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 （二）

十三．张春桥“九大”整陈毅

一九六九年，我自始至终积极参与了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的全过程。
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首先得从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说起：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

这次全会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八届中央委员原共九十七人，除十人去世外，还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了”、“反党分子”等等，纷纷被靠边或打倒，因此，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只有四十人，表决时连过半数的人数都达不到。为了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査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为了通过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文件，只能临时把十名候补中委提为中央委员，使他们具有表决权，这样才使中委的到会人数达到五十名，表决时可以符合法定人数。

这次全会，把不是八届中委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扩大了进来，还把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仵，叶群等扩大了进来，连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造反派的代表，也被请进了会场。扩大参加者共达七十四人。

毛泽东说，陈毅“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毛泽东主持了全会。在开幕式上他提出了几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否必要？是否正确？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求大家讨论。毛泽东自己强调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全会就对参加所谓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当时谭震林已经被打倒，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其它到会的六位老同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被分隔编入各个小组，受到围攻，听取别人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主要批了他们三个“反对”：“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的结果说，这几个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成两个摊子互相串连，反对文革，其中的“联络员”就 是陈毅，他来往于两摊之间传话。按照党内斗争的惯例，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他在历史上的老账就会被翻出来加以清算。这样，陈毅早已作过检查的关于在井冈山 时期不支持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的事，就被作为今天犯新的错误的历史根源，联系起来，刨根问底，进行严厉批判。全会并把批判发言印成演示文稿分发。
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全会上作了一次讲话，他说“二月逆流”是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它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为王明翻案。”
林彪的讲话给所谓的“二月逆流”定了性。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陈毅则表示自已当代表不够格。

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吩咐：对一些细枝末节，不要去追究了。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张春桥说，陈毅“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

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冨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收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我直接抓。

于是，由王洪文指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李某，由我指定市委党刊的朱某，分别担任这个“九大”材料小组的具体负责人。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被称作“黑干将”的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搞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底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写出书面的揭发材料，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带罪立功”，张春桥重点要整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陈毅当过新四军代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今员，上海的干部中有许多人是新四军和“三野”转下来的，对老首长陈老总十分爱戴。

陈毅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亲率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歼敌十五万三千余人，接着出任解放后的上海首届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为人光明磊落，坦诚豪爽，与上海人民忧乐与共，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因此，现在张春桥想要在 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有一天，张春桥看到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室编的一份情况 演示文稿，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捱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还有静安区的一个干 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各组办负责人、各区县局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连宴会厅旁边的走廊里里都挤满了人，张春桥亲自出马，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精神，直接点名批判了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都是党内一些“资格老、地位高、名气大”的人。这伙人实际上就是第二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

说到这里，张春桥用冷峻的目光，从眼镜的镜片后面扫了一下静静的会场，略略停顿一下，又说：……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裴多菲俱乐部”的中心，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和西山为黑据点的中心，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缌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聨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两个中心，是一股势力，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心，他们一文一武，互相配合，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慢悠悠地，一字一句，把重点转到陈毅身上。

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徐景贤给陈毅写信：“选你作右的代表”

过了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到北京参加“九大”筹备工作，起草“九大”文件去了，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收集材料的节奏，也加快起来，不久，张春桥通知王洪文，我和王少庸：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八十名，另外，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以及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应当由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就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
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

这封信的后面盖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红色大印，信发出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后寄回，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我赶紧把陈毅的回信寄给张春桥阅，张看了以后催促我们要加紧材料淮备，因为在“九大”会议上，肯定有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了。王洪文和我都着急起来，要求“九大”材料小组在最短时期内拿出材料来。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当市长时批示过要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 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收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 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尖端材料！“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马上成为材料小组收集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 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 报告、讲话以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记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都是上纲上线的，标题如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否定历次 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轮。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封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卑命。

……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我和王少庸审定，我觉得上纲上得不够，便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准备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区、县、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王洪文宣读了“九大”代表的预选名单，还专门宣读了陈毅的来信，大家举手通过，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选出来了。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八十名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集中到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举办“九大”代表学习班。学习班由王洪文介绍“安亭事件”和“打‘上柴联同’”的经过，由我介绍“一月夺权”的基本经验，由马天水介绍上海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由王少庸介绍项目工作情况、等等，使代表们做到心中有数。学习班结束之前，又把铅印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小册子，分发给毎个上海的“九大”代表人手一册，要他们预作准备，以便到“九大”会议上去和陈毅“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除了收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收集“‘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上海“九大”材料小组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收集到了。有些材料已经印成了淸样，还有些关于陈毅，叶剑英等的内部絶密材料，是手写的，仅供领导参考。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九六九年三月初，中央通知王洪文和我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我们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收集到的全部材料；王洪文还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演示文稿全部带上，因为那里面刊载着揭发陈毅从井冈山时期起反对毛泽东的多篇发言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在“九大”会议上向陈毅等人猛烈开火的“重磅炮弹”！

王洪文对陈毅说，“送你一本《言论集》”

 王洪文与姚文元在火车上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率领的上海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气色很好，他对王洪文、我和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绉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王洪文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肃清陈毅在上海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和我以及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子。

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作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开会时间到了，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陈毅进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

“陈毅必须老实交代！”

“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他的额顶已经 几乎全秃了，头部两边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脸颊边原来鼓起的腮帮子，现在也松弛地垂了下来。他穿着一身半旧的暗靑色呢军 服，没有戴军帽，也没有佩领章、帽徽。见过的人，觉得他和过去那种戴着法兰西小帽，风流调傥的模样比较起来，简直判若两人。

会议由我主持。我示意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接着便来了一段开场白：

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陈毅同志过去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陈毅反动言论汇编

我说到这里，王洪文从档案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

陈毅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道样一份见面礼。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讷讷地说：“应该清算……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是的……是的……”陈毅更加惶恐不安，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主持会议的我见到一上来 就让陈毅威风扫地，很满意，就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王洪文，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揭露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接着，嘉定 县农民代表周某的发言题目是《批判陈毅同志反对工农兵、大搞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唐某的发言题目是《看陈毅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拙劣表演》……代表们事先都作了准备，他们的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陈毅忙不迭地在桌子上做着记录。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暂告结束。

午夜，代表们聚集到京西 宾馆底层大餐厅去吃夜宵，王洪文、我和王秀珍都兴高采烈，以为声名显赫的陈毅元帅，如今被我们批得晕头转向。初战告捷，使我们的情绪处在兴奋的状态之中， 几个人胃口大开，多吃了几根炸油条，多喝了几碗酒酿蛋。在餐桌上，我们商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再批。

陈毅说，“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 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了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 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是，他们意犹未足，仍然饶有兴趣地听着我们几个争说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是听说陈毅收到小册子时，猝不 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大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慢悠悠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一言为定：三月二十九日 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批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第二次会议开的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 持，先是由代表们又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 袭击那样局促和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 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曾经有较长时间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从一九五四年起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但是 仍然兼着上海市的市长，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共当了九年的市长，在上海工作久了，讲话的机会又多，确实存在着不少缺点错误，欢迎代表们批判。

陈毅又谈到了文化大革 命，他承认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理解，犯了严重错误，但还是愿意跟的。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他说，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四十多年来，自己一直紧 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的……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听得不耐烦了，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

“陈毅老实交代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历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陈毅。

王洪文见状，就跟我咬耳朵，要我把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些老红军揭发陈毅“反对毛主席”的材料抛出来，将陈毅的气焰压下去。王洪文从档案袋里面取出他事先准备好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演示文稿，交给了我，让我发言。

陈毅刚刚讲完话，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水，我就抓过话筒，对陈毅的发言进行“消毒”。

我说：刚才陈毅同志给我们上海小组的全体代表上了很好的一课，他的发言又长又臭，说明他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二月逆流”的 反动立场。我们上海给你编了言论集，代表们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批判帮助你，可是你却采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舍近就远的方法，大谈自己的光荣革命历史，把 自己打扮成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你这是妄图欺骗一些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然后自己蒙混过关。这种手法，必须予以揭穿……

说到这里，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演示文稿“啪”地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难 道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 治部主任。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你却反对毛主席总结和创造的开于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原则，反对党对军 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我所念的演示文稿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着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也是在这次红四军“七大”上，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圮。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你的这些错误，在后来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上，终于被揭发出来。大会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就是对你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判吗？……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騒动，代表们刚刚才晓得为自己所熟读的“古田会议决议”，原来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

我淸了淸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过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 黑干将，你在刚才的发言中胡说自己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这是对代表们发言的猖狂反扑，也说明你根本不肯承认自已是右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国演 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名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脑后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我那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

王秀珍高声呼叫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

很多人都举起手跟着呐喊起来，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周恩来说，批判陈毅要“适可而止”

陈毅默默地坐在座位上，低俯着他那发亮的额头。显然，刚才我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使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微胖的脸庞涨得通红，颈后有几根青筋微微突起；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些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是的，关于这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 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可是，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部队以后，红四军失去了领导中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增无已，陈毅为此深感忧虑，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 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表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怍，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做过结论，陈毅自己也作过多次检査。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偏偏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历史上的陈年旧账，作为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历史，军史的青年后生面前，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的今天，听到这些材料，如何能不激起人们的愤怒呢？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地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王洪文瞅瞅陈毅，认为他的气焰已经完全被压倒了，就趁势收篷，宣布说：　“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象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作彻底交代……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检起桌子上的那本论集，颤巍巍地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了。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的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我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次。

吴法宪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临时用会议桌拼起来的大办公桌上，散乱地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文件和材料，工作人员端来了茶水，随即退了出去。我们几个人小声地议轮着，不知道这究竟有些什么事。

等了十分钟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宪进来了，他客气地和我们逐一握手，然后坐在办公桌前，字斟句酌地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巳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上海的代表们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表示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我们频频点头：周总理的指示不能不听，会议看来不能再开了。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和我们没能再整陈毅。由于毛泽东的安排，陈毅和其它几位老同志，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举行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提名，王洪文，我和王秀珍，全都进人了九届中央委员会。

十四．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谁？

林立果选南京的张宁为“妃子”一事，报刊曾着力渲染，有的甚至把林立果描绘成了一个温情脉脉，感情丰富的“多情种子”。可是，公众并不知道，早在张宁之前，林立果就在上海选到了一位“上海夫人”李勤贞。在李勤贞身上，林立果一伙使用了最歹毒手段和最卑鄙的伎个，因而铸成一个荒诞的悲剧。这些情况，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被捕以后，我在接触他的项目材料时了解到的，现在把它公诸于世。

小家碧玉被选入伍

当年的李勤贞，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典型的上海姑娘。她的家，住在上海幽静的西区，距离林立果一伙出没的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并不太远。在翠绿的法国梧桐覆盖的林荫道旁，有一条小小的西式里弄，弄内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屋，这就是李勤贞母女个的家。

李勤贞的父亲过去是个小资本家，很早就和妻子离异，李勤贞的祖籍是天津，外婆家在石家庄，她自己从小跟着母亲住在上海，中学毕业后留在家中待业。姑娘面容俏丽，身材匀称，有着一股上海姑娘所特有的灵秀、妩媚之气，还有那种天真烂漫的“嗲劲”非常讨人喜欢。

这样一个理想的“选美”对象，很快成了林立果直接指挥的“上海小组”捕获的“猎物”。据“上海小组”的负责人蒋国璋交待：有一天，“上海小组”的成员在淮海中路上开车“兜风”寻人，发现了李勤贞，暗暗尾随，跟踪进了某弄某号，然后马上找派出所的空四军的代表了解情况，于是，她的本人经历，家庭情况等调查材料，以及从各种角度给她偷拍的脸部，半身，全身的照片等，统统都被送到了林立果手中。林立果表示十分满意，立即批准“入伍”，可是，李勤贞本人还被蒙在鼓里，只知道自己被部队招兵的选上了，可以参军去搞医务工作。李勤贞参上新军装，回到家里见了母亲，母女个当然欢喜不迭。
林彪的心腹、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看到李勤贞被林立果选中，立刻下令给她办了人伍手续，并给她改名为李云，编制列入上海西郊哈密路的空军第三医院，让她以学习医务知识、熟悉护理业务为名，日夜住在医院里，以便林立果随召随到。

林副部长“路线交底”

不久，林立果来到上海，果然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的秘密住处中，召见了李勤贞。当时招待所隔壁是上海社科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他们把它拿下作为秘密据点。这天晚上，林立果和李勤贞“谈话”，采取“路线交底”，诱使上钩的办法，开始时装得一本正经，渐渐地，用隐晦的语言进行暗示，最后亮出自己的身份──副统帅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在女方吃惊和害怕的情况下，林图穷匕见，刻意求欢。

当天晚上李勤贞毫无思想准备，她毕竟是个纯真无邪的靑年姑娘，万万意想不到这个道貌岸然的穿军装的年轻“首长”，居然会向她提出这种卑鄙无耻的要求。她的纯洁正直的天性，还没有泯灭，所以她哭着拒绝与林立果发生两性关系。林立果十分刁钻诡谲，他对李云（原文如此）并不采取强玷污的做法，而要诱使她乖乖地自愿入彀，他觉得这才“够味儿”，所以，当天晚上放过了她。

第一次“路线交底”的失败，使王维国和“上海小组”的成员大伤脑筋，于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对李云进行“攻心战”，甚至连空军第三医院个别领导也直接过问起这件事情来，派了一个女干部专门找李云谈话，规劝说服，软硬兼施，晓以利害。在进行“思想工作”的同时，还采取“组织措施”──提前把李云提拔为上海空军第三医院的正式护士，享受排级待遇，从拿战士津贴一下子变为领取部队的干部工资，用名利地位等手段来笼络她。

“上海夫人”獨守空房

林立果乳名“老虎”，名如其人。当他再次来上海，就接二连二地“召见”李云，露出自己的真面目，这样一个缺乏人生经验的姑娘，当然抵挡不住“老虎”的“威势”。再说，她也没法不崇拜林副部长一家的显赫地位，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他们家庭的成员。这样，她的脆弱的防线崩溃，林立果终于得手了。一天晚上，李云在林立果的甜言蜜语下，成为“林副部长”最宠爱的秘而不宣的“上海夫人”。

林立果占有李云以后，就把她藏在巨鹿路招待所，不让她去医院上班了，两个人厮混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到林立果玩得有点腻了，他就单独飞去北京，留下李云一个人，在上海守着空房。

经过前一阶段的缠绵生活，李云对林立果的幻想越发抬头，她一厢情愿，决心一辈子跟定“副部长”了。但是林立果根本没有和她结合的意思，他只是逢场作戏，得手以后就一走了之，杳无音讯。

李云苦苦地等待着林立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毫无消息。她向“上海小组”的成员提出，要到北京去当面见见“林副部长”；“上海小组”向王维国作了请示，答复是“副部长”在北京的地址是保密的，为了“副部长”全家的安全，不同意李云去北京，要她继续耐心“待命”。

“夫人”出走殃及池鱼

李云左等右等，没有回音，她一气之下，离开上海出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下子王维国和整个“上海小组”都慌了手脚，他们一怕李云跑到什么地方去告状，这样便会暴露林立果所干的丑恶勾当；二怕李云一时想不通，自寻絶路，下次如果“副部长”要起人来，“上海小组”交不出人，就该倒霉。
王维国发急了，一声令下，“上海小组”成员几乎全部出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李云，可是找不到下落，只查到李云过去有一个男朋友，住在虹口区。王维国滥用专政手段，立刻命令他所控制的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军管组，把李云的男朋友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起来，单独关押，由“上海小组”的成员直接审讯，旁敲侧击地逼问李云的去向，一连逼问了两个星朋，毫无所得。

王维国之流实没有办法了，就使出最毒辣的一手、索性把李云的母亲直接抓起来，要她交代李云的可能去处。李云的母亲身陷囹圄，又惊又怕，被迫说出了一连串亲戚朋友的家庭地址。“上海小组”的成员立即按图索骥，追踪寻找，还是毫无所得，最后李云的母亲说她可能去石家庄看望外婆去了，“上海小组”成员又连夜乘飞机赶往石家庄，总算找到李云，把她带回上海，这才使王维国等松了一口气。

李云回上海以后，她依然闹着要见“副部长”。“上海小组”的成员不敢得罪这位林立果的“上海夫人”，又担心她到处乱跑，更忌讳她和母亲搅在一起，把林立果的丑闻扩散到社会上去。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他们不让李云回家，捏造了一个罪名，先给李云的母亲定了罪，把这个无辜的妇女送到江苏北部海边的一个劳改农场──大丰农场，强迫她去劳动改造。在王维国等人丧心病狂的迫害下，这位可怜的母亲大祸从天降，有冤无处伸，女儿被别人霸占，自已被遗送劳改，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李云过去的男朋友，被莫名其妙地关押了一段时期。“上海小组”成员勒令他今后切断和李云的一切联系，在得到他的承诺以后，才把他放了。

白云山秘藏金丝雀

至于对李云本人如何处理，王维国等人感到最伤脑筋，不能过于严厉，又不能听之任之。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王维国等只好把李云暂时转移到外地的一个空四军军管单位，客客气气地要李云在那里小住一个时期，生活条件、日常伙食等尽量搞得优裕一些，实质上是把她软禁了起来。

过了一个时期，王维国等人听说林立果又主动问起李云的情况，知道“副部长”对这个姑娘旧情难忘，仍有好感，为了进一步巴结林立果，王维国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自己的女儿和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的女儿一起，陪着李云去广州，通过关系进了中山医学院“读书”。这个三人“读书小组”，由上海空军第三医院的一名护士长亲自带队。名曰，“读书”，实际上是对李云暗中进行监视，控制，由于林立果在广州白云机场有一个秘密住所，他经常飞到那里去。“上海夫人”李云放在中山医学院，可以随时应召。

这一招果然灵验。林立果十分欣赏王维国的安排，他一到广州，就把李云接到豪华的白云山招待所同居。这位“上海夫人”和林立果久别重逢，当然倍受宠爱。林立果一边在白云山顶上和李云一起收看香港的半夜彩色电视，一边纵情声色，而且，还暗藏着杀机。林立果开导李云说“你胆子不要太小，要学会杀鸡，要见血不惊慌、不害怕。”当时，王维国还派出空四军政治部文化处的副处长李伟信随侍在林立果的左右。每当林立果召李云去过夜，都要由副处长取出他亲自去香港采购来的避孕药片，常面交给李云两片，亲眼看着她吞下以后再送走，以免惹出新的麻烦。

李云原来梦想跟着林立果可以飞黄腾达，哪里想得到从此长期被软禁在广州，而且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早已被押送到江苏大丰农场去劳改了。母女个活活被拆散，天各一方，不通音讯。

直至林彪葬身异域以后，广州军区和上海联系，这对母女才得以返回上海围聚，李云也进了工厂工作，从此结束了她们那种受尽凌辱的奇特而又悲傪的生活。

十五．狼狗闹“康办“

效忠于人，这是古今中外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但是，效忠于狗，却可以称得上是旷古奇闻了。

这件事发生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当时王洪文和我都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的家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他养过一条狼狗，故事就发生在狼狗身上。

康平路市委大院，简称“康办”，那时由三排房屋组成：北部的一排是小礼堂和市委书记们的办公室，中间一排是三幢五层楼高的公寓，南部的一排是八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王洪文是一九六八年搬进康平路市委大院的，开始的时候住在中间一排公寓房屋的西部三楼，住公寓楼当然是不便养狼狗的。

一九七○年 以后，张春桥和姚文元长期留在北京，他们的家属还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大院里。上海市的工作一度交给王洪文主持，他便从公寓楼搬进了南面的花园洋房里，占用了 两套住宅，住宅的前面，是一片较大的花园；住宅的后面，有一条可以贯通全院的柏油小路，越过小路，横穿草地，就可以到达姚文元家属以及我家和王秀珍所住的 公寓；而王洪文的左邻右舍，则是张春桥和马天水等人的家。

就在王洪文搬进花园洋房以后不久，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送给他一条纯种的德国狼狗，这条狗刚来的时候，还比较小，王洪文很疼爱它，一有空就把它抱在怀里，给它取名叫“马林”。王洪文有两个儿子，当时正在念小学，王秀珍给他个起了两个外号──“大呆瓜”和“小呆瓜”。毎天一放学，两个“呆瓜”就牵着小狼狗马林满院子奔跑。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这条狼狗迅速地长大起来，昂起了头，足足有半人高，它长得越来越象一条狼，呲牙咧嘴，伸着血红的舌头，怪怕人的。

狼狗马林长得快，食量也大了，一天得吃好几斤牛肉，跟王洪文每月六十八元的工资，怎么养得起？那就找个借口：狼狗既然是保卫王洪文的，它的供给关系就隶属于市委警卫处。警卫处当时设在康平路市委对门，负责人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干部，文革初期到“工总司”支左，跟上了“工总司”司 令王洪文，市委警卫处这个要害部门原来掌握在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手里，林彪自我爆炸，王维国随之倒台、警卫处的大权就落入了王洪文之手。警卫处的头头对王洪 文可谓忠心耿耿，成天紧跟着他。现在养了一条狼狗，也算多了一个帮手，它的食品供应当然可以公费开支，头头关照下去，每天就由穿军装的警卫员送牛肉等去王 洪文家。
说也奇怪，这条狼狗对于穿军装的人，既不叫也不咬，大概是“吃了人家的嘴软”吧；对于王洪文一家，它当然也是摇尾乞怜、俯首贴耳的。可见了别的人，它却凶相毕露，狺狺狂叫，不管你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大院里面的或是大院外面的，它都要冲上去威吓一番。

王洪文的住宅后面，隔着一条柏油小路和一片草坪，有一幢办公楼，是市委机关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工作室，这里进进出出的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少，他们经常受到狼狗马林的威胁，大家的心里很恼火，可是谁都敢怒而不敢言。

在整个大院里、还住着张春桥、姚文元的家属，以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全家。我们到小礼堂开会，或是外出活动，后面都跟着穿军装的警卫员，那条狗见了穿军装的特别客气，所以“首长”们倒也没有感觉到狼狗的騒扰；特别是王秀珍，她几乎天天到王洪文家去，那条狗对她也特别亲热。但是，那些家属和孩子们就倒霉了！每天上班、上学去的时候，或是下班，放学回家的路上，往往就和狼狗马林“遭遇”上 了。当时，大脘里的家属中女孩子特别多，张春桥家有三个女儿，姚文元家三个女儿，我和王秀珍各有两个女儿，此外，还有马天水的女儿，柯庆施家的女儿等，总 共十几个女孩子进进出出。那条狼狗看见女孩子们好欺负，老远的就狂叫着扑过来，直吓得女孩子们尖声嚎叫，四散奔逃；姚文元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几次被狼狗马林 吓得哭了起来。

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们对王洪文家养一条恶犬都有意见。康平路办公室也好，市委警卫处也好，多次听到工作人员及家属们对养狗的反映，但是因为王洪文不松口、那条狼狗就照样在大院里四处横行。

直到有一天，差一点出 事，才开始研究对狼狗马林的处理问题。那一天早晨，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拎了包准备去上班，刚步下楼梯，走出大门，还没来得及注意周围环境，狼狗马林就突然从 远处朝她猛扑过来，马林竖起两只尖耳朵，露出雪白尖利的牙齿，伸出长长血红的舌头，双眼露出凶光，恶狠狠地朝金英身上扑去。金英猝不及防，手脚发软，她本 来就有心脏病，经这样一吓，差一点昏过去……

凶恶的马林这一次终于激 起了众怒，而且惊吓的是姚文元的妻子，真要吓坏了谁来担当这这个责任？院子里的各家各户以及普通的工作人员都强烈要求市委警卫处赶快把狼狗送走，正好在这 节骨眼上，王洪文要去北京，狗的主人走了，狗的靠山没了，它就不能再肆意逞凶了。于是，大家开始出主意，给马林安排一条出路：有人主张把狼狗送回部队去， 有人建议将它送给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作动物试验，也有人在背后发牢騒，说不如把狼狗宰了倒可以享用一顿喷香肥美的狗肉。

正当恶狗面临厄运的时候，王秀珍出来发布“指示”，挽救了狼狗，她说：马林是“洪文同志从小养大的，洪文同志很喜欢它，把它送到什么单位去都不合适、还是送给上海西郊公园，好好养起来供人参观”，市委警卫处原来是王洪文直接管的，王洪文一走，把领导权移交给了王秀珍，王秀珍的“指示”一下逮，警卫处头头立即行动，派了专门的警卫员开了专车把马林送到了西郊公园，毎天供应几斤新鲜牛肉，还筑了像模象样的狗窝，让狼狗在那里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康平路大院里由狼狗马林 引起的风波，终于逐渐平息下来，过了不久，人们对狼狗事件开始淡忘了。然而，也有人没有忘纪。几个月以后，王秀珍忽然提出：送到西郊公园去的狼狗马林，不 知道养得怎么样了，她要亲自去看看，也好向王洪文有个交代。选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王秀珍穿上她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时做的一身毛料衣服，带上王洪文的几“小兄弟”，由警卫处头头陪同，开了几辆轿车直驰西郊公园而去……

一场“探望”狼狗的活剧演完以后，王秀珍从西郊公园回来，用她那高八度的尖噪子直嚷嚷：“我们到西郊公园去看过马林了，那狗长得又肥又大，真神气。它还认识我，可讨人喜欢啦！”

远在北京的王洪文，通过红色保密电话得知了这样的“喜讯”，高兴地笑了。

“打狗要看主人面”，反过来的道理也是一样：“敬狗为了孝主人”。

狼狗马林在西郊公园一住几年，谁也不敢动它一根毫毛。直到“四人帮”覆灭以后，动物园的饲养工人们怒不可遏，立即动手把它宰了，大啖了一顿狗肉，才算解了心头之恨。

十六．毛泽东与林彪决裂的关键── 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目击证言

我 是在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此前或此后一段时间，中央召开会议，都在北京举行。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年事 已高，各地的形势又不稳定，所以中央不便在外地开会。而我则觉得去北京的次数较多，对文革以前中央召开过的北戴河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郑 州会议，庐山会议、杭州会议……心向往之，很想到这些地方去边开会边领略大好风光。

各想不到我的这种愿望，竟然在一九七○年夏季变成了现实……

毛泽东下令封掉庐山

一九七○年的初夏，雄奇壮丽，云雾缭绕的庐山，突然被宣布封山了。

一批批的建筑队伍和园艺工人，络绎不絶地开进庐山加紧施工和整修布置……

接着，江西省领导又从南昌、九江等地，调集了大批厨师，司机，接待服务人员和各类工作人员。被选中的人都是在政治上“绝对可靠”，先对他（她）们加以紧急培训，然后分批送上庐山。上山以后宣布纪律：有关人员一律不得和家里联系，不许写信、通电话，更不淮泄漏自己的去向。

庐山上上下下都有居民，特别是热闹的牯岭街上，以及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附近，居民更多。但是，凡属于庐山范围内的几千居民，这次都受到了严格的政治审查，有一些被认为政治上“不合适”的人员，统统都被迁移出山；连山上几所寺庙、道院中仅存的几名和尚，道士，也被动员下山。

大批戎装的解放军战士，把偌大的一座庐山严密地警戒起来，每个道口、山隘和树丛后面，都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在附近的九江机场上，忙碌升降的飞机整天轰鸣；在庐山的峰顶上，架设起了雷达和天线，几架云雀式直升飞机，也在山峦上盘旋，翱翔……

庐 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些游客在被封掉的庐山脚下，纷纷打听，茫无头绪。虽然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问，但是历年来游庐山的人，仍然为数众多。庐山，这座淮南弧 形山系里的名山，共有九十多座山峰，形成群山环抱、首尾相接、重峦迭翠，神秘莫测的奇景。古往今来，有多少骚人墨客为之倾倒。崇敬慕名而来旅游者更众。可 是，现在他们只能被远远地挡在外地，望山兴叹。

谁也没有想到，促使庐山实行封山的，就是毛泽东本人，他觉得在中苏边境冲突和中国共产党“九大”以后，国际、国内的局势逐步趋向缓和稳定，全国各级党的组织已经基本恢复，所以他决定：在一九七○年夏天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召集到庐山来，举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接下来再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会的议程定为三项：一、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加强战备问题。

就这样，被封掉的庐山又一次卷进了中国的政治漩涡的中心！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关于修改宪法时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在决定到庐山举行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早已成竹在胸。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主席就是毛泽东。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他向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代表会议提出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瓸，请求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这样，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少奇被打倒并死于河南开封，国家主席空缺。一九七○年，毛泽东考虑要召开四届人大，他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样就要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设了这个职务、就会有人伸手。

一九七○年 三月八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小住，特地派汪东兴回 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建议。政治局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由康生主持宪法的修改工作，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人参加。

一九七○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由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负责人以外，还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

本来，事情可以到此结束了，可是，林彪却睡不看觉。他在“九大”当 上了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而且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明确写入了中共党章，但他并不满足，因为不管是副主席还是副统帅，毕竟是个副职、没有多大实权。党内的一 切重大事务，都要由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点头；政府的重要决策和职能，都由周恩来总理掌管，林彪要捱到正职，不知道还要捱多少年，何况他又体弱多病……所以，叶群在私底下发牢骚说：“林彪同志不就是个副主席、副总理、国防部长嘛，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么多工作。”

从叶群的话来分析，林彪 有一个盘算：只有设了国家主席，他自己才是担任这一国家元首职务的最为适当的人选：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已辞去此职，肯定不会再重新复任。如果林彪出面提议由 毛泽东当国家工席，大家当然赞成，而毛泽东定然会谦让；这一谦让，国家主席的头衔就会顺理成章地落到林彪头上。记得在党的“九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出现过这样的场面：林彪当众提议由毛泽东担任“九大”主席团的主席，可是毛泽东却谦说：“我不当，还是由林彪同志当！”所以，林彪的盘算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于是，在获悉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正式提议不设国家主席之后，远在苏州的林彪，马上要秘书往毛泽东那里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未予置理。

到了三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开过以后，林彪觉得形势不利，就郑重其事地说了三条意见，于四月十一日深夜叫秘书记下后用电话传给已经到达长沙的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原话如下：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三条真够厉害的，简直是对毛泽东紧紧相逼了：你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这三条也够“大公无私”的，林彪认为“自已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多设几名让别人去当“关系都不大”。

可是，在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九七○年五月中旬，林彪对人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七月间的一天，叶群当面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办？往哪里摆？”

林彪的个人盘算和小肚鸡肠，怎么逃得过毛泽东历经风雨的政治慧眼。在收到林彪三条意见电话记录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作出了明确的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把林彪的建议顶了回去。

一九七○年四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引用了《三国志·魏书》中“武帝纪第一”的典故：“孙权上进称臣，称说天命。王（指曹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毛泽东风趣地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七月中旬，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并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可是，当时在场的林彪硬 是听不进去，普通人很难理解一个身居高位，已经明确作为接班人和第二把手的领导人还会有野心吗？有的，林彪就是一个例子。他已经到了权欲熏心、难以自制的 地步，对毛的多次指示和警告根本不放在心上，他继续指示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在宪法修改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坚持要写进“设国家主席”这一章。

这样，就导致了宪法修改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三个副词的风波

这次修改宪法，又轮到张春桥执笔，他在撰写宪法的“序言”部分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没有用三个副词，而只用了“继承、捍卫和发展”的提法。一九七○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怀仁堂开会。吴法宪在会上提出，一定要把三个词加上去。张春桥没有同意，吴法宪拍了桌子，勃然大怒。张春桥说：“九大”圈掉三个副词是毛主席的意见。吴法宪指责张春桥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否认毛主席是“天才”。康生站在张春桥一边。这天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激烈争吵后，双方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那里详细谈了争吵的情况，陈伯达对吴法宪表示支持。

吴法宪当即通过黄永胜向林彪和叶群汇报了他和张春桥激烈争吵的经过，说张春桥不愿在修改宪法时加上“天才”，就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林彪对张春桥早已心存疑虑，他觉得张春桥此举不是对毛泽东的，实际上是对着三个副词的倡导者他林彪的。林彪称赞了吴法宪，认为他的意见对，并说今天抓住了张春桥，抓得好，黄永胜还在八月十四日打电话给在外地的李作鹏，要他赶回来参加宪法修改小组会议，支持吴法宪。

有一件事使林彪一直耿耿于怀：在一九六九年“九大”结束之后，毛泽东曾经常着林彪的面说道，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并且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这话立刻引起了刚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的猜疑。林彪必然会考虑到：“九大”以后，张春桥羽翼逐渐丰满了，至于他自己却是疾病缠身，说不定等不到接班就被别人抢班夺权了。这次修改宪法如果再不设国家主席，自己如果再不抓住这个机会当上国家元首，恐怕今生今世就很难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良机了。

从后来的行动来分析，林彪的打算是这次一定要抓住时机把对立面打下去。如果先打击康生，目标太大；如果先打撃江青，又会投鼠忌器，不如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先从张春桥开刀，说张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激起众怒，以毛之刀诛毛之人，这是古已有之的“淸君侧”的策略。然后，把“天才”问题与建议毛当国家主席问题联系起来，鼓动与会中央委员们坚持要求设国家主席，这样毛就不便反对，到时候毛一谦让，林彪自己就可瓜熟蒂落地坐上国家主席的寳座，即使当不上国家主席，那么副主席的位置也非己莫属，毫无损失可言。

盘算好以后，林彪决定在庐山上导演一场“打张夺权”的活剧。可是，这一切都是背着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进行的。

“跃上葱龙四百旋”

林彪“打张夺权”的 谋划，毛泽东事先当然是无从知晓的。毛泽东考虑的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三届人大是一九六四年召开的，已经过去六年了，四届人大理应列上议事日程。国家政权 机关应该恢复正常运转。除了修改宪法以外，由周恩来总理主持草拟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制订新的国民经济计划，宪法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经中央全会通过以后， 四届人大就可以开会了。

毛泽东进一步考虑的还有国际形势问题，包括中美关系正当化的问题。自从中苏两国边境发生冲突之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于是，毛泽东觉得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已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五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毛泽东在“九大”提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号召，看来党内、国内的局势都比较稳定和平静，有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所以他在这一年的十二月间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故意让斯诺给美国领导人捎去信息，欢迎他们来访。

根据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指示留纪登奎和黄永胜两个人在北京值班，主持一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其它人统统上山去。

一九七○年 八月二十日，中央向各地的中央委员们发出了通知。由于对开会的地点和时间需要严格保密，所以通知的内容也限制在极小的范团内。例如中央办公厅给上海打保密 电话，只把开全会的地点和时间告诉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王洪文和我两个人，并且通知一定要保守机密：领导的去向连对自己的机要秘书都不能讲，会议期间上海 如有急事或急件需要处理，可以通过北京中央办公厅收转，对其他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只能通知在上海的集中地点和时间，同时通知随带外衣和薄的毛线背心，集中 以后再告知开会地点。这样严格的保密，在当时是为了战备的需要。

八月二十一日，王洪文和我通知在上海的九届中委王秀珍、扬富珍，候补中委马天水，金祖敏、陈敢峰和王维国，到上海空军招待所集中；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决定直接前往。在登机前，上海的其它中委、候补中委仍不知道是去庐山开全会，上棉一厂的杨富珍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到北戴河或者靑岛去开会呢！”同济大学的陈敢峰跳了起来，因为当时上海正值摄氏三十八度的高温，他只穿了汗衫，短裤前来报到“哎呀，我什么衣服都没有带，怎么办？”只得临时借了几件再动身。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搭上北京来的专机飞抵南京，江苏以及南京军区的中委许世友、杜平、彭冲、吴大胜、张才千、王六生、尤太忠等登机，和上海的中委们会合。大飞机在合肥降落，再转乘“安－24”型的小飞机，飞机最后降落在九江机场。前来迎接的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所有参加全会的人，都是由空军派专机接来的。

各地的中委们分乘小轿车上山。山下正是盛夏酷暑，气候闷热异常，但是上得山来，汽车在茂树密林间的公路上拐了几个弯，在“之”字形的路段上旋了几个旋，马上使人感到通体凉爽，山上的夏季平均气温，要比山下低七度至八度，早晚还得备穿毛线背心呢！

车到牯岭，这个设在庐山 上的城镇也被修茸一新，汽车再穿过一个圆洞形拱门式的大隧道，就进人了全会成员居住的禁区。这里都是一幢幢依山而筑的小洋房，大多是过去达官贵人以及外国 人避暑的别墅，也有一些是解放后新建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开全会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是一人住一幢，中央委员是两人往一幢，候补委员是三人合住一幢。

上海的中委们分住四幢别墅、在一座小山的半山坡上，通过一条迤逦的石板路，把这一幢幢洋房联成一气。每幢别墅都配备了一名服务员，每两幢房子配备了专门的厨师。他们白天来，晚上去，负责整理房间，做淸洁工作，打茶水和做饭。在房子外方的树林里，警卫战上们日夜站岗放哨。

从林间小道走下去，左边 挨着的分别是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住的别墅。右边朝西走，就到了脂红路一百七十五号毛泽东的住所。过去毛泽东上庐山，都住在芦林湖畔的芦林一号招待所，便 于闲时到凉爽的湖水里去游泳；现在毛的年纪大了，不下水游泳了，汪东兴便把他的住处安徘在脂红路这幢用高墙围起的别墅里。这幢别墅从前属于美国亚细亚银 行，建造于二十年代，至今仍很完好，是一幢便于保卫的独立西式洋房。上述几个人的房子，都住得很近，但和其它各地中委们的住处，则间隔着一段相当的距离。

上了庐山的中委们，情绪都很高涨，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都比较乱，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都只能在北京开，现在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开会，说明他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同时也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是良好的。以七十七岁的高龄而能重登庐山，这是当时的中委们都为之欢欣鼓舞的事。

所以，中委们都利用会前 的闲暇，饱览了雄奇秀丽的匡庐风光。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的中委们在瀑布前合影，姚文元还陪同江青游了仙人洞。谁也没有发现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却有意避开镜 头，很少和别人合影，事后才知道他上山以后，和吴法宪以及随同林彪上山的林立果，建立了密切的热线联系。

周恩来总理是个大忙人， 他住在大路旁小卖部附近的一幢普通楼房里，便于和各地的中委们接触。但是，全会开始前的气氛是轻松的，这从周恩来的神态中也可以感觉到。会前，我们几个年 轻的中委相约去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穿着一件白色的翻领两用衫，一条米色的长裤，足登一双半新的牛皮凉鞋，显得风度翩翩而又十分精神，周恩来告诉来 访者，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然后提交给四届人大正式通过后颁布；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 他说：“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啊，只有三五天！”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惊呼起来，觉得会期太短，看庐山都看不够。

邓颖超也说，好不容易来江西一次，她已邀了几位老大姐，在全会结束以后到向往已久的井冈山去访问。

周恩来的秘书钱家栋，在住所的阳台上安排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委们和周恩来比赛了几场乒乓球。大家说：“总理是今日得宽余呀！”周恩来微笑道：“我还踢足球昵，”大家都很诧异，钱秘书说：“就在走廊里踢，每次两三分钟，活动活动身子。”大家哄堂大笑。

会前的“水鸭式”活动

在这轻松欢乐的气氛中，谁也没有想到：大块的乌云正向庐山袭来。周恩来原来预期三，五天可以结束的会期，后来竟开了十五天，足足半个月留在庐山，还远远未能解决问题。

正当毛、周打算在庐山召集一个比较轻松的短会的时候，林彪却紧探密鼓地准备全线出击了。

在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中，本来没有林彪讲话这一项，但是林彪却在暗底里准备着一篇份量很重的讲话，打算到时候抛出。叶群根据林彪的意思，打电话给陈伯达，要他编一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语录，分发给几员大将，让他们配合林彪的讲话、引经据典去批判那个否认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并一致要求设国家主席，一致要求毛为国家主席。

陈伯逹接到任务以后，紧 急布置随他一起上山的中共中央政治硏究室的秘书，连夜查找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天才的语录，先是从庐山图书馆馆藏的马列著作中查找，再打长途电话给北京， 请中央政治研究室帮助查找，然后通过电话一一传上庐山；恐怕电话传送有误，另外又把书面语录用绝密件通过中央办公厅用飞机直送庐山。因为査得匆忙，一时没 有查到马克思关于天才的语述；陈伯达就根据已经查到的一些条文，连夜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用电话一条一条告诉吴法宪。陈伯 达还要汪东兴交打字员打印，印好以后，急送林彪，叶群，同时分发给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人手一份，也给了汪东兴一份。这些都是背着毛泽东和中央 政治局进行的。

林彪抵达庐山的那天下午，就和陈伯达晤面，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商量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一张春桥发动进攻，陆定一曾任中央改冶局候补委局，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早已被打倒，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林彪；现在，林彪又把张春桥比作陆定一。

八月二十一日黄昏前，叶群邀请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游仙人洞，布置他们还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立即找了空军的王秉璋、浙江的陈励耘，上海的王维国等人布置此事，他还对有些人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办？往哪里摆？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举行常委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出席。毛泽东继续以“九大”说 过的话，来要求开好这次全会：希望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周恩来对次日大会开幕式的安排，作了说明。毛泽东建议： 除了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以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这样，全会就增加了一项议程。常委会上还确定由周恩来、康生分别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表示同 意，并说自己要讲点意见。常委会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第二天上午，大会开幕之前，陈伯达三度到林彪处密商……

全会开会前的表面气氛，是平静的；但林彪、陈伯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的幕后接触，十分频繁，正如某些人所形容的，这是“水鸭式”的活动：鸭子浮在水面，水面波平如镜，一派平静景象；但水下鸭子的双脚却急促地来回划动，忙碌异常。这就活活勾勒出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全会开幕前的真实动态……

林彪发动突然袭击

 

九届二中全会会址

在牯岭镇的半山腰里，有一座大礼堂，可以坐五六百人，一九五九年曾在这里举行过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即批判彭德怀的那次会议。现在，这座灰色的庞大建筑物，又成了九届二中全会的会场。

—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宣布全会正式开幕。道次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五人，按姓氏笔画为序，坐在前排，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人，坐在后排。

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指示，并根据昨天常委会的决定，宣布了三项议程。他说，头一项议程就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已印发给全体到会成员。在这个修改草案中最重要的一处修改，就是“不设国家主席”，而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国家元首，总理为政府首脑。这条修改意见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经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意。以上情况，都已向全党作了传达。

在全会的开幕会上，原定先由宪法修改小组负责人康生就修改宪法问题作说明，但是林彪却突然改变议程，他对毛泽东说，我要讲点意见，便径自在话筒前讲起话来。

穿着浅灰色中山装、坐在藤靠椅上的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内容事先并不了解，他有些意外地朝旁边的林彪看了一眼，便侧耳倾听他究竟说些什么……

穿军装的林彪脸色很苍 白，衬出脸上两条倒挂着的八字眉毛显得更粗更黑了；他脱下军帽，童山濯濯的额头上只剩下两旁长着少许稀疏的头髮，他手里没有拿讲稿，好象他的讲话是即兴式 的，但是仔细听来就含使人觉得这次讲话是经过仔细斟酌和反复推敲的。事实，也是如此，直到开幕会议的这天上午，他还和陈伯达、叶群在一起硏究了半天。

林彪首先说了一通套话，什么宪法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都是主席提出的，很必要，很合时宜啦；这对于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对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反帝反修的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影响啦，等等。

接着，他把话锋一转，说他仍然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观点，又讲道：“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林彪说这些话的时候，没头没脑，那些不知道宪法修改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过激烈争吵的听众，听不懂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但又仿佛觉得有人反对林彪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论断，所以林彪要反复强调“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毛泽东在会上听到林彪一再吹他是“天才”，侧头看看林彪，显得有些不高兴，因为早在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就对林彪的过份吹捧表示过不安。林彪又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的。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

毛泽东大出意外

林彪的讲话采取使人听了可以产生很多疑问的表达方式，但是实际结论是明确的：有人觉得“老三篇”不起作用，有人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种形而上学的観点是反马列主义的……

这个“有人”是指什么人呢？林彪用很浓重的湖北腔鼻音讲话，拖腔拖得很长；他喜欢重复，有些在他看来很关键的话，至少要重复两三遍。这里，他又用惯用的语气说：……这点是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

林彪连用了三个“改变面貌”，以强调性质之严重。林彪指的当然是在中央的那个“陆定一式的人物“，可是他没有指名，所以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们听得疑疑惑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林彪的这一番话，实际上是对他手下的一班文相武将们下达了总攻击的动员令。归根到底，他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要当国家主席。然而，这个问题毛泽东已经讲过六次，所以他在大会上不便再正面提出来，只好改换一种说法。

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特点，―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林彪还煽动说，这种领导地位 “国内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彪的讲话讲得很长，哼哼哈哈地讲了一个半小时，改变了会议的进程，之后，周恩来和康生都说不讲了，开幕会议就此结束。

毛泽东从头至尾，仔细地听完了林彪的长达四千多字的讲话。如同他后来所说的“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捣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昵？可见心里有鬼。”“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听了林彪的“突然袭击”的讲话，一言不发，宣布散会。

林彪讲话以后，文相武将们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陈伯达马上赶到林彪住处密商，陈伯达再到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住处串连，那几员大将都收到了“称天才”的语录，手里有了理论武器，只待到各组去宣讲了。

当时，全会把所有的中委和候补中委按地区编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则分别编到各组去参加讨论。许世友、张春桥、李德生在华东组，陈伯达、汪东兴、李雪峰在华北组，李先念、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姚文元在西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陈锡联在东北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未编人各组，江青属自由参加。这样，陈百逹，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就成了毛泽东后来所称呼的“宣讲员”，按照林彪的意开，纷纷到各组去宣讲。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毛和林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吴法宪在会上突然提出：明天全会重听林副主席讲话录 音，各组要学习，讨论林副主席讲话，对于这样的提议，会上谁也不便公开反对。于是，全会的议程又一次被打乱，而吴法宪却受到了林彪的赞扬、夸他“立了一功”。

八月二十四日早上，在全会重放林彪讲话录音之前，叶群对所有的“宣讲员”作了布置：“下午分组讨论时，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叶群规定发言时要坚持林彪的观点，坚持设国家主席，但后者因为常委会已作了决定，可缓提；集中火力攻击“陆定一式的人物”，但打击面要小，不能点名，不能涉及康生和江靑。叶群还强调，各“宣讲员”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达自己的感情”，要各自串联空军、海军、总后勤部的中委们，按统—口径发言。

江青到华东组与许世友“较量”

上午，全体中委又集中到大礼堂，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反复听了两遍。中委们觉得这个讲话既然如此重要，又朦朦胧胧觉得讲话内容若有所指，份量很重，所以把注意力都转移到这一方面来了，可是，讲话中没有点名，使大家疑惑丛生，说不清楚究竟指的什么人，也不知道下—步该怎么办。连林彪在浙江和上海的心腹陈励耘和王维国，也吃不准林彪讲话具体指的是谁，他们去找吴法宪，吴法宪诡秘地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陈励転和王维国这才心领神会。可是，吴法宪关照：“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地点名。”陈励耘和王维国参加华东组的讨论。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这个组没有那几员大将当“宣讲员”，张春桥倒来参加了。他换下从文革开始就穿着的军装，改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含笑和大家打招呼，大多数人因为不知道林彪讲话指的就是他，所以对他很是客气。

许世友掌握的华东组讨轮，比较平稳。一是因为华东组没有“宣讲员”， 二是陈励耘、王维国虽然知道底细也不敢轻举妄动、抢先出头，至于其它各省的中委们都感到吃不准，只能泛泛而谈，正面领会林彪讲话的精神。上海小组的王洪文 和我们几个人，在林彪讲话以后还没有和张春桥单独接触过，搞不淸楚林彪讲话究竟针对什么人，有什么背景，所以决定先看看形势再说，我们在华东组第一次讨论 时没有发言。其它的像安徽省也觉得把握不定，省一级领导人都没有发言，而是让一个来自农村的中委、基展大队党支部书记，作了一般性的发言。

华东组总的发言基纲，比较平和，在谈到林彪讲话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的时候，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而且讲了很多颂扬毛泽东的话，在谈到“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表示：从自己的愿望来说，还是希望毛主席能够当国家主席，但是最后究竟怎么办，听从中央的决定。

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华东组讨论到一半的时候，江青来了；江青没有编人固定的小组，而是任她选择，许世友热情地招呼江青坐在前排沙发里。这时，这次庐山会议的主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开腔了，他当着江靑的面，提出宪法里还是应该“设国家主席”，这时，有一些人附和程世清的意见。许世友一向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也开口说：“我看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他倒是真心拥护毛泽东再当国家主席的。

江青看到有不少人要求设国家主席，就插话说：“我觉得，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不设国家主席，群众从感情上通不过。”浙江的陈励耘发言了。

“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江靑答。

“毛主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程世清的讲话有些不太客气。

“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主席不但高胆远瞩，而且深谋远虑……”江青扶了扶眼镜，朝会场四周看了一眼，慢条斯理向众人交底，“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

江青在这里引用毛泽东所说的“黄袍加身”的典故，是指宋太祖赵匡胤陈桥驿兵变时，他的部将用黄袍披在他的身上，拥立他做皇帝。毛泽东以此借喻他自己不愿意别人拥立他当国家主席。

听了江靑的讲话，大多数人不响了，有些人还在嘀咕，这时，江青侧过脸去对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许世友说：“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嘛……”江青称许世友为“许师傅”因为许年轻时在少林寺当过和尚。

“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件事情上我思想还是不通。”许世友是个爽快人，有啥说啥，他看时间不早了，就宣布散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江青同志，欢迎你什么时候到南京去……”

“好罢，我们到南京去再较量……”江青吃吃地笑着，一边和许世友等人握手这别，一边回答。

张春桥在华东组的第一次讨论会上，坐着静听，没有发言。整个华东组的第一次讨论的气氛，由于没有人煽风点火，比较平和，没有剑拔弩张的景象。
类似情况的还有陈锡联所在的东北组。

陈伯达抢了头功

但是，其它各组的讨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除了华东组、东北组以外，其它各个大组的讨论，都有“宣讲员”参加，他们纷纷出动，登场亮相。

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陈伯逹迫不及待，第一个抢先发言，他发表了一大通蛊惑人心的言论：“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企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是历史的蠢才。”

“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经过很多门争的。”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讲到最后，陈伯达激动地站了起来，比划着说：“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高兴得跳起来了。”说到这里，一向老成持重，外号“老夫子”的陈伯达，居然也做出手舞足蹈的样子。

陈伯逹讲完后，拿到那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汪东兴，也跟着发言。本来，是他向政治局传达过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 但是，现在在全会上发言时，他却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上席；他还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他们两个人一讲话，华北组的讨论马上升温。发 言者强烈要求毛上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要求把“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揪出来”，要求把“野心家、阴谋家”“斗倒斗臭”、“千刀万剐”。

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叶群声嘶力竭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在西南组的讨论会上，吴法宪气愤地嚷道：“道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在西北组的讨论会上，邱会作呼之欲出地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这次演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李作鹏着重替林彪“抬桥子”：“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生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生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极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汪东兴站错了队

这几名“宣讲员”中，陈伯达起了带头羊的作用，他不但在华北区抢先发言，而且抢先印出演示文稿。陈伯达毕竟是搞舆论出身的，他懂得如何制造舆论、煽风点火。

当时中共中央举行全全会 或是工作会议，都要出演示文稿，演示文稿上刊登会议的动态以及各组的讨论情况，上送毛，林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让领导了解情况；同时分发各省、市，自治区 与会者，起到交流沟通的作用。毎次会议的每期演示文稿，有一个总的编号，报头上同时说明这是华北组或是华东组的第几号演示文稿。凡是演示文稿上的重要发言 纪录，特别是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都要经本人过目，修改审定，演示文稿付印以前还要由各组组长和副组长签字，以示负责。

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 第一次讨论会上发言以后，会议演示文稿组派到华北组做记录的工作人员，整理出了一份九届二中全会演示文稿（总号为六号，同时注明为华北组的二号演示文 稿）。这份六号演示文稿整理出来时间已经很晚了，但陈伯达一反常态，马上审稿，迅速改定。演示文稿改定稿在八月二十四日深夜十一点多钟送到华北组的组长手 里，由组长李雪峰、副组长吴德、解学恭签字后连夜付印，在二十五日—淸早就印好分送到有关领导和各组成员手里。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称第一，在所有各大区的分组讨论演示文稿中，六号演示文稿出得最快，陈伯达又抢了头功。

九届二中全会的这份六号 演示文稿，摘登了陈伯达的讲话，讲得很凶，不但为林彪的讲话作了诠释，而且极具煽动性，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的 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要搞历史翻案的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就在中央的宪法修改小组里面，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纸，一戳就破。演示文稿同时用较大 的篇幅，刊登了汪东兴在华北组讨论会上的讲话，进一步证实了陈伯达所谓的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事实，演示文稿上汪的讲话比陈的讲话还长，正像后来汪东兴自己所 抱怨的“他的很少，我的很多”，而且演示文稿上的语言已经明确使用了“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等只适用于敌我矛盾的词汇。演示文稿对全会所起的引导作用是非常强烈的。
这份六号演示文稿当然十分符合林彪的心意。怪不得林彪在听完秘书读完这份演示文稿以后，高兴得笑了起来，林彪说：“听了那么多演示文稿，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六号演示文稿出笼以后

六号演示文稿一出，天下 果真大乱。在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一些部队的中委和工农中委特别气愤，他们的发言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连参加华北组讨沦的陈毅也说：我陈 毅是有反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陈毅当场表示自己的决心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还有北 京大学的聂元梓。她在一九六六年列席过八届十一中（扩大）全会，抢先点过邓小平的名。现在她是九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她在庐山又活跃起来，先后找了河北的 中委、军委总后的中委，甚至还找北京卫戌区的负责人串联，要求揪人，然后，河北省的四名候补中委，就在会上先后发言，对中央宪法修改小组提出质疑，点了康 生的名。

六号演示文稿分发到华东组和其它各组，同样掀起轩然大波。

我们上海小组住在华东组的中心地带。八月二十五日淸早，王洪文还没有起床，我和马天水正在吃早餐，就收到了会誐秘书组送来的两份六号演示文稿。

我看了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大吃一惊，连早饭都无心吃了，马上拿了演示文稿，奔到王洪文住的小别墅，把他叫醒。看过演示文稿，两个人议论开了。

王洪文和我越谈越觉得无 所适从，疑窦丛生，而且下午华东组又要开会，上海小组该怎么表态才好呢？我们想找张春桥，可是又想到此刻恐怕不大适宜，我拎起电话，要总机接到坡下张春桥 住的那帧别墅，接电话的是严秘书，他说张春桥还没有起床。我问他看到华北组的演示文稿没有，他说没有收到。我就在电话里把六号演示文稿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严 秘书，让他叫醒张春桥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搁下电话，过了片刻，电话铃响了，还是严秘书打来的，他说已经报告了张春桥，张要他马上来拿演示文稿，电话挂断不久，严秘书就气喘吁吁地爬坡上山，到上海小组把我手里的一份六号演示文稿取走了。

王洪文和我商量，赶紧把 上海的中委们全部找来，紧急讨论下午如何表态。小组的成员们没有到齐，王洪文和我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朝坡下望去，只见张春桥从他的住所急匆匆走出来，几 乎是同时，左首别墅里的姚文元也出了他的屋门。看来他们事先已经电话联系过了，两个人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就一起坐进了早已停在院子门外的一辆轿车里，轿 车朝着江靑的住所疾驰而去……

上海组也有反骨

上海的中委们齐集在王洪 文的住所，大家翻看着六号演示文稿，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独有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沉默不语，大家议论后认为整个上海小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 态度，下午由王洪文代表小组集体发言。对于林彪的讲话，上海小组讨论后一致表态：应该坚决拥护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觉得还 是应当听从毛主席的指示，以不设国家主席为准，至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因为不了解情况，上海决定暂不表态。讨论的意见基本趋向一致以后，大家 推举由我执笔起草一份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

我把发言稿写完后给大家念了一遍，征求意见；大家表示同意，王维国的脸上毫无表情，依旧一声不吭。王洪文瞥了他一眼，正式宣布：“没有不同意见就算一致通过。”散会以后，和王维国住在一幢房子里的上海电机厂候补中委金祖敏，偷偷地告诉王洪文和我：“王维国这几天接到过吴法宪的电话，多次单独外出活动过。”

下午，华东组的会场设在庐山图书馆旁边的一幢小楼里，场内的气氛异常。其它省、市的中委们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一见上海小组的人员进场，马上停止议论，用一种沉默的目光打量着上海的中委们。等到张春桥进场的时候，会场里寂无声息，空气简直像冻结了似的。

张春桥还是像上次来华东组参加讨论时一样，面带微笑走进来，但是这回根本没有人招呼他，也没有人回他一个笑脸。张春桥显得十分尴尬，讪讪地找了一个单人沙发坐下，连开水也没有人给他倒一杯。

会议开始之前，我拿了誊写清楚的上海小组集体发言稿《我们的态度》，给上海的各个中委传阅，以便交王洪文代表大家发言。其它人都画一画圈表示同意，发言稿传到王维国那里，只见他提起铅笔，在发言稿的下方批了一句话：
“不搞集体发言，各人发各人的为好。”我拿到稿子一看楞住了，赶紧找王洪文紧急磋商。

我说：“王维国这家伙怎么搞的，上午讨论时不发表意见；下午突然来这么―下子，简直是从背后戳一刀……”

王洪文气得呼哧呼哧地：“不晓得他在搞什么名堂？真见鬼？只好不发言了，看看再说。”

张春桥变成火力点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宣布大组讨论开始。很多人的手里都拿着那份六号演示文稿。

王维国抢先第一个发言。前一时期他在什么事情上都回避退缩，沉默不言的，如今却判若两人。他今天在发言中，先是大肆赞扬林彪的讲话如何重要，为全会指明 了方向；接着声称“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他又提出：“宪法里还是要设国家主 席”，“一个国家总要有―个头嘛”，希望，毛主席考虑大家的意见。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王维国的发言和上海小组集体讨论的意见正好相反。在他发言时，张春桥 听得非常仔细，板着面孔不动声色。

王维国打了头牌，华东组发言的调子越来越高。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热情地讴歌“毛主席是天才”，而激情地斥责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痛批“埋藏在中央的定时炸弹”妄图“篡党夺权”，“罪该万死”，必须把他“揪出来”“"千刀万剐”，“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有的人发言时拿着六号演示文稿，直接引用陈伯达等人的讲话。可是，所有的人发言时都不公开点名。

郭沬若副委员长作为中央委员，也被编入华东组参加讨论。郭老耳朵重听，带了一副助听器，困难地听着别人发言，听到一半，他也要求发言了：

“我是一个懵懂派，搞不淸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看了华北组的演示文稿，又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
其实郭沫若还是没有搞淸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上海的马天水坐在我的旁边，他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我，轻声问道“把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究竟要揪谁呀？”

我只是朝他苦笑。

过了一会儿，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向卫生间走去，马天水紧随在他的身后跟了进去，片刻，马天水出来，回到自己的坐位上，满脸懊丧地对我说：

“刚才我问陈励耘究竟揪谁，他在厕所里回答：谁是阴谋家，野心家就揪谁！这小子，看来他是知道底细的，不肯对我们说。”
陈励耘从厕所里回来，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张春桥的位置正好在他的左侧，两个人的座位是九十度直角形。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委在慷慨激昂地发 言，说是“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陈励耘听到这里，马上打断他的发言，侧过脸去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全场为之震惊。

张春桥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过去总是“揪”别人的，现在轮到自己在中央全会上被别人“揪”了，心头该是什么滋味。但他强作镇静，也不看陈励耘一眼，把眼光落在沙发前面的地毯上，只颇猛吸香烟……

会场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省的一个穿着海军军艰装的候补中委，索性站了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全场随之高呼，声震屋宇，呼声一直传到外边的街道上去。

江青秘密接见王洪文、徐景贤

这一天晚上，我们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摸九点钟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

首长？哪一位首长？王洪文和我不便多问，只是紧随着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红旗”在牯岭的柏油马路上行驶片刻，在一个大院子的门外停了下来。

夜已深，一幢长长的房屋好象一艘军舰，停泊在大院里的草坪上，房屋的窗户上都挂着厚厚的窗幔，屋内的灯光都无法透射出来，只看得见整幢房屋的黑黝黝的轮廓，使人感到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穿军装的人把我们引上高高的台阶，穿过一条狭长的玻璃棚信道，走入房屋，这时，只见江靑的警卫员大周迎了出来，原来是江青接见，王洪文和我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眼光。大周带领我们穿过几个房间，绕到后面的一个小客厅里。
我们跨进各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比前两天松快得多了，他主动招呼我们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们。”

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一头乌黑的头髮齐耳根剪短，朝后梳着，看得出还吹过风，有一点暗波浪。她里面穿着白衬衣，外面罩一身浅灰色的毛料服装。江青从眼镜后面仔细打量了一下王洪文扣我，热情地伸出手来握手，接着轻松而随便地往身后的长沙发上一靠，边坐边说：

“今太──找你们两位来──是想听听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我们还没没有接口，江青就侧身朝左首的张春桥看了一眼：“我听春桥说，你们华东组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很凶呀。”

张春桥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却接上了口：“其实各个组都差不多，我这次参加西北组，也有‘宣讲员’。”

江青打断了姚文元的话，自顾自地说下去：

“二十五号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华北组演示文稿，还是从你们那儿拿来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后来才查到的。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 没有看呐！看完演示文稿，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

“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用手势比划着，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很本不知这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演示文稿。”

江青说到这里，用手探到她那件浅灰色上装的里襟夹袋里去，掏出一份折迭得方方正正的印刷品，把它展平了在手里扬着开懐大笑。

“四人帮“由此结党

“哈哈哈哈……喏，这就是那份华北组第六号演示文稿，他们要我上交，我就是不交，我说找不到了，我要留着看看，好厉害呀！野心家，阴谋家，两顶帽子，千刀万剐，这就是证据！”

“我们的几份统统交掉了，江青同志这份可以算是海内孤本。”姚文元从旁插话。

“你们要知道，陈夫子后 面有几条枪杆子呢！”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显示她说的这番话十分秘密和重要。“他们要陈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 条枪捍子毎人发一份，二十四号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个大组去宣讲，所以，问题不仅仅出在华北组一个组，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 会。”

“那末。东兴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王洪文把憋在壮子里好久的问题、当面向江青提出来了。

“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语录材剌，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那份语录材料也上交了。”听得出毛泽东对汪东兴采取保护的态度。所以江青也跟着说。

“你们知道吧，在八月份修改宪法的时候，有人就和春桥大吵一场。”江青指的显然是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吵，她接着又说下去，“其实，矛盾也不是今年才有的，前次文元回上海去，是空军派的飞机，半路上就遇到了雷雨云。”

姚文元听到江青提到他的事，就起劲地介绍起来：“那次可危险了，飞机进了雷雨区，差一点飞不出来，后来又迫降在济南……像这种事，在空军里照理是不允许发生的……”

“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 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该话进行批评了，要相信，任何情况，主席总是有办法处理的。”江青说完这一番话，停顿了片刻，用手背掩着嘴打了一个呵 欠，张春桥及时提醒：“请江青同志早点休息吧！”王洪文和我站起来来告辞。江青就在沙发前握手告别，一边握手，一边用左手食指点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 你的希望很大的！”江青在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间，毛泽东曾几次接见王洪文，并要他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大会上发言。

王洪文很快反应过来，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

我紧跟看说：“前一陴了一听说江靑间志身体不太好，头痛，请多加保重。”

“是呀，不过这几天他们一闹，我的头痛反倒好得多了，哈咍……”

王洪文和我受到江靑秘密接见以后，受宠若惊，回到住处，三脚两步跨上台阶，雀跃不已。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王洪文从别墅的酒柜里取出喝剩下的半瓶茅台，一饮而尽。

在对文革的重大问题上原 本态度一致的林彪集围和江青集团，如今为了权力争夺而反目成仇，但是，在庐山一度处于劣势的江靑集团，于于毛泽东的直接干预，居然反败为胜，因祸得福。后 来又进一步发展其势力，在一九七三年的“十大”上占据了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毛泽东依靠周恩来对于庐山事件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收缴了陈伯达编选、印发的那几份“称天才”的语录，封存和查阅了“宣讲员”们在各个大组的发言记录，从北京调来了毛泽东删改过的文件档案……事件渐露端倪，这次突然袭击的来龙去脉也清楚起来。

毛泽东“一点”定乾坤

1969年毛主席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从八月二十五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分别找政治局委员们作个别谈话，进一步了解情况，同时思考如何处理这一事件，花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星期。

庐 山的这一场斗争的实质，毛泽东看清楚了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们利用了“天才”这个理论问题做文章，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 局的大多数人，搞地下活动，搞突然袭撃，欺骗二百多名中央委员……毛泽东愤怒了：“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会让步的。”但是，毛泽东又冷静思忖，“九大”刚 开过一年多，接班人刚刚被写进党章，应该考虑到全局，目前全党不能发生重大的分裂，所以对林彪还是要持保护的态度。想好以后，毛泽东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 话，而且决定先从陈伯达身上开刀……。

— 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挥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长七百字，是他用铅笔写的，正好写在收缴得来的陈伯达编选的语录打印本上，他在写这篇文 章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修改，挥洒下笔，一气呵成；第一页纸的天地边缘都写满了，再转到第二页，写在背后，文宇密密麻麻……写完以后，文章送到了周恩来手 里，周恩来仔细阅读辨认着那略带颤抖而又龙飞凤舞的字迹，逐字，逐句、逐个标点做了认真的校对，然后排印出来给毛泽东最后审阅，立即印成铅印的会议文件， 附陈伯达编的语录，分发到每个中央委员的手里。

毛 泽东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 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絶不是 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 位杞国人。

上过庐山的那古人，是指唐朝大诗人李白。毛泽东文章中引了李白的气势奔放的《梁甫吟》中的一句“杞国无事水忧天倾”，来劝喻各位中央委员不要学“杞人忧天”，因为庐山不会炸平，地球不会停转。

写到这里，毛泽东笔锋一转，又言简意赅地论述起关于天才的哲学问题来：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 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织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 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 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在阐述理论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向全体中央委员发出信息：“我同林彪间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就是说，告诉大家在批评时要区别对待，集中火力批陈伯达，同时要保护林彪，至于批在陈作达身上，是否痛在林彪心上，那只有像佛家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毛 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一下达，全会的风向立即转变，前几天还是陈伯达一伙大叫“揪人”，不几天马上又变成了众人狠批陈伯达，林彪给吴法宪下达指示说“错 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叶群则给吴法宪打电话予以安抚：“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副上席，永胜同志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个人就好办， ‘大锅里有饭小锅里满’。”

全 会分组批判了几天陈伯达，毛泽东叫开检讨会。政治局讨论决定，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自己不到会，而是要林 彪主恃检讨会。周恩来、康生协助。到会的是政冶局委员和各大组组长，扩大吸收了部分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如吴德、王洪文等参加，其它中央委员们听会议的录 音。会议开了四小时左右，林彪强打精神自始至终主持了会议。

会 上，林彪宣布陈伯达第一个做检讨，陈伯达当年正是六十六岁，但不是“六六大顺”而是“六六倒运”。他的检讨发言稿是康生帮助写的。他满口的福建惠安土话， 再也不能藉助“手舞足蹈”的姿势表达了，因此别人很难听懂；于是，让陈伯达开了一个头以后，由周恩来替他把检讨发言稿念了一遍。接着，吴法宪、李作鹏、邱 会作等人先后作检讨，口径差不多，强调自己不学马列，不懂理论，上了陈伯达的当，做了"宣讲员”等等。汪东兴则在检讨中说自已犯了错误，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是他向政治局传达的，但是在这次会上他头脑发热，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见，毛主席已经批评了他……

会议开到最后，林彪宣布让张春桥发言。大家感到很突然，都竖起耳朵想听听张春桥说些什么，张春桥发言很简短，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 《我的一点意见》，自己一定要加强学习，加深领会，二是表示坚决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做好工作。听了以后，别人反映张春桥 确实工于心计，他的发言避开了“揪人”的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真可谓滴水不漏。

在 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的批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提醒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不要学陈伯达的样子，注意保持晚节，年轻的中央委员听不懂这 两句话，也不了解这两句话的出处，我在会场上递了一张纸条给郭沫若，请求解答。郭沫若当场拿起笔写下了答复，“‘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大雅》。意思是，万事万物不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

关 于整个全会究竟怎么收场，毛泽东也有句话，叫做“孔夫子打牌──和为贵”，据说很有文化教养的孔夫子为人豁达大度，他老人家打牌的时候从来不想打赢，只想 打“和”，叫做“和为贵”。毛泽东引用这句歇后语，主张“和为贵”，全会批了陈伯达，最后还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张春桥奉命请许世友吃饭

九届二中全会的讨论接近尾声了，毛泽东先后找有关人员作个别谈话，做做工作。他找了许世友，又找了张春桥，他特意叮嘱张春桥，要在逝江请许司令吃一次饭。

毛泽东知道许世友和张春 桥不和，早在文革初期，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张春桥支持上海警备区的军内“造反派”造南京军区的 反，许世友当然老大不高兴，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华东地区时，就要许世友用直升机把张春桥接到军区所在地，促进他们的团结，这一回在庐山，由于陈伯 达和几条枪杆子的发难，毛泽东覚得许世友和张春桥更有加强团结的必要，所以他亲自出马做调节关系的工作。

张春桥也觉得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和许世友的矛盾，他对我说：“这次会上揪人，许司令倒没有出面，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只是开始的时候他也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并不了解陈伯达他们的活动，后来主席找他谈了话，他马上把华东组的会停了下来。”

张春桥在自己住的别墅里 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让厨师做了十几个菜，厨师还别出心裁地烹调了庐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和石耳。石鸡是一种长在山间石罅洞穴里的蛙类，上 海人把青蛙叫作田鸡，这里便把庐山上的蛙类叫作石鸡；石鱼是在山涧淸溪里的鱼类，身体不大，肉质特别细嫩肥美；石耳是生长在庐山岩边缝里的一种菌类，很难 采集到，“三石”俱全，这桌筵席就真正上了档次了。

张春桥郑重其事地向许世 友发出邀请，许世友也知道这次请客是毛泽东的意思，所以欣然应邀赴宴，这桌筵席就两个人吃，没有陪客，两个人又都善饮，许世友喝茅台量大是有名的，张春桥 呢，别看他文绉绉的，喝起茅台来却很凶，在上海当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期间，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对喝茅台，打了个平手，这一次在庐山，许张两人 第一次开怀畅饮，喝得痛快，把张春桥餐厅里玻璃柜子里的存酒，喝了个精光……

会议快结束之前，各大组分别搞了一次会餐。华东大组的会餐地点设在山坡上的一幢俱乐部里。南京军区和上海、江苏、浙扛、安徽、山东、福建的中委们济济一堂，许世友特意把张春桥也请来了，作为对张春桥设宴的回请。

张春桥和许世友坐在一 桌，举杯对饮，我们作陪。饭吃到一半，空五军的政委陈励耘，手里举着一杯茅台酒，一摇一摆地从浙江省中委坐的那张桌子旁走过来、走到张春桥身边。就是他， 八月二十五日在华东组会议上冲着张春桥大吼：“站出来嘛！”现在，那股有恃无恐的气势半点也没有了，他脸上露着不自然的笑容，谦恭地说：“春桥同志，对不 起，多多冒犯，请允许我敬你一杯！”

张春桥把眉毛一扬，嘴角略带微笑回答：“我不在乎。”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把不是滋味的酒喝干了。

林彪集团向江青们示好

与陈励耘的情况相仿，上 海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的处境也十分尴尬。全会的局面明朗化以后，上海的中委们都兴高采烈，只有候补中委王细国，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哭了两次。在小组讨论时、 王洪文追问他：为什么事先不提反对意见，临时推翻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稿？王维国皱着眉头，噘着嘴巴，连声检讨有错误，但对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却又吞吞吐 吐，不肯说出真情；说着说着，竟又哭了起来……事后才知道，不但吴法宪给他交了底，林立果还秘密约他出去，两个人坐在汽车里一边兜风一边密谈。林立果要他 在华东组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的话，101（林彪的代号）可以当嘛！”现在，林立果惊呼“翻车了”，王维国的尾巴被别人抓在手里，他当然伤心不止。

与这些人的倒霉情绪相 反，江青则显得神采飞扬，那一天，张春桥，姚文元正在起草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准备发表的公报，王洪文和我、王秀珍、杨富珍等几个上海的中委到张春桥住的 别墅去拜访。正在谈笑之间，江青来了。这几天江青的情绪特别好，头也不痛了，让警卫员和护士替她在山上扑蝴蝶、捕蜻蜓。她和大家握手招呼以后，叫警卫员大 周去把她的“战利品”统统拿来，炫耀一番。
过了一会儿，大周呼哧呼哧喘着气，奔上山坡，手里捧着一块大木板，板上用大头针钉着十几个摸样各异，大小不同的蝴蝶，色彩斑斓，诩栩如生；旁边还钉着几只鼓着大眼睛的蜻蜓。

江青要大周把标本木板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自己蹲身在木板前，向大家一一介绍她的猎获物：“这叫玉带凤蝶，翅膀下边有两条飘带……这叫黑蛱蝶，翅膀上红白相间，比较稀少，我都查过昆虫辞典……哎，你们看，那红蜻蜓的样了挺可爱的！”

说着说着，她忽然停住了，站起身来，又把话题转到全会的形势上，她的思想和性格就是这样，经常是跳跃性的。她把眼光在众人的脸上一―扫了一圈，正色说：“你们别以为，这场斗争就算结束了，还早着呢，那几条抢杆子可厉害哪！”

正在江青担心那几条枪捍 子的时候，林彪也想到了江青，他先是屈尊拜访了江青。一天深夜，林彪又给江青打电话，说是委派叶群来看望她。过了一会儿，叶群果然到江青在庐山的别墅登门 造访，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后面还跟着上山不久的黄永胜，以及吴法宪，李作鹧和邱会作。原来她是带着那几条枪捍子“负荆请罪”来了。

叶群故作沉痛地说：“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忐，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靑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听了喜出望外，顺势说：“陈夫子跟春桥，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轻嘛！我们不要上陈夫子的当。”

双方表面一套，心里一套，握手言欢。

陈伯达从主席台上消失了

一九七零年九月六日下午，历时十五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届二中全会宣告闭幕。

那天下午，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发现，在庐山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开幕式时出席的五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只剩下四个：陈伯达从主席台上消失了。

穿着军装的林彪，仍然坐在穿着中山装的毛泽东的身边，但是他脸色煞白，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再也听不到他在开幕式上的那种滔滔宏论了。

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对陈伯逹进行审查的决定。

在开幕会上没有讲话的毛 泽东，在闭幕会上讲了较长时间的话。他强调共产党要搞唯物谕，不能搞唯心论。他指出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特别是中央委员们，要认正读马列的书，不然就会上 陈伯达这样的号称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一类人的当，毛泽东再一次号召党内外都要团结大多数，反对分裂。
针对林彪、陈伯达等人提出的“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毛泽东一语道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的讲话总是旁征博引、议论风生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天才，即使马克思的著作也不都是天才著作，他援引了马克思的一封信，说明当时马克思的经济很困杂，生活很窘迫，因此在应美国的一份刊物约稿时，故意把文章写得很长，为了多得稿费……

毛泽东错批陈毅

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 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这第一个“陈”，指的是陈伯达；第二个“陈”，指的陈毅。因为陈毅也跟着发言，说自己是有反党经验 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等等。毛泽东听说了陈毅的这一番发言，就在闭幕会上提出”二陈合流“的说法。
其实，毛泽东此话是错怪陈毅了。陈毅在会上最多也属于上当受骗之列，根本谈不上和陈伯达“合流”。后来，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病榻上的陈毅立即投入了揭 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和林彪、陈伯达之流毫无瓜葛。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逝世之后，毛泽东以七十八岁高龄亲临陈毅的追悼会会 场，对陈毅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这也是在实际上纠正了过去对陈毅的错误批评。在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过这样一段小插曲，补叙如上。
在闭幕会议上，周恩来和康生都讲了话。周恩来进一步部署了“批陈整风”的工作，康生从理谕上分析了“天才谕”，并就毛泽东提出的干部学习马列的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补充发言。

全会开到最后，才又回到最初的议程上来，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对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全会还一致通过了即将公表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这才宣告正式闭幕。

毛泽东步出会场、登上汽车之前，在会场外围日夜操劳的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们都簇拥上来，欢呼万岁，山坡上一片喧腾，连绵不絶。可是，这些在场外工作的人们，只晓得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他们怎么会知道在会场里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昵！
出于安全的考虑，等到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们离开了庐山以后，即一九七○年九月九日的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才公开发表。

这份公报写得四平八稳、措词平淡，所有的国际国内的中国问题研究家们，谁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惊人的信息，甚至也见不到这次会议是在庐山召开的有关内容。只有深谙内情的人，才能读懂公报蕴含的深意。

庐山埋下“九?一三” 事件之因

还在庐山的时候，毛泽东就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明确地写道，他“并不认为事情已经完结”。

事情确实没有完结，庐山会议以后，除了全党学习马列以外，中央下令要吴法宪等人写出书面检査，一九七○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过。”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査上批道：“当上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査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十月十六日， 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召开华北会议，接着又准备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进一步揭批陈伯达的问题。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前，毛泽东要周 恩来到北戴河去看林彪，请林彪出来参加一下会议讲几句话，实际上给他一个台阶下。可是，林彪既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最后，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了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声明，认真改正错误。

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 施，他在这些人的书面检查下作严肃尖鋭的批示，这叫做“甩石头”；他指示改组北京军区，把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派进去，这叫做“挖墙脚”；他批评军委办 事组“根本不批陈”，因此派纪登奎、张才千等参加由黄永胜，叶群等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这叫做“掺砂子”……

毛泽东“并不认为事情已 经完结“，林彪当然也“不认为事情已经完结”，他一面要黄、吴、叶、李、邱等做检讨蒙混过关，一面加紧策划武装政变。—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等人写出 《“五．七一工程”纪要》；九月，趁毛泽东南巡的机会，林彪企图另立中央，谋害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阴谋败露之后，林彪等人仓惶出逃，于“九?一三”事件中自取灭亡。

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是因，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是果。只有弄淸了因果关系，才会对林彪的结局着一个透彻的了解。

云遮雾障的庐山，现在终于揭开了迷雾；林彪“炸平”庐山的前前后后，真相开始大白于天下。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十年尘封至今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一页惊心动魄的历史……

十七．毛泽东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一九七一年九月，毛泽东重返上海，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海之行。此行使当时的上海成为激烈斗争的一个聚焦点。

外界传说就是在这次上海 之行中，王洪文救了毛泽东的命，因此后来毛泽东提拔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做了“接班人”。事实究竟如何呢？中国共产党“九大”以后，张春桥、姚文元 长期留在北京，上海的日常工作由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直至一九七二年王洪文调去北京为止。因此，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抵逹上海时，王洪文和 我都在上海，我对当时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可以证明关于王洪文救了毛泽东的传闻，纯系误传。

毛泽东南巡“吹风”

一九七○年八月，林彪在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抢班夺权、想当国家主席，为毛泽东识破；然后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等人的检讨作了严肃批示，在全党全军开展了实际上针对林彪的批陈（伯 达）整风运动。林彪一伙意识到罪行即将暴露，因而密谋对策。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的儿了林立果在上海找心腹周宇驰，于新野等策划武装政变，起草《“五．七 一工程”纪要》，明确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毛泽东的代号）”。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毛 泽东从北京出发南巡，先后到达武汉，长沙，南昌和杭州。行前，毛泽东决定要在国庆节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因而此行也是为这两个会议做准备 的。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住上几天，听听情况，然后给党政军负责人“吹风”。他先后找了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福州军区负责人，以及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河南、江西、福州、浙江等省委，自治区党委书记谈话。他尖锐地指出：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 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明确宣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毛泽东专门关照，这次“吹风”先不要传达。但是，自有“耳报神”通过周宇驰和黄永胜，在九月五日和六日密报住在北戴河“避暑”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得悉，极为惊恐，决定孤注一掷，提前实施武装政变，而且首先就要谋害毛泽东。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

九月七日，林立果向他的“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令，九月八日，林彪在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用红铅笔写下了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九月九日，林立果向他们的心腹宣布谋害毛泽东的计割：“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经决定在上海动手！”具体方案有三：一、用火焰喷射器喷烧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二、用四零火箭筒和一百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平射专列车厢；三、　　派飞机轰炸毛泽东乘坐的火车。

这三条如果都不行，就在毛泽东接见负责人时，请担任外部警卫工作的王维国，带上手枪，在火车上动手。

林立果嫌这几条谋害手段 还不够十拿九稳，就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据点里，要他的心腹，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出主意。江腾蛟熟悉上海的地形，他建议：如果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 机场旁边的支线上，就先炸附近的小油库。他当场拿起笔，画了油库和专列停靠的位置，并恶狠狠地说：“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

毛泽东突然抵达上海

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旁边的汪庄，因为距离国庆节尚有相当一段时间，按照惯例，人们估计他还会在杭州休息一阵，然后到上海耽上几天，临近国庆节再回北京，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林彪一伙也正是这样估计的，所以他们正反复研究在上海动手的具体方案。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午夜，毛泽东叫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指示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连夜转移，也正是那一天，林彪刚签署了他的手令。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突然提出：“我们马上就走！”十日晚上九点，专列驶进上海，停靠在虹桥机场旁边的铁路支线上。

当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在 北京，王洪文在上海，王洪文就带上王维国上车迎接毛泽东。王维国当时任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林彪一伙的心腹。他在上海还担任市公安 局、检察院和法院军管会的主任，同时负责对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毛主席突然来到上海、王维国措手不及，因为没有接到林立果动手的命令，他也不敢造次。

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上海西郊一座灰色的大铁门里的铁路支线上，这样就不会影响整个沪杭线列车的正常运行，铁路支线旁边新筑了一条月台，筑得比普通的月台要高一些，正好和停靠的车厢门口的踏步相平，这样，上了年纪的人登车就不太费力。

王洪文他们的汽车从灰色大铁门进去，可以直达月台，下车以后，登上专列，进入一个用整节车厢改装而成的客厅。客厅里围放着一圈沙发，每个沙发旁边都安着小茶几，地上铺着地毯，车窗上挂着绉纱窗缦。客厅两壁的壁灯和车厢的顶灯，射出明亮而柔和的光线。

毛泽东坐在车厢顶端一头的沙发上，穿着白色的长睡袍，黑色的圆口布鞋，豆沙色的长袜，显得随便而有气度。

王洪文问候毛泽东最近身体可好。

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

王维国乘机向毛泽惮东检 讨，说自己在庐山犯了错误，没有听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毛泽东瞅了王维国一眼，他早已知道王维国的底细。前几天在杭州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常面问 过空五军政委陈涑励耘：“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你们都干了些什么？”现在，轮到王维国装出一副 痛心疾首的模样，毛泽东不理睬他，扭过头去对王洪文说：“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王洪文听了很纳闷，揣摩这是什么意思；王维国听了大吃一惊，意识到毛泽东已察觉了他们的计划。

王洪文请毛泽东下车住到“414”（即现在的西郊迎宾馆）去，毛泽东挥挥手，让王洪文，王维国先走，表示他自己不想下车，要休息了。王洪文告辞出来，得到汪东兴的通知：“明天（九月十一日）上午，主席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上海王洪文谈话。”

王洪文很兴奋，连夜布置和检查警卫工作，他琢磨了半天、还是闹不清楚谁要动手，怎么动手，王维国则坐立不安，他马上给远在北京的林立果发出信息：“王维国因病住院了。”这是事前约好的暗语，翻译出来就是：“Ｂ－52抵逹上海。”促使林立果加紧了谋害的步伐。

可是，这些情况，当时王洪文和我们都不知晓，所以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专列的外部警卫工作，仍然交给王维国负责。

林彪集团阵脚大乱

正在北京的林立果，得到毛泽东抵达上海的消息，大为意外，毛泽东提前离开杭州到达上海，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原来制定的一些谋害措施失效了，林立果和周宇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曾协助林立果密谋发动“五七一工程”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林彪出逃，坠机于外蒙温都尔汗）， 江腾蛟、鲁珉等人商量，决定派江腾蛟到上海指挥，派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驾驶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或者趁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北京时，炸掉苏州，无锡之问 的硕放铁路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就像当年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手法一样。就在毛泽东抵达上海的九月十日这一天，躲在北戴河的林彪给在北京的总 参谋长黄永胜写了一封亲笔信，原文如下：“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王飞，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林彪的亲信。林彪一伙准备在上海得手后，由王飞在北京带领空军直属警卫部队，连同林彪前任秘书、陆军某师政委关光烈调来的部队一起，攻打钓鱼台。

也是在毛泽东抵达上海的这一天，在北京的黄永胜和在北戴河的叶群之间，连续通了五次保密电话，通话最长的一次竟达一百三十多分钟！

在上海，王维国派他的部下，警卫处的李处长，亲自到康平路市委大院查看，准备在林彪一伙谋害毛泽东得手以后，立刻抓人，对外宣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谋害毛泽东。最后，由林彪出而，接受大权，向国内外宣告：已把所看与谋害毛泽东案有牵连的人一网打尽，就地正法。

毛泽东在危险中！毛泽东在危险中！！
但是，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又走了出奇制胜的一步。

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时许，毛泽东在专列车厢客厅里，找许世友和王洪文谈话，毛泽东看见两人进来，微微牵动身子。因为他的膝关节有病，行动不便，负责内部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就招呼来客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这天，王维国也到场了，可是毛泽东不与他见面，把他冷落在车厢外面。

毛泽东问许世友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许世友回答说，接到通知以后，今天一早就乘南京军区的飞机赶来了。

毛泽东说，这一次出来，到了武汉，长沙，南昌和杭州四个地方，今天是找南京和上海的同志，找你们吹一吹，他说，庐山会议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问许世友：我那个时候不是叫你把会停下来吗？许世友问答：毛主席说停，我们马上就停了，我们听主席的！

毛泽东把右手用力地向前 一推，并着重地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已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 室主任。许世友和王洪文都听懂了：这是在说林彪和叶群，因为叶群当时就是“林办”的主任，人称叶主任。他又针对林立果说：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 没有什么好处，沉吟一下以后，他又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林彪同志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这次回到北京，我还是要找林彪同志交换一下意见……

毛泽东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于好，这会加重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

毛泽东问许世友和王洪文：你们会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王洪文抢着回答：会！毛泽东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许世友回答：一定。
谈看谈着，毛泽东忽然问：“你们吃饭了没有？”

“还没有呢”王洪文看看表，时间已经是正午十二点了。

“那好，上海的同志应该请许世友同志吃一顿饭，喝几杯酒，就在锦江饭店。你们的菜要搞得好一些！”毛泽东风趣地说。

“主席指示，照办！”王洪文忙不迭地回答。

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你们吃饭，我休息。“毛泽东欠身送客。

临别的时候，王洪文请毛泽东在上海多住几天，许世友说，离开国庆节时间还早，请毛泽东在路过南京时，无论如何要留几天。毛泽东笑而不语。

辞别毛泽东以后，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乘轿车驶向锦江饭店，因为王维国也是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上海请客吃饭，他应该是主人之一。

在锦江饭店南楼中条顶层的小宴厅里，摆开了一张大圆桌。王洪文特地把饭店经理叫来，关照菜肴要搞得丰盛一些。小厨房忙着烹、煎、炒、溜、炸……；许世友善饮，一瓶茅台不在话下，大家就轮流向他敬起酒来。

主多客少；主人有上海的王洪文、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和驻沪三军负责人周纯麟，高志荣、王维国；客人就是许世友一个。他轮流和各人干杯，应付裕如，因为毛泽东刚刚接见过他，所以他的兴致也特别高。

吃饭吃到下午一点二十分左右，王洪文忽然被叫出去听电话了。一会儿，他听完电话回来，给许世友司令咬耳朵说：“主席走了，刚走！”

“唔？”许世友把眉头一皱，大出意外。

过了片刻，又有人叫王维国听电话，他听了回来，我发现他的脸色很难看。
许世友已经无心吃饭了，他呷了一口酒，叫道：“结束吧，我还要赶回南京去呢！”他很着急：“怎么走得这样快？我要飞在火车前头，赶到南京车站为主席送行。”

毛泽东走了，王洪文和我 只好把许世友送到虹桥机场，让他乘飞机返回南京，当许世友登上飞机的时候，毛泽东的列车已经在江南的原野上疾驰了，过了苏州，过了硕放的那座铁路桥，又过 了无锡……任何车站都不停，许世友的飞机果然抢在专列的前面，他又急忙赶到南京火车站，可是专列在南京站只停靠了十分钟，很快就走了……

毛泽东一走，王维国马上向警卫处了解毛泽东离开的确切情况，向林立果挂电话。王维国又连夜和妻子杜贵珍商量，觉得有些话在电话里不便说，决定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章亲自飞往北京，当面向林立果汇报。第二天一早，王大章化名王严，搭乘头班飞机向北京飞去……

这以前，在北京西郊机场的一间密室里，林立果正在和心腹们最后拍扳由谁去具体执行谋害计划、林立果宣布：“101（林彪的代号）讲了，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搞成了，我在北京开十万人大会欢迎你扪，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

林立果的人党介绍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周字驰补充说：“谁能完成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由他挑！“

正在这个时候，王维国的电话来了：“只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走了！”

晴天霹雳，张牙舞爪的林 立果顿时被兜头浇了一桶冷水，所有的谋害计划都破产了。几个人刹那间都变得灰溜溜的，不知所措，当时的情景，在场的李伟信从后来的供词进描述得很具体生 动：“我发现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走到屋里一看，鲁珉不知何时已走，里面还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四人，室内空气异样，刚才那嚣张气焰已为神 色茫然所代替，众人目光呆滞，低头不语，原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已北上返京了，企图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了。林立果流着泪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 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毛泽东的专列跨过长江，在江淮平原，华北平原上奔驰，昼夜兼程，直驶北京。

九月十二日下午，专列抵达北京市西南郊的丰台车站。我泽东下令停车，把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戌区司令员吴忠，卫戌区第一政委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召来，作了严密的部署，专列再驶进北京车站，毛泽东平安地回到中南海，已经是九月十二日下午四点多钟了。

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回京的消息，慌了手脚，在九月十二日晚上连夜乘了林彪的256号“三叉戟”专机赶往北戴河，和林彪、叶群一仓徨出逃……

毛泽东最后一次上海之行，倏然而至，又突然离开，从而彻底打乱了林彪一伙的“五．七一工程”计划，粉碎了一个可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阴谋。

十八．王维国“敢死队”的覆灭

昔日毛主席与空四军政委王维国

 

林彪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抢班夺权失败以后，直接授意林立果主持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林立果伙同他的心腹周宇驰、于新野，在上海完成了这份“特级絶密"文件。

周宇驰向“上海小组”宣称：“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起来，也要相信”

当天晚上，在上海巨鹿路 空四军招待所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集会林立果，周宇驰接见了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为首的“上海小组”的骨干。在接见时，林立果的人党介绍人、空军司令部办公 室副主任周宇驰发表讲话，竭力吹捧王维国，他说：“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 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起来，也要相信！”

那末，为什么林立果、周宇驰等人要“大树特树”王维国的权威昵？这是因为，王维国在实施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写道：“九?二”（指九届二中全会）以后，“B－52” （林彪集团称毛泽东的代号）“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要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最后“夺取全面政权”或形 成“割据局面”。文件提出要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一种导弹的代号）、车祸、 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恐怖、残忍的手段，达到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的目的。而林彪一伙要完成这个充满着血腥味的计划，在上海就得全力依靠王维国“牵 头”。

林立果给自己取了个代号“联合舰队”的“康曼德”（Commander）， 意为“司令官”。这个“司令官”信奉的是法西斯主义。他在那份文件里规定：“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所谓“江田 岛”精神，是林立果看了日本影片《啊！海军》以后移植过来的。影片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在日本江田岛的海军学校教官，一边打着部下的耳光，一边大声 叫嚷：“我就是你们的父亲和母亲！你们一切都要听我的！”

王维国就是“一切听从林副部长指挥和调动”的排头兵；如今，林立果等人又要王维国的部下们一切听王维国的，连他说“太阳从西边起来”都不能怀疑。这是向他们灌输“江田岛”精神，要他们无条件地替林彪卖命。
那末，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员战将的王维国，怎么会受到林彪集团的如此倚重，以致深深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的呢？我和王维国在中共上海市委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共事多年，深知其人。

林彪夸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

王维国，河北省元氏县 人，生于一九一九年。林彪自我爆炸那年他才五十二岁、是当时全国军级干部中比较年轻的一个。他中等身材，方方的脸盘上有两撇倒挂的八字眉毛，下面闪烁着一 双机敏的眼睛，他说起话来喜欢嘬着嘴，慢悠悠地，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入伍的，典型的“三八”式干部。此人打过硬仗，有过战功，这一段 光彩的历史使他得到了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全国解放以后，他比较早地转到空军工作，很快地被提拔为军级干部，曾经在武汉地区担任过空降兵部队 的领导工作，文革以前调到上海任空军第四军政委。

早在文革之前，王维国就 和林彪一伙挂上了钩。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期间，叶群化名到江苏省太仓县农村蹲点，由王维国所在的空军部队队派人保卫和照料生活，毎天给叶群打饭去的时 候，在白饭底下放两个荷包蛋或一条鸡腿，使叶群既得到艰苦奋斗的美誉又吃得实惠，叶群当然是心中有数的。一九六七年三月，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参军，就是在王 维国属下的硕放机场正式穿上空军服装的。林立果一入伍就当上了干部，得到了王维国的悉心照顾，从此开始了他们相互之间的—贯吹捧。林立果说“王政委是好领 导，好班长，难得的人才”；王维国吹林立果“是天才，是好领导，是最好的接班人”。

林彪一家对王维国另眼相 看，特别垂青，而王维国也亦步亦趋，紧紧相随。林彪和江青等人大权在握以后，王维国升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并兼任公安局、检察院、法 院军管委主任。他秉承“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旨意，对这个系统的广大革命干部进行残酷迫害。从此，他的政治地位青云直上。

一九六九中党的九大期 间，根本不是九大代表的王维国，却被提名为军队系统的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当选以后，王维国赶到北京去参加九届一中全会，刚在北京饭店报到住下，他立刻去找 空军司令吴法宪，感恩戴德地通过吴法宪向林彪表忠心。这样，王维国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林彪一伙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林立果等人向王维国交底 说：“要一边倒，不要两边靠“，要“自由选择政治领导”，“与其分散投资，不如集中投资”。这些话说得够露骨了，也就是要王维国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自 由选择”一个“领导”，然后来个“一边倒”，“集中投资”。而且，林立果又诱之以会，当面向王维国许愿“打算让王政委担当南京军区空军的副政委。”王维国 打了一下算盘，终于决定把赌资统统押在林彪一边，开始作巨额的“集中投资”。

“九大”刚刚闭幕，一九六九年六月，王维国就卖力地在上海为林立果“选美”，与此同时，王维国帮林立果建立了配备枪支，汽车进行阴谋活动的秘密组织“上海小组”，这是他们的第一支“敢死队”。

王维国用全家的名义向林 彪写了效忠信，他在信里写道：“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家，就没着我的一切。”声称自己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接着，他亲自带了老婆和儿女，到北京去当 面拜望林彪。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毛家湾林家大院接见了他们，还和他们全家合影。王维国受宠若惊。林彪是当面称赞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 个“很”、就把王维国的魂儿“很”舒服地勾过去了。

王维国很快学会了臣下要 叫主子进贡的规矩，好在他所在部队驻防的地区，都是江南的富庶之乡，四时八节，应时鲜果，土特产品，一应俱全。于是，浙江黄岩的蜜橘、宁波的杨梅，杭州的 龙井茶、江苏无锡的水蜜桃，苏州东山的白沙枇杷……都成了王维国孝敬主子的“贡品”，他多次派女儿带上一筐筐果品，搭乘飞机去北京，登门直送毛家湾，受到 叶群的热情接待和满口赞誉，“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彪当然也有"赏赐”下来，芒果、荔枝或是大型地球仪，军用地图……，毎次“赏赐”，王维国都要召开庆祝大会，高呼“永远忠于”和“永远健康”！

王维国阿谀林立果为自己“开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

林彪最钟爱他的儿子，得 意地称赞林立果像他，甚至连作“讲用报告”时的语气都像他，王维国看准了林彪的心思，就当着林彪的面吹捧“第二代接班人”是“天才”。并且阿谀说：“林部 长在上海和我们一起工作，经常从各方面指点我们，这样，我们方向就明确了！”一番话说得林彪心花怒放，这就引出了“两老挟一少”的奇闻：

一九七○年六月三十日， 就在林彪到庐山会议上争当国家主席的前夕，王维国和前华东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一起，去北京拜见林彪，然后由林立果亲自开着林彪的专车──大“红旗”厚钢板 防弹轿车，带有王维国和江腾蛟一道逛长城，他们在长城上边散步边密谈，同时合影留念，还用当时很稀罕的摄像机，把那些日后有用的“值得纪念”的活动场面， 统统摄了下来，这架摄像机，还是广交会上一名外商送给我外贸部门的样品，当时就被王维国手下的副处长李伟信以“国防科委需要”的名义拿走了，送给林彪一家 使用。

在他们摄下的录像带和照 片上，可以看见沿着逶迤起伏的长城，年过半百、体态臃肿的王维国走在左边，瘦削苍老，戴着眼镜的江腾蛟走在右边，他们各用一只手挽扶着夹在中间的二十多岁 的林立果，一步一步地登上石阶，又恭恭敬敬地攀上斜坡，这时，王维国谄媚地对林立果说：“今天副部长开的是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我们坐了不会迷失方 向，永不翻车！”

谁知道，在不久以后举行的庐山九 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差一点“翻车”。王维国一上庐山，就卷进了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他迫不及待地找了吴法宪和林立果，摸到了气候，他在华东大组会 上抢先发言，而且拒絶在主张“不设国家主席”的上海组集体发言稿上签名，他还立此存照，在发言稿上注明：“各人发各人的为好。”表明了他的立场。但是，林 彪一伙的阴谋被毛泽东识破了，他们被迫作了检讨，林立果气得破口大骂。

组建“教导队”──继“上海小组“后的第二支敢死队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 一伙从和平夺权转向武装夺权，并且加快了暗杀恐怖活动的步伐，为此，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专门写了一段：教导队：以培训基层干部为名，建立 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的干部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龚着显、蒋国璋为 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造 抢。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副部长”的感情。

这是林立果继“上海小组”以后，进一步提出建立的第二支“敢死队”，以便直接用来进行谋杀恐怖活动。他把这个重任又交给了王维国。

王维国接受任务后立即付 诸实施。一九七一年三月下旬，在上海江湾大柏树新华一村内由他亲自组建了“教导队”。他规定共建立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十二人，一共一百多人，选人“教 导队”的成员条件是：“不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了，不要干部子弟”，只要对林彪和“林副部长”感情深的。矛头所向，昭然若揭。王维国还提出：要把“教导 队”培养成为“誓死捍卫”林彪一家的“壁强战斗集体”，“将来要起巨大的作用”。

“教导队”成立的那一天，用集体名义给林立果写了一份决心书，在会上进行了宣读：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

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统帅的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那里，我们就冲向那里！

王维国指示，对这支“特 种部队”要进行格斗、捕获、驾驶车辆以及打巷战等特别训练。为了避人耳目，还规定他们不得在新华一村内训练，而是把他们拉到江湾机场进行秘密训练，这支 “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成员，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和政治部组织处处长龚着显具体负责，可见它的重要性。

秘密据点新华一村和“乐器箱”里的轻型冲锋枪

为了在情况紧急时能够让 林立果亲临现场直接指挥，王维国还按林立果的要求，在新华一村大院内建造一所秘密据点。林立果提出：这顶工程“要絶对保密，房子不要引人注目，要修地下 室，门窗要装防弹玻璃，院墙要开暗门”。根据林立果的要求，王维国亲自找设计人员绘制了图纸，成立了专门的修建班子，调集施工队伍，日夜秘密施工。王维国 等人既不依靠上海的连筑工人，又不调用工程兵部队，而是专门调来一批对情况完全陌生的浙江民工进行施工，以免泄密。为了配合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时间 表，王维国下令：“房子一定要在国庆节前完工！”连林立果没有考虑到的事情，王维国也替他周全地设想好了：王维国要求“在新华一村院内搞一个直升飞机 场”，这样，林立果就可以随时随地“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了。

至于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要王维国造枪的事，后来林立果进一步布置制造6?72毫米的轻型冲锋枪，这是一种可以伪装起来的武器。王维国以加强战备，改进轻武器的名义，把这项絶密任务下达给某军械厂。对于这样重要的“战备”任务，当然谁也不敢怠慢，经过多次试制，终于造出6?72毫米的 轻型冲锋枪八支。这些轻型冲锋枪非常轻便和小巧玲珑，可以拆卸成几节，装在一个扁扁的长方形小黑箱子里，箱子的一边有一个提手，可以拎起就走，好象提着一 只装了黑管或长笛的乐器箱一样。谁也不会想到里面是一件秘密武器。这种冲锋枪安装起来，十分便捷，压上子弹，一梭子扫出去，杀伤力几乎和其它冲锋枪一样， 在较近的距离内具有极大的威慑作用。王维国把两支质量最好的轻型冲锋枪送给林立果，林立果收到以后十分欢喜，就装入黑箱子，随身放在他乘坐的汽车的后座 里。这种秘密制造和伪装携带枪支的方式，本身就埋藏着险恶的杀机。

林彪自我爆炸前夕，林立果说：“王政委采取的策略很好，随蔽得很好！”

―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命令，谋杀毛泽东的计划进入了倒计时的最后阶段。当天晚上，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会议上下达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用100（指口径100毫米）高炮平射打火车（指毛泽东乘坐的专列），要空四军把教导队带上，就说有坏人要害毛主席，以抢救为名往上冲！”这样，王维国以及他率领的两支“敢死队”，立刻就投人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阴谋活动。

九月九日，林立果指定“上海小组”进人“一等准备”，“集中待命”，下令“教导队”抓紧打靶训练。

九月十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停靠在西郊专线车站上，王维国对“上海小组”主要成员和“教导队”的头头蒋国璋说：“你们和教导队的训练都要选好靶场，注意隐蔽，可以利用一些旧机窝，不要让人家发现了你们的行动。”

九月十一日中午，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王维国两次打保密电话给周宇驰，向林立果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找人谈话以及离开上海的情况。

九月十二日早晨， 王维国派他的儿子乘飞机赶往北京，向林立果、周宇驰当面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的情况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林立果动情地对王维国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爸 爸还派你来给我们讲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林副主席感情很深，……我们今天所以能得到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王政委采取的策略很好， 隐蔽得很好。”

九月十二日晚上， 林彪接到多方密报以后，决定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大小“舰队”成员，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决定以后，由周宇驰指使李伟信从北 京打电话通知上海蒋国璋，要蒋马上转告王维国：“明天（九月十三日）有一架大飞机到上海，‘小组’全体、‘教导队’全体带武器和战斗化行李，随机出发。” 并且特地关照：“告王政委明天上机场，有话告诉他。”王维国听了蒋国璋的汇报，心里自然明白，他蹙起了两根倒挂着的八字眉毛，沉吟地说“这次出发，可能和 把毛主席来上海的情况，向林副主席他们讲了有关。”

“九?―三”以后，王维国还完整地将一套林立果讲话材料深埋地下

九月十三日凌晨， 林彪等人突然又改变原决定，叛国北逃，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以后，以中央军委名义下达全国禁空令。王维国收到禁空令，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犹如惊弓之 乌，坐立不安，马上又派儿子赶乘火车去北京，摸到了林彪等人出逃的情况，但还不知道已经摔死。王维国得悉后慌了手脚，马上把蒋国璋和龚着显两人叫到身边， 订立攻守同盟，布置立即解散“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同时商 量销毁罪证，王维国对这两个人说：为了对立果负责，杀脑袋也不能讲，也可能把我们抓起来，你们仍要有单独作战的能力。你们现在要抓紧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 时，一件事一件事地研究，要经得起人家问几个为什么。……“教导队”目标大，解散算了，“上海小组”的人可以分散到职。把立果历次来上海讲话的材科，弄一 份完整的藏起来，或者用塑料纸包起来埋藏在地下；其它人的笔记本和材料，都要烧掉。

到了此时此刻、鬼迷心窍 的王维国还想保存一套完整的林立果的讲话材料，把它深埋在地下，以待来日“变天”，“登基”之需。就在禁空令下达以后的那几天里，上海空军大院的一角烟雾 弥漫，纸灰乱飞，王维国身边的几个人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日日夜夜清查文件，焼毁罪证，总共烧掉了林立果讲话记录等不可告人的文件三百多份。王维国哪里知 道，这些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纸灰，正好充当烧给游荡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里的那几条孤魂野鬼的纸钱呐！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多钟，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王维国在上海被拘押审查，“上海小组”和“教导队”被彻底解散。王维国及其两支“敢死队”覆灭了，“江田岛”精神崩渍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九日，王维国被押上审判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策动武装叛乱罪，判处王维国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剥夺他的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王维国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上诉无效，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王维国刑满释放，在生活上得到政府的安置。后因病死于河南某地─—他妻子的家乡。

十九．林彪公馆：神秘的毛家湾

 林彪旧居前毛家湾一号

【注】 北京毛家湾一号院是林彪旧居的代名词。位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的两条小巷，南巷称前毛家湾，北巷称后毛家湾。这里是明代大学士 毛纪的故居，胡同也因此得名“毛家湾”。前毛家湾一号门是工作人员的宿舍门，三号门是警卫中队驻地门，七号门是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秘书室。后毛家湾有 一道不常开的大门通向林，叶住宅后院，另一道小门通向林办秘书室（秘书办公室）。林彪住四间（一间卧室、两间会客室、一间起居室），叶群住三间（一间卧 室、一间会客室、一间书房），林豆豆、林立果各住两间。一九八○年以后这里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档案馆所在地。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设在这里。

毛家湾一号，原来的高岗公馆

我先后去过两次林家大院──林彪在北京毛家湾的公馆。

第一次是林彪刚刚自我爆炸不久，林家大院对内开放，我随着众人一起入内参观，走马看花，看得很不仔细，但是却激起了我想深入了解，研究一下林彪的家庭结构和日常生活的愿望。

第二次我通过关系单独进入了林家大院，整整看了一个下午，说来也巧，这次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熟人，他参加了林彪住所淸查整理工作的全过程，在他的向导下，我逐屋细看细问，见到了很多第一次参观时见所未见的东西，也听到了不少闻所未闻的奇闻怪事。

林 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北街的一条胡同里，离开平安里不太远，门牌号码是毛家湾一号。五十年代初期，这里曾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生席高岗的公馆，林彪当上 了国防部长以后，搬了进去，并且划进了平安里医院的一部分，加以扩建，这条胡同的两头都有警卫战士站岗。沿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南墙上有两扇大大的 铁门，门里是一个占地面积约一万九千多平方来的大院子，建筑物的面积为一万一千平方米。

进了大门，分成东、西两院，东院有一幢三层楼房，是林办工作人员的住所和办公楼，西院是林彪和叶群的居所，那是一大片经过精心设计，结构巧妙的平房，外墙都是灰色的，毫不引人注目，但是内部的装饰却非常考究，这这个设计思想，同样也体现在后来我参观过的上海“415” （现在虹桥迎宾馆）以及杭州梅家坞附近的林彪别墅等建筑物上。毛家湾林家大院内的西院房屋，四周都环绕着一条宽阔的回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可以 直接开到回廊里，在屋内上下车，既防风避雨，又有利于保卫工作；回廊环绕着一间一间的房间，所有房间的门窗，都开在回廊里，安全是绝对有保证的。这些窗 户，均为双层，便于隔音和保持恒温；有的窗户上，还安装着防止外边用电子仪器窃听的铜丝网罩。房间里都是清一色的柚木地板，铺着暗红色的大地毯。当初所以 要造平房而不造楼房，一是因为居住者年龄大了，可以免去爬高之苦；二是为了保密、高墙里的平房外人无从窥探……

我 统计了一下，这一大片西院房屋里有四个会客厅、四间卧室。进了屋门，穿过回廊，便是第一个客厅。这个厅的面积不大，陈设也很朴素简单，就是几把软椅，旁边 几只茶几，据说是专门用来接待并不亲密的一般来客的。客来了，小坐片刻，主人见面寒暄几句，不作深谈；有的时候，主人自己甚至并不见客，一切均由秘书代 劳。至于很多圈内的人或是林彪信得过的人，则被直接请到里面的第二客厅。

第二个客厅面积很大，墙上挂着林彪手书的条幅：“大海航行靠能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块地毯的四周，安放着一圈沙发，有单人的，有双人的，足足可以供一、二十个人围坐，这里就是林彪亲自接见来访客人的重要场所。
在客厅的一角，安放着一个硕大无比的军用地球仪，比之卓别林在影片《大独裁者》里面玩弄的那个地球仪，还要大得多。

大客厅的另一个角落，放着一座专供拍照用的阶梯，共有三级平台，每级可以站五、六个人，谁要是能够得到“副主席”的垂青，就能荣幸地和他一起合影留念。

在 两间客厅之后，有一个很奇特的房间，面积不大，不过二十来个平方米，像是个小会客室。室内的陈设也十分平常，放着几把软椅子，没有桌子，窗户也都用窗帘遮 得严严实实的。可是，室内的灯光却特别明亮，后壁的天花板两边墙角上，还特意安装了两盏小水银灯，灯光斜射下来，把整个房间照耀得如同白昼。原来，这个特 设的房间是专供叶群“相面”用的──把已经被层层筛选后选中的“妃子”，“驸马”的候选人，带到这是来，由叶群暗中观察。

从 走廊里的另一扇小门进人，我这才发现小会客室的后部隔着一堵墙，还有一个小房间，房里暗洞洞的，靠壁放着几只高凳子。我们跨上高凳，眼前正好有几扇玻璃小 窗，就跟电影院后部放映室墙上的小窗差不多，从小窗望出去，下面那个被灯光照得通亮的小会客厅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看得一淸二楚。当年，叶群下令叫人把选出 来的“驸马”和“妃子”的候选人，带到外面的小会客室里，让他们随意地休息谈话，她自己并不和那些人照面，而是偷偷地从走廊上溜进后边的小房间，爬上高 凳，从玻璃小窗里窥探那些青年人的相貌、身材、言谈、风度……因为外面的小会客室照明度很强，而后部的小房间里完全是黑漆漆的，所以，在会客室里谈话休息 的男女青年，根本觉察不到有人正躲在暗处窥视他们，邱会作的妻子胡萍，就带过人到这儿来给叶群“相面”。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林彪的藏书室

客厅的对面，有一个面相 当大的图书室，四周都是书橱。藏书的数量不少，内容也很丰富，那个时期外边看不到的图书，这里倒很齐备。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古藉，有十八、十 九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经典文学作品，我还着到一本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即《乱世佳人》）在图书馆中央，有好几只卡片箱，装满了名人名言的摘录卡 片，我随意抽出一张，抄录的是一句成语“量子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但是，听说这些卡片是林彪的秘书兼图书管理员摘抄的，而林彪自己则不读书，不看报，每 天听听文件，所以卡片上的文字并不能代表林彪的观点，后来，江青要清华、北大两校的大批判组，从这些卡片里搞出了不少孔、孟的论述，对照林彪的言论，编成 材料，加上按语，印发文件，作为批林批孔的“靶子”，实在是牵强附会的。

地下电影放映厅

在室内走廊的尽头处，有一座通往地下室的水泥扶梯，扶着一旁的栏杆往下走去，原来是个装饰得相当雅致的电影放映厅，是将原设计的防空洞改建成的。放映厅两边的墙上装饰着壁灯，前座是沙发，后座是软座，可以供二十来个人看片，林彪的代号是“101”，用“101” 的名义可以调看所有的内部影片，包括江靑钓鱼台片库里的影片，地安门外中国电影资馆里的封存影片，以及外交部等通过有关途径要来参考的过路片等。但林彪自 己很少看影片，看内部影片看得最多最勤的是林立果，放映次数里多、频率最高的影片是美国故事片《女人比男人更凶残》，林立果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津津有 味。可以想象：这一类影片对于林立果后来策划的阴谋活动，起了相当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恒温游泳池

从地下放映室走上来，拐 一个弯，穿过门洞，走过甬道，豁然开朗，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宽敞的室内游泳池，长二十五米，宽七米。林彪怕水，连水声都怕听，当然不会下游泳池。这座游泳 池实际上是吴法宪专门为叶群建造的，游泳池顶棚下的钢铁支架，也是吴法宪下令从空军调来的。叶群一年四季都要游泳，池水一直保持摄氏三十度的恒温；游泳完 毕，就在池旁的卧塌上休息，还叫专人来按摩，所以叶群到了五十来岁，体态还是保持得很好。带我参观的人告诉我叶群曾在游泳池畔的卧塌上，勾引自己的男秘 书，遭到拒绝……

奇特的林彪卧室

我参观得最仔细的，当然 是林彪和叶群的卧室。林彪的卧室在整座大院的深处，因为他怕风，怕光，所以房间的窗户都紧闭着，还挂着厚厚的窗幔，室内的光线很暗。但是林彪也不是终年不 见阳光的，在他卧室的外边，有一间专门设计的晒太阳的房间，屋顶很高，上无片瓦，从顶上直到房前的窗子上，都安装着大块进口的石英坡璃，价格昂贵，能透过 紫外线。逢到晴日，林彪的心情和身体都比较好的时候，他就到这儿来坐坐，晒晒太阳，使他的脸色不致太苍白。

林彪的房间里有湿度自动 调节设备，必须保持温温，墙上挂着温度计，指明温度总是自动控制在摄氏二十一度左右，房间的正中央，安放着一只六尺宽的大板床，据说林彪有油漆过敏症，所 以这张床是白木制成的，没有上色，林彪怕水，主要是怕听流水的声音，不要说江水，河水，就是连抽水马桶里的水会他都害怕，他听了流水声，肠子就要蠕动，跟 着就拉稀。所以林彪房间旁这厕所里的抽水马桶就被封起来了，可这他要方便怎么办呢？服务员就在他睡的木板床的床板中央，挖了一个圆洞，洞下安放着便盆毎天 林彪起床时由服务员把褥子和板床上的圆盖拿掉，林彪就蹲在床上行方便，连厕所都不去的。

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大床靠近林彪足部的一方、悬空竖起一块和板床同样宽度的大木板，和板床形成直角形，好象一堵照墙，同样用本色的白木板制成。据说原来是用来挡风的，现在却成了林彪的“水粉牌”。林彪自己用他那歪歪斜斜的粉笔字，几乎把整块木板写满了：

“吃鸡蛋会内热”、“吃芝麻可生黑发”、“喝茶叶会升高体温”、“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

……

这些“座右铭”，有的是 林彪从自己的厨师那里听来的，有的是他自己已的“生活实录”，还有的是从医书里翻到的。不看书、不看报的林彪，只爱好翻医书和查辞典。一旦找到新的“秘 方”，他就把已经写满的大木扳擦掉几行，补上新条目，当然，有些条文令人费解，例如“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林彪的膀胱上怎么会有汗腺？只好留待医学专 家们去研究了。

在房间靠窗的一隅，放着 两只小沙发，上面安置着竹编的坐垫，因为林彪害怕出汗，坐在竹垫上可以透气，防止出汗。他毎天要在沙发上坐上好几小时，活像老僧入定，或是昏昏欲睡，或是 念念有词、只是在心里打着主意。他的那些“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啦，“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啦，还有什么“四好”连队、“五好” 战士等等，就是这样冥思苦想地“创造”出来的。

“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林彪自画像

林彪提倡“活学活用”， 可是自己不看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等都由秘书选出来以后念给他听。他则端坐在沙发上，连在批件上画圈都由秘书代劳。这种办公的方式，在林办叫做“讲文 件”。林彪听得疲劳了，室内既没有电视机，也不放收音机，但是在白木床板底下放着一只像樟木箱般的雕花箱子，只是略小一点，即是清朝宫廷里遗留下来的一架 八音琴，现在成了林彪唯一的消迁品。打开箱盖，启动开关，连在齿上的轴心有一根根突出的小尖刺，当它徐缓转勤的时候，便有规律地撩拨一根根钢丝，八音琴就 会奏出古老而悠扬的乐音。林彪闭目静听、室内萦绕着一种神秘和怪异的气氛。

在大板床头部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卷裱好了的条幅，是林彪自己用毛笔书写的八个大字：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从卧室的布置、陈设，环 境和氛围来推想卧室的主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可能是一个身体虚弱、死气沉沉的老者，他怕动、怕死，于生活似乎没有太多的要求。如果以为这就是林彪的真实 形象的全部，那就大谬了。在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清查到了他生前指定专人为他拍摄的一部长纪录片，在这部记录片里，那真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林彪：

在影片里，林彪在大客厅里挥舞着指挥棒，朝着铺在地毯上的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指指点点、比比划划……

影片镜头：在大办公室里，或是在航行中的飞机座舱里，林彪挥笔在宣纸上大书特书，“大海航行靠舵手……”

影片镜头：林彪到全国各地视察，林彪和高级干部们热烈握手，诖笑风生……

影片镜头：在国防科委某个导弹研制单位，林彪在军事科学家陪同下，参观人造卫星和巨型火箭等运载工具，他精神抖擞，在烈日下走了好长好长的路……
这部纪录像片，完全是林彪打算为自已“登基”以后作宣传用的。两相对照，使人懂得了古往今来的阴谋家们所使用的“韬晦“之计是怎么一会事！

看完了林彪的卧室，我们再看叶群的房间，这可是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叶群的房间和林彪的卧室相距很远，据叶群自己说，因为她希望室内温度要低一些，两间卧室太靠近了会影响林彪的室温，所以要拉开距离。其实是还有着不可告人的原因。

叶群卧室：贪婪、腐化，糜烂

走进叶群的卧室，就好象 是走进了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左边靠墙是一长排红木制的玻璃橱柜，一层层，一格格、摆满了珍贵的文物古玩；锈纹斑驳的青铜器皿，玲珑细薄的古瓷瓶壶，巧夺 天工的象牙雕件，晶莹剔透的玛瑙翡翠……在右边和中间的墙上，挂满了国画，仔细一看，几乎全都是张大千的画，有仕女，有山水……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都是 用林彪的名义向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借”来的。当然，文物的数量远远不止放在叶群卧室里的这一些，就在毛家湾林家大院的后进，有一条二、三十公尺长的长廊， 密密麻麻地陈放着“借”来的书画文物，总计起来，在林家大院查抄出来的用各种手段侵吞的文物，总共有一千多件，当时价值就达数百万元。在这批国寳的旁边， 同时展出了一样东西：一张文革初期由林彪派人以“101”的代号开给故宫博物院的“借条”。

在叶群卧室里，和这批古 玩文物极不协调的是她那张欧洲古典式的洋派眠床，整部床架全部是用黄铜浇铸的，饰以金色的花卉图案，非常奇特。床头墙上奶汕色的镜框里，挂着一帧叶群的放 大彩色照片，那是她到普陀山去游览时照的，穿了一身浅灰色的料子西服，头上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鸭舌帽。像她平时的习惯一样，帽子总要推到头顶后，帽舌朝 天，在帽檐底下故意露出一绺弯曲的前发，衬着她那张扁扁的睑庞，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这是她最得意的姿势和神态，照片镜框开边的大床上，铺着一副松软而富有 弹性的“席梦思”床垫，上面盖着当时还少有的电热毯。

在大床的旁边，放着一张 特制的餐桌。这张餐桌只有一条腿，像一架落地风扇的拄子一样，底部安装着有几个滑轮的支架，上部横里伸展出一块像报纸般大小的木板托盘，可以上下升降调 节。这张餐桌是专供叶群进英国式早餐使用的，每天早上，睡够了懒觉的叶群醒来以后，并不起床，而是按电铃唤女服务员进去，侍候她漱洗完毕，就在床上像英国 贵族夫一样进早餐。服务员端着早餐进来，一盆盆，一碟碟地放在餐桌的木托盘上：生奶，烤面包、白脱油、火腿蛋、小牛肉，还有刚挤出的新鲜橙汁，搁从小盅上 的糖黄自煮鸡蛋……最后是冒着热气的咖啡、服务员把餐桌推到叶群的床边，伸展出来的木托盘正好对着靠在高枕头上的叶群，她就用这种英国式的大嚼开始了一天 的生活。这个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十二级老干部，在文革中仗着林彪的权势被提为九级，可是已经连半点共产党人的气味都没有了。

叶群大床的一边是一座英 国式的壁炉，当然，恒温的房间是用不到另外生火的。装置这座壁炉的唯一目的，就是使房间显示出西方的高雅气派。壁炉的四周镶着精致的乌木雕花架，炉顶的搁 板上放着一迭进口的画报。翻开其中的一本，大都是半裸的女性照片，有一幅照片上，一个穿着三点式“比基尼”泳装的金发女郎，娇嗔地斜躺在大海边的沙滩上， 而她身上的所谓泳装，实际上是几片极窄的网眼布条。带我参观的人打开旁边的柜子，取出一件实物，原来就是照片上的女郎穿着的网服三角裤、据说这是叶群看了 照片以后，让人专门到香港去买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裤片上的网眼完全可以通得过硬分币。而徐娘半老的叶群，居然敢穿看这样的泳装，当着警卫人员和男秘 书的面，大摇大摆地跳到后边的游泳池里去游泳。

床上橡皮人，令人不寒而栗

参观完叶群的房间，我正 想离开，可是带我参观的人朝我跨呶呶嘴，我便随着他向大床的另一侧走去，他猛地揭开床单：嗬！一个人！一个和真人同样大小的橡皮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乍 一显露，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细看之下，原来这具模特儿有着一副外国年轻男子的俊俏面容，光着身子，充气的躯体显衍肌肉发达而富有弹性。他躺在叶群的枕边， 供这个五十来岁的婆娘在长夜难捱时作伴……

但是，政治上堕落，生活 上糜烂的叶群，怎么会满足于这具没有生命的进口货橡皮人呢？她实际上早就和野心十足，臭味相投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勾搭上了。在检查叶群的文件柜时，发现了叶 群在广州休养期间，黄永胜写给她的一首“情诗”：纒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难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黄叶”，指的就是黄永胜和叶群。这个“热恋”，自然是背着林彪进行的，但是，两人问的隐私和秘密，却被林立果发现了。

阴险诡秘的林立果卧室

在叶群的卧床旁边，有一 个床头柜，上面安放着一架红色的保密电话机，她躺在床上，就可以拿起听筒和别人通话。她经常紧闭着房门，和黄永胜打长长的电话。而做儿子的，便千方百计地 想要窃听自己亲娘的通话内容。在叶群的卧室外边，一个隐蔽的屋角里、林立果从叶群的电话线另外接了一根窃听线，一直通到他自己的房间里。

我们沿着这根偷装的线 路，来到了林立果的房间。这个房间的陈设比较简单，和他在上海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里的别墅相比，简直天壤之别。他很少来这里睡觉，即使人在北京，也经常耽 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和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他回到毛家湾，往往要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名堂。他的行动非常诡秘，为了不让人发觉他的出入规律，他很少走前门，而 是经常坐着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从后边的小胡同拐进后门。他的房间就在西院的最后边，紧贴着后门，一走出天井就可以上下车，所以他来来去去确实有点神 不知鬼不觉的味道。

林立果的房间里有一些奇 奇怪怪的东西。这些陈列的物品，都是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处的林立果秘密据点里集中起来的。有一架高级的进口照相机，装着一个望远镜头，从取景框里看出 去，一千公尺以外的树木，房屋等，淸淸楚楚地移到了眼前。只消调整好相机的清晰度，一按快门，远处的风景和人物，就会缩短距离，像在近处一样被摄入镜头； 而且被摄的对象，根本不会察觉自己已经被别人偷拍了，林立果弄来这架照相机究竟派什么用场，是可想而知的。

在林立果的房间里，放着两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 箱子的外壳上钉着“上海小组”的标志。打开Ａ箱，里面是一部录音电话机。到了一处地方，按上线头，就可以通话。万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联合舰队”和“分舰 队”的成员仍然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重要内容都可以录在录咅带上。林立果回来以后，一按机键，就可以听到全部来电的录音，两只箱子中的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的电话的。像这类电话机，在海外可能早已有之，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中国，确是新鲜玩意儿哩。

“黄叶热恋”，林立果录下悄悄话

林立果叫人偷偷地在叶群的保密电话机上安了一个窃听器，把线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接进B箱， 就可以直接偷听、偷录叶群和别人的通话了，林立果一共偷听，偷录过叶群的多少电话，不得而知。但是，他秘密保存着几盘十分重要的录音带，准备有朝一日，只 要他把这些不可告人的电话录音放出来，黄永胜和叶群等人就会乖乖地让他牵着鼻子走，对他俯首贴耳，有求必应。可是，林立果的如意算盘终究没有实现，这几盘 被缴获的录音带，后来在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成了黄永胜、叶群等人的部分罪证，也是他们一伙丑恶行径的最真实的自供状。

这些录音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次叶群生了小病以后，给黄水胜打的一个较长的电话录音。录音一开始就可以听出叶群那故作娇懒佣悃的声音，她的普通话讲得很标准：

“……我这几天病了，还发烧呐，心里可想你呢……”

“现在好一点没有？要多休息……“黄永胜用湖北口音关切地问。
“你也不来看看我……万一要有，如果弄掉的话，我希望你亲眼看我一一次。”录音带里传出叶群的哭声。

“我一定来！一定来！你不要这样，这样我也难受。”黄永胜诚惶诚恐地问答。

“这几天在病中，我想了好多事情……我再就是怕你要追求生理上的满足闯出祸来。我跟你说，我和你这个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和个人生命……”

“我懂的。我完全这样了解，完全请你放心。我一切都是很顺利的。”黄永胜赌咒发誓地回答。

“……我考虑到你今后，我们除了写一些诗，互相安慰以外，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读一点豪迈的东西。也说不定将来，你能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领域里，会起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学习。”黄永胜说。

“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助手，做你的秘书，而且我决不强加于你。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以你的意志为意志。”叶群在向黄永胜“效忠”以后，又设计了一个“世袭”的方案：

“我们都有孩子。我的孩 子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要考虑，毎个孩子往哪方面培养。另外，连我的加到一块儿，至少有五个吧，连新朝（作者注：吴法宪的儿子）六 个……”叶群开始安排起几个家庭的未来了：“这五、六个虎大将，将来都可以。国家这么大，他们互相不会矛盾，一个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你说是不 是？”

“对，对！”黄永胜忙不迭地答应。

“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帐下的一个兵，一个传令兵……”

叶群在电话中简直是信誓 旦旦，老实说，她早就把写给林彪的誓言“他年定随到黄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她知这林彪虚弱的身体将是短命的。她心目中的元帅，已经转移到了黄永胜的身 上，林彪假如听到这段对话，会气得当场吐血。然而，这样一嗰重要的电话录音，却落到了林立果的手里，林立果小名“老虎”，这头张牙舞爪的“老虎”，怎么会 甘居黄永胜之下呢？有朝一日，他完全可以拿着这盘录音作为要挟，然后爬到黄“元帅”和叶“主任”的头上去。

离开林家大院，回头看看那道灰色的高墙，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暗自额手庆幸：天理昭昭，这个“永远健康”的“副统帅”，亏得没有当上“接班人”！

二十．一封原件己烧毁的重要文件

毛主席江青林彪在文革中

一九七二年五 月，在林彪机坠人亡八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 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等共一百多人。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首次公布

我正好率上海芭蕾舞团出 访朝鲜，回到北京后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最重要的议程是向与会者公布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大家对信件的内容极感兴趣，因为这是一封私人 信件，在信里毛泽东袒露了自已的心迹，道出了对自己的评价，不赞成“我的朋友”林彪的一些提法，同时，也揭示了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使大家感到 更加好奇的是：据周恩来在会上说，这封信的原件已经烧毁了，现在发给与会者的文本是根据抄件翻印的、其中还有着颇为曲折的情节。为了阅读和研究的方便，现 在先把这封信的全文援引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 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 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 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 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资自夸。我是被 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 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 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 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 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 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 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 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 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 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 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撗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岛左派和广大群众是 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 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 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 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 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 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拫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 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 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注】“魏、陈二同志”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魏文伯和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同志。

“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中的“那里”是指上海。

“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湖南的滴水洞别墅 

“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是1966年7月12日将会见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后尼泊尔国王）和7月17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毛泽东写这封 信的时候，身在湖北武汉，而江青则在上海。此前的几个月，毛泽东发动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把矛头直指“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 市委；毛泽东先后在上海、杭州等地找陈伯逹、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五月，由刘 少奇主持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会上批判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扬尚昆的“反党错误”，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的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五?一六通知》，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林彪到会做了讲话，大谈政变，大事颂扬毛泽东。这就是那个使毛泽东“总感觉不安”的《五?一八讲话》。

林彪讲“政变”惊心动魄

那么林彪的讲话有哪些内 容使毛泽东“感觉不安”呢？毛泽东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林彪所念的“政变经”，其基本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 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队，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 人，要怎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林彪的这些观点，是和毛泽东一致的，也是毛泽东多次强调过的，只是林彪在讲话中，系统列 举“政变”的历史和事实，从古讲到今，从海外讲到海内，讲得赤裸裸、血淋淋，令人惊心动魄，直接道破了毛泽东“打鬼”的本意。所以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 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毛泽东在信中还认同地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正因为毛和林在这个根 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淮备同意发下去。”

毛泽东对林彪的露骨吹捧妥协

当然，毛泽东也觉得林彪的有些“提法”“不妥”。林彪在《五?一八讲话》（见附件：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中反复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上席所经历的事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 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是天 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最后林彪宣布：“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对 于林彪这样露骨的吹捧，毛泽东终于表态了：“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 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毛泽东又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 瓜，自卖自夸。”尽管毛泽东也有这许多“不同意见”，林彪还是照讲，而且在把林彪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至全党这件事上，毛泽东又妥协了：“我是被他们逼上梁 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有更加重大的任务：“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现在的 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国），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撗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就在毛泽东写给江青这封信以后不到一个月，他回到 北京，主持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四日，毛泽东指责向各单位派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 大字报，向刘少奇发出致命的一击。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人革命的决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靠边了，林彪的 位置上升，仅次于毛泽东，名列第二。

至 此，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的内容，前后关联的脉络比较清楚了。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这封信的公开发表过程，林彪机毁人亡以后，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中央 工作会议上告诉我们：―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收到以后，感到十分重要，给周恩来看了，江青和周恩来商量觉得应该把这封信给林彪 看一下，于是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但指示给林彪看后当面烧掉。当时林彪正住在大连，周恩来特地把信送往大连，给林彪亲自看了后当面烧毁，这封信的手稿 从此消失了。只有毛泽东、江青、周恩来、林彪四人看过（据说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看过此信手稿）。等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命丧蒙古大草原以后，毛泽 东却从它的档案处找出了这封信的抄件。原来，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写完了给江青的信，当场要随身秘书照抄一份，原件发出，抄件存盘。所以，尽管原件已经当着林 彪的面烧掉，毛泽东却暗暗藏着此信的抄件，并决定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出来。为了使与会者相信这封信件的真实信，周恩来特地把抄件复印后发给 与会者过目，并带回去各自存盘。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的人的字迹很稚拙、抄在直条纸上，上面留有一、两处改动处，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记得有 一处进把“他（指蒋介石）就逃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改成“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周恩来并把抄件印成铅印本，发给与会者人手一份，形成了中央文件。在铅 印印发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江靑要求把原信开头的称呼“江青”，改成“江青同志”，经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同意，印发时仍维持原称呼，只是在作为中 央文件印发时加上了一个标题：“毛主席致江靑同志的信”。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公 布了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每个人都要表态，发言都要上演示文稿。我也在小组讨论时做了发言，大意是说：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两面 派，“当而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林彪的问题早有察觉、等等。其它人的发言，也都是这样一个基调。另外，也有人发言称颂江青的，例如邓 颖超的发言，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了江青，读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什么 “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这些发言都有演示文稿为证。

说实话、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心头也有一些疑问：毛主席既然对林彪“早有察觉”，为什么仍旧坚持选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这一点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周总理既然早就看过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知道毛对林的《五?一八讲话》有“不同意见”，为什么仍旧在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工作专题发言，盛赞“林彪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革命的号角”……当然，这些疑问，在当时我是不能提也不敢提的。

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至今认为这封信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资料之一，而且，这封信从烧毁到公布的过程，也是耐人寻味的。至于写信人、收信人、送信人、读信人、烧信人、藏信人各自持什么心态，就只有留待读者和研究者自己去细心揣摩分析了。

【附件】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 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 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 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 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治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 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 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 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甚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 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 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 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

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 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 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 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 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 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 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

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闹闹，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

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 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 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 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 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 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 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 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在位）只有十二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二十六人。

汉高祖在位十二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

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

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十六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十三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三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六年了， 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 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 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 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们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 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 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 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 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 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 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 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 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 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还是两个前途。他们的 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 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甚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 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 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 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岁。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

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 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 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 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 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 “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 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 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 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 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 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 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要“审判”党。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 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 他们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 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 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互相联合的。

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 十六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 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 事。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 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 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 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 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 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 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 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 不能存有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讲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 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总之，要斗。这次我们斗了彭 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行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我们得了天 下，要丧失天下，创了业不能守业，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统统付之东流，我们就成为历史的罪人，成为机会主义 者。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 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 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分的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 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 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 东思想，他们就冷潮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 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和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６４岁，恩格斯活了７５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 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 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

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 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 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 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那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 懂了。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甚么是中心，甚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

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 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 定能打胜仗。毛泽东思想全部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 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

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

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 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 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 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 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 生强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 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恨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 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 合，无论那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

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 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 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 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二十万人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 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

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

这次斗争以后，不要存太平观念。有些人，私有观念、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们随时都要搞鬼，还得提高警惕。

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 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 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 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思想。

要看到地球在运动，万物在发 展的现象，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做违反历史前进的事。做这种事，害人害已，身败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 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 谋反党集团。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 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 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 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 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 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 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 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 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 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 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 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二十一．周宏宝等睡梦里当上了中央委员

 

 得意洋洋的张春桥

人 们形容那些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喜事，往往说：“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然而，就在一九七三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确确实实发生了这种令 人难以置信的事：一批来自上海各个基层单位的工人，连党的“十大”代表都没有被选上，却在一夜之问，真的在睡梦里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四人帮”谋划已久

这 件事情，王洪文，张春桥等早就在策划了。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张春桥向上海下达指令：“我们要培养工人大使。现在的外交人员，到联合国去的人，都是知识分 子。”张春桥特别强调：“还要培养女大使。”拫据张春桥的布置，上海市委组织部门当时选调了八十名工人，有男有女，在复旦大学专门办了一个外语培训班，对 他们进行重点培养，以便有朝一日派到外交部门去。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在奉调北京前夕，他又一次作了专门布置“上海要培养工人新干部”，“上海一定要打破按部就班的迷信，准备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干部，随时打算抽调出去。”选拔这批新干部的标准，据他说一定要“领导熟悉，群众拥护”，一定要“老造反”、“对文革有感情的”。

根据王洪文的意图，市委组织部门的负责人金祖敏，经过层层布置，层层筛选，搞出了一份厚厚的名册，总共一百人，交给市委印刷厂作为绝密件排印出来，上报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

王洪文突然交底

一 九七三年八月中旬，中央通知上海的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去北京，参加党的“十大”预备会议，我们几个人到达京西宾馆的当天晚上，王洪文就来到了马天水寝室外 边宽敞的套间里。王洪文坐在沙发上，马天水的秘书老房给他倒了杯茶，他呷了一口，开始谈话交底：“这次我在‘十大‘准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内容突出强 调‘要培养接班人’，‘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王洪文说到这里，长长地喷了口“中华”烟，接下去说，“根据列宁的思 想，他指出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应当直接选拔优秀的工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因此，我们中央考虑这次‘十大’要大量增加工人中委，你们看上海有哪些人可以人 选？”

王洪文这么一说，马天水，我和王秀珍都感到意外，连声回答：“我们没有想到！”“这次来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

这时，我想当然地问道：“是否可以从这次的‘十大’代表里物色人选？”

王洪文显得很不高兴，他批评说：“这次上海的‘十大’代表选得不理想，我们看了几遍材料，选不出几个中委候选人来……你们犯了战略性，路线性的错误！”

马天水挨了一闷棍，讷讷地说：“我们考虑不周……”

“我不是早就提出要准备一百人的名单吗？”王洪文追问。

“那早己印好上报给领导了，”王秀珍嘟哝着，她是在上海分管组织工作的，“不过那批新干部还只是培养对象，准备陆续进读书班培训以后，再向有关部门选送，他们不是作为中委候选人的呀！”

“你们应该想到嘛！”王洪文急了，“我前几天还给老金去过电话，要他抓紧选人。可是选了派什么用场，这是绝密的，我在电话里不能讲呀……”

上海市委组织部门的金祖敏确实接到过王洪文的电话，也向马天水和我们汇报过，正在继续选人，可是最也没有想到要马上挑选十届中央委员候选人，所以没打来得及上报。

王洪文听说如此情况，大声地嚷道：“现在离‘十大’开幕只有几天时间了，可是上海连一个人的名字都提不出来！”

马徐王狼狈不堪

马天水和我们面面相觑，中委候选人的提名可不是一件小事──至少得熟悉这些人，了解这些人，可是我们对名单上的一百人很不熟悉，对其中的大多数人还不认识，甚至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谈过一次话……

王 洪文看这件事“卡殻”了，就搬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意见来，他说他和张、姚已经商量过了，“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的老头头们在上 海都已经作了安排，这次不考虑了。这次中委候选人要直接从甚层单位选拔，最好是经过工宣队的锻炼、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同时要考虑这些人进了中委，将来都要 调到中央各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马天水想了一想，提出了补救的建议，他说金祖敏了解情况比较全而，而且他在上海，可以和有些人再当面接触一下，然后提出一个初步名单来，报给北京逐一讨论（金祖敏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组织组和组织组负责人）。

王洪文看到别无他法，就在京西宾馆客房里，当场拎起听筒，要通了上海的长途电话……

金祖敏晕头转向

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金祖敏从甜梦中被叫醒，睡眼惺忪，听说王洪文要名单，仍旧以为是按照过去布置的口径，准备向中央各部输送新干部的。他在电话里答应等天亮上班以后，马上和市委组织组的另一个负责人王日初商量，尽快拿出一个备选名单来。

王洪文听了大为生气，对看听筒吼起来：“老金，你想得不对呀！我要的人不是派那种用场的，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比你想的要重要得多！你懂了吧？”
“格末……究竟是到啥地方去啦？”金机敏操着一口绍兴官话回答，他还是没有听懂。

“你真笨！我电话里不好对你说呀！”王洪文急得几乎要跳脚，我告诉你：你马上要来参加什么会呢？你想一想，脑子怎么不会转弯？！”

“哦……”金祖敏想到了他即将去参加党的“十大”，他终于明白了王洪文要的是在“十大”增选的中央委员，但他也想不到要在“十大”代表以外另行找人，所以，他嗫嚅着说，“代表的简历、档案都已经送上来啦！”

“那些不管用！”王洪文继续训示，“我要你另外找人，在代表以外找人！等天亮再办已经晚了，现在我睡不着觉，也不能让你老金睡觉！你给我连夜找出人来，毎个人还要当面谈过话。”“好，好！”金祖敏只得连声允诺。

王洪文挂完电话，时间已近拂晓，他余怒未消，悻悻地离开京西宾馆回钓鱼台去了。

马天水和我们也不敢安睡，等到天亮，匆匆吃完早餐，就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上海陆续传来名单。

在 上海，金祖敏和王日初两人半夜爬起来，紧张地找人谈话，可是实在来不及，临时又把市委常委、工交组的负责人黄涛拉上，三个人分头接触有关对象，从中物色人 选。他们每谈完几个人，就把这些人的简历、表现以及谈话后的印象，用电话传到北京京西宾馆，马天水的秘书老房一手拿着电话听筒，一手握笔记下这些预选人的 材料。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等着，边看边议，忙得不可开交。

中 午刚过，上海已经传来了十来个人的材料，秘书老房还在继续记录、整理，王洪文又赶来了。他急于要和我们商定名单，说是最后要请春桥，文元两人拍板。于是， 就在京西宾馆的套房里，我们开始议论起预选名单来。只是，这十来个人有的根本不熟悉，有的也只有一面之缘，因此在议论谁该进中委的时候，都觉得心里发虚。 但预选名单必须限时限刻上交，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挑选，依据的就是电话中传来的简历，以及金祖敏他们连夜“相面”谈话的印象，这样选人简直是“瞎子摸象”、 “雾里看花”。

我们议了几个钟点，提出了一份初步名单，由王洪文带回钓鱼台去，和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同时，通知上海的金祖敏，把这些候选人员的书面材料赶印出来，一式几份，派市委的机要交通员乘飞机专程送到北京，交给王洪文。

张春桥当场拍板

晚上，张春桥亲自出马， 到京西宾馆的套间与和我们“拍板”来了。张春桥当时正处在政治上的巅峰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他将担任党的“十大”的秘书长。这个职务，过去都是政治局常 委才能当的，这预示着张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将会上升，所以，张春桥显得神采飞扬，情绪高昂，他脱下了历来一直穿着的军装，自从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张春桥就开 始恢复他的“文官”的形象，现在改穿了一身浅灰色的毛料中山装，头上没打有戴帽子，人也显得年轻多了。

张春桥坐在沙发里、拿起 前面大茶几上放着的候选人员书面材料，翻阅了一下，然后抬了抬眼镜，用眼光扫视着环坐在旁边的我们，慢条斯理地说：“这几天忙得够呛，没有时间见你们。洪 文巳经跟你们说了，中央考虑，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窃取中央领导地位的教训，今后要加强工农中委在中央委员会中间的比例。这个考虑是前不久才定下来的，事先没 法和你们通气，所以这次要上海提名就显得仓促一些……”

张春桥显然知道了上海的 几个人为这次准备名单搞得很狼狈，他微微笑了一下，把熏得腊黄的手指凑近嘴巴，抽了一口烟，继续陈述他和姚文元的打算：　　“这次增选的上海工人中央委 员，将来准备陆续都要调到北京来，参加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工作，比如文元就一再跟我商量，《人民日报》需要调一个上海的工人中委去，担任社长。那些 知识分子不向我们反映报社里的真实情况……今后工人中委当了社长，他用不着看稿了，不必卷进具体的编辑业务当中去，稿子由总编缉负责，社长专管政治。至少 这些工人中委可以向我们反映些真实的情况。文元和我想让上钢一厂的周宏宝到《人民日报》去，他是产业工人，听说他在上海当过同济大学的工宣团负责人……”

“最近刚把他调到市民兵指挥部当领导核心。”王秀珍插嘴说。

“……他在大学是搞过一 个时斯工作，对上层建筑的文教部门有了一些发言权，所以文元一再指名要他。”张春桥把他和姚文元、王洪文商定的意图，明白无误地摊牌了，“洪文还提出，像 公安部这样的重要部门，也要派工人中委进去，公检法不彻底改造不行。至于中央的工、靑、妇机构，在‘十大’以后都要相继重新建立起来，我觉得：全国总工 会，共靑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等，都应该有上海的工人参与领导，我还考虑，从我们国家工人运动的传统来看，在全国还要成立一些有影响的产业工会，像海员工会， 邮电工会等等。所以，名单里的海运局远洋轮的海员冯品德，参加中委以后，就可以考虑调到北京来，将来担任全国海员工会的主席……”

新中委糊里糊涂

原来张春桥等人早有深谋 远虑，凡是上海新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将来都要在中央的各个重要部门占据一个举足轻重的职位。这些人，必定是坚决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必定是絶对地忠诚于 “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的；换言之，他们将不折不扣地听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指挥。就这样，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套房里，又经过了一个通宵的比较，酝酿和 筛选，终于确定了一个使王、张、姚都比较满意的上海增选中委的名单。

这些十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有：

周宏宝，上钢一厂车工，姚文元要挑选他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后被张春桥调至中央教育部任二把手；

祝家耀，原上海5703厂（飞机制造厂）工人，王洪文认为他是“老造反”，后任公安部副部长；

张国权，原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冷作工，后调至六机部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拟提副部长；

陈佩珍（女），原上海市第五百货商店营业员、支部书记，后担任上海市革委会财贸组领导核心；

汪湘君（女），原上海市纺织局停经片厂工人，后担任上海市秘妇联主任；

冯品德，原上海市海运局某远洋轮海员，拟调至全国海员工会任主席；

于会泳，原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教师，因参与搞样板戏有功，被江青、张春桥看中调至北京，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后任文化部部长。

名单确定以后，加上原来 上海已进入中委、候补中委的人员，总共有十六名之多，比例很大，名单经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确定后报了上去，至于“十大”全体会议最后的选举，只是一种 程序，结果所有的候选人全都稳稳地当选了。可是，这些新增选的中委、候补中委，大都不是“十大”代表，没有来北京参加大会；他（她）们自己还都远在上海， 蒙在鼓里。

大会选举一结束，会议公 报还未发表，第十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尚未公诸于世，马天水就马上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急如星火。因为即将召开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所以要求市委办公室连夜通知名单上的这些人集中，乘飞机来北京，可是还不能告诉他们到北京干什么，暂时保密。

名单上有些人确实是被从睡梦中叫醒的，稀里胡涂地赶到集中地点，被飞机一股脑儿地载到北京。当他（她）们掀开被窝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头奖”──在梦里当上中央委员了！

当天晚上，名单公布。第二天上午，在北京京西宾馆大礼堂旁边的会议室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接见了这批上海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王洪文，张春桥等和大家一一握手，可是对有些人根本不认识；姚文元更是闹笑话，他当场把周宏宝和张国权两个人的姓名和面孔都认错了。

握手已毕，大家围坐成一圈。

张春桥笑吟吟地说：“你们都要有调到中央各部门工作的思想准备……本来我不大愿意从上海抽干部，多抽了又要说什么是‘上海派’。现在感到有需要，就要抽！”张春桥说到这里，自左至右把大家环顾了一周，然后问道：“你们想到过自己这次会到北京来吗？”

“想不到！”“根本没有想到！”“众口一辞。

“十大”期问，北京正在举行规模盛大的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所以，从上海市第五百货商店选拔上来的候补中委陈佩珍这时直着噪子说道：“半夜里通知我上北京，我还以为是要我参加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接待外宾工作呢！”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这样，一批来自基层单位的职工，一夜之间，在睡梦里当上了中央委员，在党史上留下了一则奇闻。

二十二．毛泽东为何选王洪文接班

毛 泽东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最早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中共党草的就是他，可是后来又说他是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鲁哓夫式的人物，终于发动一 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搞掉了。第二个是林彪，作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可是到第二年两个人就在庐山会议上闹翻，最 后林彪想另立中央，出逃殒命。这下子给了毛泽东沉重的打击，他考虑再三，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上，选定了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选王洪文做接班人，外界曾经有过很多议论、分析和猜测，作为和王洪文一起造反，又在十年文革中和他长期共事的人，我愿意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和真实细节，供人们了解毛泽东选中第三个接班人的全过程。

毛泽东是怎样认识王洪文的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王洪文在上海市第十七棉纺织厂造了厂党委的反，一个是共产党中央的主席，一个是基层工厂的保卫科干事，可以说根本没有谋面的机会。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起了媒介和桥梁作用的，就是张春桥。

张 春桥当时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被毛泽东看中，升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以后又被委派到上海处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 总司”）成立后所引发的“安亭事件”，和当时的“工人领袖”王洪文、潘国平等接触颇多，对处于困境中的他们表示支持，因而使王洪文等人对张春桥感恩戴德， 言听计从。解放以前，上海的地痞流氓都盛行拜“老头子”，找靠山，以谋求占领地盘和站稳脚根。有一次，张春桥在和我谈到“工总司”的这一批头头时，公然笑 着说：“他们把我当‘老头子’了！”这并非言过其实，对于“工总司”，张春桥确实发一句话就可以“摆平”一切。

在 选择“工总司”的主要领导人时，张春桥考虑到王洪文的出身好，成份好，又是共产党员，做过工厂的保卫干部，所以让他当上了一把手，而把另一个在造反初期影 响更大，年纪更轻，不是党员的潘国平贬了下去。王洪文对此是心领神会的，所以他对张春桥更是俯首贴耳，没有二话。而张春桥自己，也多次声称要稳定上海的局 势，主要靠两百万职工，特别是一百二十万产业工人。所以，他紧紧地把王洪文和“工总司”捏在手里，当作自己的筹码。

张春桥、姚文元从一九六七年初返回上海工作以后、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一份书面汇报，加上毛泽东也给了张春桥一个任务，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的人选。这样，毛泽东就从张春桥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陆续了解了“工总司”以及王洪文等人的情况。

要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那是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事，毛泽东经周恩来安排，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在西郊顾家花园代号为“414”的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 事件，王洪文调动三十多万工人，提了长矛、拿了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命委员会和“工总司”的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组织。毛泽 东深夜坐了装甲保险轿车到外滩巡视，只见一群群“文攻武卫”战士头戴藤帽，手持长矛，雄纠纠地守卫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门口。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 的形势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毛泽东感到很高兴、当张春桥向他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时，毛泽东指示“武装十万工 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根棍子！”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对我说，要在电视机的频道里多安排一些节目。我让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毛泽东在“414” 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我还安排播出了一批文艺节目；实况转播了几场批判原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电视批斗会，批斗会会场放在上海杂技场和文化广场，全市各 单位都可以收看。张春桥陪同毛泽东在招待所收看电视，适值王洪文在批门会上作总结发言，张春桥向毛泽东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毛泽东直接收看、收听了王洪文 的讲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这个指挥几十万工人踏平上海柴油机厂的“工总司”司令，在电视里侃侃而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和王洪文的首次谈话

毛泽东在开始发动文化大 革命的时候，主要是惜助青年学生的力量，支持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他自己八次接见红卫兵，鼓动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到天下大乱以后，毛泽东想要从“大乱”走向“大治”，可惜已经不行了，那些青年学生、红卫兵们不听话了，他们打派仗，搞武 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再也收不拢来了，于是，毛泽东又把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作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批示，中央发出 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毛泽东说：“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 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一时间，工人阶级又获得 了高无上的荣誉和地位，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王洪文们更加神气了，“工宣队”进驻了所有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甚至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部门也改名 为“工宣队一办”，“工宣队二办”……。一九六八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去观礼，王洪文就是上海代表队的领队。

这次国庆观礼，王洪文他 们住进了中南海。文革初期，王洪文带领上棉十七厂“誓死造反队”上京告状时，只能住在北海附近的商业招待所里，现在和那时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深夜，周 恩来总理还到观礼代表的驻地嘘寒问暖，更使代表们感到激动万分，最最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检阅国庆游行队伍以后，毛泽东竟然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单独接见 了他，这使他喜出望外！

毛泽东这时已经向清华， 北大派出了“工宣队”，“军宣队”，他还用向他们赠送芒果等方式，表示自己对他们的支持，毛泽东深知：此时此刻，全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对稳定文革局势，巩固 文革成果，是有看决定性的意义的；他当然也清楚：以上海的重要地位而言，上海的工人阶级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当成为“领头羊”。自从他一九六七年 八月在上海的电视荧幕上见到了王洪文以后，现在他也有意要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一下这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首领人物。正如他一贯所主张的：要了解一个人，就得 要和他谈一次话；要认识一条路，就得要用脚亲自去走一走。

于是，在天安门城楼上， 经过张春桥的引见，毛泽东单独和王洪文谈了—次话。王洪文接到通知，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天安门城楼，步入用屏风阻隔着的贵宾会见厅，看到毛泽东 坐在中央的沙发上……这时，张春桥避开了，这是张春桥的聪明之处，他知道这种时刻是毋需他在场的。

穿着当时流行的军便服的王洪文，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他介绍给坐在一旁的林彪。林彪礼节性地和王洪文握手，他对王实在是一无所知，他瞅瞅这年轻人，万万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工人日后会取代他的位置，成为毛泽东的第三个接班人。

毛泽东按照他的习惯，首 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这样便可以凭借他的渊博知识，展开话题。王洪文问答说，自己是吉林省长春市人，一九三五年出生在长春市郊区。毛泽东屈指算来，那正是 伪满洲国时期，溥仪上台，长春易名“新京”，成了伪满的首都。毛泽东问王洪文，家里是干什么的。王洪文回说是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从小没有读完小学， 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到十六岁上，东北解放了，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后，又跟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毛泽东问是什么部队，王 洪文说是二十七军，毛泽东很熟悉，记忆力相当好：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王洪文说：我就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里入了 党；一九五六年复员，又到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保全工，一九六四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当中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不要听后面的 这些话，打断了问：你现在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工总司”工作？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厂里每个楼拜都去劳动。毛泽东点 头叮嘱：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这次个别谈话，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他一再向别人推荐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这段评价源出于此。对于王洪文来说，毛泽东和他的个别谈话也是一次重大的契机，将影响到他今后毕生的发展道路。

王洪文在中共“九大”上成了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

自从一九六八年国庆节王 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以后，身价倍增，国庆观礼的代表们集体返回上海，王洪文却没有回来，他被指定列席从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 二中全会。就是这次全会，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作出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这次全会，还批判了所谓的“二月逆 流”，批斗了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荥臻等人。王洪文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党的高级政治生活，而且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当众提名。

在十月十三日的全体会议 上，毛泽东赞了上海，他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在十月三十一日的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又对参加中央全会的全体人员说：“介绍 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了起来）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多大了？（王答：三十四岁。）前年‘安亭事 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 上肯定上海的形象，表汤上海的工人，并当众推荐了王洪文，说明他早在一九六八年的时候想要从工人阶级中提拔新生力量的念头巳经开始萌芽！至于王洪文自己， 把毛泽东的接见和能够列席中央全会，看作是一种殊荣。回到上海以后，他向我们激动地谈论毛主席接见的经过，参加中央全会的感受，还把毛泽东和他合摄于天安 门城楼上的照片，送到上海展览馆展出。
由于毛泽东 对王洪文的重视，张春桥和姚文元回到上海以后，也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把上海市革命委会会领导成员的排名次序变更了一下，将原来名字排在后边的王洪文，调整 到了我的前面。这样，本来上海的红卫兵给我起的外号叫“徐老三”，现在王洪文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王老三”。

接下来，中国共产党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各地展开，王洪文担任了上海“九大”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和我一起布置收集了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 等人的材料七十多份，主持编印了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带到“九大”去作批判用。在“九大”问会期问，王洪文不仅担任了上海代表围的负责人，而且被指 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毛泽东对王洪文，也由于接触增多而更加熟悉起来，例如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下午的“九大” 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曾三次提到王洪文，和他展开了对话，一问一答，说明毛泽东对王洪文越来越器重了。

王洪文最出锋头的是在 “九大”四月十四日大会上代表全国工人阶级作了发言。本来，最有资格代表全国工人阶级的，不是王洪文，而是王进喜，外号“王铁人”，他是大庆油田的优秀工 人，全国劳动摸范，在“工业学大庆”的运动中，“王铁人”的英雄事迹已被人们广为传颂，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巨大贡献使他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而且 “王铁人”这次也参加了“九大”，被选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按理说，王进喜（“王铁人”）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大会上发言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王进喜的这 种资格却得不到“中央文革”的认可，江青、陈伯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文革以前的劳动模范大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思想偏于保守，“路线觉悟”比 较低，不敢造“走资派”的反，所以不同意像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九大”发言，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工人代表发言。

由于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格 外垂青和关注，也由于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对上海作出了明确的肯定：“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 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王洪文作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 领，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了大功，因此、他当仁不让地成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并且取得了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九大”发言的资格，赢得了毛泽东和“中央文 革”的青睐。

王洪文为获得了这样的荣 誉而神采飞扬，但是发言人的名单到四月十三日下午才由毛泽东最后确定下来，四月十四日，就要发言了，王洪文十分着急，我答应为他起草发言稿并送给张春桥、 姚文元审改，他才定下心来。随即，他向我借了十五元钱，到大会小卖部去买了一条黑色的的确凉长裤，配上一件新的上装，使这身新的装束更符合一个工人阶级代 表的身份……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以后，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一本正经地从主席台座位上走向旁边特设的讲坛，用他那口清晰而又略带一点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向全党发言。

王洪文在发言中代表广大 的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他讲了四点内容：一是代表广大工人阶级表示要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 思想；二是要遵照毛泽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完成工厂的斗、批、改任务，搞好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三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四是要学习解放 军，武装好工人，随时准备粉碎来犯之敌。

王洪文在发言时，毛泽东 以及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一千五百十二名“九大”代表都凝神谛听，摄影机沙沙转动，照相机嚓嚓闪光……第二天，大会公报发表的时候，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 泽东，林彪以及其它中央常委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登上了报纸的显著地位。王洪文的名字，从此响遍国内，传至海外……

在与林彪集团斗争中王洪文取得信任，调往北京

从“九大”开始，毛泽东 就有意减少党内老同志的位置，在中央委员会内大量吸收文革新人。在大会选出的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的中委、候补中委只有五十三 人。毛泽东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接见部分代表时说过：“我们中央委员会絶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毛泽东又说“今后我们 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这说明他的“吐故纳新”思想，已经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中得到体现了。

在“九大”的选举中，王洪文和我都当上了中央委员，上海的老干部马天水当上了候补中央委员；张春桥，姚文元则都进了政治局。张、姚此后的精力都要放在中央工作了，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回到上海来，他们就指定由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

“九大”以后，林彪集团 和江青集团争夺权力的门争渐趋激烈，在中央，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问题，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上海、王洪文和林彪的心腹、空四军 政委王维国，在关于武装民兵和公安部门行使职权的范围方面，也不断地发生磨擦。这场斗争延续到一九七○年八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来了个总爆发。毛 泽东识破了林彪等人的用心，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支持了江靑和张春桥，抛出了陈伯达。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是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的；同时，由于我们向江靑，张春桥提供了一华北组六号演示文稿，为他们及时向毛主席告状并取得胜利立了一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寓所秘密接见了王洪文和我。她 当场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在毛泽东和林彪决裂的关键时刻，我们听懂了江青转达的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殷切期望，此时此刻，这个期望 合有特殊的意义。

庐山回来以后，王洪文在 抓“批陈（伯达）整风”的同时，表示要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加强自身的学习，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和我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每天上午在我家一起 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了一些学习体会以后，他接受我的建议，由我代他起草 了一份向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书面报告，汇报他自己学习马列著作的情况和收获，并表示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所推行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这实际上是表示要 和林彪所鼓吹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赞许，批示同意作为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参阅。这一来，王洪文又成为毛泽东所肯定的学 习典范。

―九七一年四月，中共中 央举行批陈整风汇报会，王洪文在会上看到了毛泽东对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检讨的批示，觉得对林彪等人的斗争升级了，王洪文和我在会 上作了联合发言，揭露林彪一伙在庐山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是一次未遂的政变。此举遭到林彪一伙的嫉恨，他们事后在商量谋害毛泽东的阴谋时，曾打算在事成之 后，把谋害的罪名加到王洪文和我头上，先把我们逮捕灭门，然后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是这一伙人干的，再顺藤摸瓜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网打尽，只是这 个如意算盘因林彪等人的覆灭而未能实现。

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问，毛 泽东巡视南方，一路讲话吹风，揭露林彪一伙的反党活动。九月十日，毛泽东从杭州突然来到上海，第一天在专列上接见了王洪文，第二天又把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 叫到上海，当面召见了许世友和王洪文，向他们交了林彪事件的底，紧接着，毛泽东又不告而别，乘着专列风驰电掣般返回北京。林彪等人张皇失措，连夜出逃，自 我爆炸，机毁人亡。

林彪自爆以后，王洪文接 获中央的通知，赶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命令，立即返回上海抓捕林彪的心腹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并且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项目工作，有些重要 的材料，都是由王洪文派人直接送周恩来转呈毛泽东的，在揭露林彪集团反党活动的过程中，王洪文的忠诚进一步取得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任。

林彪的覆亡，事实上已经 说明了毛泽东个人遴选接班人的实践的失败，可是他仍是不肯罢休的，他忧心忡忡，思量自已的身后事，觉得接班人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当然，现在中央的日常工 作是由周恩来在主持，毛对忠心耿耿的周也是信任的，但是，周已经七十四岁高龄了，毛自然不会选这位只比自己小五岁的老同事做接班人的，本来，这件件事还可 以从长计议，可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在对周恩来进行小便常规检査时，发现他竟患了膀胱癌，这个突发事件促使毛泽东加快了另选接班人的步伐。

毛泽东麾下的中央政治局 成员，分为属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像叶剑英，李先念这样的老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另一部分是像江青，张春桥这样的“文革派”，这一 派动辄训人，积怨甚多。无论从哪一部分中选接班人，都难以摆平；即使毛泽东比较属意于张春桥，但从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受到围攻的情况来看，他很难得到中 央委员会里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毛泽东决心撇开现有的中央政治局，从省、市一级选拔一个接班人上来，这样，两方面都没有理由反对。他想到的第一人选，就 是王洪文，王洪文忠实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对这个年轻人只见过几次面，毕竟还不够了解，毛泽东决定先把他调到身边来全面地加以考 察，看他是否能当此重任。

―九七二年九月间的一天，在上海的王洪文接到北京张春桥的电话，通知他把工作移交一下，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去学习，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问学习什么、怎么学习，张春桥说，学习要有一段时间，所以要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随带一个秘书。

王洪文接完电话，赶紧找我、马天水和王秀珍商量，我们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议论半天。我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

王秀珍嘴快，一拍巴掌：“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

王洪文赶紧制止她：“嘘，不要乱说。”

马天水频频点头：“林彪集团垮台以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

其实，当时我们几个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我们认为：王洪文去中央“实习”一个时期以后，很可能会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王洪文的职务会超越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跃而为党中央副主席。这一点，连王洪文自己当时也是万万预料不到的。

―九七二年九月六日晚上，我们几个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设宴为王洪文饯行，九月七日上午，我们到虹桥机场为他送行，王洪文和秘书小廖提着手提箱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目送着他乘坐飞机，“青云直上”，向北京飞去……

王洪文调到北京以后，中央要他一面学习，一面参加中央的工作。周恩来特别关心他，安排他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一起，又通知他参加中央的各种会议……王洪文自己也搞不淸楚中央调他去的最后意图，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毛主席要他上北京是要进一步重用他。

事实确实如此，毛泽东等 王洪文安顿下来以后，连续找他谈了几次话，详细地询问他的历史，并且在交谈中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和观点，既对王洪文进行考察和面试，又对他进行开 导和帮助。毛泽东还关照周恩来亲自帮带王洪文，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周都通知王洪文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 派的会议，甚至连绝密的讨论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项目会议，都要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这也是周恩来对王洪文的帮教和考察，与此同时，中央办公 厅还给王洪文送来了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供他学习使用。

王洪文面对毛泽东和党中 央的“考试”和考察，开始时确实是兢兢业业，谨慎小心的，中央说调他去是为了加强学习，他也就像模象样地学习起来，他向我提出，要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肖木 调去北京，当他的理论学习辅导员。肖木是写作组的主力，有理论水平，笔头又好，文采风流，我当然舍不得他走；可是王洪文指名要人，我不得不放。肖木帮王洪 文订了一个学习马列著作的计钊，每天共同读两小时，工作再忙，雷打不动，王洪文看到毛泽东认真学习英语，他也仿效起来，他通过我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物色 到一位姓黄的英语教员，调往北京，经常辅导他学习ABCD。

王洪文很快适应了中央高 层的夜间工作的日常生活，因为毛泽东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于是，从周恩来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都是睡到中午以后起床，处理文件；吃过晚饭以后， 参加各种会议，参加政治局集体办公，有事随时由周恩来请示毛泽东，一直忙到清晨才上床，王洪文因为随同周恩来实习，会议特别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张春桥 来上海，对马天水、我和王秀珍说：“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的会议，他呐，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 央军委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张春桥还向我们透 露了讯息：“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他宣布：经他和姚文元，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老干部马天水主持。

王洪文在北京忙则忙矣， 但整天学习、开会，和他在上海的小兄弟们见不到面，一贯喜欢冲冲杀杀、“猴子屁股坐不住”的人，现在要他整天练“坐功”，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 都不在北京，虽怪他要给上海的马天水打电话诉苦，说是自己感到很寂寞……但是，王洪文还是强制自己“耐得寂寞”，因为他知道：现在是关键时期，自己的一言 一行都要经得起毛泽东、周恩来的考察、了解……

毛泽东有时也把王洪文派 到全国矛盾比较尖鋭的地区去，观察和锻炼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先后把他派往新疆、浙江等省、市、自治区，王洪文很喜欢外出，因为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 抵达那里，能受到当地负责人的隆重欢迎和盛宴招待，至于处理两派冲突和地区武斗等，又是他所熟悉的，他在上海的时候，经常要到现场去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 盾，解决文革中“老、大、难”单位的问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现在他到了这些“老、大、难”的省、市、自治区，把两派的头头都召集拢来开会，向他们 转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懐和希望，要求两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基本上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工作颇有成效，经他去处理过的省、市、自治区，形势都有所好 转，这些成果，反映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那里，使他们感到欣慰，对王洪文增添了不少好感。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评也 逐步升级了，毛泽东对张春桥当面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 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考虑把王洪文的位置放在张春桥之上了，所以他要先做通张春桥的工作。

当然，对于王洪文的文化水平低下、知识比较欠缺，毛泽东是一清二楚的，但是，由于他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他更欣赏大老粗，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他就对党内的领导干部说过："大 寨党委书记是个大老粗、可不能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比较没得知识，知识分子办不了什么事，历史上当皇帝的朱洪武（朱元璋）识字不多可是有本领，我们军队里 边老粗很多，可是老粗打败了黄浦的学生。”根据这种推理，当过工、农、兵而又不是知识分子的王洪文，也是一名有本领的老粗，自然具备了当接班人的资格。

―九七三年五月，中央通 知我们到北京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议题是讨论“十大”的准备工作，中国共产党“九大”是一九六九年召开的，按理说，“十大”可以相隔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举 行，可是，那个写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九大”党章，实在不能再用，拖下去的话在全世界都要贻笑大方，所以，毛泽东决心提前召 开“十大”，看来他选择新的接班人已经胸有成竹了。

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他向我们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列席政治局并参加工作。又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至此，新的接班人巳初露端倪。

同年八月二十日，中央又 通知我们出席“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毛泽东没有到会，请周恩来传达他的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的建议，接着，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暗示：周恩来宣布，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毕，立即嫌恭地从主持人的地位上 退让，请王洪文接下去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全党一百零四名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立刻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选 举准备委员会王洪文为正，周恩来为副，说叫王洪文跃升到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地位，而周恩来的任务就是辅佐他，带一程，送上马……

王洪文代表毛泽东投票，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在十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做接班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党中央最高层就遭遇到阻力。

在 “十大”召开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众，周恩来传逹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 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惯：王洪文做过工，当过兵、种过田，以后又在工厂里当了干部，工、农，兵、干部……比较企面，还主持过上 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青干部……

不 料，周恩来说话以后，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李先念，纪登奎等闷声不响，张春桥、姚文元不便抢先表态，会场里沉默了半晌，使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感到十分尴 尬，过了片刻，许世友嘟嚷着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意思是他不赞成王当副主席。最后，还是叶剑英出来表态，叶剑英说：“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 早在六十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二十七岁，孙策小霸王十七岁、周瑜拜大都督时也只有三十岁……”叶剑英又调过头来做许世友等人的工作， “我们这些当军长、师长的时候，有的还不到三十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三十八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当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 后……”

通过叶剑英一再做工作，同时在副主席预选名单上又增补了一名军队干部李德生，这才使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在政治局曾议上获得通过。但是，这已经使王洪文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他向我提到这件事，仍然是耿耿于怀……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十大”开幕，毛泽东亲自出席并主持大会，他宣布：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由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这样一来，王洪文就跃升到党内第三号人物的位置。

那 天，大会的气氛有些特别，开会之前，周恩来向代表们宣布，今天“十大”开会，对外是保密的，现在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等候开会，而三楼宴会厅里正在举行亚非拉 乒乓球邀请赛的酒会，许多外国朋友在酒会上跳舞，正好掩护了“十大”的召开。代表们都觉得神秘兮兮的，而且，除了年老体弱的以外，大多数代表们来到会场， 不是乘车来的，而是通过漫长曲折的地下信道走进人民大会堂的，这更加增加了神秘感。代表们在大会堂里等候毛主席出场，等了许久不见毛主席上台，据王洪文后 来告诉我：“毛主席有病，两条腿走路不方便（作者：毛患的是运动神经元病，或称内侧纵索硬化症）所以他在后台练习走步，走了好一阵，适应了以后，才可以不 用人扶，缓步登上主席台。”当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大家没有呼“万岁”的口号，因为怕惊动了楼上的外国朋友，只是热烈鼓掌，所以大会的气氛和“九大”相比， 要冷静得多。

开幕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宣布散会， 所有的代表们都鼓掌欢送党中央领导人，可是，毛泽东却站不起来了，因为他的腿又不行了；只见毛泽东用双手撑了两下座椅旁边的扶手，做了努力，但仍旧站不起 来。他只得一屁股坐在椅子里。正在一旁的周恩来着急了，他向全场代表宣布大会已经结束，可是代表们看到毛泽东还坐着，就谁也不肯走，周恩来挥动双手指挥大 家走，大家还是不走。周恩来急了，快步走到后台找护士长，卫士长等商量，当时既不能公开宣布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又不便派人上台去把毛泽东扶下来。周恩来只 得重新上台，对一千二百多位代表说：“现在，毛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请代表们分几路同时退场！”毛泽东也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在这种情况下，总算有 人带头退场。毛泽东目送大家，又和身边的蔡畅等人谈话，代表们心中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可是看到毛泽东神态自若，又放下了心，大家边退场边回望，足足走了十 多分钟。当我们几个最后一批从主席台上离开时，毛泽东还坐在台上。当然，第二天的报纸上，还是赫然登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主席台，红光满面，神采 奕奕。”只有细心的观众，才会发现，当年关于召开“十大”这样重要的电影纪录片，由于上述原因根本没有公开放映。

正因为有了开幕式上这颇为尴尬的一幕，所以到了“十大”闭幕会议时，毛泽东索性不来了。可是，闭幕会议要进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毛泽东是不能放弃选票的，于是，毛泽东灵机一动，又想出了意味深长的一招……
八月二十八日，“十大”全体会议将在举行大会选举后闭幕，大会按时召开，却不见毛泽东登台，代表们心中正在嘀咕，只听见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委和候补中委。”
这简直是一着寓意深刻而又不露痕迹的妙棋。用不着作任何解释，就使一千二百四十九名“十大”代表恍然大悟，心知肚明：毛主席不委托别人而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出这庄严的一票，说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亲自选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接 下来，当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的时候，穿着簇新军装的王洪文，毕恭毕敬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面，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毛泽东的选票。早在 “九大”的时候，毛泽东就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一一画圈了，如果反对的话就在某人的姓名上打一个“ｘ”，所以，这份不着一个符号的名单，就表示 毛泽东完全同意。王洪文双手捧着这张选票，就好比捧着一份郑重的信任和嘱托，他缓步走向票箱，投下这庄严的一票……从周恩来以下的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全 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他们不仅是为毛泽东鼓掌，而且是为接班人王洪文鼓掌。

在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和周恩来的鼎力相助下，王洪文终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失宠”

最初的几个月，一连串 “三驾马车”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的报纸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开始，凡是毛泽东会见重要外宾，都是由 周恩来和王洪文坐在两侧作陪。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底，这种“三驾马车”的照片连续发了十六次。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 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

1973年周恩来和王洪文在北京机场欢迎法国总统蓬皮杜

也就在这几个月里面，王 洪文开始忘乎所以，本性毕露，生活上越来越追求享受，并和江靑、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一九七四年初，他们大搞“批林批孔”反对走后门，“三箭齐 发”；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一九七四年十月，“四人小宗派”开会后，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在周恩来病重以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 转移到邓小平身上。

―九七五年一月八日，我 和马天水、王秀珍到北京去参加十届二中全会，住在京西宾馆，王洪文来看望我们。在这次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原来已经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又被增选 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全会讨论四届人大即将通过的国务院人选时，还确定邓小平为仅次于周恩来的常务副总理。而王洪文则在所有的名单中没有得到 任何一个座次。

此刻，王洪文坐在京西宾 馆的套房里闷头抽烟，很少说话。我看他情绪低落，脸色难看，便安慰他说：“现在总理病了，中央还是你主持工作嘛。”王洪文把烟头一掐，恨恨地说：“什么主 持工作，现在权都是他的（指邓小平），国务院是他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读书班！”他停顿了一下，无可奈何而又气鼓鼓地说：“这些都是主席定的 呀！”

一九七五年八月，毛泽东决定王洪文到上海“蹲点”──调査研究，“帮助工作”。王洪文彻底“失宠”了！

从一九七三年“十大”毛泽东正式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到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对他大失所望，决定“下放”为止，只有两年时间。

毛泽东遴选第三个接班人，又以失败告终，但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二十三．王洪文与“刘盆子”

【注】据《刘盆子传》记载：刘盆 子是一个十五岁的放牛娃，由于有点皇室血统，竟然通过“摸彩”的方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是西汉与东汉之间发生的奇事。话说王莽篡取西汉政权后，苛捐杂 税日重，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绿林、赤眉农民起义。有人给赤眉起义军领袖樊崇出主意，要他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以便师出有名，号令 天下。樊崇也深知，老百姓心向汉室，此时任何一个异姓人出来称帝，无异于玩火自焚。于是，樊崇就开始搜罗刘姓皇族的后人。这些落魄贵族过了几代之后，基本 上都成普通老百姓了。这一搜罗不要紧，竟然搜罗出来七十多个人，其中数刘茂、刘孝、刘盆子三人的皇族血统最近。究竟该挑选谁来当皇帝呢？只能看谁的运气更 好了。樊崇老大就组织了“摸彩”仪式，规定谁摸到“帝札”，谁就当皇帝。结果，十五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抓了头彩。大伙都说，就是他了！刘盆子昨天还在山坡上 放牛，今天就成了皇帝。史载，当时刘盆子“被发徒跣，敞衣赭汗”（披发赤脚，身穿破衣烂衫），手中还拿着放牛的鞭子，头脑还正一片混沌呢，台下上百人就跪 下山呼万岁。刘盆子哪见过这阵势，当时就吓哭了，哭着喊着要去放牛。就这样，樊崇等人于更始三年六月，立西汉刘氏皇族后裔刘盆子为帝，号建世元年。刘继兴 考证，当上皇帝的刘盆子对朝政一点都不感兴趣，依然我行我素，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接下来，刘盆子就跟着起义军转战。就在他登基的这一年，起义军攻入 长安，灭刘玄政权。尔后，因饥荒向东撤退，被刘秀部所包围。刘秀的军队和赤眉军进行了几场血战，赤眉军大败，死了十几万人，最后投降。刘盆子随樊崇等都成 为刘秀的阶下囚。

可能是同宗同脉的原因吧，光武帝刘秀可怜刘盆子这个孩子，就封其为赵王郎中，赐荥阳均输官，食其税终身。刘盆子是今山东宁阳人，现泰山天胜寨尚有刘盆子洞等遗迹。

王洪文，是“四人帮”里曾经身居党中央副主席高位的重要人物；刘盆子，是距今一千七百年前西汉末年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小皇帝。这两者之问怎么会发生联系呢？使这两者挂上钩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

一 九七二年，王洪文奉调从上海到中央工作。毛泽东把他放在身边，开始时没有让他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而是委托周恩来培养他，考察他。王洪文刚到北京的这一阶 段，倒也兢兢业业，经常列席政治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会议，并受命到浙江省去处理两派矛盾，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过了一个时期，毛泽东开始正式考虑选拔 王洪文当接班人了。

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査研究，同时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十大”作准备。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着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

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二十四史”《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朱 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专攻古代史，最熟悉明史，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前，被调到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是“罗思鼎”小组的负责人，对于 “二十四史”，他当然熟悉，他曾经在在康平路担任市委常委的学习辅导员，和王洪文接触比较多。所以，王洪文一来上海就找他“解惑”。

毛 泽东对《后汉书》，《三国志》读过许多遍，称得上滚瓜烂熟。他曾说过，两汉史中高、文、景、武、昭烈各帝，较有意思；东汉史光武帝可读。毛泽东还曾先后叮 嘱他的秘书等人，要读《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荀彧传》、《程昱传》、《贾许传》、《刘晔传》、《夏侯渊传》、 《田畴传》和《董卓传》，独独没有提要读《刘盆子传》。这次，是毛泽东单独向王洪文作出的读书指示，朱永嘉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马上敏感到：毛泽东读书， 向来是提倡“古为今用”的，如今他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肯定是寓有深意的，为了探索其中的含义，我要朱永嘉赶紧把《后汉书》找来一读。

刘盆子何许人也

《刘盆子传》中写进“刘盆子者，泰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式县，位于泰山脚下的泰安附近，景王刘章，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而盆子是刘章的后代，身上有点皇族血统，可以算是刘氏的宗室。不过，当时他的社会地位很卑微，是个放牛娃，人称“牧牛童子”。

新莽末年，赤眉农民起义。“琅琊人樊崇起兵于莒，西攻长安”。有人给起义军的领袖樊崇出主意说：“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樊崇采纳了这个建议，同意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以便师出有名，号令天下。

当 时，在赤眉起义军中有景王刘章的后代共七十多人，其中数刘盆子，刘茂、刘孝三人的皇族血统最近。究竟该挑选谁来当皇帝呢？赤眉军的首领樊崇等人商议，听说 古时候天子带兵者称为“上将军”，他们就想了一个有趣的办法找了三块小木片，其中一块木片上写了“上将军”三个字，作为凭证，和另外的两块空白的小木片， 一起放置在一只方形的竹器里，用“摸彩”的方式来确定谁当皇帝。
办法想好以后，赤眉起义军在陕西华县的郑北地方筑起了高台，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樊崇把军中的高级将领都请来，会集在台阶下，让刘盆子等三人站在高台中 间，依照年纪的大小先后到竹器里去“摸彩”。“牧牛童子”刘盆子的年纪最小，论到最后一个摸，却偏偏给他摸到了那块写有“上将军”字样的木片凭证。于是， 刘盆子侥幸当上了皇帝，将领都向他膜拜称臣，这个放牛娃当时只有十五岁，看到这么多人朝拜他，紧张得差一点哭起来。刘盆子当了皇帝以后，依旧故我，经常和 一班放牛娃玩耍嬉戏……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隐忧

王洪文的经历，在某些方 面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他原来的社会地位低微，从小也放过牛、养过猪，在东北吉林的田野里干过农活。早在一九六八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 时，他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这段经历。毛泽东也曾经多次向别人介绍过王洪文的身世，说他是“三结合”的：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以后又当过干部。因 此，当毛泽东得知周恩来患了絶症，决心选拔王洪文做接班人的时候，就特意从《后汉书》中挑出了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让他阅读，无非是提醒，也按照刘盆子的 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依仗着刘氏宗室这一条，“摸彩”摸得了一个皇帝的寳座；你王洪文自小也是个放牛娃，革命资历很浅，只是依 靠文革的机遇造反起家，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我们的党总得挑选一个各派都可以接受的年轻接班人，你才侥幸地被选上了。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少长 进，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务正业，整天和一帮“牧儿”嬉戏，最后将以失败下台眘吿终。

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确 是抱有希望的，循循善诱，耳提面命，唯恐他成不了大器。同时，毛泽东心中也有隐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选拔一个工人担任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是有过先例 的，结果很不理想。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过这样的风气：推选产业工人或血统工人出任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职务。中国共产党当然也受 到过这种影响：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会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中央政治局，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份，推举了工人 家庭出身、在武汉当过水手和码头工人的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向忠发虽然在名义上成了党中央的一把手，但是实际上无论从能力、水平或是 资历、威望来看，他都难以胜任这个重要职务。结果大权旁落，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其实是由知识分子出身的李立三在主持，以后领导权又落到王明手里，向忠发不过 是摆摆样子的傀儡而已，如今，“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思想又席卷中华大地，这种领导作用在组织上也必然要体现出来，于是，王洪文就应运而“上”，成了 乘直升飞机登上党中央副主席高位的幸运儿。

但是，王洪文能不能胜任这个职务呢？会不会又成为向忠发第二昵？这一点，毛泽东是不无担忧的，他吩咐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担心和忧虑。

王洪文读懂了没有

至于王洪文自己，当然最清楚自己的底子，不是毛主席亲自点名提拔，在中央谁也不会服他的。这次毛泽东要他读《刘盆子传》，肯定是要他从中领悟些什么。这件事找别人讲解，议论都不方便，只有找朱永嘉最合适。

王洪文约朱永嘉第二天带了《后汉书》到康平路大院里去，给他详细讲一讲《刘盆子传》。朱永嘉接到通知以后，在写作组办公室把这篇文章又认真读了一遍！读毕，拍案而起，对坐在旁边的市委写作组几个领导核心说：“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刘盆子！”

接着，朱永嘉急匆匆地来 到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楼上我的办公室，和我商量怎么讲《刘盆子传》。我们都懂得：天机不可泄漏“毛泽东要通过《刘盆子传》传达给王洪文的讯息，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所以，我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它什么话都不说。

第二天，朱永嘉进了康平路大院，坐在王洪文办公室里的沙发上，两个人翻开了《后汉书》。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

王洪文是个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消把翻译成白话文的《刘盆子传》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这篇文章的用心所在了。但是他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后汉书?刘盆子传》，他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把话题扯开去，谈了一些别的事情，问了问市委写作组的工作，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此后，王洪文在毛泽东的推荐下，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仅在周恩来之后，这个职务使他着实风光了—阵，凡是毛泽东接待外宾，陪同接见的除了周恩来之外，必有王洪文，报纸上的大幅照片和新间纪录像片里的镜头，都少不了他。

比刘盆子还“刘盆子”

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王洪文生活上的排场也大起来了。他住进钓鱼台十六号楼，这里原来曾经是“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后来给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合住，现在经过全面修缮，成了王洪文一个人的府第，这是一幢高级的国宾馆，和江青住的那幢楼可以媲美。

此外，他又通过中央军委在北京西山八大处新建了一幢高级别墅。因为他在上海的时候，陪同某个外国的国家元首打羽毛球打出了瘾，他就在北京专门布置了一个羽毛球馆，可以连续几小时和人厮杀。

在王洪文身边，配备了一 个专门的服务班子。有几名男性服务员专给他整理房间、调节温度、打扫卫生、端茶送水等等；他爱吃北方饭菜，就派了一个烹调手艺很高的厨师，天天给他做北京 菜。毎天深夜十二点钟以后，王洪文要吃宵夜，厨师得做好一顿丰富的夜餐才能休息，此外，还有专门的保健酱生和保健护上，给他定期检查身体和定时服药。

王洪文还有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先后配备过四名秘书，最受信用的随身秘书，是在上棉十七厂随他一起造反的，负责保管他的文件，伸达5指示，安排生活，对外联络等等；一名文字秘书，是从上海市委写作组调去的，负责替他起草文件，撰写讲话稿等；从上海警备区调去一名干事，负责值班，听电话，做记录等；最后又从中央办公厅调去一名工作人员，负责和各省、市、自治区联系。此外，还从复旦大学调去一名英文教员。

王洪文在北京有四辆车： 两辆“大红旗”，两辆进口轿车，配有专门的轿车司机；可是，王洪文为了自己的行动方便，特地从上海调去一个驾驶员，作为自己的专用司机。在警卫工作方面， 八三四一部队给他配了贴身警卫人员，叫做“随卫”，除了睡觉以外，几乎整天都跟着他。遇到王洪文外出活动或到外地视察，中央警卫局还要派出一名科长，带着 专门的警卫班子负责他的保卫工作。

按理讲、有如此优裕的政 治条件和生活条件，王洪文应该加倍努力地工作才是。可是，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王洪文的贪欲也变本加厉了。他嗜酒如命，甚至发展到一天三顿都离不了酒。他 的心腹和小兄弟到北京出差，开会，王洪文就在钓鱼台设宴招待，大喝特喝。还要从上海调厨师、带餐具去北京，替王洪文特意操办请客用的筵席。

吃完了酒，就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看电影，经常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有一天深夜，王洪文正在和几个心腹打扑克，突然江青有急事找他，事先没有通知，直接闯进了王洪文住的十六号楼。王洪文慌了，忙不迭用报纸把桌子上的扑克盖起来……

要问王洪文那些奢侈的消 费品和吃、喝、玩、乐的东西从哪儿来？这里有一个秘密那就是王洪文安排他的小兄弟马振龙，到上海市轻工业局去担任局党委副书记和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振 龙原来是上海搪瓷机修厂的工人，江苏泰兴人，长着一张长长的脸、王洪文叫他“马头”，这个“马头”造反以后，由于死保王洪文，成了王的“铁杆”心腹，先是 担任“工总司”闸北区分部的头头，后来调到“工总司”办公室工作，王洪文看到轻工业局“油水”很大，生产的产品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就把马振龙调 去，这个局的正职是老干部，看到马振龙是王洪文派来的，根本不敢得罪他，马振龙事实上成了轻工业局的“4太上皇”，直接控制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

王洪文调去北京以后，马 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大量产品去，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 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马振龙送去，王洪文拿到大批物资，有的自己享用，有的转手送人，例如马振龙送去“试戴”的手表，王洪文就抓一把在自己的口袋 里，到人民大会堂或是京西宾馆等地去，随手拿出来送给女服务员，笼络人心。

从此，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等一应俱全的上海市轻工业局，就成了王洪文一伙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总站。而执掌这一方面大权的马振龙，也越来越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当上了四届人大的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去访问。

中南海的枪声

王洪文提着马振龙送去的 钓鱼竿，到处晃荡，寻找钓鱼场所。特别是一九七四年他到长沙去面见毛泽东，告周恩来等人的状，受到了毛泽东的严肃批评以后，王洪文的政治情绪一落千丈，更 是沉溺于渔猎之中。毛泽东说过：“钓鱼台无鱼可钓”，王洪文便走出钓鱼台，到中南海去，到养蜂夹道去，甚至到叶剑英的住处去钓鱼，因为那里屋前有一片很大 的湖面，水草丰富，鱼儿众多……

王洪文背着上海送去的猎 枪，到首都的军用机场去寻找他的猎物。秋天，他打野鸡，因为那个时候散落在田野里的榖物比较多，野鸡容易觅食，长得很肥壮。王洪文坐在吉普车里，举起双筒 猎枪，汽车掠过草丛，惊起躲藏着的野鹤；王洪文不愧是当过兵的，枪法很准，他叩动扳机，一枪一只，可以连续打上几个小时。

冬天，他打野兔，机场里 的草都枯萎了、被大雪覆盖着，野兔往往在晚上从洞里胞出来觅食。王洪文的劲头可大了，在漆黑的冬夜驱车到机场，他的吉普车的前车窗旁，装了光度很强的照明 灯，王洪文戴着皮帽，穿着大衣，坐在车里举枪瞄准。吉普车在机场的雪原上疾驰，野兔看到像利剑一样射来的照明灯灯光，会吓得匍匐在地，不敢动弹。王洪王的 枪声一响，野兔应声倒地……这样，在王洪文的宵夜餐桌上，又多了一道美味的下酒菜。

王洪文外出钓鱼、打猎， 不只是一个人去，还要有一大批人随行：秘书、司机、警卫员、护士……夏天给他张伞遮阳，冬天给他披衣御寒。直至毛泽东病重期间，他的这种沉迷于渔猎的积习 还是改不了。毛泽东病危时，中央决定由王洪文和华国锋等人日夜纶流值班，照看毛泽东的病情。可是，这个被毛泽东一手提携的王洪文，竟然在这样重要的时刻， 撇下他的病人，偷偷溜到中南海的湖边去打起野鸭来了。“砰！砰！”的枪声、不仅惊起了满湖的野鸭，也惊动了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大家对他怒目相向，义愤填 膺……

这枪声，宣告了王洪文必然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王洪文终究没有续懂、当年的刘盆子，当了皇帝以后，和放牛娃终日嬉戏；今日的王洪文，比之刘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王洪文终于变成了“刘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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