里。当时，上海的“走资派”陈、曹、魏、杨就住在我们对面，毛泽东前妻贺子珍住在我家左首的对面，离我们家50公尺是巴金家，100公尺是赵丹家。这当然是有关方面的一个重要看守的据点。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小公寓的5层楼，有一盏灯每天通夜亮着，它像幽魂一样监视着过往的人，特别是上述那些“重要人物”的家人（“重要人物”本人都被抓捕入狱）。

说起我们家被勒令搬出武康大楼，又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我在上中有个“逍遥派”的好朋友邵明祥，他父亲是新乐地段医院的药剂师。当时的新乐地段医院，“派仗”打得不亦乐乎。他父亲的观点倾向于“造反派”，在单位里受压，于是打算向徐汇区的“三结合”干部黄克告状（其实也是对黄克施加压力）。这位黄克同志是我家的隔壁邻居，原是从外地转到上海徐汇区的一个处级干部，由于长期养病，没有任何做为。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徐汇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他调查后知道新乐医院的造反派到他家去闹事，是因为我的关系，知道了他的地址。于是，一声令下，把过去高一声“君里同志”低一声“君里同志”合家赶到了武康路的亭子间。在这终日不见阳光的亭子间里，我和魏文伯、杨西光的孩子们成了难兄难弟。我们有个共同的同学叫洪迎胜，他父亲是民政局局长。迎胜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有独立见解的人，我们特别谈得来。洪迎胜住在衡山路，他家下面正好是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红旗”造反兵团的革命大批判专栏是我获取父亲近况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所以，我是一个“热心”的革命批判专栏的阅读者。

有一天，我看到一条惊人的揭发文章，说父亲是国民党少将。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当年父亲率领抗敌演剧队到重庆以后，根据总理指派左翼进步电影人士打入国民党官办电影制片厂的安排，我父亲进入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为了拍摄战地纪录片的方便，他们全部要挂国民党军衔。当时他们给父亲的军衔是少将，那只是一块牌牌，根本拿不到少将的工资。这件事，总理和郭沫若都是知道而且批准的。

看着这张大字报，我怒不可遏，一抬手就把这篇大字报给撕了下来。谁知道大字报连着伟大领袖的像，顺势一起被拽到了地上。这种行为在当时可是要杀头的呀，顿时，迎胜和我脸色煞白，第一反应就是逃。我们一下子冲到6楼迎胜的家，迎胜说：“完了，完了，出事了。”我说：“我们不要惊慌失措，装着刚刚从家门出来。”那时大概是晚上7、8钟点，路人稀少。走出门，我们一阵狂跑，逃到了淮海路，看看背后没人，才停下了脚步，在外面游逛到深夜才回家。这时，我们看到昏暗的路灯下，“革命大批判”的大字报正在人行道上飘来飘去。

真是死里逃生，这件事深深地教训了我：凡事不能莽撞。

但厄运仍然如影随形。1972年我已在福建省建阳县城关公社彭墩大队第七生产队插队两年了。一次，我在上海过完春节刚刚回到乡下，没几天，公社一位下放干部高化（“文革”前是福建省体委主任）来找我，他说： “你到公社去一下。”我说“去干什么？”他说：“他们有事找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其实，这时他已经知道是什么事情了，就说：“你去吧，有什么事马上打电话给我。”

我气喘吁吁地跑了24里路到公社。公社人武部长说：“你是郑大里吗？你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我说：“我刚刚从上海回来。”他说：“那你在上海干了什么事？”我说：“休息呀，什么事都没干。”我知道像我这种人，好事轮不上，坏事天天有，但我抱定一个宗旨：只要没有被当场抓住，任何事情概不承认。

我暗地里想，是不是我言论上出了什么问题呢？当时“狗崽子”之间发发牢骚是常有的事情。但从情景上看，不像是言论有什么问题，因为他问我“做”了什么事。他说：“你仔细想想，今天不要回去了，就在这儿待着。饭有人帮你送，不要离开这间屋子。”我心想：“事情严重了，上海肯定出事了。”我说：“我要给老高打电话。”他说：“老高已经过来了，明天下放干部要开会，你不要打电话去。”我一下子愣了：我到底我犯了什么事呢？

第二天，人武部长看我没动静，态度严厉起来：“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上海，什么时候回福建的？”我吧大致的日期告诉了他。他说：“你有什么可以证明的？”我说：“大队可以证明我什么时候回福建的，别的就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说：“车票有没有？”我说：“车票丢掉了，我怎么知道你们问我要呢？”他说：“你要老实交代，你肯定有问题，今天算是客气的，不然要到县公检法去，你就没这么好过了。”我说：“我真的没做什么事情，我母亲做胆囊手术，天天在医院里陪她。”他说：“党的政策是……”我说：“这个你不要对我说，这种话我听多了，你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吗？”他猛地拍桌子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不然对你不客气。”我顶撞他说：“你不要拍桌子，朝我拍桌子的人多了，没有一次是拍对的。”

老高匆匆赶来，一进门就神情肃穆地对我说：“大里，你在上海没犯什么事？像你这种情况，凡事要多替妈妈想想。”我看了看屋外，悄悄对老高说：“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发个牢骚，说句难听话，那是有。但看来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老高沉吟了半天说：“不是你言论有问题，而是你行为出了问题。”他抬起头对我看了很久，目光中透露着一种焦虑和担忧。我马上领会了他的暗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说：“老高，像我这样的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后果，万一出了事，一定是比别人罪加一等。”他好像猛地下了一个决心： “现在你不能证明你什么时候离开上海，什么时候到达建阳的，如果能证明的话，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人向来马大哈，能不能再找一找车票啊？”我感到绝望，拿起我随身带的军用挎包，一股脑地把东西都倒了出来：“我包里就是这些东西，车票又不能报销，肯定丢掉了。”老高拿起挎包，往里一掏，脸色乍变，手掌摊开，两张车票就在他的手掌上：“这是什么？”我一看，正是回建阳的两张车票。“别着急，让我仔细看看，日期对不对！”老高仔细地看着车票，眉头顿时松开。“没错，你待着，我去跟他们谈。”拿着车票他径直往人武部走去。

后来老高告诉我，上海来了明码电报，说有个杀人案件和我有关。明码电报和密码电报不同，凭明码电报是可以拘留和逮捕人的。公社党委书记是老高的老下属，又常在老高那里听到我的情况，所以就网开一面了。幸亏有了老高，不然我进大牢那是免不了的。

当天晚上，老高把我留宿在他的屋里，笑吟吟地拿出了他最钟爱的洋河大曲：“大里，咱们干一盅。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老高，要没你的话，我这会儿就呆在牢里了，这把骨头免不了要被他们敲打敲打。”老高嘻嘻一笑：“我像你这个年龄，已经被日被鬼子、国民党敲打过好几回了，现在不又在敲打我这把老骨头了嘛！”他高举酒杯：“小老弟，干！管他娘的！看我什么时候敲打敲打他们！”

半斤白酒下肚，这个晚上我仍然通夜难眠，但老高睡得很香，鼾声像帕瓦罗蒂的男高音一样响了一夜。

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上海的一个大案子：我们家武康大楼的老邻居被闯入的歹徒抢劫杀害了，公安局排线索，这个人作案具备3个条件：对这家很熟、对社会不满、跟这家人关系不好。排来排去就排到了我的头上。前面两条尚能理解，这第三条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家一直有特务嫌疑，街道和派出所经常通过我们家了解他家的情况，一来二去就跟这家邻居结下了梁子。老太太被杀，久未破案，她的媳妇可是印尼大华侨的千金。于是印尼大华侨通过外交部向上海施压，要求限期破案。我就成了第一嫌犯。公安局找到了我的“开档裤”朋友阿德，阿德对公安局说：“你说郑大里干别的什么事，我觉得都还有可能，你说他杀人，决不可能。你把我抓进去，我还是这句话。”他们到我的一个至亲家去调查，说法和阿德迥然相反：“郑大里做什么事情，我们概不负责。”有了我亲人的这番话，公安局理所当然要抓捕我。

这件事最后自然是不了了之，我又回到了生产队。

“文革”之后，我才知道杀人犯和被害者的邻居曾在一个劳教农场里接受改造。他们晚上闲聊，被害者邻居说起他们隔壁有一家人怎么怎么有钱，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罪犯出狱之后，犯下了这桩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